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威灵顿公爵(The Iron Duke)
-【威灵顿Total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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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百科：铁公爵级战列舰
大英帝国威灵顿公爵(The Iron Duke)
他的士兵管他叫“大鼻子”，他的军官管他叫“花花公子”。所以给他起这样的绰号是因为他有175公分的修长身材，喜爱穿剪裁十分合体的便服；有棕色波浪式头发，眼睛又亮又蓝。
威灵顿常用不堪入耳的话，当众辱骂官兵，所以英国官兵对这位“大鼻子”很不喜欢，但对于他的战术部署则很有信心。尤其是躲在高地棱线后面的陆上T字战术。
1787年，于英军服役。
1794年～1795年，派驻荷兰参加对法兰西共和国之战。
1796年～1805年，在印度率英军进行了征服印度王公部队的战争(Fourth Anglo-Mysore War ，1798–1799 Second Anglo-Maratha War ，1803 – 1805)。
1808年～1813年，率军在伊比利亚半岛同拿破仑军队作战。
1814年，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后，任英国驻法国大使。
1815年，在滑铁卢战役中抗击了法军优势兵力的进攻，最后，在普军的配合下击败拿破仑。
1828年后，历任首相、外务大臣和不管部大臣，并长期任陆军总司令。
1848年，镇压宪章运动(普通劳动者要求社会·政治改革的群众运动)。
1852年9月14日威灵顿去世。
威灵顿对法国的战役，23战23全胜。被击败的法军对手有朱诺，苏尔特，维克托，马塞纳，马尔蒙，内伊，儒尔当等，当然，还有皇帝拿破仑。
Arthur Wellesley, 1st Duke of Wellington
【威灵顿Total War】
威灵顿
威尔斯利家族最早被提及是在1180年。威灵顿的祖先是1066年诺曼入侵中征服者的中坚。这个家族被授予了Wells城南方一个现在叫威尔斯利农场的小村周围的土地。除了拥有姓威尔斯利的祖先外，卫斯理（Wesley）家族的血统也由他爷爷的一个阿姨的一个富有无子的丈夫传给了这个家族。
威灵顿的爷爷加里特．科利（Garret Colley），一个住在基尔代尔郡（County Kildare,）Carbury村Rahin的地主，在1728年将他的姓改为了“卫斯理”。 科利家族自从诺曼人入侵爱尔兰（1169~1172）时就住在基尔代尔郡的那片地方。在1917年基尔代尔郡历史学家沃尔特．费兹杰拉德（Walter FitzGerald）提到：
“自从1588年伊丽莎白城堡（Elizabethan Castle）就被考利（Cowley）或是科利（Colley）家族占有，就是威灵顿公爵们的父系祖先。”
威灵顿生时起名“尊敬的亚瑟．卫斯理”（The Honourable Arthur Wesley），他是加里特．卫斯理（Garret Wesley第一位莫宁顿伯爵）和夫人安妮（邓坎农子爵亚瑟．希尔的大女儿）的第四个（但是是第三个活下来的）儿子。
他最可能生于都柏林梅里恩北大街（Upper Merrion Street）的24号，在之后的爱尔兰皇家理学院（现在的政府办公大楼）对面。他的传记作者根据当时的报纸判断他的生日在1769年5月1日。
许多其他的地方也被传为他的出生地：从都柏林的莫宁顿邸宅（这是他老爸声称的）到一座现在已经消失的房子的隔壁，或是在都柏林的定期客船上，又或是公爵在1851年人口普查中明确填写而现在已烧毁的在艾西（Athy）的家族庄园。
作为新教统治阶层的一员，他对他生于爱尔兰这个事实很敏感，有一次他说：“生在马厩里的不一定就是马。”（未证实）他大部分的童年生活都在他家族的两处住所度过——先是在都柏林的一幢大房子里，后来是在伦斯特省米斯郡夏丘（Summerhill）北方5千米特里姆（Trim，爱尔兰共和国米斯郡城镇，位于都柏林西北）路边的Dangan城堡。
在Dangan城堡时他在特里姆（Trim）的教区学校就读，当他在都柏林时他就读于怀特先生的学院（Mr. Whyte’s Academy），当他在伦敦是时他就读于切尔西（Chelsea）的布朗学校（Brown’s School），然后他在1781年到1784年间就读于伊顿公学（Eton College,The King’s College of Our Lady of Eton beside Windsor）。
但是还没等他在那儿完成学业，由于他父亲死后家庭财政状况每况愈下，使他在1785年随他母亲搬到了比利时布鲁塞尔。在他最初的二十年里，他一直没有显露出什么才能，而他的母亲则日益为他的懒散烦恼，抱怨道：“我不知道该对我的笨儿子亚瑟做什么（I don’t know what I shall do with my awkward son Arthur.）。”
一年后他进入了昂热（法国西部一城镇，旧安茹省省会）的法国皇家骑术学院。在那儿他有了显著的进步，成为了一个好骑手并且学会了法语（这后来被证明很有用）。当他在1786年末回到英格兰时，他的进步已使他的母亲感到惊讶。
尽管他的新前途使他依然得找份工作但他的家庭仍然缺钱花，所以由于他母亲的建议，他的哥哥理查请求他的朋友拉特兰公爵（Duke of Rutland，后来的爱尔兰总督）帮忙给亚瑟搞份陆军的委任状。
