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老愚/
“画漫画有个屁用！”这是漫画家丁聪先生六年前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的话。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几万字的录音被家人订正了很多“不合时宜”的内容。一个率真的人要想完整地做一回自己何其困难。
但这只是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困境。权贵者的文化放纵才是这个社会常态。请看一首长诗：“五千年追溯，/一个古老民族的传说，/其名亦灿，/其史亦煌。/二百年回眸，/一个泱泱大国的沉落，/其情且悲，/其心且痛。/六十年跋涉，/一条东方巨龙的觉醒，/其志也壮，/其路也艰。/三十年过去，/一个世界强国的崛起，/其歌正亢，/其劲正强！”你能想象出这是谁的杰作吗？在读文学博士，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发表于其掌管下的核心期刊头条（《艺术百家》第一期）。占用四个页码的三百行“长诗”，仅仅是想表达自己的政治服从。我想，任何一个受过中文熏陶的编辑都不会乐于发表这样的作品，在权力通吃的体制下，我们只能谴责敢于命令编辑发表这样的文字垃圾的作者。权力让一切被笼罩的臣民蒙羞。
从这个意义上看周立波的演出，我们就可以知道，被政治正确校正过的南派脱口秀，其140分钟创造的600多次掌声有多么不容易。这个公约数是在被极有约束力的分母除掉之后的成果。
请注意，似乎有一个规律，政治形势异常的时候，时不时会蹿红一个个“文化明星”。余秋雨、于丹、赵本山、郭德纲皆在此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不是无老虎，而是被囚禁了。在所有应该正当讨论的问题被强行中止后，必然出现一个个貌似新颖的丑角来润滑干燥的社会。
总有一股力量需要宣泄，不能朝明媚的地方去，就必然在暧昧处立足。把周立波置于这样的情境下，我们或许能看的更明白些。
标榜“海派清口”的周立波走红，除了自身的功力外，也与政治的需要相关。他因参加“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大合唱，而得到官员与文化名流的呵护与扶植。官员钦点之后，名流点评跟进，媒体轰炸，迅即烧红了上海滩。余秋雨说“一百年才能出一个周立波”，钱文忠说，周立波可以让上海人走出文化上的自我矮化（见《博客天下》第十一期），激发上海人的自信，可以让人热爱上海。被赋予拯救上海文化的使命，周立波身不由己地红了。
不久前，前文化部长王蒙突然对赵本山大唱赞美诗——“赵本山在主流媒体上争到了农民文化的地位和尊严”“他悄悄地进行了一点点农民文化革命，使得我们的主流文艺更加宽敞自然开放亲民。”（见《读书》第四期）当时我还很纳闷，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如今豁然开朗。文化名人们总能攀上某种可怕的高度，从喜剧小品中看到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遗憾的是，王蒙所激赏的和谐文化样板赵本山，代替不了农民和农民文化。中国农民沉默着，愤怒着，反抗着，这样的文化传统，你表现了吗？在我看来，赵本山兜售的是一副难以下咽的搞笑汤药，他塑造的是一个被矮化、弱智化、卑琐化之后的痞子农民形象，是王蒙曾经欣赏过的王朔小说中那些主人公的超级变种。这一路人马共用的招数是，从贬损大众中获得某种邪恶的智力快感。
总有人迷信于倚靠权力获得的点石成金的特权，但却常常用错地方。不甘寂寞的准官员心态，往往使这些文化人的话，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味道。自以为是的智力优越感，往往促使他们做出与常识不符的判断。丧失了人类共有的价值观之后，最拿手的武器就是诡辩和相对论。快嘴，名嘴，大嘴，最后皆是臭嘴。
在现有管制格局下，一个地方的媒体无法监督该地的官员，需借助外面的媒体打本地老虎。自1989年初夏关闭《世界经济导报》以来，上海的媒体基本处于默声状态，沉默内敛，低眉顺眼，偶尔跟在别人后面打几下冷枪。在外地人眼里，上海的形象其实很不妙。这就是为什么当地政府不遗余力关照余秋雨等人的缘故。矮个子里面拔将军，死活也要弄几个标志。真正的思想者是上不了台面的，比如王元化，比如沙叶新。
