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周报 作者：辛峰/曾经非常著名的前《环球邮报》华裔女记者黄明珍（Jan Wong），最近出版了一本她的新作《走出忧郁》（Out of blue）。黄明珍在这本书里以她自己因为采访蒙特利尔市的道森学院枪击案的文章遭受舆论批评，从而导致她患上工作压力抑郁症，最后又如何康复为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向读者展示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悟，以及如何战胜抑郁症，走出精神困扰的故事。
由于黄明珍的这本书也涉及到了《环球邮报》与她在工作关系上的处理以及保险公司理赔的敏感事宜，所以出版过程也是波折不断，最终该书还是由黄明珍个人筹划出版发行。应该讲，黄明珍的这本新书对于引导人们如何处理职场压力、走出抑郁症困境、保持精神健康都有不少正面的启迪作用，书中也有许多可以令人感悟的黄明珍的个人人生经验。但是本文还是暂时撇开这些不谈，仅就那篇导致黄明珍患上抑郁症的新闻采访文章的写作手法，试着分析在当今传媒界普遍存在的如何保证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准确性的问题。
2006年，蒙特利尔市发生了轰动全国的道森学院枪击案，作为《环球邮报》的“一线”记者，黄明珍“临危受命”从多伦多赶赴该市采访，并且要在三十六个小时之内写出报道文章。在采访过程中，黄明珍忽然发现道森学院枪击案的凶手和多年前蒙特利尔市的麦吉尔大学、康考迪亚大学枪击案的凶手都是少数族裔人士。于是黄明珍从这一相同点中联想到了另外的问题，她就在三千多字的采访报道中，用两小段的篇幅写出了这一事实，并且质疑是因为魁北克省追求纯正的法裔文化，造成了少数族裔的边缘化，从而令到了悲剧的发生。
文章见报后，因为被认为有反魁北克的倾向，招来了许多舆论的批评，其中来自魁北克的反弹尤为强烈，甚至有人向她寄来了粪便并发出了死亡威胁。在种种紧张、担忧和焦虑之下，黄明珍终于患上了抑郁症，后来还因为无法上班而失去了工作。尽管经过数年的治疗和自我调整，目前她已战胜了病魔，“走出忧郁”并写出了《Out of blue》一书，但是对于当年那篇文章的报道手法，黄明珍与她的前雇主《环球邮报》的看法依然存在分歧。在黄明珍看来，当年她发现了“凶手都是少数族裔”这一现象，所以她认为有必要将之写出来，让公众思考。然而，在《环球邮报》看来，黄明珍所表达的看法是她的个人观点，而个人观点可以作为时事评论的内容，绝不应支配一篇理应客观报道的采访文章。《环球邮报》方面为此进行了“反思”，并承认在“把关”上的失误。
作为一名记者如何在采访报道中秉承客观准确的原则进行写作？这是件说到容易做到难的事情。从那篇混合着黄明珍的个人观点和评论的道森学院枪击案的报道文章，就可以看出像《环球邮报》这样的大报，在这方面也难以完全避免“失误”。黄明珍因为工作压力而患上了抑郁症，这固然令人惋惜，但是她的那篇采访文章的确有“将报道与评论融合在一起来写”的嫌疑，明显地掺杂了自己强烈的主观意见，不应该算是一篇完全客观、合格的新闻采访报道。
在当今传媒界，在新闻报道和采访文章中过多地表现个人主观倾向和掺杂个人意见的事情屡见不鲜。不久前《环球邮报》的一篇有关联邦政府移民政策改革的采访报道，就被不少读者质疑为写作手法有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虽然报道了所有被采访者的观点，但是还是以自己的强烈的倾向性，有所取舍地将移民政策系统性的改革曲解为：只是简单地提高语言要求。从而引导读者朝着：“以语言能力来选择移民会导致加拿大种族结构的改变，进而令多元文化消亡” 的结果 进行联想，文章因此而广遭批评。
同样，在我们中文传媒之中，诸如此类的不顾客观、准确的新闻准则写报道的事也不少见。上周末多伦多的一份中文日报就以“父母团聚拟征15万保证金”为题写新闻，而事实上，这则消息并没有以政府渠道确定的消息为依据，只是记者凭着一些捕风捉影的零碎信息和未经落实的建议，经过自己的揣测、想象、加工造出了这一新闻。这种将尚未确定的消息以肯定的文字表达的新闻写作手法，在我们华文媒体中可以说是每天都在发生。
严守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准确性，是一份媒体能否保持公信力的关键，也是衡量一位记者是否称职的标准之一。从黄明珍多年前的那篇道森学院枪击案的采访文章，到《环球邮报》近期对移民政策改革极具倾向性的报道，以及我们华文媒体中每天都存在的大量揣测性、臆想性、未确定性以及主观意见明显的新闻报道和采访文章，不难看出，要办一份成功的媒体报纸，做一名合格的新闻从业员，远非动动笔杆、敲敲键盘那么简单，其中的学问对有些新闻从业员而言，就是穷尽一生精力也未必可以完全学会。
黄明珍战胜了病魔，“走出忧郁”获得了“新生”，对于更多的在坚持客观报道立场上还很不以为然的新闻从业员而言，不也同样有如何“走出自我”让新闻写作更准确、更客观的问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