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他们为卫国走出国门，却流落到历史之外。他们的献身庇护了我们这个时代，却在时代的夹缝中辗转老去。这是一群特殊的军人和老人，广为人知——他们是中国远征军流落缅甸和云南边境的老兵们。
他们为卫国走出国门，却流落到历史之外。
他们的献身庇护了我们这个时代，却在时代的夹缝中辗转老去。
这是一群特殊的军人和老人，广为人知——他们是中国远征军流落缅甸和云南边境的老兵们。
寻找国家民族的平衡线
一个民族自尊过度的时候，把它往回拉也叫主旋律
他们衣衫褴褛，油滑不羁；他们组织涣散，毫无章法；他们有着一切凡人都有的贪生怕死，却没有军人应有的威武尊严；他们不断嘲笑、抱怨、咒骂着命运，但最终仍心甘情愿为袍泽弟兄们登上战事惨烈的南天门。
3月份开始，只要你坐在电视机前，总会在某家卫视看到这群以溃兵身份亮相的“炮灰团”。与以往银幕上的军人形象截然不同，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以下简称《团长》）力图展现普通人在战争年代卑屈的献身。
此剧主创为2007年热播电视剧《士兵突击》的原班人马，因而被观众寄予较高期望。3月初，云南、江苏、上海、北京4家卫视同时上映《团长》，不出意外地掀起新一轮收视高潮。
截至目前，《团长》的口碑呈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喜欢的认为是“战争题材影视作品的里程碑”，讨厌的则不客气地斥之为“故作高深的注水肉”。
“各种反应都是正常的，在我预料之中。”《团长》总制片人吴毅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开创了战争题材的新类型，告诉你电视剧原来也可以这样讲历史。”
向被遗忘的历史致敬
“选择远征军题材，因为这个空间可讲的事情太多了。”《团长》编剧兰晓龙曾在接受媒体群访时说，他想做一个主旋律的东西，“主旋律是我们国家和民族需要的，它甚至不一定是忧患，也许就是一种自信，也许是该有的自尊。而一个民族自尊过度的时候，把它往回拉也叫主旋律。我认为主旋律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永远在找的一个平衡线。”
2007年4月中旬，兰晓龙与康洪雷去滇西采风，从昆明出发一直往南到腾冲，把滇西主要战场都看了一遍。他们找到很多老兵，从70多岁到100多岁，看上去与普通农民无异，可是翻开他们的档案，籍贯有湖南、河北、四川、福建，有西南联大的学生，有曾经的上校、少尉……
“当你了解到他曾经在战场上拼杀，再对照他眼前的样子，你就觉得不做这个事对不住他们，也对不住自己。”康洪雷当即感慨。
采风结束两个月，兰晓龙拿出26万字的大纲，其间号啕大哭数次。
他喜欢带着所有来腾冲的朋友去国殇墓园。一次，他与同是电视剧编剧的好友史航同去。两个人扛了一箱腾越小烧，正好可以围着山浇一圈。墓园山坡的小墓碑，刻着各种各样的名字和兵种，比如一等枪手、三等马车夫。看到有意思的名字，就拿着酒杯跟墓碑碰一下。
“我们是在向这段历史致敬，也真的需要致敬。”《团长》中出演主角“孟烦了”的张译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在接这部戏之前，他仅仅知道有中国远征军这个说法，具体历史完全不了解。“我觉得非常惭愧。”
《团长》结尾，老年“孟烦了”走在腾冲的大街小巷，背影悠远而沉默。扮演者是当地一名抗战老兵杨再景，远征军时期做后勤工作，经历过太多战争年代的生生死死。“他讲话，无论说什么，我都想哭。”张译说。
《团长》背后的远征军
《团长》浓缩了滇缅抗战中两次远征的经历。
在电视剧中，“川军团”从淞沪会战战场下来，流落到一个小镇并重新聚集。他们空降到缅甸，又被迫撤退回国，最终重树信心，以惨烈的代价拿下南天门战役。整段历史从1942年持续到1945年。