在中国的四个直辖市里，北京是当之无愧的文化佼佼者，天津、重庆，平庸而沉默。重庆除了在性新闻方面标新立异外，基本看不到任何令人尊敬的精神活动；天津乃皇帝卧榻边的丫鬟，乖巧而谨慎。上海，这个曾经与北京并驾齐驱的大都市，被学者杨东平称为文化南极（见《城市季风》）的思想基地，无可救药地沉沦了。一个自废武功的城市，尽管还保持着某种优雅的习气，不时也有一声咳嗽，但总体上已经软弱无力，颓废而自矜。三十年来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北伐革命的策源地广州再度崛起，替代上海成为强大的文化南极。
在外来者汹涌的今天，上海人已经成为人口少数，上海的特性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谁的上海？谁才是上海的灵魂？定义上海的话语权必须掌握在有上海血统的人手里。
故此，我把炒作周立波理解为一场精神事件。
周立波虽属滑稽之列，但不失“喝咖啡”的优雅。比起赵本山等人来，他敢于讽刺世相，企图变成对社会发声的有尊严的快乐供应商。这或许得之于其智慧的支撑，他在平等地与观众交流，而非挠痒痒式的下作勾引。第十七期《三联生活周刊》刊登王小峰的报道称，周立波上场相当讲究，“像去参加一个高级派对”。这与过去的老艺人迥然不同，他把自己同那些制造噱头供人一笑的杂耍区别开来。一个人在舞台上说满两个多小时，其间只配以简单音效和数张提示纸。他自信的基础是“我是玩逻辑，玩观点，玩出其不意的，看三十场可以笑三十场。”
周立波老少通吃。第十九期《第一财经周刊》列举了诸如“他是上海人”“他说上海话”“他把大家的过去变得有趣”“他损人讲究节奏”“他带着纸笔讲笑话”等十五个大家喜欢他的理由。其实，最重要的理由是，他“敢于触及时事，大胆放言。”（见《新民周刊》第二十期发表的复旦大学教授李天纲的文章）仔细琢磨，是上海人用自己的语言评点他人，调侃天下可乐之人，议论世界可乐之事。某种被压抑的情绪释放出来了。借用周立波经纪人关栋天的话，“他给这个城市带来欢乐，给住在这个城市的居民们带来了对这个城市的热爱与自豪感”。 优雅与学识使周立波完全有资格鄙夷北中国的几个娱乐大王。更可贵的还有，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土壤在哪里。
看上去一切都还不错。“时事点评”是他成功的尝试，他自称放得开，没有什么束缚。也有官员称，“中国在公共场所可以出现未经审查的、带有浓烈民间色彩的叙述，体现了思想的自由。”经纪人说，“只要不突破政治、宗教、隐私的底线，我认为什么都可以谈。”但《南方周末》记者描述的一个细节，却让人窥见了这轻松背后的奥秘。周立波一个表演温家宝被掷鞋的段子，让官员们讨论了半天才准予通过。
放一个本土文化卫星，可以挽回一点面子。但上海的面子太大了，需要更多的人来撑。提振上海精神，仅有一个周立波是不够的。上海的觉醒必须伴随思想的开放。政府的强势管制窒息了城市生长的活力，四年前学者杨东平在他的著作里写道：对体制外文化空间的抑制，是“海派文化”振兴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海如果渴望可爱起来，就必须给思想文化留下发挥的余地。放松文化管制，是当务之急。
我想用开篇那位文化官员“诗句”的收尾结束此文。
山是春天，河是春天，大地是春天；
我是春天，你是春天，人民是春天。
用所有万紫千红打扮祖国春天，
用所有春的消息写下华夏诗篇。
春风不忘，春天的故事将永续，
春天不老，祖国的明天春常在！
在遍地敏感词的今天，轻佻空洞的文字掩盖了多少不甘屈服的亡灵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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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PK》
周立波上海海派清口《笑侃三十年》(2/21) （笑侃费玉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