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50年代，西藏的贵族们还保留着古老的风俗：赛马）
在霍康·强巴旦达的几个孙子中，有一个的名字中嵌入了“霍康”二字。这个延续了六七百年的古老家族，再次起用了他们尘封已久的特殊称号。
霍康，是这个家族的“房名”。而所谓房名，一般得自住所或封地，是西藏旧贵族特有的家族称号。
在拉萨色拉路西藏牛奶公司旁的住宅里，这位64岁的自治区妇联退休干部，并不认为重新用房名为孙子命名，带有某种特殊的意味。“恰恰是因为贵族阶层已经彻底消失了。”他还说，现在已经几乎没人会因“霍康”想起那个曾经显赫的家族。
一直研究西藏文化和拉萨风俗的强巴旦达觉得，记住“霍康”这个房名，“算是一种特有文化的继承吧”。
对于拉萨附近甲玛地区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者而言，“霍康”是绕不开的话题。2008年，西藏自治区社科院的研究人员，还就甲玛与霍康家族的关系发表过论文。这个家族的血脉可以上溯到14世纪前叶进入西藏的蒙古贵族，他们一直因拥有权力而影响着这个地区。“霍康”是“霍尔康萨”的简称，藏语意为“蒙古人的新房”。
霍康家与甲玛历史的关系，不过是兴盛一时的西藏旧贵族世家的代表。在西藏漫长的历史中，贵族们的生活和争斗，在高原上不断敷衍纠结。据统计，到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前，西藏的旧贵族世家有大约197个。
半个世纪前，西藏社会的大变革时代到来。曾与地方政府、寺庙并称三大领主的贵族阶层，在农奴制社会的民主改革中，渐渐变化。旨在废除封建特权和剥削、实现人人平等的民主改革，让贵族制度无所依附。
旧贵族们渐渐远去，他们的子孙在巨变中开始了凡俗人生。
[b]**模糊的贵族源流[/b]
霍康家不仅有着特殊的蒙古祖先，它还是西藏少数拥有详细谱系的大家族。
西藏的贵族制度发端于五世达赖，他在蒙古人的帮助下取得了西藏宗教领袖的地位。达赖喇嘛任用他信任的僧人担任政府职位，发展为僧官系统，对西藏的最高统治者拥有特殊的影响力；然后按照世俗行政系统的架构，建立了俗官系统。
僧俗官员系统彼此独立。在1793年确立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噶厦中，有4名三品官员：噶伦。他们地位平等，重大事项投票决定。噶厦在大多数时候由3名俗官和1名僧官组成，有一段时间曾全部是俗官，也一度扩充到4俗1僧5人。
一个贵族世家，首先是一个俗官家庭，因为他们必须贡献一名男性成员到政府任职。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并不算庞大的贵族系统中，由6个“亚”家族、5个“第本”家族和若干“米扎”家族以及小贵族组成。
“亚”是从七世达赖开始的历代达赖喇嘛家族。他们因诞生了达赖喇嘛而享有尊荣。而之所以只有6个“亚”，是因为九世达赖年幼病亡没有形成，而八世达赖和十二世达赖的“亚”最终合并，这就是前文中提到的拉鲁家族的故事。
一个家族有人担任过噶伦后，又不是“亚”，就被称做“米扎”。到最后噶厦覆灭时，一共有37个家族获得过这个职位。霍康.强巴旦达告诉我们，他的祖先在1765年和1790年成为噶伦。像这样获得过2次及以上噶伦职位的家族一共有14个，他们是那个时代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第本”即“第本米扎”，从名称上看属于特殊的米扎家族，但是定义常常比较模糊。他们中拉嘉日家族，从来没有担任过噶伦，而是在山南拉嘉日地区享有高度自治。除了后文中特别讲到的“帕拉”，其他4个第本家族，都宣称与古藏王存在某种关系。
