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报》：王克勤和中国调查报道的革命
除了大多数新闻工作者都得有的”装备”，诸如机警狡黠、能说会道和一定的文学水平外，每次采访时，王克勤还有一件额外的东西：一个小小的、沾满 红色污迹的扁金属盒。
盒子里是浸透了红色印油的海绵。像一个侦探一样，45岁的调查记者王克勤会编辑证词，然后在每份证词的底部他要让被访人按上指印。
他的一系列的调查报道让他成为中国最知名的调查记者，印油就是这种调查的彻底性的证明。一连串的爆炸性的新闻给他带来了名声，也给他带来了犯罪分子的死亡威胁和官方的震怒。
“通常对手非常强大，所有你必须做到铁证如山。”他边说边盖上印泥盒。
但这还不够。上周，因为签发王克勤采写的山西毒疫苗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和致残的报道，《中国经济时报》主编包月阳被免职，调到另外一个无关紧要的兄弟单 位。山西官员宣布王克勤的报道不实，王克勤在报道中说山西官方的调查有问题，尽管在《卫报》联系他的时候他拒绝就此事置评。
王克勤案是彰显中国调查记者热情的最新个案，同时也暴露了中国调查记者们面临的挑战。
王克勤的简历反映了当代中国主流媒体的发展史：从一名宣传人员到一名调查记者──虽然是被严格束缚着手脚的记者。他在80年代中期在中国西部的甘肃省成为一名官员，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在中国这是通往财富和地位的捷径，”王克勤在毒疫苗案之前的一次采访中说。
王克勤回忆了他当年大量炮制官方宣传报道的生活，”你就在一个一颗红心都献给了党的领导下的会计员”──然后他讲起他如何拼凑一些文章发给本地媒体换取一点点外块。但随后，一些居民找到他，向他诉说自己的问题，王克勤的良心在颤抖。”他们热情的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告诉我他们的问题，对我抱以极高的期望。作为一 个20出头的小伙子我第一次感到这样被人关注，同时感到肩负着巨大的责任。我必须报道这些事情。”
到2001年，王 克勤已经成为”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这里说的不是他的收入或者他的生活方式。那时他仍然还在北京郊区的又小又脏乱的办公室里办公，但是他揭露本地金融市场非法交易的报道已经让他的人头的价格达到高峰。很快他的另一篇牵涉到本地官员的报道就让他失去了工作。
“黑社会找我的 麻烦，红社会（官方）也找我的麻烦。”王克勤说，”我听说有一个专门的调查组，任务就是把我送进监狱。”
朋友、以前的同 事都避开他，后来他在特殊干涉下才被保了下来。他的一个在新华社工作的熟人写了一篇关于王克勤问题的内部报告，这个报告最终送到了当时的总理朱容基手上。朱介入了才保护了这名记者。
那是中国的新闻记者们的黄金时代，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敢于挖出丑闻和犯罪。但从2004年开始，中国当局严厉禁止新闻媒体报道外地的新闻事件。然而新闻记者们大量无视这一规定。记者们认为官方在运用这一规定阻碍他们进行调查，并打压调查记者。
随着北京当局大力推行”和谐社会”的概念，对经济与政治的影响也越来越紧密，很多人感到悲观。”在今天，调查报道已经成为’稀有金属’，不光是当权者，连资本也在打击它。”进步报纸《南方周末》的前主编钱刚说。他现在香港大学做”中国传媒项目”。一些人争论的的是近年来，媒体、甚至是国 有媒体都对新闻事件有了更快、更全面的报道，触及更敏感的话题。但同样在香港大学中国媒体项目的班志远（David Bandurski）说，这只能说明政府在更主动的引导公众的思想。”你看到的表象后面还是控制，”大卫说，”事实上，现在能做这些报道的记者比两三年前还少……表面上你能做调查，实际上你却做不到。”
