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移至香港永久保存的老罗湖铁路桥
上世纪60年代的过桥者
上世纪70年代边检站战士上岗前学习毛主席语录
上世纪80年代初的护照入境验证处
1911年广九铁路通车
上世纪80年代的过桥者
中国青年报记者 林衍/
治大国须观小桥
深圳罗湖桥，桥史整百年。这个国家很多富含意味的历史画面，累积在这座桥上。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儿是意识形态中国的“鼻孔”。偌大的中国除了北部与苏联接壤的关口外，便只有这座与香港相连的小桥，维系着与外部世界的沟通。
詹天佑曾站在罗湖桥头。他主持修建的广九铁路接轨联通，脚下的这段铁路桥，正是深港两段铁路对接合龙的交汇处，因背靠罗湖山，故得名罗湖桥。同年，辛亥革命爆发。
钱学森曾站在罗湖桥头。他穿着黑色的西服，一手领着6岁的儿子，一手提着一把吉他。那是1955年的春天，美国一家报纸用了特大字号的通栏标题：“火箭专家钱学森今天返回红色中国！”
一位不识字的老人曾站在罗湖桥头。举着“红宝书”的边防检查员要求她背诵毛主席语录。在“文革”刚刚爆发的年月，没有人记住她的名字，留下的故事是，老人因“政治不合格”而被轰回对岸的香港。
王石曾站在罗湖桥头。这个27岁的年轻人刚从兰州铁道学院毕业不久，在罗湖桥铁路沿线做排水技术员，每天都枕着一本破烂的《大卫·科波菲尔》睡在建筑工地的竹棚里。那是1978年，距离他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还早得很。
……
深圳罗湖桥，桥史整百年。这个国家很多富含意味的历史画面，累积在这座桥上。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儿是意识形态中国的“鼻孔”。偌大的中国除了北部与苏联接壤的关口外，便只有这座与香港相连的小桥，维系着与外部世界的沟通。
止 步
罗湖桥长不足50米，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埋下了两个意味深长的伏笔。
62年前的10月19日，新政权诞生后的第18天，解放军的一支先头部队打到深圳河畔的罗湖桥头，离被港英政府统治的香港仅一桥之隔。
对岸的港英当局从东南亚频频调兵。时任香港总督的葛量洪事后回忆，他们当时不断向伦敦咨询，尝试预测“共产党军队抵达边界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深圳河北岸，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对率军南下的叶剑英说：“不用动用四野的其他兵团配合，单靠我们两广纵队就足以解放香港。”叶剑英回答：“你也知道这个情况，没有交给我们解放香港的任务啊。”
据史，毛泽东曾向叶剑英面授机宜，明确提出南下大军必须止步于罗湖桥以北40公里的樟木头一线。
9个月后，在周恩来的亲自批示下，深圳公安检查站(罗湖边防检查站前身)成立，罗湖桥成为新中国唯一的“南大门”。
又十几年，“解放香港”的声音再次出现。
当时，“文革”之火一度波及香港。罗湖桥南岸，香港的左派人士发起了激烈的反英抗暴运动。罗湖桥北岸，红卫兵小将们涌到桥边声援，并在驶往香港的载货火车尾部绑上稻草人，写上“打倒戴麟趾”(时任香港总督)。每天，罗湖桥头的边检战士都要手拉着手组成人墙，面对小将们的冲击。
红卫兵还曾试图抢占开往香港的火车，声称要“冲过罗湖桥，占领香港岛”。据说，当地的一位军代表挡在火车头前，说“你们开过来吧”，他们才就此作罢。
周恩来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作出批示：“文革”只能到深圳河以北，深圳河以南不可以搞。
