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网/加拿大时事周刊《麦克琳》杂志刊发大学“太亚洲化”报道后，华社等团体纷纷谴责，要求杂志向亚裔社区道歉，承担责任。加拿大《星岛日报》11月30日也刊发卑诗大学副教授余全毅的文章，指出《麦克琳》杂志光道歉是远远不够的，他们须了解报道何以引起如此强烈反应，搞清楚自己究竟错在哪里。
文章摘编如下：
《麦克琳》(Maclean’s)杂志周前刊出加国大学《太亚裔化？》(Too Asian?)的专题报道后，反响极大。身为历史学者，我想指出，光表达意见，但又不了解这文章何以引起情绪反应，尤其土生土长国民的情绪反应，这做法本身不无问题。
依然不清楚自己错在哪里
该报道的最大问题，并非只带煽动意味的标题所用简单化种族归类。令许多人更困惑的是，该刊自许“唯一全国杂志”，编辑团队竟对应否刊登这样一篇煽动把亚裔归类的文章，缺乏适当判断。该杂志坚持为有关报道辩解，把该文称为“良好新闻报道”，并强调没有什么要道歉，显示出该杂志编辑和出版人，至今还不清楚自己错在哪里。
问题症结是什么？他们肯定不是没有识见之士。真正原因是《麦克琳》以及许多英文报纸的编辑团队当中，能够通过个人经验亲身体会亚裔在加国成长历程的人，以至是“有色少数族裔”或原住民的，实在是凤毛麟角。犹如那位在该报道中发表种族言论却强调自己“不是种族主义者”的女大学生般，那些毕生“有幸”不用思索自己“种族”的人，通常不了解为什么非白人会如此“敏感”。我们眼前的种族阶层制度，明显赋予白人主导的优势，而其他族裔则冠以“亚裔”、“原住民”或“黑人”，令他们觉得好像能在这社会生存就是莫大的特权。
认识并不等于了解，只认识我们身边的“非白人”并不足够。1970年代，许多美国人一边反对撤销学校黑白种族隔离政策，一边却说自己“其中一个最好的朋友是黑人”。
《麦克琳》的文章带来另一问题是，它对许多加国国民来说，代表一个偶尔出现一次、关乎自己种族身份而又要作出表态。他们仿佛被提醒无论自己如何努力融入，都会被视为“亚裔”。但也有一些新移民或早已接受自己身份“特殊”的人，大概不会有意见。然而，种族定型化造成的恶果，并不局限个人身份层面。
太勤劳太进取反带威胁？
假如你认为被看作“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y)是好事，也许你也该知道这概念的由来。它首见于19世纪“黄祸”时期，当时北美西岸的中国人和日本人，遭定型化为白人之下的“卑贱”(Cheap)阶层。他们被视为有威胁性，因为他们使用相同资源但创造出更大成就。由于这些移民太具生产力，遭到反亚裔势力扣上“太勤劳”帽子。他们太进取，反而威胁到“正常”白人。似曾相识吗？
美国在1970年代创出“模范少数族裔”这名词，首先用来形容日裔，后来也包括华裔和韩裔美国人。他们为何成为“模范”？皆因他们虽受尽种族歧视，但并未如“黑人”般消极对待，而是忍气吞声努力工作，所用资源最少，成就却最大。在加州，当局以平权行动的政策(affirmative action policies)来弥补长期歧视黑人所造成伤害。不过许多亚裔美国人抗拒“模范”的标签，因为尽管这看来是“正面”的定型，可代价高昂。其中一个是把犹太裔美国人和非裔美国人的反种族主义联盟摧毁，该联盟在民权高涨年代原有助抗衡白人种族优越主义。另一代价就是种族的形象复活：亚裔被视为威胁“正常”白种美国人。
并非反应过敏而是受伤害
《麦克琳》的作者和编辑在该专题报道里，描绘这形象时候，带有已经具有一个半世纪历史的白人至上价值观。很多亚裔加拿人即时感觉受伤害，纵使当中不少人不大明白为何自己愤怒。他们不是“反应过敏”，他们受到伤害是真实的，因为这伤害超越了个人感受。
