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深入维族家庭 冷静思考问题
-一维族记者对在内地的南疆民工境遇的基本看法
-一个出生在新疆喀什的移民有话说
-新疆外籍教师：7-5事件不是所谓普通的和平游行
-维吾尔在线站长否认“煽动暴乱”，承认“得罪太多老大”
记者手记：深入维族家庭 冷静思考问题
石玉的blog/
红裙小姑娘的维族舞
7月8日，乌鲁木齐渐露生机。人民路以北的街道上行人多了，大商场依然关门，有些小店铺却恢复营业。上午10点，我和其他媒体记者结伴，6个人，一起走到解放南路的大巴扎地区，虽然大巴扎大门紧闭，武警站岗，但旁边出现了卖西瓜、油饼的维族小贩。
天气非常晴朗。我想起中学时读过一个陕西作家（名字我忘记了，在新疆当过骑兵，写过《最后一个匈奴》这本书）用过的一个词：“中亚细亚的热烈的阳光”。
我们闲逛到外环路东华大市场对面时，一位头戴维族帽的老大爷，大概60多岁，手里牵着一个仅有他胯部高的小姑娘，走在我们的前面。
那小姑娘穿一身纯红色的连衣裙，颠颠儿的跑着，嘴里哼着歌，双臂举起，再将两双小手放在胸前，头部随之有韵律的摆动。这可能是她刚刚学会的维族舞。
三个记者同时举起了相机。那老大爷回头朝我们笑，还让小女孩儿转身摆姿势。我的相机没电了，我对同行的两位记者说，你们回头一定要把这照片给我。
12点，快走到人民路和外环交叉口时，一个汉族老大爷跟我们闲聊。“政府应该主动救济贫困的维族人”，这是他的政治主张。
老刘名叫刘道清，70岁，身份证上的住址是新疆新源县良种连，位于伊犁的兵团某部。老刘是四川绵延射洪人，1962年参军进疆，退休后住在乌鲁木齐市的大儿子家里。
深入维族家庭
刘道清一看就是个正直、热情的人，我请他带我们到维族朋友家里看看，老刘欣然允诺。全是维族人的跃进街，他有一个朋友叫阿吉马木提，54岁，乌鲁木齐阜康县人，1984年来乌鲁木齐市，在跃进街开了个服装店。老刘8年前在早市上和阿吉认识，阿吉家在阜康老家还有9亩地，种玉米，老刘正好在兵团学过农业技术，帮过阿吉挑选种子。
我们走进跃进街都心惊肉跳的，如果没有刘道清，还哪敢跟这里的人说话？阿吉的服装店仅有十几个平方，房屋装饰和陈列的衣服还比不上河南乡村的店铺。阿吉的老婆和两个女人在店里。见老刘带着客人来了，阿吉的老婆急忙叫一个女儿去买西瓜，又叫另一个女儿去找在附近的阿吉。
阿吉很清瘦，上唇有浓密的胡子，是个勤劳谨慎的人。他把我们引到后屋，后屋和临街的服装店相连，面积相当，阿吉家四口人住在这间狭小的房间里。
“7月5日下午，太还阳很高，听到大巴扎那边爆炸的声音，我们怕极了，就把店铺关了。”阿吉说。
阿吉还有三个儿子，大儿子、二儿子都在阜康老家务农，都已结婚，但没有盖自己的房子，都住在阿吉的房子里。三儿子在南京给维族老板打工，卖烤肉。
“9亩玉米一年最多卖1万块钱，服装店一年收入8千到1万块钱，一家10口人（加上阿吉的两个儿媳妇和一个6月11日出生的孙子），生活困难。”阿吉说。
阿吉家算是有出息的。阿吉描述村里的情景：一对年轻的夫妇，平均三亩土地，每年2000块钱的收入，还要养活几个孩子。听起来颇似河南农村的情景，只有离开家乡，才能生活得好一些，怪不得韶关的工厂里招募了800多个维族务工青年。
阿吉的两个儿子很难在城里找到工作，因为他们不会写汉字。服装店里的两个女儿，大一点的17岁，没有工作。小女儿13岁，在乌鲁木齐38中读初二，她对一个记者的摄像机很感兴趣，一直盯着看。两个女儿身材苗条，黑亮的大眼睛让人难忘。
我们在临街的维族人家里做客，引发了街区的注意。我们坐下不到15分钟，走进来一位健壮的维族人，名叫艾克木，70岁，可是看上去年轻多了，感觉艾克木在本地颇有人望。
艾克木是南疆库尔勒市和静县人，中学毕业后，1957年开始在乌鲁木齐当5年兵。21年前，艾克木重返乌鲁木齐，在大巴扎做和田玉生意，已经搞了一间很大的铺子。
艾克木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其中一个儿子在上海卖和田玉。“我不缺钱，经济上没困难。”艾克木说，店铺开张，碰上好卖家，会有几十万的收入。
“韶关事件后没有人做群众工作”
艾克木说出了一个被忽视却非常重要的事实。