前几集中，“炮灰团”团长龙文章在从缅甸撤退的路上聚拢了上千散兵游勇，在崇山峻岭中狼狈地往国内跑。这看似黑色幽默的情节，原型即是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大撤退，发生在1942年。
由于当时中、英、美三方矛盾重重，远征军入缅的时间几次反复，最终错失战机，坐视仰光沦陷，入缅已经失去保全仰光国际交通线的根本目的，中国远征军孤立无援地被弃在丛林中自生自灭。
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之时，司令长官杜聿明与孙立人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选择。美国军校留学出身的孙立人选择了进入印度这条损失最小的撤退线路。而杜聿明则遵从蒋介石让远征军撤退回国的命令，从极为荒凉的野人山撤退。
“第一次远征中因为战争死的人不多，绝大部分是在野人山撤退的时候没水没粮、疫病流行死的。10万大军最后只剩了4万多。”腾冲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原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少尉参谋卢彩文介绍说。
电视剧后半部分花大篇幅描写了惨烈的南天门战役。“怒江边，南天门上，日本人的堡垒犹如怪物。敌人恶毒，川军团只能把仗打得‘断子绝孙’。弹尽粮绝，牙齿也是武器。”兰晓龙所著同名小说《我的团长我的团》中这样概括。
这一战役的原型为滇缅战争历史上著名的松山战役。松山位于横断山脉南麓、怒江西岸，海拔2690 米。滇缅战争期间，由金光惠次郎少佐指挥的拉孟（松山）守备队在此驻防，并用一年的时间修建了极为复杂的永久性工事，形成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据点，牢牢控制着怒江战场的主动权。这与《团长》中日本指挥官竹内连山创造的连通古树、石崖的工事极为类似。
松山战役的著名，在于其惨烈程度和歼敌比例整个抗战史上难有匹敌。它发生于1944年，历时120天，中方官兵阵亡8000余人，日本守军1400名除1人化装突围全部战死，无一被俘或投降，双方阵亡人数之比接近6：1。
“除了云南和缅甸几个地方以外，其他地名全是虚构的，没有一场真实的历史中发生的战役。但是我会把滇缅作战最浓缩的战争写进里面。”兰晓龙说，“史实部分占了60%的神。形也许一点都不像，也有可能就是很像。”
历史观是最大的顾虑
人物、地名虚构，不仅仅是出于艺术创作的考虑，也是规避风险的办法。
“这个电视剧的艺术和技术我都不担心，最大的顾虑就是在历史观方面。”吴毅介绍。在剧本创作阶段，他曾请军方、广电总局和云南省委宣传部的有关人员把关，把握讲述的“度”。“现在采取的方法是，站在民族的角度上，讲中国军人抵御外敌，回避党派的区别。”
在《团长》中也出现了共产党的身影，如游击队里有一名热爱学习的左翼进步青年，但没有明确指出其身份。“我们也反复讨论过国共平衡的问题，后来发现比较难与情节融在一起，现在这样的分寸还算合适。”吴毅说。
剧组同人们已经关注滇缅战争题材很久，只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时机，不知道“气候”如何。这次，《团长》终于开拓了讲述这段历史的空间。史航这样认为。
此前以滇西历史为主题的影视作品也有不少，比如电影《国际大营救》、电视剧《滇西往事》等等。但“往往摆脱不了固有的模式”。腾冲滇缅抗战博物馆馆长段生馗说，“这也是这么多年来第一部较为真实地反映滇西抗战历史的电视剧。”
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
日本人来悼念他们的战马，中国人却不见来探望老兵
杨伯方最大的心愿，就是和其他中国远征军老兵一起，戴上军功勋章，在欢呼声中，列队走过天安门广场。
2009年3月中旬，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来到缅甸曼德勒，寻访这位在二战后流落于此的远征军老兵时，却得知他刚刚在两个月前与世长辞，终年89岁。
