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704/中国,小心变成“危险残次品”的代名词

从毒宠物饲料、“问题”牙膏到含铅过高的儿童玩具,一桩桩涉及“安全”的贸易争端令最近的中美贸易如履薄冰。美国上周开始对中国进口的包括鲶鱼、鲮鱼、虾和鳗鱼在内的五类海鲜禁止入境,除非进口商通过独立的检测来证明这些产品不含未经批准的残留物质。理由是美国在去年十月到今年五月对这五类海产品的抽样检查中,发现25%的海产品存有超过标准的化学残留物。这一决定使得大批来自中国的货船滞留在美国西海岸港口,有门难进。

经常对抨击中国的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7月1日呼吁美国商务部架构下设立一个新的“进口监督主管”, 负责监督所有与进口商品安全有关的事务,因为“目前的机制未能保护消费者不受中国有害进口商品的影响”。舒默还敦促联邦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立即实施新的规定,要求所有的食品、维生素和化妆品公司将来自美国外的所有成分列出来。

“(对中国这五类海鲜)不加区别地使用笼而统之的禁止入境的办法是不恰当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盖保德(Albert Keidel)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这是廉价和懒惰的解决办法,政治上讨巧地强硬,但是其实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盖保德强调说,中美双方的确都应当对食品的安全问题加大关注,大大增加资源投入来加强监管机制。曾担任美国财政部东亚国家办公室副主任的盖保德认为,中方应该理解美国人对进口的中国产品安全的担心是正当的担心,食品安全问题在中国也频频出现,要求中国人自己也应当担心自己的安全而有动力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双方都应当做适当调整,使得这一事件不至于夸大为两国关系中的重大危机。

“美国消费者了解他们买的产品原产于何地的确非常重要。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不应当制造这样的印象,那就是所有从国外来的产品,不管是中国、泰国还是西班牙,就一定是有危险的,或可能是有质量缺陷的,从而会对美国人的健康和安全造成威胁。这样的想法(对美国人)是一条非常冒险的道路。”前美中商会会长柯白(Robert Kapp)说,“我没有具体的数字,但是去年那些来自中国、对美国人有危险的产品只占整个中国进口产品总数的极小、极小的比率。如果美国人形成固定想法,那就是任何从中国来的产品都是危险的所以不应当买,那这将是很不幸而政治上对美国非常有风险的。我们应该防止政治化和妖魔化这一问题。”

一方面,中国需要检讨

根据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U.S.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中国制造的产品占今年回收产品(recalls)的60%。美国的高于16%的海鲜来自中国,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前,根据美国全国渔业研究院(National Fisheries Institute)的统计,这些从中国进口来的海鲜被FDA拒绝入境的有253例,其中将近三分之一的是鳗鱼。

在分析为什么斗争的矛头指向中国时,美国的分析家不约而同地认为问题的罪魁祸首正是中国本身不健全的产品安全检查体系。另一个常被提及的问题是中国的消费者权益组织缺乏独立性,因此在监督产品(包括食品)安全方面缺乏力度。

“针对食(产)品安全问题,中国不断呼吁说‘我们正在做’。一个现实的问题是,这不是中国中央政府政策的问题,而是控制不住。”美国世界安全研究所中国项目主任孔哲文(Eric Hagt)说,“来自美国的压力未必是一件坏事。当务之急是解决(食品安全)管制体系的低效。解决这一问题,(中国)中央政府必须控制地方保护主义,而这是非常困难做到的。过去的经验表明,外面的适当压力和帮助,会推动中国更快解决地方保护主义问题。这最后也是帮助中国国内的消费者吃得更放心。”

孔哲文也指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上,同美国6万家食品生产供应商比,有一个特别现象。那就是中国至少两千万的食品生产供应商数量特别多、规模特别小,本来就很难控制;再加上很多这样的供应商是在偏僻农村的农户,这给食物处理过程的监管带来很大难题。

盖保德说他怀疑中国的食品质量监察部门,同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预算极为缺乏。他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对其食品质量监察部门投入更多的资源和资金,来改进其硬性的检查手段和基础设施,改善监督管理体系。

“这是一个单纯的消费者安全问题,处理得好,本可以是中美合作的一个契机,美国应该考虑的不只是站在一边指责中国,而是在政策管理,卓越管理(Best Practice)理念方面如何帮助中国,”孔哲文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中国食品危机,FDA是赢家

每天高达25,000艘的满载进口食品的船只到岸美国港口,源源不断地供给美国对食品的庞大市场需求,比14年前,增加了20倍。美国每年进口的食品包括:92%的新鲜和冷冻海产品;52%的葡萄;75%的苹果汁;72%的蘑菇。这些数字没完没了,以至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前任副局长比利.哈勃德(Bill Hubbard)说:“基本上我们(美国人)吃的所有东西都来自国外。货一下船,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检查员被允许去看一看,但是每天有那么多集装箱到岸,这些检查员能看一看的也就是1%的货物。”

