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新民周刊》2009年第41期，作者：燕舞/
一些其实很荒诞的故事受追捧，原因还是那些真信的主儿缺乏常识。
章东磐，这位1954年出生的新四军的后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出版了“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父亲的战场》。这是他最近10多年来和云南民间学者、纪录片导演等各路友朋结伴调查的文字结晶。
章东磐在深圳的公司做出口手电筒的生意，那种手电筒作为道具出现在《变形金刚II》里。他的书写在抒情时略显过于饱满，但《父亲的战场》犹如一枚手电筒，并不耀眼，却力所能及地照亮一度被遮蔽的中国远征军历史。
宏大历史更要追求细节真实
笔者：《父亲的战场》上市后有了各种各样的反馈，这些反响在您的预料之中么?
章东磐：这本书是一本笔记，从我个人角度记录的那场战争的一点点残片，还有我个人对那场战争的认识与反思。外界的反响我不太在意，因为我不是靠写书来吃饭。遗憾的是由于我写得太慢，几年来访问过的老军人有好几位都已不在了。比如刘志生和吴昌铣，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当年投笔从戎抗战救国，结果一生坎坷。可惜他们没能看到这本讲述他们的书。
张子文老人收到了书，他给我写了信，他在当年江岸防卫时就已经是少校副营长、代职连长，我写成了上尉。另外，他父亲没做过昌宁县长，而是省政府的督学，后来辞官回家;在抗战中，与多位地方士绅一起促成军队决心防守怒江而不是放弃保山等大片土地，退守澜沧江。张老伯委托侄孙女专门转告我，这些有关他的疏漏与错误都不必专门更正，他反复叮嘱侄孙女向我致谢。他说，这种谢意绝不是因我对他个人的关心。我深深理解这位老人从这本书上得到的快慰，我很高兴自己能为他们做这件事。
亲身参加过南京受降仪式的赵振英老伯给我打了电话，那时他是新六军的警卫营长，就持枪站在冈村宁次身后。我没有访问过他，也没有写他的故事，但老人家来电话感谢我。我告诉老人，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都要感谢他们，不仅仅因为他们保卫了我们的土地，更重要的是他们用自己的勇气和生命给我们留下了叫尊严的东西。
广州的梁振奋老伯也来了电话，他是当年驻印军的军官，参加了反攻缅甸的战斗。我的一位朋友送给他这本书。梁老伯告诉我，他看见书名就流泪了。
想想真是心酸，为了这个民族，他们搭上了自己的一生。本来应该心安理得地享受一切应得的荣誉与尊敬，结果他们竟为了我们一点点的记录而倒过来感激，我觉得对不起他们。
笔者：在谈到写作缘起的那篇“网络将抗日战争‘故事化’是不正常的”中，您说过，“随着访问自然的深入，那么多的号称‘纪实’的故事会一个一个地露出破绽，甚至会被发现根本就不曾发生过。我们要对几乎每一个号称亲历的故事做仔细的辨别，防止自己的书也变成稀糊烂糟的那类‘纪实文学’。”远征军的历史以前是被遮蔽的，如今渐渐浮出水面却又马上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您也遇到了抗战老兵的虚假回忆或选择性记忆么?
章东磐：人的记忆发生偏差很正常。几十年都没机会讲述自己的真实经历，甚至被各种压力逼着遗忘，今天还能比较靠谱地想起来已经很难得。
关键是不要编造，无论是当事人还是记录者，都不要为了任何理由去编造。比如戴安澜将军遗体过腾冲县城，老县长张问德率全县乡亲跪祭，就是被编造出来的伪“纪实”。这个编造还进入了一位中国远征军200师老兵的记忆，被老人当成亲历讲出来，然后被更有影响的作家又当成“口述史”记下来再传播出去。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仔细地把这些假故事拣出来，再过一些年就要“变”成真的了。虽然这只是整个抗战史的一个细节，但再宏大的民族史拆开来都是细节，细节不真实，全民族的历史就没有可信度。
许多在抗战结束甚至滇西地区战事结束就离开国民党军队的老人在谈到当年开小差时，都会说“不愿意打内战”，其实这就是假话。1945年，哪个下级军官和士兵会预先知道一年之后要打内战?老人们这么讲，有寻求“政治正确”的理由，但记述者不加分辨就是失职了。
老人们只要不是有意地大规模编造历史，吹点小牛是一定要得到理解的。他们没有功利目的，这么多年的沉重身份带给他们的压迫和扭曲远不是我们能体会的。但故事不能太离谱。
笔者：据说也有很多人和事在成书时没有写进来，比如云南腾冲一名自称36师小鬼队队员的远征军士兵就是假的，但现在每次重大纪念活动都被当地政府请出来，而且还前排就座。
章东磐：县政府不是历史研究机构，也不具有辨别这类假货的专业知识，混进去个把假老兵是可以理解的。关键在于，当地有学者指出了这位假老兵的破绽，而相关官员不负责任或碍于面子不肯纠正，这才是难以原谅的。一个人混吃混喝无关紧要，但是这样的冒充者窃取光荣对真正的历史参与者不公平，光荣的前提一定是真实。腾冲一位远征军54军警卫营老兵蒋绍福老伯因为贫困和家庭暴力而自杀。在国家已经不那么穷的今天，这位老兵的不幸是我们所有人的耻辱。如果当地有关官员尽到职责，把那位假老兵不该得到的荣誉和利益落实到蒋绍福老人身上，这样的悲剧就可能避免。
违反常识的“历史”故事是毒奶粉
笔者：您在反思互联网时代远征军事迹广为传播的负面现象时也说过，“就在远征军故事骤热起来的这两年，网络上的激越故事也愈加流行了。中国远征军一个个神话般的传奇都变成‘历史’被反复传播。谁敢说一个‘不’字，就会招来倾盆般的啐骂。”有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以讹传讹或有意造假?它是不是源于近年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国民的不自信?