这位多年来一直在为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回家而奔走呼吁的老兵，最终没有逃脱客死异乡的命运。
“二战结束后，有上千中国远征军流落在缅甸，而如今，剩下的仅有10多人，且年龄都在90岁左右。”旅缅远征军暨后裔联谊会会长王玉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绝大多数老兵在临死之前，都没有和家人联系上。”
“我对得起祖国”
“杨伯方的心愿也是大家的心愿。”居住在缅甸曼德勒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张富鳞说。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特意在一件白衣服上别着两枚纪念章。
这两枚纪念章中，一枚是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另一枚则是广西一个援助老兵的民间组织颁发。
1941年，正在山东第一师范读书的张富鳞和全校师生一起，投入抗日救亡。“全校师生，只有女同学回家了，其他的都去参与抗日工作。”他回忆说。
张富鳞参加的是隶属于宋子文的中央税警团。1941年12月，税警团改编为新三十八师，孙立人任少将师长。张富鳞的职务是师部通信兵。
日本投降后，赴缅参战的张富鳞脱离了队伍，留在了当地，“我们参军是去打日本人的，不是打内战的。”这也是选择留在缅甸的大多数远征军的想法。
1950年，张富鳞和缅甸的一位傣族姑娘成婚，随后进入一家华文学校教书。他说自己的历史分为两部分，一是离开学校拿起枪打日本，二是放下枪拿起粉笔在异国他乡教授中文，“我对得起祖国。”
说到激动处，张富鳞总会反问本刊记者：“你说，中央电视台为什么不来采访我？为什么？”10多年前，曾有一位记者采访过张富鳞，但最后稿件没有发表，“那个记者说时间不对，你说，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要等我们都死光了吗？”
在心平气和之后，张富鳞坦承，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他们这些远征军是“猪八戒照镜子——两边不是人”，“现在好了，是美女照镜子，两边都喜欢。”
讲到打仗的经历，张富鳞总是泪流满面。
“你见过大森林吗？你见过下大雨吗？”张富鳞习惯性地反问。在他对那段经历的记忆中，最深的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逃亡中。1942年4月，首次进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全线溃败，一部分返回滇西，一部分退入印度。
“那时候雨季刚来，那不叫下雨，简直是天漏了。”张富鳞说，“穿越原始森林，真是恐怖，疟疾、蚂蟥、毒蛇，加上饥饿，45000人的大军，最后只剩下7000多人。”
张富鳞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死，是因为他在师部。
若干年后的2002年，一位缅甸军官告诉张富鳞，他们有一次在追捕几名地方武装组织的叛军时，在森林里走了三天三夜，偶然发现一个山洞，进去一看，里面遍地骷髅，横七竖八。在骷髅中间，散落着锈迹斑斑的枪、徽章以及发报机等，“那是你们中国兵。”
亲身经历让张富鳞还原出当年的细节：一群筋疲力尽的士兵为了躲雨，发现了这个山洞，他们进入里面休息。就在放下枪抖落衣服上的蚂蟥刚刚躺下时，他们发现，再也站不起来了，“山洞里没有氧气。”
他在国殇墓园里看到了自己的碑
1938年，年仅16岁的韩天海正在老家重庆的一间学堂里读书，跟着老师唱“抗日救国来当兵”，“几个抓兵的人冲进了教室，说我到了当兵的年龄。”
韩天海没有任何反抗。
“那时候好多新兵连手榴弹都不会甩，把自己炸死的都有。”韩天海说。他所在的预备二师，是第一支打入敌占区的成建制的中国军队，在滇西的多场战斗中功绩彪炳，死伤惨烈。