之后不久，在1787年3月7日他被任命为第73步兵团（73rd Regiment of Foot）的一名少尉。在10月，在他哥哥的帮助下，他被指派为新爱尔兰总督白金汉勋爵（Lord Buckingham）的侍从官，一天有10先令的薪水（是一个少尉的两倍）。他也被转到在爱尔兰新组建的第76步兵团（76th Regiment），在1787年耶诞节他被升为中尉。
在这段时间他在都柏林的职责主要是社交活动：参加舞会、招待宾客并给白金汉勋爵提建议。当他在爱尔兰期间，他过分地放纵自己借债来进行不很经常的赌博活动，但是他辩解道：“我一直知道这样干会缺钱，但我还从没有欠下过我无法偿还的债务（I have often known what it was to be in want of money, but I have never got helplessly into debt.）。”
两年后，在1789年6月他被调到第12轻龙骑兵团（12th Light Dragoons），仍是个中尉，并且据他的传记作者理查（Richard Holmes）说，他也不情愿地参与了一点政治活动。在1789年大选前不久，他到人口很少、有名无实的特里姆选区演讲反对给爱尔兰民族运动的议会领袖亨利．格拉顿（Henry Grattan）加上都柏林荣誉市民（Freeman of Dublin）的头衔。随后，他被提名并被选为爱尔兰下议院中代表特里姆的议员。
不过事实上，当时下议院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议员是由地主们选出的，由市镇选民选出的只有不到一百人。之后威灵顿继续在都柏林城堡供职，并在之后两年内一直保持了他投出的票与政府方向一致。在1791年他成为了一名上尉并被调到了第18轻龙骑兵团（18th Light Dragoons）。
在此期间他越来越多地被伦弗德伯爵（Earl of Longford）的女儿凯蒂．帕肯汉（Kitty Pakenham/Catherine Pakenham，就是后来的威灵顿公爵夫人）所吸引。
她被描述为一位“充满活力与魅力”的女士。威灵顿曾经在1793年请求娶她为妻，但被凯蒂的哥哥——新继承的伦弗德伯爵拒绝，因为伯爵觉得威灵顿是一个负债并且前景十分黯淡的年轻人。
当时威灵顿也是一名业余音乐家，但他由于被拒绝而十分受打击，并在愤怒中烧掉了他的小提琴。他下定决心要继续他的军事生涯。他设法获得了提升（这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他购买了军衔，这在当时的不列颠陆军中是正常的），在1793年成为了第33步兵团（33rd Regiment）的一名少校。
几个月后，在9月份，他的哥哥借给了他更多的钱，而威灵顿用它买到了一个在第33团中的一个中校职位。
威灵顿荷兰时期
在1793年，约克公爵被送到佛兰德斯（Flanders）指挥预定入侵法国的联军部队的英军分队。在1794年第33步兵团被送到了大陆加入联军。
在6月，威灵顿从科克（Cork）出海前往佛兰德斯，准备参加他的第一次实战。在战事中他升为了一个旅的指挥官。在9月，就在博克斯特尔之战（Battle of Boxtel）前，威灵顿的部队在布雷达（Breda）东面遭到攻击。
在之后的战役中，冬季他由于潮湿的环境生了一段时间的病，这期间他的部队在瓦耳河（Waal River）一线被击败。
虽然这场战役被证明是不成功的，而约克公爵也在1795年归国，但威灵顿在其中得到了几个宝贵的教训，包括使用固定的火力线对抗前进的纵队和拥有海上力量支援的优势。
他总结得出这场战役的失败是由于指挥官的失误和指挥部糟糕的组织。他后来谈到他在荷兰那段时间中说：“终于我学到了不该做什么，这始终是宝贵的经验。”
在1795年3月他回到英国并再次成为爱尔兰下议院中代表特里姆的议员。他希望获得爱尔兰政府中的战争部长（secretary of war）职务，但新的爱尔兰总督卡姆登勋爵（Lord Camden）只能给他军需总监（Surveyor-General of the Ordnance）的职务。在谢绝这项委任后他回到了正在南安普敦准备前往西印度群岛的他的团。
在海上航行了6个星期后，一场风暴迫使舰队回到英格兰的普尔市（Poole），之后第33团获得了一端休整的时间。
几个月后，白厅（英国政府）决定将这个团送往印度。几个星期后，威灵顿由于他的资历被提升为上校。在1796年他与他的团出海驶往了印度加尔各答（Calcutta）。
威灵顿-第四次英迈战争
他在1797年2月到达了加尔各答并在那儿逗留了几个月，然后他被派往菲律宾进行一次简短的远征，他在那期间制定了一个疾病预防条例来防止他的士兵由于不适应气候而生病。
当他在12月回到印度时，他了解到他的大哥莫宁顿勋爵理查被指为了新的印度总督（Governor-General of India）。作为英属东印度公司为了扩张在印度的统治范围所发动的一系列战事的一部分，在1798年，对抗迈索尔苏丹提普苏丹（Tippoo Sultan）的第四次英迈战争爆发。
理查命令一支军队去占领斯里伦格伯特纳（Seringapatam）击败提婆苏丹。在哈里斯中将（General Harris，英军少将，中将为当地军衔）的指挥下，24000名士兵被派往马德拉斯（Madras）与从西面孟买来到的军队会合，威灵顿和第33团也在8月到达了那里。
在1798年他将他的姓改为了威尔斯利（Wellesley）——直到这时他还被叫做卫斯理（Wesley）——因为他大哥觉得这个拼写更古老而合适。
在大规模而细致的后勤准备后（那将会成为威灵顿的主要特点），第33团在12月离开主力部队，穿过了250英里（400千米）的丛林从马德拉斯到达了迈索尔。
由于他大哥的作用，他获得了附加的指挥权利——指挥海德拉巴尼扎姆(1793—1950年间统治印度海德拉巴的土邦君主的称号)的军队（这支军队被派来支援英军）。这个职位在军队中许多高级军官间导致了矛盾（其中也有威灵顿的得力部下）。