这些吐蕃时代的故事充满神话色彩。比如第本贵族“吞巴”——自称是松赞干布的首席大臣、藏文字的创始人吞米·桑布扎的后裔。但从来没人能说清楚他们的历史传承。
在霍康.强巴旦达看来，西藏的旧贵族世家，渊源并不清晰。经过政治斗争的起伏和朝代的更迭，人们只是大概认定，某些家族始自最早的吐蕃时代，某些始自稍后的萨珈时代，另外一些因黄教确立统治而显贵。
1793年，来自清廷中央政府的封赏，改变了西藏贵族阶层的状况，也确立了一直延续到1959年的西藏贵族权力版图。
[b]**药王山上的关帝庙[/b]
绝大多数旅行者都会忽略拉萨药王山上那座小小的关帝庙。与周围宏伟的喇嘛寺院相比，它显然过于小巧。院落里立有一块石碑，上刻“万世不朽”。这便是近代西藏贵族权力的根基。
1793年，大将军福康安在第二次对入侵西藏的廓尔喀人的战争中大获全胜。乾隆帝随后颁布了新的西藏管理办法，是为《钦定藏内善后章程》。
在这些条文中，不仅就达赖喇嘛、班禅喇嘛转世制度和驻藏大臣地位作了规定，还对西藏贵族的身份和地方政府的官制加以确认，并按照内地九品制进行了封授。此前几十年，达赖喇嘛家族的家长已受封二等公爵辅国公，而从此之后，其他西藏贵族也可以得到三品到七品的品级。
这次封授对于西藏贵族影响深远：在模糊的祖先传承之外，他们的身份终于得到了制度化的肯定。
即使在20世纪后期，绝大多数贵族后裔在写作自述时，都以自己家族的品级为开端。后来，以四品为界，划分了高级贵族和一般贵族：获得四品代表着成为上层贵族。
这种区别体现在贵族生活的种种细节上，比如服饰。霍康.强巴旦达告诉本刊记者，四品及以上贵族开始在发髻上佩带“嘎乌”——一种装有佛像等圣物的小盒子，它后来简化成一个珠宝饰物。
在两次对廓尔喀的战争中，西藏损失不小，扎什伦布寺遭到洗劫，甚至被掠走了上代班禅的金册。但战争也给了一些家族机会。
霍康家的一位祖先，索诺木拉喜，因战功被授予相当于三品的扎萨克称号，并最终成为噶伦。
西藏稳定后，福康安在药王山关帝庙立碑为记，期待清帝国在西藏建立的种种制度以及他战胜廓尔喀人的功绩能够“万世不朽”。今天，由福康安撰写的碑文大部分仍清晰可辨。
事实上，曾经有记刻《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的石碑立在大昭寺和扎什伦布寺。而1950年，一些贵族却摧毁了拉萨几乎所有与汉藏关系相关的文物。
显然，当1959年临近，一些西藏贵族对于1793年的封授充满矛盾心情：他们引以为豪的家族之所以显赫，都源自当年中央政府的封授，源自他们的祖先与中央政府的军队并肩击退外来入侵者，而这，代表着西藏作为中国一部分的不可磨灭的历史渊源。
[b]**入赘延续家族传承[/b]
时间走入20世纪，古老的传统仍对贵族世界产生着重要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玛巴制度——入赘。
藏人没有姓。对于贵族来讲，他们被封赐的土地或者拉萨住宅的名称，就是整个家族的象征，并被放在名字的前面，就是房名。
封赐的土地被称为“帕”或者“卡”。只有获得土地，才能成为贵族，这是西藏贵族制度的基础之一。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是：那些没有男性继承者的贵族家族，往往以招赘的方式来继承土地以及房名；而入赘，也是贵族势力重整的一种方式。
在玛巴制度下，贵族的渊源关系发生着令人眼花缭乱的转变。霍康.强巴旦达向我们讲述了霍康家和阿沛家的故事。
霍康家最早的父系，到18世纪已经没有男性继承者，于是当时最有权势的摄政王颇罗鼐让他的一个弟弟入赘，继承了“霍康”名号。
而霍康家一个叫阿旺晋美的成员，于1931年进入阿沛家族，娶了该家族已故噶伦的妻子。这就是后来的阿沛.阿旺晋美。他在霍康家时的一个兄弟是霍康.索朗边巴，也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强巴旦达的父亲。