在滇西的高黎贡山上，即使现在，村民犁地时，还经常会犁出当年死去士兵的遗骨。
和其他远征军相比，韩天海更多一份让他心悸的被俘经历。因为年龄太小，日军没有杀他，而是让他去做苦役，“被俘的战友中，有被活埋的，有被灌水的，我都亲眼看到过，太惨了。”
每次日军杀俘虏时，都会让他陪杀，“大家都被蒙着眼睛，跪在地上，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杀。”在心里面他已死去许多次。
1944年5月，反攻腾冲的战斗打响，韩天海和其他被俘士兵一起，趁乱杀掉三个哨兵，逃出俘虏营，返回部队。
抗日战争胜利后，韩天海离开部队去边境上做一些小生意，维持生计。他的另一个打算是，攒点钱后再回家看望父母。但局势逆转，身为中国远征军战士的韩天海已难以回乡。
若干年后，他因做生意在云南边境碰到了当年的一位战友，这位战友告诉他，在云南腾冲的国殇墓园里，有刻着他名字的墓碑。2005年，韩天海专程前往国殇墓园，找到了那块苔藓斑驳的墓碑。
88岁的韩天海已经弄不清自己家乡的具体名称，只记得自己出生在重庆，后来家里搬到成都一个叫棉花街的地方开了一个织袜子的店铺，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叫韩天才，一个叫韩天元。
同样来自四川和韩天海同龄的刘朝回清楚地记得，自己家在四川省岳池县广新场九区义民乡（音），“我有一个哥哥叫刘朝明，一个弟弟叫刘朝辉。”
和刘朝回同来参军的还有5个老乡，他们出发前，全县的学生都来欢送，“用竹竿挑着长串的红炮仗，放个不停。”那种“啪、啪”作响的声音一直没有停下来，“我们守阵地，日本人往上冲，我们要不停地放枪，枪一不响，日本人就冲上来用刺刀刺我们，他们的刺刀比我们的要好，好多战士被他们刺死了。”
让刘朝回至今难以忘记的是，当年和他一起参军的5位老乡，在开往云南战场的路上就因病死去。
刘朝回住在缅甸北部的城市腊戌，据他讲，腊戌最多的时候有20多位远征军老兵，但现在除了他之外，仅剩下一位90多岁的河南籍老兵。
“那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英雄。”提起当年参军时的情景，刘朝回说。但这一切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变幻，在流落缅甸的日子里，很长的一段时间，刘朝回甚至不敢讲明自己的身份。
沦为“野人”部落的远征军
张富鳞难以忘怀一次邂逅：几个月前，一位高龄的中国人晕倒在曼德勒火车站，有热心的华人将其送到当地的华人会馆，虽然这位老人说话已经含糊不清，但张富鳞看过之后确认，他肯定是当年的中国远征军。“有90岁左右，听口音又是多省籍（缅甸当地华人将云南、广东、福建三省之外的地方统称为多省）的人，像这么大年龄的多省籍的人，一般都是当年打仗流落到这里的。”
现年74岁的曼德勒多省籍同乡会副会长王荣森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曼德勒，还有一位名叫朱长江的远征军战士当了和尚。那位老兵曾经告诉他之所以当和尚，是因为他们当年躲藏在山上时，被一个缅甸当地人告发，随后遭到缅甸军方的围剿，死了好多弟兄。后来他的上司为了复仇，杀了那个缅甸人全家。“他觉得报复有些过了，就去做了和尚。”
本刊记者前往曼德勒的一处山上打探，当地一位和尚称，的确是有一个叫朱长江的中国和尚，但不知道他现在身在何处。
曾在缅甸当阳生活过多年的华侨王升鸿说，在当阳，最多时有30多位老兵，有开小赌场的，有镶牙的，有开汽车的，大概只有一半在战后和家人取得了联系，而回到国内的只有五六个，“一个叫吴应光的老兵，家在四川内江，我帮他写信联系上了家人，但至死他都没能回去。”
“而早年回去的人，也不一定比留在缅甸好。”王荣森说。
在缅甸做玉石生意的华侨尹正权说，三四年前，在他的玉石厂打工的一位工人被生活在当地深山老林里的一群“野人”抓去了，后来他们去交涉，发现那群人穿的是用藤条做成的衣服，用的是弓箭，“他们说的话根本听不懂，应该是他们自己的语言，后来他们听见我们说汉语，就用很简短的汉语和我们说话，我们听懂了几个词，比如国民党兵、打日本人等，我们猜测他们是当年留下的远征军。后来我们给了他们一些东西，换回了我们的工人。那个位置在印缅边境，是当年远征军撤往印度时经过的地方。”
