多维新闻/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6月5日用一条极为简单的消息证实1989年“六四”时期的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病逝。值得关注的是，这条消息用的是“病亡”一词，引发各界热烈讨论。
陈希同6月2日既已病故，而官方3日后才发通告，除了故意跳过“六四”这个敏感的时点之外，是否也与这“病亡”二字有关系呢？
盘点中共前高官们的“死亡通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姚文元、徐景贤、张春桥、王洪文等死后，新华社电也用的是“病亡”一词；而邓小平、杨尚昆等死后，新华社电用的是“逝世”。
据多维新闻分析，“病亡”只是简单陈述了一个事实，基本不带有感情色彩，用在四人帮和陈希同身上是表示死亡的原因是疾病，并无感情色彩。尽管如此，但将以前用在四人帮身上的词用在陈希同身上，难免给人一种陈希同沦为四人帮之流的印象。
“去世、病逝、病故”，表示对死者是尊敬的。当初，大陆宣布蒋介石去世时，用的是“蒋介石死了”，一方面陈述了死亡的事实，另一方面是对死者的轻视和不敬。
有分析称，官方出此通告，自然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江泽民，陈希同是在江泽民任中共总书记时落马的，如果现今执政的习近平用“病逝”来定位陈的死，是不是就等于为陈希同“平反”了呢？这个问题其实大有深意。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如今陈希同已死，而关于他的是非功过，或许就在中共官方定义的“病亡”二字身上。
对于网友的反应，@恋爱与婚姻管理说：“用词相当不敬。怎么曾经也是贵当的高级干部。居然用病亡。难道一个病逝那么难？”；@新罗居士表示：“病亡！！！最差的讣告！”；@苏荣才分析称，介绍年龄83岁，并不是紧接在病亡之后，而是颇费心思、另起一句，以避开此处不便用的“终年多少岁”的尴尬。
此外，官方公布的消息正文也未提及陈希同的生前官职，也没有提及他曾是中共党员，甚至没有加上“同志”的惯例称呼，也没提及陈希同去世的具体时间，这也区别中共此前发布高官讣告。新华社的这一消息成为“标准体”，虽被新浪、网易、腾讯等网站以及各地方媒体网站纷纷转载，但正文均无一例外地照搬“新华体”。
有许多人不知陈希同是谁，有网友甚至说“我以为是陈冠希呢。”，另有网友对陈希同表达不满，“江湖的最后一个大佬”、也有人说“真是便宜他了”。也有人对“六四”时期的关键人物一一去世表示失落，有网友说：“百度词条里陈希同被分类在中国落马官员。我不知道以后我的孩子能从何处窥视真实的历史，我该怎样给她讲过去的故事。”
从六四戒严总指挥跃升“北京王” 陈希同的前世今生
多维新闻/六四时节多家媒体公布原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病逝消息。当时被指为六四戒严总指挥的陈希同虽在晚年竭力推卸责任，为自己漂白，但六四后获得升官一跃而为“北京王”的陈希同，六四期间的具体角色确争议颇巨。因贪污被定罪，陈希同1997年遭开除党籍，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北京市高院1998年公开宣判陈希同贪污、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16年。
陈希同在六四中扮演的角色
2013年6月2日陈希同在京逝世。陈希同被定义为“六四事件”帮凶，曾坐镇中南海参与镇压的指挥。本文为您揭开陈希同在“六四”期间究竟扮演何种角色。
陈希同——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任北京市市长，曾参与和学生对话，在对话中表示自己的子女是普通工人，自己除工资外没有任何收入。赵紫阳在回忆录《改革历程》中说：“（1989年4月）24日的常委会上把学潮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并形成了会议纪要。李鹏、李锡铭、陈希同是领头人。”1989年6月4日，坐镇中南海参与了对学生运动镇压的指挥。
谁是“六四”元凶？赵紫阳在回忆录清楚告诉世人，决定镇压的是军委主席邓小平，并获其余7名垂帘听政的中共元老陈云、杨尚昆、王震等人支持，而总理李鹏、副总理姚依林，则向元老们煽风点火。结果，在得到手握军权的邓小平拍板后，李鹏于89年5月19日晚宣布，从20日零时起，北京地区实施戒严，这也揭开血洗京城的序幕。之后，李鹏授权北京市长陈希同执行这些“格杀勿论”戒严令，为“六四”悲剧揭开序幕。
1989年6月1日，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提供了一份报告，其中提到：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全体官兵已经做好了从精神到物质的全面准备，只待中央军委的一声令下，即可开赴天安门广场，实施清场行动。这份报告，是促使邓小平、杨尚昆等人最后下达天安门广场清场命令的一个重要因素。
1989年6月2日上午，邓小平、李先念、彭真、杨尚昆、薄一波、王震等中共元老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三名留任的常务委员李鹏、乔石、姚依林一起开会，共同就“迅速制止动乱，恢复首都秩序”，对天安门广场实施实施武力清场的最后决定。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当天就将天安门广场清场命令下达到了各解放军戒严部队。也就是说，从1989年6月2日开始，解放军戒严部队正式启动了天安门广场清场的军事行动。
在目前所见到的有关资料中，都没有提到已经内定的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江泽民当时已经身在北京，他于1989年5月29日乘坐军用专机抵达北京西郊的西苑军用机场，应该是参与此次中共高层会议和决策的。一般认为，邓小平、杨尚昆、李鹏是“六四”血腥镇压事件的主要责任者，而江泽民是主要得利者。实际上，江泽民不仅是得利者，同时也是一个责任者。这也正是江泽民掌权之后，极力反对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这次会议上，杨尚昆首先介绍情况说：“人民大会堂、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公安部机关大院等地方，都已经有戒严部队进驻，对天安门广场实施清场行动，戒严部队全体官兵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经过近半个月的思想政治工作，全体官兵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场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认识到戒严的必要和合法。