“26号在韶关发生的事情，没有人解释，没有人做群众的工作，电视上不宣传、报纸上不说这个事情，政府没做这个工作。”艾克木说，“这些打工的维族人很多都是南疆人，发生械斗后，你说是死了2个，我说死了20个，结果越传越多，造成了影响太坏了。”
艾克木表情和手势非常丰富，“政府要是出来说就没事了。”说完这话，他把双手摊开，无奈的笑了笑。
可以想见，6月26日到7月5日，10天里，韶关的消息是如何在新疆不可思议的传播的。就在7月8日早上，我们几个记者坐在海德酒店大堂的沙发上闲聊时，坐在旁边的几个本地人议论韶关事件，称消息传到新疆时，变成了“300多维族人被杀”。
在互联网时代，封杀消息是不可能的。但这只是个浅层次的原因，深层次的原因，我认为是当地政府对基层影响力弱化。
就算是覆盖面极大的体制内媒体，也没有及时报道韶关事件。
艾克木向我们掏出一份形成于2005年的上访材料，大致内容是：和静县原一建公司的40多名职工，社会保险、退休手续都没有解决，生活无着。经新疆华龙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查出该公司有一些外欠的款项，但没有任何单位和人插手回收这些外欠款。
材料要求政府恢复职工身份，依法补交社会保险金，办理退休手续，彻底清算公司资产，拿出一个有效可行的方案解决职工的生活就业问题。
“这件事跟我没关系，我就是帮他们的忙。现在职工一上访，就被抓起来。和静县有10多个事情都解决不了（意思是跟此事件类似的事情）。”艾克木说。
南疆的小县城，也有国企改制的遗留问题。
王力雄在分析西藏问题的著作里，提到毛泽东时代大批青年干部进藏，深入农村，深入群众，这样的场景，现在很难看到了。我没去过西藏，也没到过新疆的农村，但我深深认同王力雄的观点，基层没有人，没有被群众充分信任的人，与政府高度一致的到维族群众中去解释韶关事件，并取得后者的理解。虽然这只是个猜测。
不能种下仇恨的种子
7月5日惨绝人寰的暴行，在汉族人内心的形成了巨大的影响。乌鲁木齐汉族集中的街区里，广播车里不停地播放王乐泉7月7日的讲话，《王书记要求大家回家去 回单位去 回社区去》。
“有一些单位的汉族职工、群众又组织起来，有的甚至走上街头，把本来已经基本正常的社会秩序搞得乱哄哄，有的甚至凭感情用事，同维族群众对立起来。”
我前文中提到的那个几被灭门的粮油店，仅剩一个10岁的女孩儿，这个女孩儿当时很幸运，不在店里面。
张明营的头被砍掉，腿被卸下来，暴徒砍杀其他人后，焚烧了店铺，张明营的躯体被烧得仅剩一个头骨，而张明营妻子的遗体一直没有找到，应当是被烧成了灰烬。 10岁的女孩仅能采血做DNA检测，方能辨识这些父亲的遗骨。这个小女孩儿还不知道全家人都走完了，她的亲戚一直瞒着她。
走上街头的汉族人，都发出这样一个疑问：“当时为什么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及时的制止暴徒？”
惨死在大湾北路的鹿华坤，他的家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边防总队一路之隔。在乌鲁木齐幼师所在的街道上，一家被洗劫一空烧得熏黑的超市，仅和乌鲁木齐公安局一交警大队仅隔一个路口。团结路上，有一个几层楼的派出所，这条路仅有区区数公里，为什么暴徒还能在此肆虐？
多方汇集的消息显示，暴乱发生时，手持盾牌和警棍的武警20分钟内就出现在了二道桥，当时武警一直采取守势，并没有上前驱散暴徒。暴徒并没有拿枪，他们只有少量的砍刀和砖头、石块儿。
还有，7月4日互联网、手机短信就已经出现了暴徒打砸抢杀的预谋。7月8日，我们在二道桥碰到两个汉族人，其中一个称他的朋友，娶了维族妻子，他妻子的手机在7月4日就收到了煽动短信。
7月8日下午6点15分，周永康来到人民广场检阅武警部队。
……
至少，应该给无辜死亡的百姓一个公正的合理的交代。否则，仇恨的种子俨然种下，汉族人也会拿起砍刀（6号，其他媒体记者就在现场，三个拿砍刀的人用手指他，警告他不要拍照）。
一维族记者对在内地的南疆民工境遇的基本看法