身为师部通信兵的张富鳞说，以前每次打完仗，在安葬好战死的兄弟们后，师长孙立人总会献上一束花，并留下伤兵守墓，说等到战争结束后，他会接兄弟们荣归，“但世事难料，后来孙立人自身难保，那些奉命守墓的兄弟们，更是连自己都倒在了异乡的丛林。”
不想就这么潦倒地回去
祖籍广东海丰的张家长回乡探亲已经是在离家整整45年之后。张家长说，1943年，年仅18岁的他告诉哥哥，家里兄弟三人，生活太困难，必须有一个人外出逃生，因此他准备去当兵。
当兵后的张家长被分配至预备二师，和韩天海在同一个团，“有一次一位战友中枪，血就像水管裂了似的往外冒。”
1988年，张家长到中缅边境的云南畹町看望几个当年的战友，战友告诉他，国民党老兵回国再不会受到限制了。
这一年，张家长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广东海丰。当他的哥哥见到他时，激动地说：“你当年说出去逃生，没想到一去这么多年，走了这么远。”
不过，张家长说，他依然能感觉到异样：“有个老同学，见了我扭过头不敢认，生怕我会连累到他。”
在曼德勒街头开着一家布店的张家长，已经完全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我的兄弟姐妹，有在香港的，有在台湾的，也有在大陆的，他们生活都不错，经常说让我去他们那里住，但我不愿意去。”
张家长说，他是广东海丰张氏家族的第12代人，而如今他成了缅甸曼德勒张氏家族的第一代人。这位在家中已经习惯于说缅语的远征军老兵，经常教育孩子“要懂得说中国话”，“因为这是他们的母语。”
老兵陈华的回家之路充满了悲凉和伤感。
陈华说，1937年，在参军前，将自己的妻子送到岳母家四川内江，他告诉妻子，打完仗就接她回家。那时，陈华的二儿子还在妻子的肚子里。谁知这一去就是50多年。
1990年3月18日，一位在缅甸经商的华人突然找到身在仰光的陈华，说他到云南进货时碰到一位中国人，托付他找自己的父亲陈华，并转交给他一封信。写信的人叫陈传毅，就是陈华的二儿子。激动不已的陈华立即给儿子发去电报，并于一个多月后回国。
“我的妻子早已改嫁，回到四川内江后，我们俩只能相对大哭一场。”陈华说。另一件让陈华内疚终身的事情是，因为他的一封信，让他的一位朋友丢了性命，“上个世纪50年代，我给云南的一位女性朋友写过信，结果她被她的弟弟告发，说是私通国外，一帮人就到家里去抄家，这位朋友很聪明，把信烧掉了。那帮人翻来翻去，最后在床上的褥子底下发现一张《人民日报》，报纸上有一张毛主席的照片。这位朋友就被定为反革命罪，被批斗致死。”
陈华说他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还能回家乡看看，“但我不想就这么潦倒地回去，给孩子们添负担。”陈华说，他正在申请台湾方面发放的战士授田补偿金，有50万新台币，如果能领到这笔钱，他就回去，但目前台湾方面让他提供当兵时的证件，他全都丢了，“我的军官号是337006。”
共同捐弃历史包袱
2009年2月，老兵陈达夫和边一帆在曼德勒相继去世。
两位老人的去世，让在曼德勒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刘雅馨有些难过。在来曼德勒留学之时，她曾受广西一家援助老兵的民间组织委托，向他们发放纪念章，“我打听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才刚刚去世。”
身为“80后”的刘雅馨，坦言自己对抗战历史了解得不够深入，“我们看的都是《地道战》《地雷战》等片子，对远征军的历史，知之甚少。”
旅缅远征军暨后裔联谊会会长王玉顺的父亲就是一位已经过世的远征军，让这位远征军后代伤心的是，在缅甸，经常会看到日本人前来悼念他们当年在战场上死掉的士兵，日本人甚至连他们的战马都修有纪念碑，而怎么很少见到我们中国人来悼念那些为抗日牺牲在异乡的英魂呢？