2008年毒奶粉丑闻披露以后，一名失望的编辑在他的博客撰文说，他之前的文章就曾经揭示过毒奶粉的危险，但未能爆出真相。
尽管北京有些时候会鼓励调查报道，但它仍然通过了禁止跨区域采访的规则。班志远说”你可以大书特书本地官员的问题和中央打击地方腐败的决心，这样事实上是在美化中央政府，同时也传递了重要的信息。”
因为这些限制， 果敢的调查记者们为了找到可以工作的空间而战。”规定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的，根本不是法律和政策，而完全是其他因素──看你跟谁有关系，发生了某新闻事件之后有没有某人发话保护你让你继续去调查，”班志远说。
很多年轻的记者们把王克勤当作榜样成长起来。在媒体被普遍商业化的氛围中，竞争的压力促使记者们去挖掘更震撼的新闻。
2006年被开 除的《冰点》杂志主编李大同说，媒体其实可以做的更多，”不是因为政府放松了控制，而是我们的整个社会已经成熟了很多。”2008年汶川地震和上个月的青海地震，很多媒体的主编就不顾政府的禁令派出了记者。
互连网也放大了主流媒体的声音。很多记者于是利用个人博客来发表他们的报道中被审查机器删除的部分。
但记者们知道不透明和边界的模糊会影响甚至中止自己的职业生涯，或者让自己的报道被毙。这些是新的挑战。从记者转行做律师的周泽关注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暴力伤害和其他方式的打压，他说，他最担心的是官员们改变处理批评的战术。
“近年来对贿赂和敲诈的指控增加了，”他说，”当你说这是造谣中伤，人们 会问你报道里写的是什么，这些是实情么？如果你说这是贿赂或敲诈，这给记者的形象造成相当坏的影响──人们假定他们失去了职业操守，因此他们就失去了公众的支持。”
读者们有相当充 分的理由来怀疑。腐败盛行、薪水微薄，出席新闻发布会有报酬。隐藏负面报道、确保只有正面报道的现象非常普遍，甚至衍生出”假记者”，专门去敲诈勒索工业事故的事主，只要给钱就不报道。
王克勤谴责敲诈者，但他更担心的是”假新闻”，即那些披着新闻报道外衣的党宣传、政治宣传和商业广告。
在一个公民面对强权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救济渠道的国家，深入、可靠的报道就更显得更为重要。王克勤已经采写的调查报道从抢夺土地到矿难到非法采血输血造成HIV的大规模流行。周泽担心更少有记者敢于报道这些话题了，而公众会为此而付出代价。”如果记者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普通公民的权利也就得不到保障。”他说。
媒体的压力
2009年11月，在中国影响甚大的商业杂志《财经》主编胡舒立，因为传闻报道当时的敏感事件而辞职。她辞职后创办了另一个媒体《财新》
2009年12月，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南方周末》的编辑（向熹）因为报道了奥巴马专访而被降级。据说该处分是因为南周的报道激怒了审查者。
2010年3 月，13家中国媒体联合共同刊发要求改革户口登记制度最终废止户口登记制度的社论。随后社论被政府要求从网站删除，领头的报社被当局严重警告。
2010年5 月，中国经济时报主编、发行人包月阳，因为保护王克勤关于山西毒疫苗造成儿童死亡、致残的报道，被贬到一个小公司。该报道发布后引起轰动，但在审查机构的指示下被迅速低调处理，然后由其他媒体报道淹没。
福布斯：黑暗的中国新闻界
审查制度不是中国新闻报导的唯一问题。另一个是通行的腐败。
周建国（音）和一个同事打着一份中国某日报的旗号，开了几个小时的车，到达北京西南边的中国腹地：产煤大省山西省静乐县的丛山之中，调查一起发生在5月31日周末造成两人死亡的煤矿事故。报导这一事件是需要胆量的。 在漫长的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被告知要爬上破旧的砖混政府大楼的楼梯，去和一名县里的主管安全生产的官员面谈。