“其实在建国初期，几位国家领导人曾专门就是否要止步罗湖桥的问题咨询过很多熟悉香港情况的专家。”广东省社科院原院长张磊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最终中央做出了保留香港自由港地位暂不收回的决定，希望这里成为新中国的‘鼻孔’，保留一条通往外部世界的经济、政治、外交通道。”
在他看来，如果将两次“止步罗湖桥”的批示连起来解读，不难发现这座小桥在决策层眼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根据《香港通志》副主编刘蜀永教授的研究成果，第一次南下大军“止步罗湖桥”后，香港获得了稳定的发展环境，50年代的工业化热潮得以发生；而在第二次红卫兵“止步罗湖桥”的历史节点后，港英当局也开始反思当时的治理策略，并开始在医疗、教育、社会福利、住房等各方面进行社会改革，香港进而完成了70年代的经济、社会发展上的飞跃。
“正是因为内地当初刻意为香港保留了一个自由开放的发展环境，才能有改革开放后香港对内地技术、资本、管理等多方面的反哺局面。”张磊说。
事实上，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在对比中国和俄罗斯改革时，曾感慨道：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不如中国稳妥和成功？关键是他们有一个香港作为参照物。
过 桥
过去，罗湖桥上发生的每一个微小故事都会被外界解读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缩影。
很多边检站老干部仍然记得，1986年的4月1日，戒备森严、铁丝网延绵80公里的“二线”(深圳特区管理线)正式启用，引发外媒种种猜疑。结果中国政府当天就将罗湖桥的关闸时间从晚8点延迟到了晚10点，以延长“一线”开放时间的举动向世界证明：深圳的目标是搞活而不是封闭。
某种意义上，罗湖桥是丈量这个国家开放程度的一把标尺。
抗战中，在交通上占据特殊地位的罗湖桥数次因飞机轰炸而遭遇断桥之劫。但即使是在那般的兵荒马乱中，来往深港两地的载客火车仍然畅通无阻，车内还设有酒吧区与观景厢，内部采用抛光柚木，配以软垫座椅。每逢春节，车厢便会挤成沙丁鱼罐头，满是探亲旅客。
然而在罗湖桥成为新政权的“南大门”后，过桥不再是件随随便便的事情了。
建国初期，为防止敌特的渗透，直通的客运火车停运，从内地去往香港的人员开始受到严格限制，往往只有公务人员才能获得去港配额。
而港人返乡则必须填写“回乡介绍书”，且在过关时所有的行李都要被拆开分检，并逐一登记在册。当时边检人员上班往往带着螺丝刀，遇到可疑旅客便撬一撬鞋底帮子或箱子的隔层板，查找是否存在密写药粉。
由于通关时要人人过筛，等待时间短则几个小时，长则一天。返乡探亲的香港人都偷偷称深圳为“心震”。罗湖桥头逐渐热闹不再，人流最少的时候，一天来往不过50人左右。
从1957年开始，受困于贫穷与政治迫害，当时的宝安县出现大规模的逃港潮。
在所有的逃港路线中，有重兵把守的罗湖桥本来最难偷渡。即使如此，还是有一些“特别”的过桥故事流传下来：一个港人背着塑料的小孩过桥，尿片、奶粉一应俱全，在登记时蒙混过关，到了内地把塑料娃娃一丢，便带出一个真小孩；另一个胆大者则趁哨兵不备在半夜游过了深圳河，却因把香港的拨号电话当做乡下的摇筒电话使用，始终联系不上在港亲戚，最终被捕。
在那段物质匮乏、粮食短缺的时日，如果赶上节日返乡，许多港人会扛着笨重的行李过桥，米上头放面粉，面粉上头放红油，往往还要带上做好的带鱼、鱿鱼、红烧肉。
桥头送别时，若是穿着的衣服稍好，便会被内地亲友扒掉留下，赤膊返港。有的人连鞋子都要留在家里，光脚过桥。后来这些都被边检站明令禁止，他们便穿着家里的破衣、拖鞋回去，仍是将稍好的行头留给内地家人。
“文革”中，罗湖桥头各处插满红旗，墙壁上悬挂着毛主席照片和诗词。原本为旅客们摆放行李腾出的几十平方米空地，竖起了一座刻有毛主席语录的石碑。