但大部分矛盾都在的马拉维利[Malavelly，离斯里伦格伯特纳20英里（32千米）远]的战斗后烟消云散了。当哈里斯的部队攻击苏丹军队的大部分时，威灵顿带着他的部队在一条平缓的山脊上排成两列横队，并下令开火。第33团在重复了一次大规模齐射后，接下来是刺刀冲锋，与哈里斯部队协力迫使提普苏丹的步兵撤退。
当他们到达斯里伦格伯特纳后，斯里伦格伯特纳之战（Battle of Srirangapatna）立即开始了。威灵顿被命令指挥对苏丹佩塔村（Sultanpettah）的夜袭，以此来为火炮轰击苏丹的堡垒清道。由于敌人坚固的防守和夜晚的黑暗（以及因此产生的混乱），进攻失败了，伤亡25人（威灵顿自己也受了轻伤，他被一颗几乎失去效力的火枪弹丸击中了膝部）。
虽然他们将会在第二天成功地攻下这儿（花了一点时间侦察敌方兵力布置），这件事仍给了威灵顿一些影响。他下断语“永远不要进攻一个准备充分而警戒严密的敌人，特别是当那些哨位还没有在白天被侦察到的时候”。
几个星期后，大规模火炮轰击终于在斯里伦格伯特纳堡垒的主墙上开了一个口子。拜尔德少将（Major-General Baird）指挥的一次进攻攻占了这个堡垒。威灵顿在确保后方安全后前进，在缺口处布置卫兵，然后把他的团驻扎在了主宫殿。
在听到提普苏丹死亡的消息后，威灵顿第一个当场以检查脉搏确认了他的死亡。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威灵顿日益注意他士兵们的不守纪律——他们在堡垒和城市中狂吞豪饮、抢劫掠夺。为了恢复秩序，几个士兵被施以鞭刑，四个士兵被施以绞刑。
在这一战后战争结束，哈里斯将军带领军队主力离开了斯里伦格伯特纳，而威灵顿（当时30岁）留下来作为斯里伦格伯特纳和迈索尔的新地方长官，住在苏丹的夏宫里。他在他的辖区内改革了税收和司法系统来维持秩序、防止腐败。他也“猎杀”到了在战斗中逃出监狱的雇佣兵首领Dhoondiah Waugh。威灵顿指挥4个团击败了Dhoondiah的更大规模的叛军，Dhoondiah他自己也在战斗中身亡。他还十分宽宏大量地资助了Dhoondiah的儿子今后的生活费。
当他在印度时，威灵顿生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病，一开始是严重的痢疾（从水中被感染），然后是发高烧，再之后是严重的由毛癣菌（Trichophyton）导致的皮肤感染。但是他在1802年9月收到了好消息——他的军衔被升为了少将。他继续呆在迈索尔直到12月他被要求指挥一支军队参加第二次英马（马拉地人）战争
威灵顿第二次英马（马拉地）战争
威灵顿确定他必须大胆动作才能击败数目上占优势的马拉地帝国（他判断一场漫长的防御战争回毁灭他的军队）。在1803年8月8日，他的军队在后方集结完毕（总共有24000人），然后他下令拔营，进攻最近的马拉地堡垒。堡垒在被步兵攻进火炮在城墙上打的一个缺口后投降。控制了这个堡垒威灵顿就能扩展控制区到哥达瓦里河以南（the river Godavari）。
之后威灵顿分兵两路，来继续追击和确定马拉地军主力位置[由斯蒂文森上校（Colonel Stevenson）带领的第二支部队要小得多]。威灵顿正准备在9月24日重新会合，不料他的情报部门报告马拉地主力部队的位置——在靠近亚萨耶（Assaye）的两条河之间。
如果他等待第二支部队到达后发动进攻，马拉地人就能够及时地撤退，所以威灵顿决定立即发动攻击。在9月23日，威灵顿带领他的部队到达了凯特那河（the river Kaitna）的浅滩上，也宣告了亚萨耶之战的开始（Battle of Assaye）。
在渡过浅滩后，步兵被排成几支横队向马拉地步兵前进。威灵顿命令他的骑兵突袭在村子侧翼的马拉地军。在战斗中威灵顿自己也在敌方火力之下：他连死两匹坐骑，这使得他不得不再找一匹新的。在一次紧要关头，威灵顿重组他的部队并命令麦克斯韦尔上校（Colonel Maxwell，之后在进攻中被杀）攻击马拉地军东部，而他自己则带领对敌军中央的进攻。
一个参加了此次进攻的军官后来写道：“将军一直都身处战况最为激烈的地方……直到我们的士兵收到再次前进的命令，这一仗的结局才明朗起来。”敌军在承受了大约6000人的伤亡后溃退了，而英军付出了伤亡1584人的代价。
威灵顿由于士兵的惨重伤亡而感到心神不宁，说他希望“我不希望再看到我的部队在9月23号那天那样受到如此惨痛的伤亡，即使收到了很大胜利”。但在多年后他声称这一战是他曾指挥过的最好的一场战斗。
虽然马拉地军队受到了沉重打击，但是战争还在继续。几个月后的12月，威灵顿进攻了一支更大的敌军，但他再一次取得了胜利——惊人地用己方361人伤亡换来了敌军5000人的损失。他另一次对加维尔加尔（Gawilghur）敌军要塞的攻占，与莱克上将（General Lake）在德里（Delhi）的胜利一起迫使马拉地人签订和解条约（到一年后战争才真正结束）。
他的传记作者认为威灵顿在印度的经历对他的人格和战术方面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使他学到了将被证明是对赢下半岛战争至关重要的军事手法。这其中也包括他通过操练和命令对纪律的强调。
更重要的是他确立了他对通过侦察和间谍活动获得情报的重视。他的个人品位也提升了，包括穿白色长裤、黑色紧身短上衣、黑森靴（Hessian boot，黑森士兵最先穿的有穗状饰物的高帮皮靴，后来也称为Wellington）和黑色双角帽（那将会在之后成为他这种着装风格的同义词）。
威灵顿开始厌倦了印度的生活，他说：“我在印度供职比其他任何一个人能在别的地方呆的时间还要长。”在1804年6月他申请以准许还家作为他在印度供职的奖励。