但是到这里这篇新闻报导就偃旗息鼓了。关于这一事故的报导出现没有出现在《山西法制报》上，或者任何的新闻媒体上。报社否认曾雇佣过任何叫“周建国”的人。周和他的同事拒绝《福布斯》的记者旁听他们和安全生产官员的会面。当这场十分钟的会面结束的时候，两名男性和一名被称为“李主任”的人拒绝透露他们讨论了什么。
这一简短的会面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可以让一场致命的矿难神奇地消失？“黑暗的新闻界，”我们的当地向导说。我们只知道他叫“老赵”，自称是个生意人，也是记者，他给我们安排了与那两名记者的会面。在走进李主任的办公室之前，两个年轻人和老赵凑在一起，老赵直白地解释了为什么《福布斯》的记者不能参与会谈。有外国人在场，“李不可能付钱给他们。”
难道奥运年不应该预示着中国新闻界的正直新时代的到来吗？是，也不是。四川地震让一些勇敢的中国记者无视审查制度，追寻关于建筑标准的残酷真相。但是政府的干涉不是唯一一个阻碍了真相被曝光的因素。在中国黑暗的新闻界，无数的小型灾难照例都被隐瞒了。记者们以赛跑的速度到达煤矿事故现场不是为了调查，而是为了收“封口费”。媒体专家和一些中国记者们说，矿难死的人越多，封口费越丰厚，尤其对那些有着国家或者省级新闻机构身份的记者更是如此。
收受贿赂是蔓延在中国新闻界的“现金文化”的一部分，从各种公司新闻发布会上收受礼品的记者，到销售晚间新闻中的黄金时段的制播人，再到以曝光威胁进行敲诈的记者。跟政府审查不同，腐败从内部队伍中吞噬了本来就饱受批评的职业道德。利益和金钱的交换随处可见，以至于有良心的记者要冒着被同事鄙视的风险，就像某个诚实的警察在腐败的警察局中的情形。
“那些从来没收过红包的记者将很难与同事们相处，”位于北京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展江（音）说。“其他记者会把他看成是敌人，而其他人会想，这些记者很危险，他们可能会报导我们。”
老牌调查记者王克勤的确举报了他们，王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应景的是，他犯下的“罪”正是因为他调查了一名堕落的同行，兰成长。
兰被山西煤老板雇佣的流氓打死，最开始他的死亡以“一名记者在履行职责的时候被谋杀”当做新闻头条被报导。但是也有媒体报道了另一个版本，兰似乎是去那个煤矿敲诈老板。王克勤的深入调查发现兰终其一生都没写过一篇文章。
“兰成长是个黑记者，”王克勤说，“他不是为了新闻主义而殉职。”
王克勤全面的报导没让他在同行中受到拥戴，他说他只不过“触及了点皮毛”，担心更深入的报道会将他彻底逐出新闻界。
“大多数的中国记者生活工作在灰色地带，甚至是黑色地带。要是我揭出所有的事，我在中国就没法生存了，”王克勤说。今年，医生给他的建议是为了健康休养一段时间，他住在北京一个政府提供的普通公寓里，每月领着160美元的基本工资。（记者每发表一篇文章可以获得额外的酬劳。）他没有房子，也没有汽车。
“要是你看工资单，北京大多数记者的工资和我一样，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可以买豪华汽车，住别墅呢？”王克勤问道。“因为他们用报道与官员、商人做交易。他们有很多灰色和黑色收入。”
因为有封口费，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未报道的事情。就是一名业内人士也很难评估新闻界的腐败程度。王克勤认为，中国80%的记者都是“灰色”的，这些人有时真正地履行职责，但是有时也写一些“软文”，或者悄悄地枪毙掉不讨好的文章，以此来收钱收礼，用广告合同的回扣来补充他们微薄的薪水。
王克勤猜测，平均6个记者中就有一个是那种行业中最坏的“黑色记者”，他们向企业主和官员进行敲诈。这包括一些装作是记者的骗子，他们炮制负面新闻、敲诈目标，也包括那些和不法分子勾结的记者，这些记者为不法分子提供保护，一年可以偷偷地赚上几百万美元。