在20世纪因玛巴制度而产生的故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达桑占堆的传奇经历。
辛亥革命后，坍塌的清帝国对西藏的稳固统治瓦解，连西藏贵族最惧怕的清军首领赵尔丰也被杀死。自称医圣宇妥.云丹汞布后人的擦绒家受到沉重打击：担任了10年噶伦的家长旺秋结波被认为亲近汉人，在1912年的噶厦会议上被一些僧人拖到布达拉宫下枪杀。
后来，擦绒家只剩下已被认定为活佛转世灵童的小儿子以及他的5个姐姐和一个嫂子。
达桑占堆在达赖喇嘛的安排下，娶了擦绒的大女儿，成为擦绒·达桑占堆。达桑占堆的女儿顿珠卓玛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她的父亲本是拉萨附近彭波一个箭匠的儿子，因为贫穷，5岁到色拉寺出家，后来到罗布林卡服务。
1904年英军入侵，十三世达赖喇嘛到蒙古避难，年轻聪明的达桑占堆因为学会了蒙语成为他的贴身侍从。此后他因为保护了达赖喇嘛的安全而深得信任。
擦绒家一个叫次丹卓嘎的女儿后来嫁去了霍康家，她就是霍康.索朗边巴的母亲，强巴旦达的祖母。次丹卓嘎的丈夫婚后不久去世，她回到擦绒家，并与达桑占堆生了6个孩子。其中一个就是顿珠卓玛。
显然，由达桑占堆成为擦绒.达桑占堆是一个奇迹。外部世界的变化和冲击，搅动了贵族的天地——一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花草匠，一转身成了“擦绒”这个古老家族的新家长。
[b]**贵族集团的改革派[/b]
前花草匠达桑占堆并不简单，他甚至有很多外国朋友。十四世达赖剃度时，因为大昭寺所有的佛像要贴金，尼泊尔商人就把原来75两藏银一瓶的金粉提价到150两。达桑占堆于是找了相熟的德国人，利用从印度购买的书籍作参考，用纯金制成了金粉。
因为达赖喇嘛的信任，达桑占堆不久成为噶伦、藏军总司令，并且开设了造币厂、纺织厂和其他现代化工厂，掌握了行政权力、军队和经济命脉。
随后，出身寺庙、却身为俗官的达桑占堆，开始挑战僧官集团的权势。
他的身边聚集了那些接受过西方教育和训练的年轻军官。他们见面时互相握手，用咖啡代替茶叶，甚至打网球。顿珠卓玛认为，贫寒的出身也影响了达桑占堆，他不止一次流露出对西方制度和内地制度的欣赏，抱怨农奴制度。
最后，达桑占堆和军官们决定上书噶厦进行改革：允许军队代表参加西藏的重大政教会议，军事审判无需经过噶厦等等。在他们的秘密会议后，一名参会团长向达赖喇嘛告了密。
不久，达桑占堆被解除了所有军政职务，只能以一个贵族家长的身份寄情于修桥建路、栽花种草。但后来当权的噶伦借口藏人从来都是走小路、划牛皮船，禁止了这些“标新立异”的行为。
对改革兴趣盎然的达桑占堆，却有着另一面：1959年的叛乱中，他是叛军副司令，被解放军俘虏。
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的上世纪30年代，俗官集团又向僧官集团发起了一次温和的挑战。这就是前文提到的“龙厦事件”。
虽然保守势力一直激烈反对，甚至使拉萨的英语学校夭折，但是许多当权者和大贵族不再居住在八廓街的藏式房屋里，而是在拉萨河边像外国人那样修建起宽敞的别墅。擦绒家会做西餐的厨师，也经常被其他贵族家庭借用。
今天从八廓街向南，步行就可以走到这片别墅区。阿沛.阿旺晋美的房子在拉萨实验小学旁边，淡黄色的西式风格，体量并不庞大，但颇有舒适写意的韵味。旁边是显赫一时的贵族雪康家，再往北是摄政王颇罗鼐直系后裔的别墅。
只要家庭情况许可，贵族们都会把孩子送到印度接受欧式教育。8岁的顿珠卓玛被送去大吉岭，同行者有4个女孩、3个男孩。大吉岭有很多英国学校，他们在一所叫做梦达霍芒的学校就读。顿珠卓玛不仅学会了英语，还成了篮球队员。