海来特·尼亚孜的日志/南疆三地州的贫困问题由来已久，我们每一位有良心的正常人目睹这些贫困现象，不得不悲然泪下。从1983年至2000年间，我作为一名记者和一家杂志社的副社长，每年都要下这些地州采访和工作两三个月，足迹遍及这23个县市的一百多个乡镇和上千个村子，接触过无数社会最底层的乞丐、佃农、农民、牧民和手工作坊的徒工，采访过几百名各族从基层乡村干部到地县级领导，对这里的贫困和经济发展滞后的情况有所了解。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三个地州总人口目前估计至少在500万以上，基本上从事传统的农业和畜牧业，农牧业资源不谓不丰富，粮食、棉花、油菜及林果业产量在全区名列前茅。但是农牧业生产受到人多地少和水资源的严重束缚，外加国家资金、政策和技术投入少，自解放以来遭受的所谓“土改”、“三反五反”、“社教”和“文革”等左倾路线的严重干扰，使普通干部群众的国家归属认可程度下滑到了最低点，形成了解放后南疆三地州“疆独”势力得以产生的温床，遇到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蛊惑煽动和国外敌对势力的影响，甚至引发了一系列的分裂和恐怖事件。通过近几年来“反分打恐”的维稳工作扩大化（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高压政策），反而使经济没有得到像样儿的实际发展，更使当地老百姓穷困潦倒，党和国家的威望降到了冰点，正常合理的民意诉求渠道被堵死，民怨鼎沸，危机四伏。另一方面，下派到这些地州的各级干部，特别是汉族干部，由于基本指导思想的偏悖，只是简单地将维稳作为要务和体现所谓政绩的倾向，加之一些干部的腐败作风，导致他们在这里除了狠抓稳定和个人的政治资本和经济私利之外，几乎没有认真地抓过经济发展和当地老百姓的福祉，因此造成了老百姓与政府干部的对立和不信任的关系，且这种干群鸿沟越来越深，如此恶性循环的往复，终于使当地的政府决策者发现，南疆三地州的经济发展和贫困问题，已经到了非“泻洪减压”不可的地步了。于是乎，从速合理分流南疆三地州150万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政策出台了。
我们知道，南疆三地州除了农牧业和旅游资源相对丰富之外，基本上没有可供大量开发的工业资源，最近发现并开发的石油资源似乎基本上与当地无关，充其量也就是改善了当地的交通和通讯状况，稍微带动了一些相关的餐饮行业的发展，资源转换战略实施缓慢，丰富农牧业资源开发利用，延长农副产品产业链的进展不过也只是开了个头，目前尚不足以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唯有组织这些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成为改善南疆三地州贫困状况必由之路。
万事开头难，通过上述情况可以得知，这一政策的具体实施不是那么容易的，绝大部分农民有抵触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今年3月份，我家过去的一位保姆领着她的两个妹妹突然来到我家，声泪俱下地求我救一下她两个妹妹的命。原来，她们老家莎车县某乡的一位副乡长，将她们的父亲关在了乡政府，要求这位农民交出已经参加汉语培训的两个丫头。因为早已听到风声的这位农民，早已将还没结业的丫头，偷偷藏在了另外一个乡的亲戚家。而他在乡政府附近开饭馆的二女儿（就是我家以前的保姆，已婚），得知父亲被关在乡政府，又偷偷将两个妹妹带到了乌鲁木齐。我当时的确为乡干部如此粗暴的工作作风感到不理解，甚至感到愤怒，遂打电话给该县的一位朋友（副县长）询问详情。当我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就为如何处理眼前的问题而头痛。经与前保姆苦口婆心地“商量”后，决定答应留下这对女孩的妹妹在我家暂避风头，姐姐必须回乡“救出”父亲，并如约前往内地打工。我请一位朋友帮忙，出具了一张“妹妹”已在乌鲁木齐一家公司打工的证明，并通过那位副县长朋友帮忙疏通，到三甬碑客运站送走了前保姆和她的大妹妹。