2006年，《中国产经新闻》湖南分社的记者杨晓庆因向一名党委书记勒索而被判有罪。杨用一篇当局所称的“假报道”来敲诈他，报道的内容是该党委书记非法进行土地交易。据《中国青年报》报导，2002年，来自国家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的两名记者收受金元宝，掩盖煤矿事故。
在这个已经把腐败当作“生意”常态的行业里，如此戏剧性的曝光很少见。事实上，腐败已经成为了深深嵌入中国新闻界的商业模式。过去的15年来，新增了数千种报纸杂志。它们全都必须自负盈亏，无法从政府得到任何经济资助，这就意味着从封面到封底，所有东西都可以卖，收入可怜的记者被允许利用他们的职位获得额外收入。中国的记者们说，有时候，新闻机构在偏远城市设立“分部”不是为了采集新闻，而是为了敛财。
“他们实质上运行的是商业编辑体制，”一位来自香港大学的中国媒体计划（China Media Project）的研究员，大卫·班德斯基（David Bandurski）说。他研究的是新闻界的阴暗面。“根本就没有新闻主义。”
记者有很多捞钱的途径。在企业新闻发布会上收现金“红包”已经是多年来的常规了，这也是记者们来参加这种会议的唯一原因（实际上，现金通常是放进考虑得更周到的白色信封，连同“推荐稿”一起装在媒体材料袋里）。这个公开的秘密是严歌苓的小说《不速之客》的故事背景。在严歌苓的小说里，主角扮作记者去参加企业新闻发布会，只为了拿红包。现实生活中，这种方式让普通记者一个月能多赚几百甚至几千美元。
根据目前的和过去的出版人的介绍，另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在以“烧钱”为行规的时尚杂志业，社论的位置可以卖到5000到25000美元一页，顶级杂志的封面的价格超过了10万美元，什么品牌都想在当月封面上展示：欧莱雅、路易威登、菲格拉慕。顶级商品的揭幕派对、礼品包、费用全免的欧洲游，所有这些都确保了新闻团队的无比顺从。
“这里有一火车的意外之财”，时尚杂志iLook的出版人洪晃说。在中国的市场经理“不用像其它普通的市场经理那样忧心忡忡，比如自己是否工作得出色，是不是做了足够的功课来获得更多的新闻，因为品牌商们真是给每个人塞钱求着报道他们。”
还有，就是所有的媒体空间中最诱人的一个，数千万人收看的晚上7点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野心勃勃的下层官员梦想着在播放时能露一小脸，几秒钟也行，以提升他们在共产党中的资历。新闻传播学院的展院长也曾经是中央电视台的员工，他解释道：“各地官员和企业家最喜欢出现在7点钟的新闻联播里。我听说价格好像是几十万[元，或者超过4万美元，”展说，“各地官员很难出现在电视上。一旦他们出现了，比如说3秒钟，5秒钟，这对他们的仕途很有帮助，可以增加他们获得提升的机会，为了这个，他们付100万也愿意。”
CCTV否认自己在售卖《新闻联播》中的时段，也否认有任何腐败的记者。但是，它同新华社一起，代表了支撑腐败横行的中国新闻界的两大支柱：官方权力和最大的市场到达率。
亚洲其它国家也有腐败记者的问题。但是中国杂交的媒体体系制造出了一个威力强大的官方影响力和利润驱动的怪胎。当来自中国最高新闻机构的记者找到一名官员或者商人的时候，在这些记者背后不仅有市场力量，他们还有更加令人畏惧的东西——国家权力。
“媒体得到了强权的投资，因为媒体长期扮演着某种国家职能的角色，所以人们基本就在用政治资本来换取商业利益，”班德斯基说。“也是因商业和控制这两种角色之间的张力才真正创造出了腐败和虚假的乐园。”
一些中国新闻界的领导品牌，包括受人尊敬的商业杂志《财经》已经在试图建立起职业标准，宣言不收受红包。（《福布斯》杂志的授权中文版的主编莉迪亚陈说，我们禁止“甚至是以交通费的形式”得到的好处。）但是这种对腐败文化的公开挑战只是例外。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媒体研究系的副教授周泽甚至认为，“黑暗的新闻界”可以看成好事。他之前长期工作的单位，国家级报纸《法制日报》有时候甚至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支付差旅费。从某个被委屈的家庭收钱报道一下他们的问题，这没什么。