在9月他被授予巴斯骑士团骑士勋位。当他在印度供职期间，他攒下了42000英镑的钱财（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这其中主要是他战斗胜利获得的奖金。
当他大哥的印度总督任期在1805年3月结束后，这对兄弟一起返回英格兰——讽刺的是，航海期间（那时还苏伊士运河还未通）威灵顿在小岛圣海伦那曾短暂停留，就住在后来拿破仑一世被流放后住的那幢房子里。回到家后，威尔斯利家族被迫保住他们在印度时的英军职位。
威灵顿在1805年参加了失败的英俄联军对北日尔曼的远征，他指挥一个旅到了易北河。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后，军队一无所获地返回了国内。
1805年9月，刚刚从印度归来、还没什么名气的威灵顿，到战争大臣办事处请求新的指派。在等待室里，他遇到了海军中将纳尔逊。
当时纳尔逊在尼罗河之战与及哥本哈根之战的胜利已经使他成为了一位传奇人物。遇到威灵顿之前他刚在西印度追逐了法国土伦舰队几个月。
谈话开始之后纳尔逊几乎是唱独角戏，没完没了地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连威灵顿都觉得有些“无聊与愚蠢”（”vain and silly”）。而威灵顿说的某些话使得纳尔逊估计到他可能是个重要人物。
纳尔逊便从等待室里溜出来打听这位年轻将领的姓名，并在回到等待室时改变了语气，以他出色的的洞察力与想像力与威灵顿讨论战事与英国的战略。
接下来半小时，威灵顿在与纳尔逊进行了一次愉快的谈话。这是这两个人唯一的一次会面——仅仅七个星期后，纳尔逊就在特拉法加之战中牺牲了。
威灵顿得到了个好消息：由于他的新头衔和身份，他从凯蒂．帕肯汉的家人那里得到了与她结婚的许可。在1806年4月他俩结婚。
1807年，由于威灵顿作为一名低级指挥官参加了对丹麦远征（第二次哥本哈根战役），他被升为了中将。同时在1806年，他做了6个月托利党在下议院中小镇Rye的代表。一年后，他被选为下议院中代表维特岛纽波特市（Newport ,Isle of Wight）的议员，有两年的任期。
他也作为内阁中主管爱尔兰事务的官员（Chief Secretary for Ireland）供职了两年。在1807年4月他成为了枢密院成员。但是他的政治生活当他前往欧洲大陆时突然停止了，他前去参加伊比利亚半岛上对抗法军的军事行动。
威灵顿半岛战争
在之后动荡不安的几年里，威灵顿通过他的谨慎小心、对“后坡防御”的熟练运用以及“以横对纵”战术的使用，在历史上确立了他的位置。
从1789年起，法国被大革命搞得天翻地覆（这估计是英国人的观点，译者），拿破仑在1799年控制了政权，到达了欧洲权利的颠峰。
在1807年，他最终发动了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入侵。第二年，当威灵顿正准备指挥一支军队去委内瑞拉与拉丁美洲的爱国者米兰达将军（Francisco de Miranda）合作；当西班牙人的起义引发了半岛战争的时候，他的任务被改变并被派往了葡萄牙。
1808年威灵顿在Rolica村之战（Battle of Rolica）和Vimeiro之战（Battle of Vimeiro）击败了法军，但他在后一场战斗结束之后被剥夺了指挥权。达尔林普尔将军（General Dalrymple）坚持要威灵顿来签署辛特拉协定（Convention of Sintra，这协议约定不列颠皇家海军将把法军与他们的战利品一起运出里斯本）。
之后，威灵顿被召回英国接受调查庭（Court of Enquiry）的调查。结果是他同意了签署初步停火协议，但他没有签署辛特拉协议，于是他被宣告无罪。
与此同时，拿破仑自己也来到了西班牙，他带来了他的老兵来扑灭起义。而不列颠半岛派遣军的新主帅约虽然战事进行得并不顺利，但是英国和葡萄牙（他们最早的盟友）已经准备好要与法国和他的盟友决一死战[这是与灾难性的瓦尔赫伦远征（Walcheren expedition）相比——这次远征是当时英国冒失地进行的军事行动的典型]。
威灵顿给卡斯尔雷勋爵（Lord Castlereagh）写了一张关于葡萄牙防务的备忘通条，强调了控制山区边境的重要性并提议将里斯本作为主基地——因为皇家海军的支援可以使它的防御牢不可破。
卡斯尔雷和内阁认可了他的意见，并将他指为葡萄牙英军总指挥，并将他们的人数从10000增加到了26000人。翰．莫尔爵士（Sir John Moore）在1809年1月的科伦纳之战（Battle of Corunna）中阵亡了。
在快速地补充人员后，威灵顿在1809年4月发动了攻势。在第二次波尔图之战（Second Battle of Porto）中他在光天化日之下渡过杜罗河（the Douro river），突袭并赶走了波尔图的法军。之后他与由Cuesta中将指挥的一支西班牙军会合进军马德里。
他们原计划攻击维克多元帅，但拿破仑的哥哥约瑟夫．波拿巴抢先支援了维克多，并进攻塔拉韦拉，但在此战中被击败。由于这，他被封为“塔拉韦拉和威灵顿的威灵顿子爵”（Viscount Wellington of Talavera and of Wellington）。
由于苏尔特元帅威胁他们的后方，英军被迫撤至葡萄牙。由于在整个战役中西班牙军拒绝提供他们承诺的补给并不告知他苏尔特的动向，威灵顿再没有信任过西班牙军的承诺和物资供应。
1810年，由马塞纳元帅指挥的一支新扩充的法军入侵葡萄牙。英国国内和军队内部的看法一致是消极的，认为他们必须得撤出葡萄牙了。
但威灵顿先在布萨科（Bucaco）阻滞了法军，接着通过他壮丽的防御工事—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Lines of Torres Vedras）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杰出地在绝对保密的条件下集结了军队，并且还有皇家海军保护这侧翼。在6个月后，受阻且粮草已尽的法军入侵部队撤退了。