“关于这段历史，还有一些地方需要我们去重新检讨。比如如何评价这支军队对抗日救国的贡献，还有，我们的远征军到缅甸是为了抗日，但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缅甸人认为我们当时是侵略了他们。这些工作，都要我们后人去做。”王玉顺说。
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的情况引起了中国官方的重视。2002年，在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的组织下，由9名老兵组成的中国远征军回国访问团终于成行。
当时参与组织此次活动的王荣森称，他开始找老兵说此事时，好多老兵都不愿意回去，经过多次做工作，终于有11位老兵答应回国访问，“就在临出发前，又有两位老兵因为孩子的反对未能成行。”
中国远征军回国访问团的成功访问，打消了众多远征军老兵心中的疑虑，一些老兵为此向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提出，花那么多钱回国访问，还不如花几块钱人民币给他们发一张证明，“只要说我们打过日本鬼子，为国家做过贡献就行。”随后，几位老兵以缅甸现生存抗日远征军全体退伍老兵的名义，向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递交了请愿书。
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馆领事张建兴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向中国远征军老兵发放纪念章一事，他们早就有想法，到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他们向中央提出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准。
每每说到这枚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纪念章，张富鳞总是很激动，“中国俨然已经是一个大国了，因为它的发展开始遵循自然法则。自然法则就是允许多元，允许蝴蝶成群，也允许蜜蜂存在。”
遗失的回乡梦
一些人遗忘了老兵，一些老兵也遗忘了战争
《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 | 云南腾冲报道
走进腾冲县腾越镇洞坪村，老兵张金正已在村口等待。
回暖的阳光洒在新农村建设中刚修筑的柏油路上，晃着行人眼睛。92岁的老人佝偻的身体斜倚在路边石头上，小心地避开臀部至今未取出弹片的部位。身边放着拐杖，还有一杯与他的眼神相仿的浊茶。
他的农家小院在路对面，推门进去，数百只晒着太阳的苍蝇轰然而起，又旁若无人地落下。老人选择坐在屋门前的台阶上，迎着阳光，低垂眼睛，任凭苍蝇们在衣服上爬来爬去。
他开始讲述自己抗战中的经历，反复翻检着时间与地点已经搞混的记忆。
说话间他偶然抬头指着一侧砌得工整的石头房子，略带欣慰地说：“这是我自己弄的。”似乎这是他一生最大荣耀。
模糊的抗战记忆
像张金正这样，在滇缅战争结束时选择留下的伤员和不愿参加内战的军人有6000多人。如今，在世者已不足300人。
他们可能来自全国的各个地区，抱着报效国家的理想，或者因抓伕加入国民党军；他们在滇缅抗战中浴血拼杀，以惨烈的代价获得对日的巨大胜利；他们因负伤、部队解散等原因留在云南，多数过着穷困窘迫的生活，终生未得回乡；他们是云南最后的抗战老兵，与时间一起默默凋零。
张金正的老家在河南开封，具体哪个乡哪个村已经记不得了，他说只知道家在黄河边，1938年国民党炸开花园口大堤以阻挡日军时，家乡全被淹没。
张金正说，18岁时，给地主家打长工。那时他的名字还叫做王正兴，后来的名字是在入赘腾冲后改的。“军队来抓壮丁，地主家有钱，不用去，就找我们来顶。”张金正回忆。以后的抗战经历，他却只有一堆错杂重叠的记忆断片。