我的这位“新保姆”的姐姐目前在青岛打工，她经常打电话“报告”她在那里打工的情况，所说情况与本报记者帕热扎提采访报道的情况基本相同。但是，雇用厂家拖欠工资、不按规定支付报酬的加班现象、维吾尔打工妹的生活待遇人前人后不一致（即应付媒体监督玩花架子的情况）等情况，还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甚至个别打工妹受到某些管理人员性骚扰的情况也偶有发生。根据我目前得到一些情况分析，在青岛打工的这批维吾尔女工，可以分成两头小中间大的三个部分，一头积极一头想跑，中间的那部分基本上也倾向于拿上工钱早点儿离开，而我“新保姆”的姐姐也属于中间派。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们毕竟是第一批，又是从未离开过家乡和父母的小姑娘，更何况她们基本上都是“被迫”而来的。
结论：就目前情况来看，政府组织南疆三地州农民到内地打工，一是必须加强组织领导工作，多一些解释说服工作，少一些简单粗暴作风；二是相关的服务保障措施必须配套到位，必须派出得力的领队干部，坚决依法维护维吾尔民工在内地打工的各项合法权益，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三是尽量拓宽劳务市场信息渠道，适当增加组织男性维吾尔民工的外出打工的比例，以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何况这涉及到民族宗教问题，民族宗教向来无小事，政府应该认真对待这一问题。
大批组织南疆农民到内地打工，毕竟是开天蔽地第一遭，是一个不易被普通大众正确理解和接受的好事，建议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门制定常年的报道宣传计划，辟出专门经费，组织新闻媒体进行长期的宣传报道；有关科研单位和有条件的大专院校，也应该组织适当的科研力量，对这一改变维吾尔社会结构的重大历史事件，仔细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尽快为决策部门提供科学翔实的依据，促使决策部门尽快制定出相关的政策法规。
最后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维吾尔社会，包括知识阶层对此问题的不理解和接受的现象，甚至是暂时的不明白情况而持反对意见的人，绝不是所谓的“分离”情绪，更不是别有用心，与境外的分裂势力和恐怖组织基本没有关系，只是人民群众对这一新鲜事物缺乏必要的理解和认识，只是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上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绝对不能与分裂势力划等号，不加分析地随便地乱扣帽子、胡打棍子，更不能借此歧视和排挤他们，而是应该以春天般的温暖说服教育为主，甚至可以特事特办，适当组织维吾尔社会的头面人物组团到内地，实地考察同胞在那里的工作生活情况，然后到南疆三地州“现身说法”，帮助广大农民尽快打消顾虑，热情迎接维吾尔社会转型的春天。至于对付那绝对一小撮确有别有用心的敌对分子，那就是司法部门的事啦。
一个出生在新疆喀什的移民有话说
倍可亲网 作者: 我是愤青007 /看了几天关于新疆血腥事件的报道，我想来说说我对生活在新疆的维族人和汉人之间的关系。
我是70年代初，出生在新疆喀什的汉族人，父母在60年代末作为援建新疆的建设兵团从中原千里迢迢奔赴那时还是很荒凉的新疆戈壁的。那时父亲还是一个不到30岁的建设兵团中的一名小战士。艰苦的日子，不用讲，大家也能想象的出来，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上上下下都干劲十足，尽管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全团乃至全军没有像现在这样生活在幸福生活当中的那么多人有那么多的怨气。
起初，新疆有不少的排斥汉人的闹事，当时还有个自治区的党委书记被维族人大白天活活砍死了，生活在当时的人们，整天都处在惶恐之中。后来建设兵团帮助当地的维族人建设了很多大型的农场，果园等，使当地的生活逐渐地提高了不少，由于中央的政策是汉人犯法就地正法，少数民族犯法批评教育，这些都让当地的汉人见了不友好的维族人都躲得远远的，当然大部分的维族同胞都还是对汉人友好的。