威灵顿追击并在几次小规模的战斗以及Sabugal之战后将法军的大部分部队赶出了葡萄牙，除了一支部署在阿尔马达（Almeida）并正遭围攻的小部队。
1811年，马塞纳杀了个回马枪，企图救援阿尔马达的部队，但威灵顿在丰特斯-德奥尼奥罗战役（battle of Fuentes de Onoro）击败了法军。
与此同时，威灵顿的部将贝尔斯福德子爵正在阿尔布艾拉之战（Battle of Albuera）中竭尽全力对抗法军苏尔特元帅的“南方军团”。
在5月，威灵顿由于他的功劳被生为上将。法军放弃了阿尔马达，但仍在两个西班牙城堡——罗德里戈（Ciudad Rodrigo）与巴达霍茨（Badajoz）驻防，牢牢卡死穿过山区进入葡萄牙的道路。
1812年，威灵顿终于占领了罗德里戈并在入冬时打了法军一个措手不及。之后他快速转向南方，包围了巴达霍茨，然后在一个血腥的夜晚攻下了它。
看到猛攻巴达霍茨的代价——城墙缺口处成堆的尸体之后，他无法再保持镇静，痛哭了起来。
他当时的军队是一支在各个师都有由贝尔斯福德重组的葡萄牙军支援的英军。他开始进军西班牙，然后在萨拉曼卡之战（Battle of Salamanca）中赶走了法军，但这一战中法军一个轻微的部署失误给了英军显而易见的优势。那是威灵顿在半岛的最大一次作战。
威灵顿带着与敌人相等的联军兵力，终于发现了一个机会，可以遮断敌军的左翼。他一面派遣白金汉(Pakenham)那一个师经由远距离的侧行军去迂回敌人，自已则攻进法军左翼与中央的间隙之内，最后再用骑兵冲锋，遂将法军左翼全部歼灭。马蒙特损失一万五千人(一说一万三千)，联军所付的代价为伤亡六千。
西班牙国王约瑟闻马尔蒙战败，放弃马德里撤退。威灵顿没有去追击马尔蒙的败兵，为了政治上之目的，迳向马德里进军，于八月十二日进入这个西班牙首都，俘虏法兵一千七百人，夺得火炮一百八十门，俘获无数物资。
这一天，就成为半岛长期战争的转捩点。自是之后，主动始终操在同盟之手
（这是自1799年来50000数量级的法军第一次被击退）这场胜利解放了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作为奖励，他先是被封为伯爵，然后是侯爵，并被给予了全西班牙联军的指挥权。
他试图攻占连接马德里与法国道路上的重要堡垒布林戈斯城堡，但由于缺少攻城军械而失败。同时法军放弃了安达卢西亚（Andalusia），并将这些部队与其他的兵力集结，试图动摇英军部署。
威灵顿巧妙地撤出了他的军队并与罗兰德．希尔（Rowland Hill）的部队会合，一同撤回了葡萄牙。（苏尔特元帅事实上在12月拥有数量优势，但他对进攻犹豫不决，因为担心威灵顿作为英军总司令兵员充足。）不管怎样，在萨拉曼卡的胜利迫使法军从西班牙南部撤军，而马德里的短暂丢失也不可挽回地重创了西班牙傀儡政府的声望。
1813年，威灵顿发动了新的攻势，威胁法军交通线。他从布林戈斯北方的山区出击，而且出乎法军意料地将补给线从葡萄牙移到了西班牙北方海岸线上的圣坦德（Santander）。他亲自带领一支小部队佯攻法军中心，而主力部队[由汤玛斯．格雷姆爵士（Sir Thomas Graham）指挥]从法军右路迂回，导致法军不得不放弃马德里和布林戈斯。
威灵顿继续从侧翼包围法军战线，追上并在维多利亚之战（Battle of Vitoria）彻底击溃了约瑟夫．波拿巴国王的军队，他的军衔也因此被升为陆军元帅。
这场战斗成为了贝多芬作品《威灵顿的胜利》（Wellington’s Victory， Op. 91, Wellingtons Sieg oder die Schlacht bei Vittoria）的主题。
但是，英军士兵违反纪律抢劫法军放弃的马车而不去追击逃敌。这个极为恶劣的破坏纪律的行为使得威灵顿火冒三丈地写信给巴瑟斯特伯爵：“我们供养了些地上的渣滓来当兵。”
在攻占了潘普洛纳（Pamplona）和圣塞巴斯蒂安（San Sebastian）的两个小堡垒和在比利牛斯山脉（Pyrenees）、毕达索亚（Bidassoa）和尼维尔（Nivelle）击败苏尔特元帅重组的法军后，威灵顿侵入法国南部。
尼夫河之战（Battle of the Nive）胜利后，他孤立了巴约纳（Bayonne）城堡并在奥塔斯（Orthez）之战和图卢兹（Toulouse）之战中击败了苏尔特。在苏尔特撤出图卢兹后，马上传来了拿破仑战败退位的消息。之后拿破仑被流放至厄尔巴岛（Elba）。
被当作一个凯旋的英雄，威灵顿被封为威灵顿公爵，到现在这个爵位还一直被他的后代继承着。（由于在半岛战争期间威灵顿没有回过英格兰，他所有的爵位都在一场罕见地持续了一整天的典礼上授给了他。）他很快被指为驻法大使，然后取代卡斯尔雷勋爵（Lord Castlereagh）作为联合王国的首席全权大使参加维也纳和会。
他在和会上坚持主张保持它作为欧洲均势重要砝码的地位。在1815年1月2日，当巴斯骑士团扩编时，他的巴斯骑士团骑士身份被升为了大十字骑士
威灵顿滑铁卢战役
在1815年2月26日，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回法国。五月时他已重新掌握了政权，也面对着新反法同盟的威胁。威灵顿离开维也纳开始准备后来被称为滑铁卢战役（Waterloo Campaign）的战事。他到比利时去指挥英德联军和他们盟友荷兰与比利时的军队，这些军队与陆军元帅吉布哈德．莱贝雷希特．冯．布吕歇尔麾下的普鲁士军队部署在一线。
法军入侵比利时，在林尼（Ligny）击败了普军，并与威灵顿进行了非决定性的四臂村之战（Battle of Quatre Bras）。这些战斗迫使英联军撤退到横亘在布鲁塞尔路上的一条山脊，就在小镇滑铁卢的南边。