执行戒严任务的各个部队都表示，要坚决排除干扰，无条件地执行并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以实际行动证明解放军戒严部队是坚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到目前为止，各个部队都已经制订了警戒、防卫方案，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迅速执行命令。来到北京后，各个部队坚决实行‘全时、全员、全方位’的封闭式管理，管好人，管好枪，管好车，保证了戒严部队自身的团结和安全。所以，我对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充满信心。”
紧接着，与会者纷纷发言表态，一致要求尽快让解放军戒严部队采取武力行动，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最后，邓小平下了结论：“我同意大家的意见。建议戒严部队指挥部今天晚上开始实施天安门广场清场计划，两天完成。清场了，要向广大市民和学生讲清楚，责成其离开，做到仁至义尽。实在赖着不走的，后果自负。尚昆同志，建议你找中央军委的同志开个会，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和我们大家的建议。建议李鹏同志将这个会议的情况向陈云同志等人通个气。”
1989年6月2日下午，杨尚昆主持召开中央军委组成人员和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负责人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三名常务委员和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共元老的决定，命令一部分尚在北京郊区集结待命的解放军戒严部队于1989年6月3日零点（即6月2日午夜）进入北京市区，继续向戒严警戒目标开进。陆军第39集团军军长傅秉耀少将在题为《走进血与火》的署名文章中透露，天安门广场清场的命令是于1989年6月2日下达到军一级的，该命令的保密等级定为“绝密”，属于最高等级，规定只能传达到师一级。中国官方的保密制度将保密等级分为3级：秘密、机密、绝密。
1989年6月3日下午4点钟，杨尚昆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李鹏、乔石、姚依林召集秦基伟、李锡铭、洪学智、刘华清、陈希同、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以及国务院秘书长罗干、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副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和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振华等人开会，就突然出现的严峻局势和即将实施的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紧急磋商。
这一次会议做出了五项决定：第一、从6月3日晚上9点钟起，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开始平息首都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北京市公安干警予以配合；第二、关于天安门广场清场。戒严部队于6月4日凌晨1点钟抵达天安门广场，清晨6点钟完成全部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第三、戒严部队一定要坚决按计划执行戒严任务，决不能耽误或拖延时间；第四、戒严部队开进途中，任何人不得阻拦。如遇阻拦，戒严部队可以采取各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第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特别是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要向全北京市人民作不间断广播，发布北京市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紧急通告。同时，在天安门广场进行重点广播。
毫无疑问，将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定性为“平息首都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显然是为解放军戒严部队开枪镇压制造合理的依据。据一位《解放军报》人员透露，《解放军报》事先就写好了庆祝平息反革命暴乱取得胜利的社论。部分北京民众的抗暴行动，包括焚烧军用车辆，是在解放军戒严部队采取武力行动以后，特别是军人开枪杀人行为激怒了北京民众。在解放军戒严部队尚未开动、尚未出现北京民众抗暴行动之前，就已经有了“反革命暴乱”的定性，实在够耐人寻味的。
1989年6月3日晚上，也就是解放军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武力挺进的当天晚上，杨尚昆、李鹏、刘华清、李锡铭、陈希同、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罗干等人分别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坐镇指挥。此时的中南海早已重兵云集，除了原有的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和北京卫戍区警卫第1师的部队，还增加了警卫第3师和陆军第65集团军的部分部队，中南海内布满了全副武装的部队官兵。后来，还让陆军第27集团军的部队前往增援。
1989年6月3日晚上8点30分左右，根据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的命令，军用直升机开始在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上空进行空中侦察，为解放军戒严部队武力挺进天安门广场做好最后准备。为了直接指挥和完全掌控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特意成立了清场指挥部，设置在紧临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由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副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振华等人坐镇指挥。
