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以来，张卫东（音）每个周末都在南京举办的人才招聘会上转悠，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还没找着工作。
张卫东今年22岁，专业是计算机，他手里抓着一个塑料文件夹，里面塞满了简历、名片和公司介绍。他说，这些公司要招人，而我也有相应的学历，我不知道自己哪儿没做好。
大学生没工作的情况以前在中国很少见。但现在随着中国遭受2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滑坡，失业大学生的人数急剧膨胀，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去年的560万毕业生中至多有三分之一仍在找工作，而今年又将有610万应届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给大学毕业生找工作突然之间成了一项全国性的工作重点：本月早些时候，中央政府下令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接收更多的大学生就业，以维持中国的全面稳定。
中国正经历一场“高等教育泡沫”，其程度与全球信贷泡沫相当。在政府要求之下，中国的大学（绝大多数为公立性质）这10年来的招生人数以每年高达30%的速度递增，并兴建了大量新校区。资金问题不足为虑：招收更多新生就意味着能收来更多的学费，用以偿还为扩招提供资金的贷款。但这样的计划其实是太过乐观了，中国数百所大学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
对中国远期前景来说更严重的后果是，扩招速度太快，同时偿还债务的压力太大，使得许多学校简直成了文凭工厂，教出来的学生素质低下。张卫东的计算机专业学历是在一所中医药类的大学获得的，那所学校以前根本没有开设过计算机课程。他满面愁容地回想起大学时代人满为患的教室和学习资料缺乏的情况，他说，我不知道这样的教育到底有没有价值？
随着中国经济放缓，早年间被掩盖住的一些问题也暴露出来，许多专家因此提出了跟张卫东一样的问题。前几年，中国经济一直以两位数的幅度增长，找工作很容易。现在，各家公司都变得挑剔起来，许多公司拒绝雇用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某些“产品”。
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在中国有一个为外国公司培训年轻中国员工的项目，该项目负责人Robert Ubell说，大学的教育体制与经济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偏差，中国大学生常常缺乏实践经验。
这个问题存在于中国教育体系的中间层。中国的基础教育确保了大多数中国人都识字，也就是说，去沿海新兴工业城市打工的农民也很容易经过训练学会操作机器。这个教育体系的顶层是得到中央政府慷慨资助的75所精锐高校。因为这些学校的扩招由中央政府控制，它们基本上不存在资金方面的问题。
排在这些顶尖高校之下的是另外2,100家高校，中国在校大学生绝大多数都在这些学校就读。教育界的官方渠道和独立研究人士都说，这些高校几乎全都背负着实际上已经难以承受的债务。安徽省合肥工业大学副校长赵韩说，贫困的安徽省的50所高校总计欠银行12亿美元。赵韩由于担任政府顾问而得以接触这些财务数据，他说，有的学校学费收入的一半用于偿还债务，这是一笔极大的开支，影响到学校的正常运营。
有财力的地方政府已经展开了对高校的救助。去年，富裕的广东省下令银行（基本上也全都是国有的）调整对大学的贷款。广东今年已拨款3,000万美元防止众多高校出现贷款违约。中国教育部官员拒绝就本文接受采访，但此前曾说过解决大学债务是工作重点之一。
一个致力于教育改革的非政府组织负责人杨东平说，客观上我们需要扩大教育。但我们却经历了一场教育灾难。
一些人士则对这一趋势持较为乐观的看法。清华大学知名经济学家胡鞍钢认为，中国现在的状况类似于美国二战后的大学扩张潮。当时，美国通过了《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允许退伍军人进入大学，向广泛的社会阶层提供了高等教育，进而支撑了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胡鞍钢说，中国眼下所面临的问题以后会慢慢得到解决。