随着从中国食品危机频频曝光,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旋而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FDA 抓住这千载难逢的公关“窗口”,大倒苦水,称自己已经连续十年惨遭预算被砍的厄运,更是将中国进口食品引起的问题同预算缩水所引起的检查人员紧张联系在一起,抱怨说FDA因为预算紧张,总共才有650名食品检查员,但是要检查6万家国内食品生产供应商并巡视418个港口。

“我感觉我们现在还在补旧帐(playing catch-up )……我们正在找到过去没有想到的手段。而这些不会是便宜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局长大卫·阿彻森(David Acheson)说。

阿彻森说,除非国会给FDA更多预算和行政权威,保证食品安全责任的重担大部分还是要落在处理和售卖食品一方的身上。目前参与进口商品检查的美国政府机构包括FDA、美国农业部以及边境管理部门等。FDA无疑希望借此得到更大的行政权力,因为更多权力也意味着更多预算。

中国在美国形象面临真正的危机

中国进口的食品对美国市场有多重要,看一看统计就一目了然,中国提供美国市场上超过50%的大蒜;45%的苹果汁;19%的蜂蜜以及16%的海产品。 当然美国市场对中国的商业价值也同样关键,仅海产品一项,美国的海产品市场在2005年就价值15亿美元。即使中国仅分一杯羹,就已经是极为可观的收入。

根据美国的政府报告,每年平均有7千6百万美国人食物中毒,其中5,000 名成年人会死于这一中国人经常觉得大不了的病症。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由中国所引起的“食(产)品安全”问题从未受到如此的重视,一些美国经济学家甚至敦促政府使用外交手段来提高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食品安全水平。

“中国的确面对一个真实的危险,那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发达国家市场树立这样一个形象:那就是‘中国’的名字同‘危险残次品’相联。”柯白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中国进口产品安全问题是否已经对中国在美国的形象造成长期而严重的损害?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这要看中国如何做。日本在50年代面临同样的窘境,那时日本产品就是廉价和低质量的代名词。然而在15年间,日本首先从相机开始,进而到汽车和家用电器工业,全面将产品形象改变为高质量。现在,中国能够多迅速地改变自身,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

柯白认为,中国提高高科技产品和信息产品质量要比提高包括农产品和海产品在内的有机产品的安全问题要容易得多。

“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不同的‘宇宙’,现代和古老在同一片天空下共存。一方面,中国有可能在无锡建造超现代的工厂来生产世界级产品;也有山西、河南的农民工问题。中国非常重要的是加快农业和农业加工业现代化的步伐。很不幸的是,世界无法等待中国按照自己的步伐取得他们期望的质量,”柯白说。他认为最近几个月间因为中国产品安全所引起的负面关注是否在美国市场持续下去还很难说。

柯白认为美国也应当在讨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时,小心别犯19世纪的错。在美国谈到中国和中国人时,总是有一个次主题,那就是在19世纪,在美国人眼中,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常同讨厌(obnoxious)、危险(dangerous)和肮脏(filthy)相连。

“当FDA在谈到中国海产品问题时使用了肮脏(filthy)这一词让我很吃惊,这个词在美国谈论中国时历史长而空洞。我祈望在合理地谈到中国被污染的海产品问题上,我们别再重翻19世纪中国和中国人在美国形象的老帐,”柯白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如果这一问题被政治化,而中国的产品安全问题成为更广范围内中国的国家形象,那么我们就面对中美双方拒绝被侮辱而开始报复的危险,这会使得两国关系急剧下降。目前还不大可能发生。”

柯白认为,至少是聊天室里一些更丑陋的公众情绪正在出现,虽然很多是同工作和贸易赤字有关系,但是几种“佐料”混在一个锅里,在涉及中国食品安全的谈论开始在美国变得“让人非常不快”,而这样发展下去,中国也会“投桃以报李”,两国关系就不免走下坡路。

盖保德也敦促两国政府要“审慎而行”,他认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是否会给中美经贸关系带来长远影响要看政治家们如何处理这一危机。

“如果这件事给吹得超过了它本应有的范围,现在看来开始往这个方向发展,那长期影响不可避免。目前来讲,这件事对于美国消费者来说还只是受到低级别的关注,影响不大,”盖保德说,“在美国,政治家总是希望推行某个法案通过,作出一些戏剧化的姿态和动作来让招惹自己选民的注意力,这可能将问题没必要地夸大,激化矛盾。”

盖保德认为,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美国过去有过墨西哥进口的含铅的糖果,印度的假药,连加拿大的一些药品都不被美国接受。美国自己需要有预算更为充足、管理更为有效的政府机构来检查那些违反食品安全的行为,而这些检查不仅应当在美国还应当在其他国家进行。

陈雅莉 ,《华盛顿观察》周刊 2007年第24期,7/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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