两天后，在6月18日，著名的滑铁卢之战开始了。战斗持续了一整天，英联军在法军火炮的狂轰以及骑兵的冲击下岿然不动，之后布吕歇尔麾下的普军到达，一部分支援威灵顿的左翼，其他的都与法军右翼在普朗斯纳（Plancenoit）交火。法军的近卫军之后戏剧性地被英军排枪击退，而拿破仑的军队在恐慌中溃败了。
虽然威灵顿的军队在布吕歇尔到达前已经打退了法军进攻而坚守了几个小时，人们仍然在争论如果普军没来，联军是否会取得如此决定性的胜利。
需要注意的是，由格鲁希元帅指挥下那三分之一的法军正与普军后卫在几英里之外的瓦夫尔（Wavre）交战。考虑到这些因素，以及威灵顿麾下三分之一的士兵是德国人这个事实，一个德国历史学家十分极端地说滑铁卢是“德国人的胜利”。
回到1815年，在6月22日，法国皇帝再次退位，然后被不列颠皇家海军送到了圣海伦娜（St Helena）。滑铁卢之战也成为了“十五个决定世界的战役（The Fifteen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orld）”之一。
当他终于在1815年面对拿破仑时，威灵顿指挥着英德荷比联军，其中只有25000人是受过英军标准训练的，其余的都是缺乏训练的从荷兰与比利时军队调来的士兵（有一些以前甚至为拿破仑战斗过）。（许多精锐的英军士兵被送到了美洲，去彻底结束1812年美英战争。）
许多争议都是由拿破仑派格鲁希元帅的33000人去追击普军这个决定而产生的。但是拿破仑在6月16日已经在林尼击败了布吕歇尔并迫使联军的两支部队向不同方向撤退，他有他的战略考虑：他知道他不可能在一个战场击败整个联军。
威灵顿也有类似的战略赌博：他将17000人外加一部分火炮留在了哈尔[Hal，在蒙特圣吉恩（Mont Saint Jean）西北]。这样做的好处不仅仅是可以保护他的右翼，还可以在当6月18日的行动不能结束战事的情况下将其作为后备力量。
拿破仑的战术在之前被批评为没有发挥出他的才华，但是当他面对一支严阵以待的庞大联军（这时俄军和奥地利军正在法国国境以东集结）时，他的回应仍残酷地明确。
他在6月16日在林尼击败普军，并迫使威灵顿撤退以继续与普军保持联系。拿破仑的目的很简单，但也对获得胜利以使法国有与奥地利和俄罗斯有和谈的可能至关重要，那就是使普军与英军不能在同一个战场上并肩作战。
拿破仑没能攻击威灵顿右翼，部分是由于部署在哈尔的联军后卫部队，而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想将威灵顿与布吕歇尔分开而不是将他们挤到一起去。
他的计划简单而有效：将威灵顿的右翼用压倒性的炮火及对乌古蒙（Hougoumont）的进攻钉住，使威灵顿将中路左侧的部队派离阵地支援右翼，然后用之前对付欧洲其他军队极为成功的步兵纵队阵形全力击破这个阵地。
事实上乌古蒙顶住了进攻，虽然只被威灵顿谨慎地给予了很少的支援；而庞大的步兵进攻则被联军骑兵摧毁，尽管这次失控的冲锋给他们自己和拿破仑的波兰枪骑兵（Polish lancers）带来了很大伤亡。拿破仑当时唯一的选择就是全力进攻联军中央，而不留下防卫普军的兵力。
威灵顿对他战线的调整以后撤起始，而这引来了法军骑兵冲锋的巨浪，迫使联军士兵分成分散的防御队形（就是“方阵”），要是这时有法军步兵与炮兵的协同攻击，近距离平射这些方阵，可能会产生拿破仑所期望的效果。
这时候拿破仑的指挥能力似乎相比他的天才来说太过失常——滑铁卢的法军部队散乱地塞满了整个阵地，而却他对于协同作战犹豫不决。
方阵承受下了骑兵攻击，他们之间的空隙被联军骑兵余部保护着，而法军的骑兵冲击由于遇到泥泞的上坡和凹陷的十字路口等困难逐渐减弱直至停止。
普军这时正在进攻法军前哨，不管格鲁希部的三万人情况如何，现在情况明朗起来了：普军已经杀到眼前，是必须得下决心的时候了。
拿破仑在两支敌军能协同进攻之前最后一次试图击破威灵顿的阵线中央，而在大约晚上6点法军终于攻下了联军前方的关键—圣拉海（La Haye Sainte）。
威灵顿将他前线的部队再次重新部署，准备应对法军最后的袭击，并且他当时已经确知远处穿暗色制服的军队是布吕歇尔的普军而不是格鲁希的法军。拿破仑这时派出了他的帝国近卫军，这支部队一直作为后备力量，可以在任何战斗中所向披靡。
近卫军分成两支进攻来结果拿破仑认为已经到了毁灭边缘的联军。威灵顿已准备完毕，他为也许过于自信的法国近卫军准备了一场大规模的伏击，紧接着将是会让法军感到极为意外的反攻和像以往一样坚韧而守纪的英军步兵的交叉火力。
他将他军队剩下的士兵藏在山后坡和种植了高高作物的农田之中。毫无准备，也许还由于法军其他部队一天来的徒劳无功而士气低落，近卫军在英军的“大惊喜”下畏缩并退却了，这一事件在拿破仑战争中是不可思议的，而这瞬间引发了法军其他部队的恐慌。
当普军攻破法军东部防线时，威灵顿终于下令联军战线推进，而法军的残兵败将们在一片混乱中放弃了阵地。
威灵顿和布吕歇尔在南北横穿战场的公路上的拉贝利联合（La Belle Alliance）酒馆会面，这次会面公认与由修整后的普军将法军赶回国这个决定有关。
威灵顿在之后许多次被人暗示他在滑铁卢表现也不很好，决策有些混乱。威灵顿总是坚持说他的战略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就是守住阵地、对抗拿破仑可能发动的任何进攻、并在适当的时候一举击败法军，就是他已经实现的战略（在普军将会向西与他靠近的情况下只守住蒙特圣吉恩，其实他到这天快要结束时才得到普军正向法军右翼进攻的确切消息）。
滑铁卢也许没能成为一场“出色的”战斗，但它标志着拿破仑战争的最终结束。
终章