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的最后阶段，也就是驱赶坚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一带的数千名学生的时候，指定空降兵第15军空降兵第44旅旅长武运平大校担任现场指挥官，手握报话机，代号为“二号”，与代号为“一号”的清场指挥部指挥官保持直接联络，随时接受命令。1989年6月4日凌晨4时40分左右，开枪击毁绑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学生广播站的几组喇叭，就是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直接下达的命令……
“六四事件”二十四周年前夕，陈希同的逝世不禁让人慨叹。纵观陈希同这一生，在宦海沉浮，大起大落，有两段引起巨大的争议。1989年极力跟随邓小平、李鹏等人，在镇压学潮、民主运动中表现得十分“抢眼”；而1995年地位崇隆、声势鼎盛之际，突然被江泽民以经济犯罪的名义拿下，引发北京乃至全国政坛的人事地震。
陈希同，1930年6月出生于四川省安岳县，194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4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进城之初，他做过一段时间的基层工作，历任中共北京市西单地区街道工作组成员，北京市公安局12派出所副所长，北京市公安局内城二分局人事股副股长、文书股股长等。
1952年陈希同调至北京市委办公室任干事；1953年，他被任命为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秘书，开始踏上权力台阶。
1963年，陈希同被安排为北京市昌平县农工部副部长，不久升任县委副书记。“文革”初期，因为他与“黑市委”刘仁的关系，受到冲击，一度被下放劳动。1971年，陈希同东山再起，在昌平一路升迁，历任十三陵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马池口公社党委书记、昌平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昌平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等职。
1979年12月，陈希同从京郊回到京城，升任北京市副市长。三年后，他当选为十二届中央委员。1983年4月，被任命为北京市长。
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上，陈希同当选连任中央委员，几个月后，1988年1月，他连任北京市长，4月，升为国务院国务委员。
他在这个岗位上，遭遇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震惊世界的“政治风波”。陈希同不断向包括邓小平等元老和中共中央报告学生与市民民主风潮中的负面信息，与李鹏、李锡铭等定性学潮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支持并积极配合采取强硬手段对付民众。在“六四”镇压流血事件之后，1989年6月30日，陈希同以国务委员和北京市长的双重身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后来印发100万份。该报告传达全国城乡，被看成是对陈希同“六四”元凶历史定位的举证。
“六四”之后，陈希同受到邓小平青睐，继续升迁，接任北京市委书记，并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上，当上政治局委员，气焰炙手可热。天有不测风云。陈希同仗恃后台邓小平，又自忖“六四”平息暴乱有功，对江泽民居然被选中为“第三代领导核心”很不服气，屡屡不服从、不配合，终于导致江泽民、曾庆红下了决心，将之拿掉祭旗，以震慑全国各地不听号令的诸侯。
1995年4月，陈希同因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王宝森吞枪自杀一案引咎辞职，随后被拘捕审查。
在当年9月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通过决定：将陈希同清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对其经济问题，继续进行审查”。
但对陈希同的审查过程并不顺利。两年后，1997年8月29日，才由中纪委出面报中央批准，开除陈希同党籍。又过了半年，1998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才以涉嫌贪污和玩忽职守罪，决定将陈希同“依法逮捕”。1998年7月3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13年；以玩忽职守罪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4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
不过，陈希同并未在秦城监狱住得太久。数年后，他就被保外就医，住进北京最高级的疗养院——小汤山疗养院的一栋三层小楼，吃住、医疗均由秦城监狱负担。他还有专车司机，和他点名要来的一名厨师。日常生活均有服务人员伺候。
陈希同本该在病入膏肓的最后岁月，讲述出更多鲜为人知的内情，如今撒手人寰，他头脑中的真相我们也无从得知了。
挑战江泽民终被整垮 陈希同死前享受高干待遇
媒体已经确认：原中共政治局委员陈希同已经在六四24周年前两天在北京病死。
现年83岁的“六四”屠城功臣、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患下颚腺癌已到晚期，转移到脑、肺，住进北京军区总医院干部病房的四楼，医生不表乐观。
“六四”镇压急先锋
陈希同这一生大起大落，在宦海浮沈中，有两段引起巨大的争议。一段是在1989年极力跟随邓小平、李鹏等人，在镇压学潮、民主运动中表现得十分“抢眼”；一段是在1995年地位崇隆、声势鼎盛之际，突然被江泽民以经济犯罪的名义拿下，引发北京乃至全国政坛的人事地震。
陈希同仕途发迹和被整肃下台过程，简述如下：