亚裔的“勤勉”形象其中一个代价，就是他们获擢升至领导或管理层遇上“玻璃天花”(glass ceiling)情况，往往被合理化。在美国，研究显示亚裔被定型为长于“数学”而社交技巧“匮乏”，他们只能升至较低或中层管理层，无法更上层楼，反而被视为“人际技巧”较佳的人爬头获晋升情况，则获得合理化。在加拿大，许多妇女对类似原因似曾相识，她们的管理技巧因这空洞理由而无法派上用场。
管理人们的方式很多，然而把管理职位给予跟有权者思维差不多的人，往往会把偏见隐藏在貌似客观的判断里。可是这些观点很多时表现在种族和性别定型化，例如形容女士在幕后沉默苦干建立共识时，常会用不大“敢言”或“太内向文静”之类说法。
一直旨在强化白人优势
《麦克琳》或会在某时刻作出道歉。也许宜早不宜迟，原因是拥有《麦克琳》的罗渣士集团，旗下还有其他业务，包括Omni TV，一个倚重普通话、广府话、旁遮普语及其他“亚洲语言”观众的多元文化频道。一个业务的犯错会令另一业务被抵制而受损。《麦克琳》本身正面对读者人数和订阅人数下降的困扰，读者和订阅群减少，正因为它并非建基于年轻亚裔加拿大学生和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人士的人口比例，而他们成为《麦克琳》该专题报道所针对。但是他们的手提电话业务，则倚赖这个在温市和多伦多的重要客户群，一旦这些客户认为罗渣士不值得支持，理由是这份“全国新闻杂志”没有理会他们关注的事，《麦克琳》将会道歉。本人的一个学生表示，罗渣士失去在iPhone的垄断优势，如果筹划一项运动，鼓励她的同学把手机合约转给贝尔公司，是不是最佳方式？学生可借此取笑和嘲弄罗渣士。对一间公司的品牌来说，不要说提出什么诉讼或在街头高举标语牌，当没有比被取笑更糟糕的，这会令罗渣士意识到事情严重程度。
可是说声对不起并不足够。即使如电视台CTV在30年前为W5节目作出卑躬屈膝的道歉(阁下可以在互联网找到，在这里顺带说该电视台差不多用了半年时间，才承认做错)，问题是道了歉，可新闻部照旧。《麦克琳》正面对读者量萎缩导致裁员问题，因此不大可能聘用年轻人把新闻部多元化。不幸的是，这也是我们不少报纸同样遇上的问题，它们面对读者人数与经营模式过时的难题。它们的处境像极恐龙，从年轻的踊跃回应的博客显示，使用新媒体(通常不花一分一毫购《麦克琳》杂志)的这些亚裔加拿大大学生，一方面是传媒欲争取一群，同时他们却是受《麦克琳》侮辱的对象。
倘若罗渣士从旗下较赚钱的通讯业务，捐出部分金钱支持新媒体，或可更积极参与多样化的加拿大社会。该公司目前市场区隔模式已造成了自相矛盾，就是一方面侮辱“亚裔人士”，但另一方面在亚洲语文媒体上宣传，赚取金钱。该公司可从这途径赚钱，不过绝非为了公众共同利益。在此顺带说，《星岛日报》和《明报》这两份中文报纸发行量大，已经把一些英文报纸的读者量给比下去，慢慢改变了这里的媒体生态。
盼望我们的董事局与管理层因势利导，比我们的英文报纸新闻部更为多样化。第一步是避免把亚裔或“白人”作出种族定型。提出《太亚裔化？》这议题，过去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旨在强化白人优势。在这一点上，如果看看我们在加拿大的董事局和管理层，也许引出“太多白人？”之类问题。然而本人不会为此给《麦克琳》撰稿，我也不会提出这问题。事实上，本人不少好朋友都是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