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记者林桂明编译报导/年轻的母亲王红（Wang Hong，音译）回忆说，一年前，当四川大地震袭击了她所在的山村时，她本能的第一反应就是，女儿已经在幼儿园被压死了！
可是她错了，两天后解放军士兵和她的婆婆帮王女士把她的小女儿带到了山下的安全地点。“我觉得太幸运，太感激了，我吃惊得甚至都哭不出来了，”王女士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感动之余，她成为了一名志愿者，投身灾区重建。如今，她负责管理地震临时住房营地里数十名儿童的洗澡房。她也住在营地里，并教灾区儿童们的父母讲解一些保健常识。
她参加的这个项目，是由国际慈善机构“拯救儿童”资助的。“当我听到这个名字时，就是觉得很感动，我是出于感激的心情自告奋勇参加的，”王红解释道。
志愿者援助灾区热情未减
近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登驻华记者彼得·福特（Peter Ford）从绵竹发出一篇题为“中国地震：公民社会在废墟上建立”（China quake: From rubble, civil society builds）的报导，谈目前在中国，特别是在四川地震一年后，非政府组织，或称NGOs的遭遇。说在地震一年之后的四川灾区，志愿服务精神依然强大－甚至赢得了通常对基层运动非常警惕的地方当局的支持。
该报导说，虽然，像王红的这种新的公共精神发扬，还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行为，但这样的行为，在当前的中国和四川地震灾区并不是孤立的。
在灾区，来当志愿者还是太多了，“我们几乎总是要把来的人们挡在门外，”位于成都的“地震资源中心”(Earthquake Resource Center)组织的弗兰克·邓恩（Frank Dunne）说，邓恩负责安排志愿者在周末参加灾区重建工作队。他说：“特别是大学生，似乎热情分毫未减。”
去年的大地震，在中国突然引发起海啸般的同情和声援的浪潮，事实已经说明，这是一种推动社会深入变革的催化剂。
“它强化了一种公民社会的理念，”过去一年在四川研究非政府组织（NGOs）活动的韩俊魁说，由“社会对地震灾区的热情，已经从一种充满激情的态度，转变为一种理性的认识热情…，热情已经不像去年那样了，但是热情也确实仍然存在。”
韩俊魁指出，“空前规模的捐赠，非政府组织存在的事实，他们变得更加专业化的运作方式，彼此的合作以及他们与政府间的合作”，都是独立于共产党的个人和民间团体，正在扩大其影响力的标志。
对非政府组织认真对待警告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导指出，不过，中国的这些非政府组织的言行也是十分审慎的。
“在高度敏感的问题上，你必须要有策略，不要刺激政府官员，”年轻的环保活动者温波解释道。“如果你被看作是一个麻烦制造者…他们将堵住你的嘴和关闭你的组织，”他警告说。“以改善中国社会为目标的非政府组织，如果是在美国，他们的这种做法应该是行不通的。”
总部设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工程师“建设与改变”(Build Change)创始人伊丽莎白·豪斯勒（Elizabeth Hausler）深谙这一切。因为她去年就来到四川为幸存者建造抗震房屋的，她说：“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听到政府说，不要弄出问题来，不要把业主们激怒起来”反对政府当局。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是对非政府组织持怀疑态度的，特别是对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因为在前南斯拉夫，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非政府力量曾借助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推翻了政府。
但是这次四川地震的后的情形表明，非政府组织可以对地方当局有用的。“在（解放军）和志愿者离开后，政府承认了非政府组织存在的必要性，他们可以对所需要的东西迅速作出反应，并筹集资金和带来各种救助计划，”韩俊魁说。
目前有100多个中外团体在灾区帮助重建，辅导灾民，恢复卫生系统，以及其他成百上千的各种各样的任务，需要做的事情。
“政府欢迎这样的帮助，因为政府手里有资金和材料，但是缺人做，”位于成都的“5·12非政府组织协调平台”（5/12 NGO coordination platform）组织的创始人田军（Tian Jun，音译）如是说。
党委书记请非政府组织帮忙了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报导说，工程师“建设与改变”组织的命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经过对该集团的活动三，四个月的密切关注，土门镇镇的党委书记在上个月提出，要豪斯勒女士帮帮忙。工程师“建设与改变”组织的伊丽莎白·豪斯勒就在这个镇工作。
他一直在观察该组织的12位工程师的工作，这些工程师解释，监督，并监测抗震建筑的施工。而这位镇委书记只有两个做这种工作的人员。现在，他希望“建设与改变”组织再聘请20多名工作人员，来负责监督9700个新住房的建设施工情况。
“政府希望了解他们的情况，但不能像以前那样，一点也不信任他们，并干涉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温波先生说。
邓恩先生说，他发现，四川政府也是这种态度。“他们知道我们是谁，他们给我们一个非常广泛的活动空间，”他说。“我们还没有遇到过任何麻烦。”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报导在最后也指出，尽管如此，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的政府在对非政府组织的登记上的态度发生了任何重大的变化，包括正式承认他们的合法存在。这使得非政府组织还生活在一种法律的灰色地带，使他们在官方压力面前会很脆弱。
同时，在中央政府的重建四川的计划中，非政府组织并没有扮演任何重要的角色。虽然“越来越多的官员认识到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性，但是这还不是政府的整体认识，”在北京培训志愿者的翟雁女士说。
不过，即使是获得当地政府的承认，也标志着中国的新生的民间社会团体向前迈进了一步。更重要的是，翟雁女士说，“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希望参加社会工作，同时非政府组织的价值赢得更广泛的认同”，民众个人的自发性主动参与行为的人群范围也在扩大。
或者，正像王红这位年轻的母亲所说的那样：“我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动）心情，所以我只想要做一点事情来帮助（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