当1819年威灵顿被指为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l）所领导的托利党政府的军械总管（Master-General of the Ordnance）时，政坛再次向他招手了。在1827年，他成为了不列颠陆军总司令（Commander-in-Chief of the British Army）。
威灵顿成为了除了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之外托利党另一颗闪亮的新星，1828年他成为了首相。
他首相任期的前7个月他没有选择住进唐宁街10号，因为他发现这“官邸”太小了。但之后他态度转变并住了进去，因为他家阿普斯利邸宅（Apsley House）需要大规模整修。在这期间他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的创建中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拿破仑于1821年病死圣海伦娜岛，而威灵顿则死于1852年，比拿破仑多活了31年。威灵顿在有生之年，先后出任英军总司令、首相、外相。
每年滑铁庐日，他都要在伦敦一号与当年参加作战的将领共进晚宴。逢此盛事，伦敦一号的大门外车水马龙，引来众多的群众围观。威灵顿为军人出身，性格倔强，不善辞令，不讨人喜欢，人称“铁公”（The Iron Duke）。
1852年9月14日威灵顿去世。
他去世后，英国举行国葬，150万人聚集在去圣保罗大教堂的马路两侧，对马车载着的灵柩默哀。
威灵顿被用于命名纽西兰的首都；澳大利亚的三个城市，一座山，一个湖泊；加拿大的一个城市，一条运河；智利的一个岛屿；以及各类军舰、战机等。
威灵顿常常被描述成一位防御型的将领，虽然事实上许多、也许是大多数他的战斗都是进攻战（Argaum、亚萨耶、波尔图、萨拉曼卡、图卢兹、维多利亚）。
但是半岛战争中的大部分时间，他的士兵无论在人数还是在训练方面都无法打一场进攻战。同时，伊比利亚半岛提供了极好的打防御战的地形，而威灵顿也正好可以利用这一优势。
威灵顿的战术思想中有许多是从政治、补给或是财政中体现出来的：仅仅作为一个战场上的指挥官，他也不得不对付英国政府反复无常的政策、葡萄牙政府以及各式各样的西班牙军阀与游击队。
同时，在贫瘠的半岛上补给是一个恐怖的问题：法军懒得理这问题，他们只是简单地抢劫他们所需要的物资；威灵顿需要获得平民的支援，需要从别处获得补给（特别是从美洲运来的小麦）并运送给战地的士兵。补给常是他的致命弱点，而他在补给线被敌方威胁时常被迫撤退或是采取守势。
在他的防御战中，他对防守战术表现出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的理解力：他几乎是唯一一个意识到山后坡在防御战中作用的拿破仑时代将领，并且尽可能地使用它来隐藏兵力和保护士兵免于受到炮击。虽然如此，他几乎从未错过反击的机会，这时许多法军纵队就会发现他们被火枪齐射攻击后，接下来就会遭到刺刀冲锋的冲击。
威灵顿有时也很强势：他在波尔图的渡河是一次惊人的豪赌：而要不是一位元下级军官犯了错误，苏尔特的军队也不会战败。
在进攻方面威灵顿也显示出了对地形与战术明晰的理解力：在维多利亚之战中，他指挥了一次壮观且协调的攻击——四个纵队从三个方向同时出击，几乎击溃了整支法军部队，迫使他们将除了138门炮中的1门外其他的行李和补给都“让给”了英军。
然而，他必须非常谨慎：在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Lines of Torres Vedras），当马赛纳的军队正尝试包围里斯本并开始迂回时，威灵顿经常站在矮墙上，用望远镜观察法军，咕哝道：“我可以击败他，但需要10000人，而这是英格兰唯一的一支军队，我必须得解决它。”
由于法军在西班牙的总数量总是远远超过英军和葡萄牙军可以派出的人数，法军指挥官总能放弃一些地区来集结比英军更庞大的军队，就像他们在萨拉曼卡之战后所做的那样。因而在最后的总攻之前，威灵顿总是需要小心谨慎地进攻西班牙。
在维多利亚之战前夕的一系列交战中，从里斯本到英军驻地的补给线被切断了，所以他将补给线向西班牙北部海岸延伸，迫使前线的法军部队回到他们的后方。
除了攻打布林戈斯一战外，他其他的攻城战都是成功的。他的大部分此类战斗发生在印度，对抗比法军缺乏训练、装备与士气的印度军队。由于这个原因，他在他最糟的一战，也就是布林戈斯之战中也许有点过分自信了。
威灵顿几次需要重新夺回葡萄牙边境上的堡垒[比如说阿尔梅达（Almeida）]，因为法军在占领这些联军把守的堡垒时总是取得完全的胜利。同时，由于法军可以很快地召集援军，他不能在漫长的沃邦式的攻城上花费太多的时间。由此，他在罗德里戈城与巴达霍斯的突袭虽然成功地速战速决，但却代价昂贵。
他不喜欢他的骑兵指挥官们。他在1812年7月18日写了一封著名的信，批评骑兵除了在温布顿开阔地（Wimbledon Common）外简直无法调动，并且总是一窝蜂地冲锋，而不是排成两线——一线冲锋而二线作为预备队。
他同时还是他情报网的直接领导者，并且紧密监督他士兵们的供给与薪水。
他也在政治方面下了大力气：保证英国与西班牙政府对他的支持，为选择军官去疏通关节，并且使与葡萄牙和西班牙人民与他合作。
当法军以抢夺食物、枪杀反抗者与当地人民对立时，威灵顿却把大部分的补给从国外运来、为他在当地征用的物资付现金并且用严格的纪律来约束他的士兵——每隔一端时间就会有由于掠夺、谋杀或是亵渎宗教的士兵被处以绞刑。
当地人便以服从指挥、应征入伍和提供情报来报答他。游击队更是与英军紧密联手对付法军：袭击法军通讯兵并且将俘获的法军士兵转交给威灵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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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百科：威灵顿公爵