那时，来往深港两地的旅客、探亲者、过境农民，都要在过桥的时候背诵毛主席语录。有的人大字不识一个，便被要求回家背熟后再来。
广交会正常运转，但每逢召开，罗湖桥头便会有专职的边检人员负责带着外国人朗读语录。
对于生活在罗湖桥那头的人来说，通关的障碍还远不止此。飞机头、高跟鞋甚至喇叭裤都会被边检站的工作人员视为“帝国主义”的标志。香港博物馆原总馆长丁新豹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抓住香港客，如果他的裤子比较窄，找一个玻璃瓶丢进去，要是不能掉下来，就可以认定不是好人。”
红卫兵小将们会赶在火车驶离罗湖边境前，将毛主席画像挂满车厢，在车头贴上“打倒英帝国主义”的大字标语。而香港境内的工人则不得不每天将火车重新洗刷一遍，再于次日返回内地。如此往复，火车“一车两面”，桥头桥尾各有一番模样。
桥上也曾发生过另一些值得注意的小事。
1971年4月10日上午10点左右，金发碧眼的斯廷霍文第一个走上罗湖桥，接着，一支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用了18分钟全部走上罗湖桥。桥的北端，迎接他们的是一副写有“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红色标语。
4天后，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里，面对一位美国资深记者对于中美关系的提问，周恩来说：“现在，门打开了。”加重语气，他又重复了一遍：“现在，门打开了！”
1978年，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第二年的罗湖桥上，便出现了几位特别的过桥者。
一个叫刘天的港商坐着2元钱一次的载客自行车过了桥，在一片黄泥地中找到了深圳市的临时办事处。因为没有找到宾馆，当晚刘天睡在了一间办公室的长桌子上。而在白天，他刚刚谈成了建立深圳第一家合资酒店的大生意。
百事可乐在香港的业务代表李文富给深圳市政府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投资建厂的意愿。当时香港的汽车还不能开过来，李文富把百事可乐的样品放在自行车后架上，骑过罗湖桥来谈判。凭此业绩，他成为这家公司当年从全世界14个销售区15000多名候选人中评选出的两位杰出员工之一，公司总裁专程从美国赶到香港为他颁奖。后来，李文富被称为用单车把世界500强驮过罗湖桥的人。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罗湖口岸出现了一个“走学童”群体。他们清晨身着样式各异的香港校服到香港上学，下午5点再准时返回深圳的家。20年间，这个群体的数量从500多人变成了5000多人。
去年年底，罗湖桥上有了另一个新鲜的群体。他们同样早早便过桥赴港，通常拎回大大的购物口袋，塞满的却不是以往赴港游客热衷的奢侈品和化妆品，而是1.1港元一包的天然海盐、30港元一大瓶的家庭装飘柔洗发水，甚至28港元36包装的得宝纸巾。当然，通常还会有一桶大大的有机酱油。人们为这些誓与内地飞涨的物价对抗到底的深圳市民们起了一个有趣的名字——赴港打酱油的。
门 缝
罗湖桥曾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通道之一。
华罗庚、邓稼先、钱学森、李四光等人均由这里入境。在钱学森离美归国后一年，另一位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郭永怀也踏上了罗湖桥。在美国，他素以不问政治而闻名。
“连郭永怀这样的人都要回国，可见人心所向。”胡适曾这样评价郭的归国。
钱学森特意将一封信留在罗湖桥头。信中写道：“我们本想去迎接你们过桥，但看来办不到了，失迎了。自然我们现在是‘统一分配’，老兄必定要填写志愿书，请您只写力学所，我们拼命欢迎的，请您不要使我们失望。”