胡鞍钢说，中国大学扩招是对的。这是一项新政策的一部分，意在向精英阶层以外的社会阶层传播教育。
回顾中国历史，大部分时候高等教育都仅限于中国儒家精英阶层。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也没有带来明显变化，大学教育只属于中国的一小部分人口。不时发生的学生抗议加大了政府对这一阶层的猜疑。
大学“城”
1998年情况出现了变化。在亚洲金融危机当中，时任中国总理的朱镕基认为中国需要采取大胆的举措。他下令中国的大学打开大门。朱镕基认为，一支更熟练的劳动力大军能够提振国内消费，有助于降低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
1998年有340万中国人读过大学。到去年的时候，这个数字是2,150万人。据中国研究人员估计，为了容纳数量剧增的新生，中国各院校共投资了将近1,000亿美元建设拥有宽敞校园和令人印象深刻建筑的庞大大学城。
但中国政府却捂紧钱包。学校被告知它们所需资金要靠借贷获得。同样是国家掌控的银行提供了贷款。由于中国少有毕业生捐赠母校的传统，因此大学只有两条途径筹得资金偿还贷款──削减成本和招收更多学生。政府统计显示，教师遭遇了工资封顶或降薪，设备添置计划被搁置，中国各地的教室规模平均扩大了一倍。
尽管专家们表示中国需要中级技术工人，但许多高校倾向于提供英语、旅游、行政、新闻和法律等专业课程项目来吸引自费学生。这些课程成本较低，不需要大举投入添置必要设备，又迎合了中国人的心理。中国人将教育视为踏上仕途或通向其他白领职位的途径，而不是接受培训从事技术工作的手段。
在张卫东学习计算机专业的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大学这十年的任意扩张所带来的影响如今正在显现。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南京中医药大学还是一所充满活力的求学中心，当时有1,500名学生学习传统中医。即便是中国的中医院相对较少，但这所大学的毕业生几乎总能找到工作。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该校的毕业生还在全国经营多家享有盛誉的医院和研究机构。
中国政府1998年下达扩招令后，南京中医药大学的这一传统也随之终结。次年，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学生规模增加了三分之一，在南京市区的狭小校园已经接近饱和，学生不得不在旅馆住宿，在餐厅上课。第二年，南京中医药大学便开始建设校区。
南京中医药大学从数家银行组成的一个财团贷款2亿美元；学校管理人士没有透露银行名称，但该校行政委员会的成员透露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均有介入。四家银行均拒绝置评。
学校的管理人士对增长表示欢迎。在数年前发表的一份采访中，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前校长项平表示，扩张是一个提高威望的机遇。项平说，自己出国参加会议时，由于学校规模太小，外国教育人士没有把他当回事。在2006年接受采访的时候，项平说，他们已经将他视为是一所大规模综合性大学的校长。他表示，这是很大的进步。
南京中医药大学迁到了南京郊外的仙林大学城。这处大学城占地42平方英里，除中医药大学外还有11所其他大学。学校大门口装饰着喷泉，还有一块从附近山上采集来的巨大的奇石。
大学城的建设深受腐败侵扰。2004年，政府审计部门发现，大学城只有半数土地用于教育，其余都被用来建设高尔夫球场等商业项目。随后，一些人因此而被捕，其中一名南京中医药大学的主要负责人承认收受贿赂。
一些教师非常愤怒。古典中医理论方面的学者、前校图书馆馆长吉文辉就是其中一位主要批评人士。他看到图书馆藏书增加了一半，而在校学生人数增加了11倍，达到17,000人。这所大学有1,200名教师，仅仅比扩招之前增加了20%。新图书馆屋顶漏水，缺乏许多基本的电子工具，比如学术资料库。
吉文辉说，扩招的理由跟社会需求毫无关系。教育系统是在追求经济效益。
吉文辉是该校管理委员会中的教师代表。他说，从内部报告上看，学校一度每年要支付6,000万美元的利息，而其一年的全部收入为3,000万美元。2006年，省政府出面对贷款进行重组。学校现在有四分之一的预算用于偿付债务，而教师的薪水被下调了四分之一。