父亲当初是在部队负责乌鲁木齐军用机场的安全的，后来部队撤编才到当时的昆仑农场投入到大的建设当中的。所以部队过来的不管是当地的老百姓还是组织上都还是很照顾的。在昆仑农场期间，有了我姐，有了我哥再后来有了我，在那时4-5年间里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汉维之间的冲突，不管有多么严重，当地的维族邻居总是把我们叫到他们的家里保护，用当地的囊和水果招待我们。大家也知道那个时期正是文革末期，军队以及建设兵团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维族人的异议分子（当时被称作疆匪），趁机挑起了很多事端。但通常情况下对生活在哪里的汉族百姓还是很好的，他们攻击机关，以及军政府等，当然结果都是一样被抓，可是当时的政策是只教育不杀头的，所以，有的人可能改变了自己的极端民族主义观点，但更多的人还是放了再闹，闹了再放。
现在想起来，我认为就是政治作怪，那些当地新疆解放前是权贵阶级的人，总不甘心自己所在新疆失去的一切，有不甘心同广大的老百姓一同艰苦创业，当然有很多的怨气，他们借故闹事，甚至没事就闹事，为的就是想取得自己的利益，大家都知道那个热比娅，她其实当初在新疆，中央政府给她钱，给她政策，让她先致富，为的就是让她带领广大的维族同胞共同富裕，可是当她发了财了，就有很多疆独实力笼络她和给她灌输疆独的思想，而且在她甚至公然资助闹事的疆独们后还给予她悔改，一样给她扶持，结果她做了更多不该做的事情，其实按照我国的宪法早都该判她几次死刑啦，因为她是新疆的符号，所以中央最终还是给她自由啦，她走后，新疆的局势确实也稳定了不少，但是条件依然还是比较的艰苦，那时姐姐也快6岁了到了上学的年龄，可是方圆十几公里都没有一个小学，这让父母亲焦虑万分，后来决定回老家去，当时的建设兵团不能有任何回去的想法，那就是动摇军心是要问罪的，可是父亲为了一家人的幸福，冒着被关禁闭的风险，在一个寒冷的日子里拿着回乡复员申请在乌鲁木齐军区大院足足饿着肚子等了一天，直到下午4点，等某团长开完会才交给了他申请，幸好这个团长是老乡，很快就给批了，还特别叮嘱不能让其他人知道，现在想想简直就是逃跑。。。。
回内地的若干年里，陆续有些人回来，大家逢年过节都聚到一起感慨在建设兵团的日子，更多的是眼泪。。。
7.5事件发生后，母亲也哭了，勾起了他对新疆的回忆，在庆幸我们能有今天的幸福之余，也想起了那个亲切的老大娘在母亲怀孕（是我），哥哥姐姐一起发烧，父亲不在身边的时候，50多岁的维族老大娘邻居拉着我姐，背着我哥，扶着我母亲冒着寒风去十多里外的卫生所的情景。。
新疆外籍教师：7-5事件不是所谓普通的和平游行
新华网乌鲁木齐7月10日电 (记者姬少亭 黄艳 黄尹甲子) 热比娅7月8日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称，“7·5”事件原本只是一场和平集会。但是在中国生活多年的外籍教师纷纷表示，这不是一次所谓普通的和平示威游行，他们看到的是血腥残暴的场面。
“我在电视画面上居然看到了游行队伍中有孩子，几岁大的小孩子，他们拿着棍棒参与打砸。任何一个和平示威是不可能让孩子上街的，更不可能让他们参与这样暴力的行为。”新疆大学加拿大籍大学老师约瑟夫·坎泊尔说。
坎泊尔说：“那些场面太可怕了，我边看边流泪。这些暴徒为什么要让孩子看到这样的场面？这绝对不是一场普通的和平示威。”
新疆财经大学教师莫拉·桑德拉认为，“这是一场境外组织策划的骚乱”。“我看到了那么多血腥的场面，太残忍了。根据我以前的经验，维吾尔族跟汉族的关系是非常和睦的，这场骚乱一定是中国以外的势力引发的。”
桑德拉已在中国任教10年，其中7年在新疆财经大学度过。
坎泊尔同时指出，那些做坏事的人不能代表整个维吾尔族。“我所认识的维吾尔族人都不是这样的，他们都非常非常好，我们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7·5’事件发生后，校园里一些维吾尔族人开的商铺关门，气氛变得紧张，但是第二天，我看到校园里的人工湖边又来往着一对对恋人，我知道事情会很快好起来。”坎泊尔说。