常被边检站的战士们聊起的还有“蛙王”戚烈云过桥的传奇经历。这位泳坛奇才曾7次提出回国申请而被港英当局拒绝。1954年的一个深夜，他乔装打扮成一个穿着花衬衫、肩挎画夹子的画家，趁桥头驻守的港英警察不备，跑过了罗湖桥。后来，他为中国体育带来了第一个游泳世界纪录。
由于罗湖桥所处的特殊位置，彭德怀、贺龙、聂荣臻、林彪等人曾先后到桥头视察。
74岁的李梓惠老人是当年边检站的首批战士之一。时至今日，他仍能清晰地记得，留着小胡子的贺龙到哪里都会拄着一个小棍，聂荣臻则衣着朴素，从来不佩戴军章。
当时静卧在深圳河上的罗湖桥，显得寒酸。桥上的人行过道只是搭在铁轨旁的两块长条木板，查验棚是用沥青和木头搭建起来的，甚至连边检站的新兵起初都不得不借住在桥头的“天后宫”祠堂里，用稻草做床。
贺龙视察查验棚时，特意询问李梓惠，“这个是谁搞的？”17岁的李梓惠回答说是“解放后我们自己搞的”。贺龙当即笑着对他说：“小鬼你不知道呀，这肯定是国民党留下来的，我们党不会搞这么矮的。”
另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是，在当时仅有几平方米大的罗湖口岸木板房办公室里，专门设置了一部电话机，可以直通当时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的办公室。
在时任宝安县外事办副主任刘杰的记忆里，从1952年开始，罗湖桥便成为中国外交工作中的重镇。仅他参与接待的重要人物，就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哈马啥尔德、印度副总统普拉沙德、英国工党影子内阁首相艾德礼、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等人。
当时的安保工作十分严密。这些重要人物大多不是步行过桥，而是靠铁路的公务车推到深圳，再专车拉到广州。事前还会安排压道车，即先有一个火车头拉几节空车厢跑在前面，以试探沿途是否被放置了炸弹。
探 路
改革开放前罗湖桥就出过名。《跟踪追击》、《羊城暗哨》、《秘密图纸》这几部六七十年代的反特电影中，特务们最爱在这里出没。
实际上，就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里，罗湖桥曾见证了最早的一次“改革开放”。
1951年边境封锁后，宝安县还有4000多亩耕地在香港新界。宝安县委向省里申请，特设了7个由木桥搭建的“耕作口”，宝安的农民可以凭耕作证到新界耕作，早出晚归。由于港英政府不承认集体用地，那片土地的产权从一开始便流转到了农民个人手中。
在当地，这7座搭在罗湖桥附近的木桥被老百姓称为“小罗湖桥”。从那时起，深圳河沿岸的赤尾村、罗芳村、沙头角村等几个村子的村民过上了白天在资本主义地盘干活，晚上回来过社会主义生活的日子。
根据宝安县宣传部原副部长廖红雷的回忆，白天农民们过境时，会偷偷在牛耳朵里塞上几个鸡蛋，到香港卖钱。中午在那边的农民家里看电视，到晚上吃饱香港的面包再回来。
60年代初，广东省一位副省长到黄贝岭村视察，发现耕作口的分界铁丝网边上满是煲饭的铁煲和自行车。村里副书记陈天乐马上汇报说：“在香港买的东西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就放在河边，不拿到社会主义这边来，这样就不会迷失方向了。”
在当时的罗湖桥畔，“靠港”是个时髦词，任何一个农民都能讲出这样一番道理：香港就像个臭豆腐，闻着臭，但吃着香。
1961年，宝安县县委书记李福林在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支持下，曾率领全县开展了一场“利用香港，发展宝安”的大开放运动。