学校管委会在回复记者提问的传真中拒绝给出学生－教师比例、教学材料和经费开支等具体数字。传真说，省政府一直在帮助学校。债务风险完全处于学校的控制之下。
该校网站上登载的一份声明称，学校面临着复杂的情况，新校区建设带来的巨大债务造成学校管理资金严重短缺，限制了学校的发展。
3年学习＋1年找工作＝大学4年
对这些限制感受最深的莫过于学生了，甚至包括那些来这里学习中医药的学生。一个雨天的下午，在该校巨大的餐厅里，陈三省说，这里的教育与其优秀历史不相称。他说，教室全都挤得满满当当，学校有那么多学生，而在地区医院的实习机会却很有限。
陈三省说，这里有很多学生，这样学校就可以赚钱了。正因为这个他们才开设了所有那些热门专业。
该校开设的新课程包括国际经济贸易、应用心理学和英语。这些系科的学生说，他们的教学条件也不好。
没找到工作的计算机专业学生张卫东说，尽管他的学位听起来很有用，实际上得到的培训很肤浅。跟这里的其他学生一样，他说，规定应该上4年的课程只上了3年。学校的安排是让学生用大四的时间找工作，就像他现在这样。张卫东说，学校的电脑实验室倒是很大，但他们上课时有100多名学生，没有什么辅导，跟教师也没有互动，电脑教材也不足。
今年是中国那场震惊世界的学生运动20周年，但看起来学校没人打算上街游行。相反，到处都弥漫着低落的情绪。该校21岁的英语专业学生Jane Yang给自己起了个”加油Jane”的别名，因为她对未来是那么悲观。
匆匆忙忙地在学校餐厅吃饭时，她说，像我这样的人根本找不到工作。我想我只能去读研究生了。
华尔街日报Ian Johnson 原题：中国大学扩招易学生就业难
《纽约时报》：我们所熟悉的大学走向末路
中评社香港4月28日电（记者 岑岚编译报道）还有一个多月，中国内地数千万学子将参加高考，尽管有人对高教体制诸多针砭甚至将就读大学形容为“读了后悔四年、不读后悔一辈子”，大学教育仍是成功进入社会的踏脚石。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有学者呼吁改革大学教育，提出人们数十年来一向习以为常的大学教育正步向末路，彻底改革迫在眉睫。
纽约时报今天刊文，题为“我们所熟悉的大学走向末路”，指出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宛如高等教育的“底特律”，大多数美国研究生计划教育出来的“产品”没有市场，其技能亦没有什么地方需要，然却费用不菲。时下的经济不景虽然令这种状况有所缓解，但是研究生体制危机已经存在了数十载。
文章认为，大量“产出”辛辛学子的大学教育模式导致分科愈来愈细、愈来愈专，而这正亟需整合协作的部分。随着系科不断细分，研究范畴愈来愈多但各自研究的内容愈来愈窄。学术研究常常与真正重要的问题无关。这种狭隘的学术分科也鼓励将教育体系发展成为自身 “复制”的过程。学院的教师培育出想法与观念与该学院一致的学生，并与其竞争有限的教授职位。
见不得人的秘密是，若非有不需支薪的毕业生在实验室帮忙和助理教务，大学就没法进行研究和指导不断增加的大学生。这也是鼓励学生报读博士研究计划的主要原因之一。换句话说，年轻人报读研究学位，勤勉工作为求谋生，仅仅出于对谋得教职的虚幻企盼。
学院的大学另一个不易改革的因素是他们自我监管的体制。尽管董事和行政部门理论上有监督之责，但系院实际上独立运作。
文章指出，若美国高等教育要在二十一世纪有长足发展的话，学院和大学必须如同华尔街和底特律那样，加强监管并彻底重整。为使高等教育更加敏锐、适应时代和创新，应该在以下六个方面加以改革。
第一，改革课程。先着手重整研究生课程然后尽快改革大学生课程。时下的分散的各个系科已经过时，必须代之以课程网络，负责人的教育应该是跨学科和跨文化的。
第二，取消永久的系科设置，代之以针对问题的研究计划。这种不断演进的计划，应每七年进行一次评估，或取消或保留又或彻底改革。
第三，增加研究所之间的合作。研究所不需要什么都做，科技令其间的合作成为可能。
第四，改革传统的学位论文制度。应当鼓励学生发展分析能力，以其他方式制作出毕业作品。
第五，扩大研究生的专业选择自由。大学应培养学生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
第六，实行强迫退休制度、废除任期制。任期制应被七年合同取代，它如同系科本身一样，可被终结或延续。这种制度将奖励优秀研究人员和教师，并且引进新人、新技能和新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