“把问题扔下不管，不报道，或者拿钱然后报道问题，哪个更道德？”周说。
“对煤老板进行勒索有好处，因为‘它增加了煤老板的成本’”，周说。“那些煤老板也许会想，与其不得不面对这样没完没了的勒索，我还不如提升安全工作的条件。”
山西的一些腐败记者也这样将他们的行为合理化。一位向《福布斯》卖了一则记者从煤老板那里收贿赂的视频的记者说，他和同事们把他们对煤老板的行为称为“黑吃黑”。他解释说，“对那些黑心的煤老板，我们必须要出黑招来对付他们。”
但是这不是问责机制。这是中国的腐败经济的另一个层面，一个蓬勃发展的影子市场，许多年来，它已经损害了许多政府颁布的意图良好的法令。
在煤矿行业，去年的报道中有3,786名工人死亡（一些未知数量的死亡未计入官方的统计数据），这个影子市场不制止任何死亡事故，甚至将这些事故当成是经营成本的来源。
一旦煤矿出事，所有的记者都来了，媒体顾问根据来的媒体的级别给记者发不同的红包。CCTV也许能得到5万到10万[元，或者725到1450美元]，新华社的可以得到5万。对省级媒体，可能是3万，对那些小报，可能只有几千到两万。这个钱被称作“封口费”，也被称作“媒体公关费”。新华社则否认最近几年中它有任何腐败行为，它说如果发现有一个收了“封口费”的记者，就会把他开除。
这是个骗钱的好办法，因此也吸引了一大批中国媒体称为“假记者”的人。去年12月，《中国青年报》报导说，几个月前在山西，28名“假记者”因勒索被捕，收缴了1362张假记者证和工作证，关闭了45个非法的新闻机构分部。
尽管这些国家媒体报道暗示，那些假记者是骗子扮成，玷污了经过正式认可的中国记者的名声。但是实际上，一些记者告诉《福布斯》，他们常常是想要筹措现金的新闻机构招聘来的。
“很多小报，省级的非主流报纸，当它们在其它城市设立新的分部或者新办公室的时候，他们通常也设定了一个收入目标，”在山西分社的某记者说，因害怕报复，他选择匿名。“那些分社本身就只有一、两个人，根本不能实现目标，于是他们雇佣一些临时人员来帮他们完成目标，而这些人连写作都不会。”
“有人说，你今天是个水果摊老板，明天就能成为记者。”
当我们的山西之行中，这就很明显了。当我们在场的时候，我们的向导老赵没有去找封口费，但是他试图招收《福布斯》雇佣的司机来当他未来的记者。老赵告诉司机说，能写文章不是必要条件。
中国揭黑第一记者王克勤
7月15日下午，我国当代著名记者、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王克勤来到暨南大学，为前来参加第四期“传媒领袖讲习班”的学员带来了题为“舆论监督和调查报道”的讲座。可容纳400人的曾宪梓科学馆国际会议厅几乎没有空座，不少粉丝专程前来聆听这位“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讲述他的传奇故事和经验。讲座现场响起多次掌声，声音甚至盖过了外面的雨声和雷声。
王克勤被誉为“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先后以《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等揭黑性调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他和他的报道都以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著称。在下午的讲座中，王克勤提到最多的词就是“尊重生命”。