坎泊尔说他已经在中国生活了4年，其中3年都在新疆。这期间他教了五六百名学生，有汉族也有维吾尔族，还有其他的民族，其中维吾尔族就有两百名左右。
“我爱这个国家，爱这里的人，爱这片土地。我爱它不仅仅因为它悠久的历史，更因为它的多元化。就像我的家乡加拿大一样，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坎泊尔说，“在这里我看到各种文化的融合、各种食物的融合、各种时尚的融合，还有多元化的地理环境，这一切都让我着迷。”
桑德拉非常赞同这一点。“我的学生之间，我们学校的老师之间都是非常和睦的，‘7·5’事件并没有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还是像往常一样交谈。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桑德拉说。
“我们会一起踢球、一起去食堂。”来新疆学习两年的哈萨克斯坦学生塔合塔莫夫·祖哈尔如夫向新华社记者描述他的维吾尔族和汉族同学。
祖哈尔如夫是新疆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留学生。他说，周末他常常约上自己的维吾尔族朋友和汉族朋友去学校篮球场打球，“比起留学生，我更喜欢和当地的学生交往，他们可以帮助我学习语言和了解中国丰富的文化”。
同在一个学院学习的韩国留学生郑珍喜说，“7·5”事件发生后，她原先以为会有什么变化出现在维吾尔族同学和汉族同学之间，但是她“并没有察觉到维吾尔族同学和汉族同学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桑德拉特别提到，不少外国人不了解中国，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来中国，没有在中国长期生活，“我在乌鲁木齐教了7年书，我非常爱我的学生，因为他们都很爱我。5日发生了暴力犯罪之后，不管是汉族学生还是维吾尔族学生都打电话、发短信问我是否安好。”
“据我所知，我的学生没有一个参与‘7·5’事件。”莫拉说，“我听到很多谣言，那些传播谣言的人对我的学生是一种感情上的伤害，但我相信他们能够克服掉某些障碍。就在昨天，我的维吾尔族和汉族学生在我面前打趣开玩笑，像过去一样感到轻松和平和。”
据介绍，目前在乌鲁木齐的留学生总计有3000余名，由于学校放假，部分留学生已经回国或者外出旅游。
维吾尔在线站长否认“煽动暴乱”，承认“得罪太多老大”
多维社记者陈湘编译报导/据媒体报导，被新疆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指为“7.5事件”的“幕后煽动者”之一的维吾尔在线网站的站长8日晚起与亲朋失去联系，传已被捕。同时，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也流传着这位站长在失踪前的一个声明：“作为维吾尔在线站长我只想对努尔·白克力说，您说的对，您说的什么都对。我已经得罪了太多的老大，也可能包括您和其他我不想也不敢得罪的人。但是，是非有公道。我给自己说：心平气和、冷静分析。认为诉讼是解决法制社会纠纷最公平的方式。到时请不要给我指定律师，我拒绝任何制（指）定的律师。”
美联社刊登记者Alexa Olesen的一篇题为“中国经济学家失踪，看来是被拘留了”（Chinese economist missing, apparently detained）的报导。该报导说，一名直言无讳，在家乡新疆为维吾尔人同胞力争应得权益的经济学家失踪了，他曾在新疆暴乱爆发后受到警察的审问，想必已经被警察拘留。
39岁的伊力哈木·吐赫提(Ilham Tohti )教授的一位朋友于9日说，吐赫提曾于8日早晨打电话给他，告知他已经收到警察的正式拘留令。这位叫黄章进（Huang Zhangjin，音译）的朋友说，自那以后，就无法联络上吐赫提了。