当时县委提出了《关于适当放宽进出口管理意见(草案)》，决定全县与香港开展小额贸易，开放沿边22个公社和一个农场，规定出口甘蔗苗、稻草、草皮、河涌杂鱼等，以换回铁锅、肥料、火柴和煤油等紧缺物资。
经过反复研究，县委还制定了适当放宽边防管理的“三个五政策”，即农民一个月通过罗湖桥可以去香港5次，每次可以带回5元钱的东西，可以带5斤重的物品。
根据宝安县原县委副书记李定的回忆录，尽管1961年正值严重经济困难时期，但宝安县没有一个人饿死，生产搞得最好的翻身大队，1000多人仅余粮就交了2万斤。依靠“靠港”政策，一些村庄的生活水平远高于内地。据说，这些村子里没有人打光棍，就算是残疾的村民也可以娶到内地嫁过来的漂亮姑娘。
廖红雷这样解释那场“大开放”的初衷：“当时一心想保证不饿死人，根本没想到跟香港人做生意违不违反中央规定之类的问题。”
当时，通过罗湖桥过境贸易的农民经常哼唱这样一首山歌：“小额贸易无日闲，家家户户都上山。草皮禾杆都有用，耕田好过去过番。”
另一方面，宝安县在文化开放上也成了先行者。李福林开始邀请中央、省、市的一些歌舞团到深圳戏院演出，以吸引港澳同胞前来观看。史料显示，当时戏院的广告甚至打到了香港，而香港的一些影视公司也开始走过罗湖桥，在宝安县取景拍摄电影。
事实上，就在60年代初期，广东省委领导曾在二沙岛面陈毛泽东，表达过对外开放的建议。但随着极左的泛滥，很快广东省委便以“打击投机倒把”为由，叫停了宝安县的举措。
其后，宝安县委抽调80人组成了工作队专门搞“四清”，把边境小额贸易、过境耕作探亲、“三个五”政策等，当作“慕洋、向洋、靠洋”来批。“大开放”的首倡者李富林也因此获罪入狱。
狱中的5年，这个老人被数次批斗，每天的伙食只是两小盘稀饭，两腿也出现了严重的浮肿，体重从150斤减到了90斤。但当年受惠于对港开放政策的一些宝安县百姓并没有忘记他，他们经常偷偷把做好的荷包蛋、瘦肉头送进监狱，并坚持呼吁解放李富林。
“每天吃饭前要跳忠字舞。你本来是哭的你都要笑，你吃饱没有，没得吃，你说吃饱的，都是吹的嘛。”廖红雷这样回忆“文革”时当地农民的生活状态。
1980年8月26日，修改了13稿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在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上获准通过。《纽约时报》以节制的语调对此做出评论：“铁幕拉开，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在鸣响。”
宝安县的改革随之重启。过境耕作的农民将稻田改成种蔬菜，并建起了20万只的养鸡场。当时主导改革的宝安县委副书记李定事后回忆：“20万只鸡啊！按当时的规定，5只鸡就是资本主义，要不是中央支持，我都几千几万个资本主义了！”
很快，罗湖区的罗芳村、渔民村、渔农村等靠小额贸易发展起来的村庄都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户村”。
1984年，薄一波两次到罗芳村视察。已调任罗芳村村支书的陈天乐向薄一波汇报说：“我认识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应该是人民的生活大大地改善，过去我们体会不大，现在才是社会主义。”
这年年底的一个周末，离春节已经近了。正在罗湖区委宣传部办公室里加班的廖红雷接到了市委办公厅的紧急电话，他被告知罗芳村发现反动标语。
廖红雷慌忙骑着单车穿过黄贝岭、沿着坎坷不平的泥路往罗芳村赶，直奔村支书陈天乐的家里。
“罗芳人富起来了，感谢都来不及，怎么会有反动标语？”陈天乐皱紧了眉头。
俩人找遍全村，在一片快要倒塌的旧墙上发现了一个残破标语。果藤和青苔中间，依稀露出“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字样。他们很快把标语铲掉，还不放心，又刷了层石灰。
5天后，邓小平来到深圳，并视察了后来闻名全国的渔民村。过了很久，廖红雷才知道市委本打算安排邓小平多视察一个点，正是罗芳村。