“遇到事故，记者是该先拍照还是先救人?”王克勤认为，他会选择先救人，因为“每位记者首先是人，其次是公民，再次是记者。任何的职业规范、标准都必须从属于人类规律”。他认为做新闻的终极目的是每一个个体生命被尊重。然而现在许多记者无视他人的生命、歧视他人甚至为了刊发新闻而违纪违法违背人伦道德，这些行为对报道对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应当坚决反对。
除了尊重生命，王克勤还强调要“尊重事实本身”，他认为这是记者应当遵守的另一个原则。“只要脚上有泥巴，手中便有好故事。”王克勤说，要尊重事实，就必须穷尽一切可能的资料，只有对资料的大量占有才能还原事实真相。他反对记者整天飘在网上，最终成为“网扒(一味地从网上找材料)”记者。而在写新闻时要做到精准，扎实，反文学化，反煽情化。在指出一篇报道中反映被报道对象的动作时，他认为用“说”要比“抗议”好，“抗议”二字就代表了媒体的立场，这样的报道易流于主观，而被报道对象的情绪通过说话内容就可以自然表现出来。
王克勤认为调查性报道是使媒体从同质化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重要报道形式。“但此类报道需要做大量的案头工作，应该对这一领域常识问题全面掌握，‘地毯式’搜索，‘潜伏’式采访也是常用的手段。”他介绍道，在当今新媒体日渐发展的情况下，各媒体对信息的掌握基本相同，因此解释性报道比较普遍，而这种仅对已知信息做出相应解释的报道，容易造成新闻的“同质化”现象。调查性报道则注重深度挖掘新闻，从全方位勾画出事件的起因、与其相关的各个因素、与社会的横纵联系等等，是对事件的深层次解剖。
面对台下将近400名青年学子和记者，王克勤还介绍了调查性报道的“十大黄金原则”，如“真实与别人的命运比你的个人荣誉和媒体重要得多”，“对于关键事实一定要核查清楚”等等，其核心在于“核实核实再核实，求证求证再求证”。(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供稿 作者：史阳)
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王克勤失踪 网友批当局报复
世界日报/“中国经济时报”特别报导部主任王克勤，过去以揭发弊端和真相在大陆小有名气，曾被誉为“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但前天，他所属的“特别报导部”遭社方以“转型”名义解散，王克勤目前不知去向。
南华早报报导，由王克勤领导的“特别报导部”，前天已被解散，该部共五名调查记者，将转到其它部门任职；社方于前天上午九时宣布这项安排，该报有记者称，报社管理阶层要求把工作重点放在财经报导上，不是揭露社会弊端。
东方日报报导，王克勤的调查报导，惹怒了官员及地方势力，去年他发表“山西疫苗事件”调查报导后，该报社长兼总编辑包月阳即被调职。
王克勤不仅是特别报导部主任，更挂名首席记者头衔，曾揭发“兰州证券黑市”、“北京出租车柯断黑幕”、“定州血案”、“山西疫苗事件”等一系列弊端，因此赢得“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殊荣。
特别报导部被解散的消息，昨天很快就在网络上流传。大陆网友率先在“新浪微博”披露这项消息，称该部遭到当局“连锅端”（指全部除掉或移走）；消息传出后，立刻引发大批网友关注，其中许多网友批评当局压制言论，有报复之嫌。
另有网友透露，王克勤虽是首席记者、部门主任，但月薪不超过人民币三千元，年近四十七岁没有买房子，在大陆知名记者中恐怕是最清贫的；王克勤无房无车，唯图真相于公共利益，却受此羞辱，是“中国新闻业之共耻”。
浙江独立作家昝爱宗发表文章称，王克勤的调查记者团队所做所为，也不过是对“新闻与正义”的执着，王克勤的遭遇令人质疑：“难道中国普天之下都不容调查记者？中国就成为一个举世好国？官员都是举世好官？”
他还说，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就是被封口，而被封了口，也就等于被灭了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