陈希同，1930年6月出生于四川省安岳县，194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4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进城之初，他做过一段时间的基层工作，历任中共北京市西单地区街道工作组成员，北京市公安局12派出所副所长，北京市公安局内城二分局人事股副股长、文书股股长等。
1952年陈希同调至北京市委办公室任干事；1953年，他被任命为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秘书，开始踏上权力台阶。
1963年，陈希同被安排为北京市昌平县农工部副部长，不久升任县委副书记。“文革”初期，因爲他与“黑市委”刘仁的关系，受到冲击，一度被下放劳动。1971年，陈希同东山再起，在昌平一路升迁，历任十三陵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马池口公社党委书记、昌平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昌平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等职。
1979年12月，陈希同从京郊回到京城，升任北京市副市长。三年后，他当选为十二届中央委员。1983年4月，被任命为北京市长。
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上，陈希同当选连任中央委员，几个月后，1988年1月，他连任北京市长，4月，升为国务院国务委员。
他在这个岗位上，遭遇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震惊世界的“政治风波”。陈希同不断向包括邓小平等元老和中共中央报告学生与市民民主风潮中的负面信息，与李鹏、李锡铭等定性学潮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支持并积极配合采取强硬手段对付民众。在“六四”镇压流血事件之后，1989年6月30日，陈希同以国务委员和北京市长的双重身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后来印发100万份。
“六四”之后，陈希同受到邓小平青睐，继续升迁，接任北京市委书记，并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上，当上政治局委员，气焰炙手可热。
挑战江泽民终被整垮
天有不测风云。陈希同仗恃后台邓小平，又自忖“六四”平息暴乱有功，对江泽民居然被选中为“第三代领导核心”很不服气，屡屡不服从、不配合，终于导致江泽民、曾庆红下了决心，将之拿掉祭旗，以震慑全国各地不听号令的诸侯。
1995年4月，陈希同因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王宝森吞枪自杀一案引咎辞职，随后被拘捕审查。
在当年9月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通过决定：将陈希同清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对其经济问题，继续进行审查”。
但对陈希同的审查过程并不顺利。两年后，1997年8月29日，才由中纪委出面报中央批准，开除陈希同党籍。又过了半年，1998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才以涉嫌贪污和玩忽职守罪，决定将陈希同“依法逮捕”。
当时公布的罪状是：“任北京市市长、市委书记期间，自1991年7月至1994年11月，在对外交往中接受贵重礼物22件，总计价值人民币555,956.2元，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交公，由个人非法佔有”。“任北京市市长期间，于1990年和1992年指使、纵容王宝森动用财政资金，在北京市八大处公园和怀柔县雁栖湖畔修建两座豪华别墅。违规建造别墅及购置设备款共计人民币3521万元。陈希同任北京市委书记后，自1993年1月至1995年2月，经常带情妇某某与王宝森等人，到两座别墅吃住享乐，两座别墅成为陈希同、王宝森享乐的场所。”
罪状公布之后，舆论哗然。作为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这样的高官锒铛入狱，审查数年，而且当局说得那麽煞有介事，坊间更是传说他贪腐上亿，最后竟然只是这麽一点夹不上筷子的犯罪事实和涉案金额：55万元礼品没按规定交公！纵容副手动用财政资金修建别墅——所谓“别墅”，也不过就是北京市的招待所，陈希同并未转移到自己名下，而且据知情人评论，即使就当时的标准来看也够不上“豪华”。此案与其说是“清查贪腐”，不如说是“整肃异己”，陈希同固然是倒了大楣，但江泽民也严重失分。
1998年7月3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13年；以玩忽职守罪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4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
是祭品，也是帮凶
不过，陈希同并未在秦城监狱住得太久。数年后，他就被保外就医，住进北京最高级的疗养院——小汤山疗养院的一栋三层小楼，吃住、医疗均由秦城监狱负担。他还有专车司机，和他点名要来的一名厨师。日常生活均有服务人员伺候。
知情人士称，他就是正常退休，退休金也付不起房租。
北京学者姚监复在陈希同保外就医期间，多次探望，于2012年“六四”23周年前夕在香港出版《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书中陈希同对自己在“六四”中的作用自我辩护，并反驳了当局后来给他定罪的那些罪名。姚监复对记者讲述了多次采访陈希同的经过和陈希同保外就医的生活。
姚监复告诉记者，一见陈希同，陈就开门见山地强调，自己不是贪污犯。说他贪污、判他的刑，完全是个冤案。“所谓‘贪污50万元的礼品’，是准备捐献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艺术发展基金会的”，“我打的借条也都俱在”，根本不是据为己有。他还澄清，在“六四”时自己也从未担任所谓“北京戒严总指挥”。
分析人士指出，陈希同无疑是中共体制这台“政治绞肉机”的牺牲品，但他本人绝非无辜受害，也曾经充当过这座“绞肉机”的零件。眼下病入膏肓，应该抓紧人生的最后岁月，反思自己一生扮演的角色，讲述出更多鲜为人知的内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