章东磐：在我们国家，明白的人、冷静的人、思考的人一定是越来越多，毕竟这些年言路和思路都大为开放了。一些其实很荒诞的故事受追捧，原因还是那些真信的主儿缺乏常识。
比如讲孙立人将军枪杀或者活埋日本战俘的事，无论从中国传统的武德到西方公认的骑士精神，还是国际公法公约的规条，孙立人是不会为个人仇恨而对投降军人大开杀戒的。何况在缅甸战场上，中国军队也没有抓到过上千名日本俘虏。
戴安澜将军无疑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大英雄，他之所以为英雄，恰是他以卵击石般的明知不可而为之的阻击数倍于我军的强敌，而不是虚幻的那场“大捷”。一定要区分人格力量和战争胜败的客观事实，在战争这个人类最复杂的系统工程中，要取得胜利仅有勇气或者再加上《孙子兵法》是不够的，“两军相逢勇者胜”一定是实力相差不多的对手。千万不能相信违反常识的“历史”故事，那和毒奶粉是一样的东西，闻起来香，吃久了会害自己的孩子。
随着民智渐开，我们也会逐渐建立起发自内心的自信力。到那个时候，我们会一起反思民族成长时的幼稚与偏狭。不过从《父亲的战场》出版至今，我还没听到破口大骂我为汉奸卖国贼的声音，哪怕我提出了允许日本人回迁在滇西的战死者遗骨，以及我们中国人必须放下历史仇恨的包袱这么“敏感”的建言。
笔者：滇西抗战也具有很强的国际化色彩，您谈到当前甚嚣尘上的对英军当年表现的非议时说，“在没有依据的前提下，不要嘲笑甚至诅咒同一战场的英国盟军。虽然我不敢说那次战败一定不是他们的责任，但我们自己的溃败决不能诿过于人。在我贫乏的对英军的了解中，他们从来不会在撤退时与自己的平民同胞甚至妇孺争路夺命。”为什么对英军当年的表现，会出现这么多贬损的声音?
章东磐：1942年在缅甸的战争不是几句话能讲述出来的。我当年也曾痛恨怯懦的英国佬背信弃义，但几年了解下来，并没有看到英国人为了自己逃命而让中国军队做炮灰的史料，倒是看到了大量我们军队在那次战争中的各种各样的严重问题。有那种结构性缺陷的军队是很难打胜仗的。
最先出来泼英国人脏水的是1942年在缅甸打了败仗的中国将军，时间大概开始于抗美援朝战争之后，地点可能是在北京的战犯管理所。把这个时序理清楚，对那些回忆的可信度自然就心里有数了。
英国人为中国军队提供了在印度的避难所和训练营，帮助史迪威将军实现率领中国大军反攻缅甸的雪耻之战。这么多年，我们对英国军队从未说过一句谢谢，人家也从来不提醒我们恢复这段应该感恩的记忆。讲了几千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中国人该如何报答人家的涌泉之恩呢?
另外，在印度和缅甸战场上，英国军队在英帕尔作战和对缅甸的反攻中，直接消灭日军的数量也高于中国军队的战绩。没有英军的英勇善战，没有美国空军的强大支援，中国军队没有可能独自取得那场光荣反攻的胜利。
笔者：读《父亲的战场》时，我整个感觉是美军和日军在保存当年的作战记录乃至整个历史信息的细节方面比我们完备得多，中国人在保存历史记忆方面还有哪些需要向他们借鉴?写完这本书后，您还想在这方面做哪些工作?
章东磐：许多年来，我们对中华民族的伟大抗战多的是“选择性记忆”，其实只要放手让大家来做，并且鼓励讲真话，即便年代久远，即便资料散失，都有办法恢复历史真相。
现在严重的问题不是资料少，而是一些人学术方法不对头，尤其是出了相当数量的口述伪历史，更增加了弄明白真历史的难度。民间可以喜欢听震撼的、过瘾的故事，研究者不行。书写历史，不要取悦民众。所以只要打算以历史的名义写作，就一定要绝了顺竿爬的念头，“知耻近乎勇”的古训应是今天整理抗战史的学者的座右铭。
在日本的史料专家萨苏做了很好的搜集、分析、整理工作，国内如余戈《松山作战笔记》，也在还原历史上下了大功夫。云南的戈叔亚近二十年的田野调查，最近也会结集出版。杨虎已经翻译完成了《温盖特传》，并且从源头上研究史迪威日记，澄清了许多被误传的史实。多看看这些认真的研究成果，会有助于提高对假历史的免疫力。
有一件大工程正在启动，承蒙朋友们支持，我们有机会去美国大规模复制当年中国战场的影像档案。如果这件事做成了，我们希望能在抗战胜利65周年时让大家看到我们父辈们光荣而不屈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