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是联合王国贵族头衔，于1814年封与阿瑟·韦尔斯利将军。
历代公爵
阿瑟·韦尔斯利，第一代威灵顿公爵（Arthur Wellesley, 1st Duke of Wellington）（1769-1852）
阿瑟·韦尔斯利，第二代威灵顿公爵（Arthur Richard Wellesley, 2nd Duke of Wellington）（1807-1884）
亨利·韦尔斯利，第三代威灵顿公爵（Henry Wellesley, 3rd Duke of Wellington）（1846-1900）
阿瑟·韦尔斯利，第四代威灵顿公爵（Arthur Charles Wellesley, 4th Duke of Wellington）（1849-1934）
阿瑟·韦尔斯利，第五代威灵顿公爵（Arthur Charles Wellesley, 5th Duke of Wellington）（1876-1941）
亨利·韦尔斯利，第六代威灵顿公爵（Henry Valerian George Wellesley, 6th Duke of Wellington）（1912-1943）
杰拉尔德·韦尔斯利，第七代威灵顿公爵（Gerald Wellesley, 7th Duke of Wellington）（1885-1972）
阿瑟·韦尔斯利，第八代威灵顿公爵（Arthur Valerian Wellesley, 8th Duke of Wellington）（1915-）
维基百科：阿瑟·韦尔斯利，第一代威灵顿公爵
阿瑟·韦尔斯利，第一代威灵顿公爵，KG，GCB，GCH，PC，FRS（Arthur Wellesley, 1st Duke of Wellington，约1769年5月1日－1852年9月14日），盎格鲁-爱尔兰裔英国军人和政治家，被公认是19世纪上半叶最具影响力的军事及政治人物之一。威灵顿公爵最初以少尉军阶加入英国陆军，未几就凭藉在拿破仑战争中的出色表现而获连番擢升，最终更成为了英国陆军元帅，并获得法国、沙俄、普鲁士、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6国授予元帅军衔，为世界历史上唯一获得7国元帅军衔者。
作为一位鼎鼎有名的将军，人们总爱以威灵顿公爵与另一位名将第一代马尔博罗公爵相提并论。而无独有偶的是，两人都是先从战场立下彪炳战功，再在后来转投政坛的。威灵顿公爵本人曾出任英国首相，而且在1846年淡出政坛以前，更一直是上议院最重要的领导人物之一。
简介
他出生于一个成就显赫的家庭，排行第4，从小就读于伊顿公学，但成绩很差。母亲为了攒钱送他弟弟上学，让他中途退学。以后，他跟随一个律师学习。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他所显露出来的唯一才能就是拉提琴。母亲一气之下，便把他推上了从军的道路，并说他除了做“战场上的炮灰”外，别无任何出路。但韦尔斯利从此刻苦学习军事，最终成为英军的最高统帅，并使拿破仑兵惨败滑铁卢。
生平
1787年，于英军服役。
1794年～1795年，参加对法兰西共和国之战。
1796年～1805年，在印度率英军进行了征服印度王公部队的战争。
1808年～1813年，率军在伊比利亚半岛同拿破仑军队作战。
1814年，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后，任英国驻法国大使。
1815年，在滑铁卢战役中抗击了法军优势兵力的进攻，最后，在普军的配合下击败拿破仑。
1828年后，历任首相、外务大臣和不管部大臣,并长期任陆军总司令。
曾反对“改革法案”，镇压1848年宪章运动。
评价
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的奠基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指出，阿瑟·韦尔斯利在军事上“顽固地死抱着陈旧的观点和传统的保守愚蠢的做法不放”，信念保守；由于战胜了拿破仑，并“把胜利的全部功劳攫为己有”，在英国成为了“高于一切权威的权威”，但实际上是一个庸碌之辈。他的保守和庸碌使他逝世时英军全面“落在任何一个欧洲文明国家的军队的后面”。
维基百科：铁公爵级战列舰
铁公爵级（英文：Iron Duke）是英国建造的一种战列舰。 同级舰：铁公爵号/Iron Duke、马尔博罗号/Marlborough、本鲍号/Benbow、印度皇帝号/Emperor of India。
铁公爵级战列舰是乔治五世国王级战列舰的改进型，1912年开工。铁公爵级加强了副炮火力，为了以对抗吨位日益增大的驱逐舰的威胁，加大副炮口径，采用6英寸口径副炮。副炮全部安装在艏楼中，这是外观上与猎户座级、乔治五世级最明显的区别。为了减轻结构重量该级舰放弃了以往英国战列舰上安装的水密隔舱纵向隔板，水下防护成为隐患。该级舰因安装了新型通讯及火控系统大多作为英国海军战列舰分队的旗舰参加了日德兰海战。
铁公爵号战列舰因为在日德兰海战中是英国海军大洋舰队司令约翰·杰利科的旗舰而闻名于世。铁公爵级战列舰根据《伦敦海军条约》的规定退役。铁公爵号于1931年根据伦敦海军条约的规定而退役，后来作为海军舰艇母船一直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曾遭德军飞机轰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