在吐赫提教授失踪几天前，北京派来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主席指控说，吐赫提创立的网站煽动维汉两族之间的仇恨，造成了周日乌鲁木齐的血腥暴乱。至少156人死于本次暴乱，另有1,000多人受伤。
伊力哈木·吐赫提（前右）是维吾尔在线网站的站长（资料图片）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的经济系也无法证实吐赫提的现在何处，吐赫提是该校的教授。北京公安部门没有立即回应记者对此事求证的传真，另外，一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他对此案不了解。
美联社的这篇报导还说，美联社曾于7月6日、7日通过电话联络上了吐赫提，但是，他拒绝发表任何评论，因为，当时他正受到公安部门的询问，他说。
“‘我已经接到正式通知，这很可能是你最后一次在电话上听到我的声音了，’”黄章进说，这是吐赫提于8日午夜对他说的话。吐赫提还说针对自己的控诉都是莫须有的，黄章进说。
“我们没有煽动暴乱，”吐赫提告诉黄章进。“暴力对任何民族都是不好的。”
于6日发表电视转播讲话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说，5日爆发的暴乱是由一名流亡美国的维吾尔活动人士煽动的，维吾尔在线（Uighurbiz）和另一热门网站地亚尔网（Diyarim），“被用作煽动暴力和散布谣言的工具。”他们都否认了这个指控。
吐赫提一向被视为温和派，他曾赞扬中国的新疆政策。他的网站www.uighurbiz.net因为讨论许多有关中国在新疆统治的具有争议的问题，而成为了热门论坛。
美联社的报导说，美国波莫拿大学人类学教授、波莫拿大学太平洋流域研究所所长，也是维吾尔族专家的杜磊（Dru Gladney）说，他从未见过吐赫提，但是，从他在网络上的论文和采访来看，他似乎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能说会道，非常有内涵的人，完全不像一个伊斯兰激进主义者。”
他只是“想为自己的同胞争取更多的自治权和社会公正，”杜磊说。
近几个月，吐赫提在有关维吾尔人面临的问题上更直言不讳，他也称这些是新疆没能有效地实施中央政府的政策产生的问题。
在2月间去法国进行学术访问时，吐赫提在接受一家法国电台的采访时说，那些即将被从美军关塔那摩拘留中心释放的维吾尔人不应该返回中国，因为他们很可能面临严厉的惩罚，尽管美国官员已经证实了他们的清白，无涉恐怖主义。
他今年5月间还对美国赞助的自由亚洲电台说，“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新疆的状况是糟糕得不能再糟糕了。”
美联社的报导还说，在3月份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另外一次采访中，吐赫提说新疆自治区主席白克力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担任现在的职位，“他根本不关心维吾尔人”。
一名在乌鲁木齐的记者，同时也是在维吾尔在线上定期发表文章的海莱特·尼亚兹（Hailaite Niyaza，音译）说，他相信吐赫提对白克力的评价“过线了”。
“当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我对他说过不要这么做，不要再说了，”尼亚兹说。“但是，他不听。”
另据法新社的报导，无国界记者组织9日指出，温和派维吾尔族学者吐赫提因为在博客上发表关于新疆暴动的文章而遭到逮捕。
无国界记者组织发表声明指出，北京政府镇压的范围并不限于新疆，仅仅是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文章也可能遭到逮捕，中国大陆公安局早在3月及6月就曾向伊力哈木施压，要求他停止发表文章；公安部上个月曾经警告伊力哈木，他发表探讨汉维关系的文章，已经违法。
声明中并且引述吐赫提先前收到的一份通知，内容为“依据中国现行法律，某些讨论主题是不能被容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