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辛苦 收入低微 地价高企
世界日报综合报导/当科蒂斯．安德鲁斯回到自家的农场时，他不问农场雇员“我爸爸在哪里”，却问“安德鲁斯先生在哪里？”这也难怪，在农场打工的人都不认识这位“少爷”，还以为他是顾客呢。
然而科蒂斯实实在在可以说“生于斯，长于斯”，足足有20年，他在这里“面对黄土背朝天”地辛勤劳作，一开始干锄草的活儿，工资只有每小时一块钱，七岁那年才好不容易攒了足够的钱，买下第一辆自行车。这里的每棵树他都爬过，每个水池他都游过。
不过，离家只有几年，他已经完全是个陌生人了。当34岁的科蒂斯看着马棚里挂着的“合家欢”照片时，不禁感慨万千，感到世态变迁，令人不可捉摸。照片中，他和父母及姊妹们身穿花花绿绿的格子衬衫，手里提着满满一篮草莓，脸上绽开灿烂的笑容，一切似乎都欣欣向荣，充满希望，谁也没有料到乡村会像今天这样缺乏吸引力。
科蒂斯不再是个乡下孩子，他现在住在车程六小时的渥太华，是大学法学院的二年级学生。尽管他承认有时会怀念当年的生活，但绝对不打算将来搬回老家住。
情况同科蒂斯类似的人其实很多。统计数字显示，加拿大的年轻人一批批毫无眷恋地离开农村，在城市内谋生。1996年至2001年间，安省35岁以下农民的数量急剧下降了35%。2001年至今，这个数字再次急降21%。现在，只有8.6%的农民是年轻人。大多伦多地区的农民平均年龄是53岁。更令人担心的是，现在的农民退休后，将找不到接班人。
安省奥兰治维尔新型有机农场主席华利．赛贡布就此指出，要保证农业后继有人，必须改变过去“一代传一代”的耕作方式，用全新的方式，吸引人们务农。
人们不愿务农的根本原因其实很清楚。农民收入低，自然难以吸引青年人。多伦多地区的农民年均收入只有2万5000元，比初级保育员还低。随着中国和南非农产品逐渐进入加国市场，农业收入很难提高，为了维持生计，半数农民不得不打第二份工。
格瑞格．唐尼是个33岁的农民，在宾顿附近农场上已经种了13年的地。当年的情况还不像今日这么糟，务农好像还是很有前途，但今天唐尼心中充满怀疑。他的兄弟一个在建筑业中工作，一个在银行里上班，赚的钱都比他多。让他多少有些懊恼。他说：“如果我现在去大学上学，一定会改行，不会在回来种地。”
农场杂务繁多，农民们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往往令他们错过许多娱乐休闲的机会。比如说，农场的乳牛一天就需要挤两次奶，照顾乳牛的人不得不牺牲晚上的社交和球赛。
26岁的赛喜莉．麦克摩洛是安省青年农民协会主席，不过她不打算永远在农田里干活。她说：“我长大至今，不管颳风下雨，每天都得在下午四点赶回农场”。和许许多多老一辈农人一样，她的父母鼓励她接受高等教育，以便改行，有更宽广的天地。
大学的农学专业也不再时兴，寥寥无几的学生毕业后，很少有回到农场工作的，许多人到农产品实验室工作，或给农业机械公司做推销员。
大卫．李云顿今年30岁，曾是全国农民联盟青年主席。他指出，教育体系并不鼓励青年务农。高中时，他表达自己想当农民的愿望，但受到学校老师反对，称他“白白浪费自己良好的学习成绩”。不过他还是于2004年在沙伯里附近买下一块地。
要改变“传代式”农业，除了农业收入外，土地价格也是最大的障碍之一。多伦多附近农田的价格和“森林山”（Forest Hill）豪宅价格不相上下，每亩地一般在5万元，100亩地就要500万元，这还不包括农场其他设施和建筑所需要的经费，能付至少十万元首期款的青年人可不多。
有心务农者尽管可向发展商租用土地耕种，但一旦发展商决定将土地卖出，或挪作他用，可随时将“佃农”赶走。所以这种做法风险太高。
不过，确实有不少青年逆流而上，这些多为反对贸易全球化的人，主张农产品本地化和有机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环境保护和社会公正。30岁的青年女子塔拉．杨格就是其中一人，在父母帮助下，她最近在贵湖附近买了50亩地，打算在这里养猪和火鸡。她的男友是个电脑绘图师，可以帮助支付银行抵押贷款。杨格本人则希望在熬过“创业时期”后，可以实现2万5000元年收入。
她说：“尽管只有区区50亩地，但我是在探索未来更健康、更环保的经济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