同样在印度，一些出身贵族的流放者和逃亡者却开始筹划一场真正的革命。首脑是邦达.饶嘎，他来自邦达昌家族的一个旁系，因康区的反噶厦暴动于1936年逃往印度；另一位则是哲蚌寺僧人更敦群培，一位著名的藏学家。
1946年初，印度警方发现饶嘎订购了4000份“西藏西部改革党”的党员表格副本和2000张党员登记卡。后来在饶嘎那里查抄的文件显示，他们试图在西藏建立一个隶属于中华民国的共和政府。
事情暴露后，饶嘎等人出逃内地，更敦群培被监禁3年。大概是为了防止人们了解有关“西藏西部改革党”的情况，更敦群培被关押时的罪名是“伪造钱币”。
就这样，在1959年之前的50年间，无论出于何种倾向，所有来自贵族集团的改革努力都以失败告终。
1951年，解放军来到了拉萨。他们被叫做“金珠玛米”，藏语的意思是，打开锁链的军队。
[b]**贵族出现了分化[/b]
顿珠卓玛于1953年回到拉萨，擦绒家长为此专门举行了宴会。前来庆祝者除了其他显贵，还有解放军的高级干部。
共产党人也是霍康家的常客。1950年，索朗边巴作为四品军需官在昌都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成为最早接触共产党的西藏贵族。他随后担任昌都解放委员会委员以及西藏军区地方干校教导处处长。
擦绒家的别墅租给了西藏军区联络部，顿珠卓玛成为这个单位的英语教师。她和联络部的汉族女兵以及出身卑微的藏族女兵成了好友。顿珠卓玛仍记得，她们朴素的美丽让贵族家的女儿们羡慕不已。
和许多贵族子弟一样，顿珠卓玛参加了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当时在拉萨河边专门建了一个小院开展文体活动。据当时分管青年工作的共青团西藏工委副书记魏克回忆，这个成立于1953年的青年组织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对上层青年的工作影响全藏的青年。
在1953年底的联谊会常委会上，保守集团突然发难：贵族出身的副主任以及几名委员提出，应修改联谊会章程并按他们的要求增加常委人数。魏克说，他们受到了上层贵族的指使。
1957年，雪康家的一个儿子向擦绒家提亲。雪康.土登尼玛是活跃分子：青年爱国文化联谊会副会长、青联主席、共青团西藏工委副书记。而他本是一个僧人，于1956年抛弃了贵族身份入党。
当时土登尼玛已经年过30，达桑占堆却并不反对，不过他要找个保人。阿沛·阿旺晋美担当了这个角色。1958年春天，土登尼玛和顿珠卓玛举行了两次婚礼：第一次是在雪康宅第的藏式婚礼，第二次是在共青团自治区工委小礼堂的新式婚礼。
顿珠卓玛的婚礼，像是那个充满温和变革的时代的缩影。但是1959年，叛乱发生了。在随后到来的民主改革中，贵族们变化各异。
雪康·顿珠卓玛后来成为“西藏藏族导游第一人”；霍康.索朗边巴在担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后，以著名藏学家的身份于1955年去世；霍康.强巴旦达从自治区妇联退休后，也成为藏文化的研究者；龙厦的儿子、拉鲁.次旺多杰现在是西藏近代史的权威讲述者；第本贵族帕拉家的后人、农民罗布次仁，从帕拉庄园搬出后，自己盖了二层新楼；江孜贵族扎东斋喜林家的斋林.旺多，用藏文翻译了《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原来住在布达拉宫外的顶云家的十多个孙子们，则散布于各个行业……
贵族的时代，就这样终结了。
（本文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第14期 作者：山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