“如果小平同志来了以种蔬菜致富的罗芳村，也许报纸就不会把深圳写成从一个小渔村发展起来的了。”廖红雷感叹道。后来他还写过回忆文章，专谈小平与罗芳村的“擦肩而过”。
1988年，据罗湖桥不远处的和平路上，一栋海关单身宿舍楼被用镜面玻璃重新包装起来。在这栋改装的写字楼里，搬进了一家名为万科的公司。
这一年的11月，还只有137名员工的万科首次参加土地拍卖，以2000万元的昂贵代价拿下深圳威登别墅地块，由此杀入房地产业。公司的老总叫王石。
回 归
据传，1911年罗湖铁路桥联轨通车的时候，桥中间留下了一条红色油漆线，作为中英双方的分界线。
如今在罗湖联检大楼的通道内，可以找到一条铝合金制作的铁箍，作为两地的分割线存在。
曾有游客在通关时双脚踩在铁箍的两侧，一边拍照一边念念有词：“这边是资本主义世界，那边是社会主义政权！”
尽管早已波澜不惊，但事实上，两种意识形态对立的氛围在罗湖桥头鲜明地存在过。
1953年，一个正在站哨的香港警察无意间走过了边界“中线”，最终被当做重要的外事问题由公安部报到外交部，并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才获解决。
“老罗湖”李梓惠回忆，那时罗湖检查大队检查员的月薪是6元钱，远低于香港警察的工资待遇。仅仅相隔一片铁丝网的香港警察经常冲他们喊：“你们这群傻瓜，吃又没得吃，穿又没得穿，过来算啦。”
一位当年驻守在深圳河边的老边防战士还记得，每到周末，都能看到河对面的哨所上有直升机盘旋，然后有花枝招展的女人下来，半天后再由直升机接走，“我们的边防战士都是年轻的小伙子，所以要经常换防”。
五六十年代反特任务最重的时候，李梓惠因查获“帝国主义特务间谍”而成为新闻人物的次数就有72次，传说有香港的特务组织悬赏上万美元买他的人头。每天上班前，他都要把当天的党费交到妻子手里，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
但罗湖桥毕竟见证着深刻的改变。
廖红雷说，过去我们穷，给香港人笑做“大陆灿”(1978年香港一部热播电视剧中，男主角阿灿是一个偷渡到香港的农村小子)，现在香港的亲戚回来喝茶，我们也可以开玩笑地叫他们“港灿”了。
陈天乐说，过去桥的那边像城市，这边像农村，现在反过来了，香港的边界还有一块禁区要保留农田，而大陆的边界则不再种田而改成“种房子”了。
张磊说，五六十年代要偷渡到香港很简单，看到有灯的地方游过去就行了，现在可不能这样子了，在深圳一跳下水，朝光亮游过去还是回到深圳。
这些罗湖桥历史的见证者，如今都已是70多岁的老人。而罗湖桥也同样在老去。
1985年，罗湖桥东侧建起一座全新的双层通道桥，成为新的罗湖人行桥。2002年，这座桥又改成现代化的密封式新桥。
2003年，由于防洪标准过低，罗湖铁路桥被分段拆除，并当做文物复建于香港新界。新建的铁路桥拓宽了40米，卧伏在深圳河上。
罗湖桥不再那么特殊，罗湖口岸只是深圳海陆空15个口岸体系中的一个。而相比于不足50米长的罗湖桥，深圳的年轻人们更乐于将长达5500米的深圳湾大桥视为新地标。
在历史研究者看来，罗湖桥不再是“唯一的一扇窗”，恰恰象征着“中国打开了整扇门”。
如今，每天从罗湖口岸过境的游客平均有25万人，相当于一个中型城市每天在桥上“挪来挪去”。宽敞干净的通关大厅里，也不再有等候过关的长队，短短15秒钟，刷卡、按指模、核对面部信息，就可以自助通关。
史载，明朝永乐年间，如今罗湖桥所在的位置上便有了一座石板桥，那时的深圳河还只是一条叫做罗溪的水沟。到了清朝，石板桥变成了木桥。直到1911年成为广九铁路的一部分之前，它都仅仅是这条内流河上一座不知名的小桥，两岸鸡犬相闻，百姓来往耕作，走亲访友。
100年后，罗湖桥轻轻转回了身。
(文中部分素材由罗湖区委宣传部及罗湖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