对老兵们来说，战争的记忆悠远模糊。云南解放之后，几乎无人再提及国民党军队抗战的历史。运动频繁到来的年代，家人唯恐与反革命分子沾亲带故，老兵自己更是绝口不提。
直到近年来关心滇缅抗战史与老兵生活的民间人士逐渐增多，继而引来媒体的关注，这段往事才又被提及。已经习惯遗忘的老兵这时能想起的，往往只是当年从军的断片残影。
贵州籍老兵李华生是远征军预备2师第五团的勤务兵，曾经下连队参加过光复腾冲的战役，他说他印象深刻的只有一件事：
“一次师部要去军部开会，要走过腾冲城的西门。那里是日军的控制区，十几匹马刚刚在小路露头，日军的枪声就响，也不知道是哪里出来的。
“师长就跟我说：‘小鬼，骑着马沿路跑，跑快些！’他拿着望远镜在后面看着，让我冲出去吸引敌人，好观察日本鬼子在哪里埋伏。
“我骑着大红马快快地跑，子弹就从我耳朵边上擦过去，差点死了。后来知道是一个鬼子在树上架了机枪，大树被他们挖空了，他躲在里面。我们通知了198师的炮兵，把大树打倒了。”
唯有谈起这段历史，李华生的话最多，情绪也最激动。
卑微曲折的和平生活
“老兵们过得非常贫困。一般士兵干不了别的，只能靠种地，找的妻子也不太好。当过军官的留下来情况会好些，但解放后在运动里受到的冲击也大。”段生馗组织过为老兵捐款的老兵协会，熟悉老人们情况的他如此说。
曾当过国民党少尉参谋的卢彩文回想起上世纪50年代的经历，不住摇头，“我们问心无愧，但是上面有上面的考虑。”“文革”开始卢彩文已成为“死老虎”，但仍不免被作为活靶子供革命群众“练手”。
卢彩文是腾冲人，在当地有不少亲戚、朋友，加上文化水平高，“文革”后不久便恢复工作，做过中学老师、年级主任、校长，晚年还做过政协委员。相比之下，外省老兵留在腾冲的境况就没这么好。
李华生是在腾冲光复后自己开小差溜出来的，在腾冲县清水乡良盈村安家，这是他此前打游击的地域范围。他说：“这里还是比家乡状况好些。”
上世纪50年代，李华生当上村里的农会主席。当时政府曾动员老兵们回家乡，大约走了300多人，他因为在管事没能回去。没想到1952年当地掀起“打歹”运动，打击对象就波及到一些农会主席、民兵营长，李华生也被牵扯进去。
“当时抓了三个头儿，枪毙了两个。我平时没打过谁骂过谁，只判了我3年徒刑。”李华生回忆说。后来，他又在劳改的地方带着被管教的人干活，表现积极，待了两年多就出来了。
此后他靠种田为生，结婚生子。他在山间盖了两间小石头房子，屋里没水没电，每天做饭要去山里砍柴、挑水。吃的米靠别人救济，菜就自己在屋前种一点，常年吃不上肉。
“他的妻子和女儿都去世了，儿子是个混混，离开家三四十年了，现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儿媳跑了，丢下孙子也是个混混，30多岁了还没结婚，也从不来看他。”段生馗介绍说。最近几年，他反而成了最常来看望李华生的人。
摸不着的回乡梦
段生馗在网上写过李华生的境遇，由于老人的家在去腾冲热海的必经之路上，他便呼吁游客们经过时能捐一点钱给老人。“很多人找不到他家，我本打算立一块牌牌，上面写上‘老兵在此’。但是朋友劝我别这么干。”
没有钱，更没有回家的路费。外省老兵们大都心心念念想回到老家看看，却很少有人如愿。
“解放前路不通，从腾冲到昆明就要7天，不用说去别处。我又是逃兵，抓到会被判枪决。解放后没钱，而且在这里就受批斗，是坏分子，更不敢乱跑。”李华生说。
2007年，贵州电视台曾策划老兵回家的活动，当时选了9位老兵。李华生是其中之一。由于路途遥远，需坐飞机，老兵们事先都被组织体检。
“有两位老人体检没通过，怕路上出危险，没让他们回。结果天天来我办公室哭。”腾冲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马家新说。
李华生身体很好，但他也没能回家。原因是他根本不记得自己家在哪儿，12岁就被抓伕出来，自此就跟家里失去了联系。他只知道家在贵州省湄潭县，具体乡镇不知道，父母的名字不知道，家里还有没有人活着也不清楚。
老兵张金正曾经与河南老家有书信往来。60年代，家里还写信过来问，能不能寄一点粮票回家。张金正叹着气说，“一直没钱回去，坐飞机到昆明就要80块一张票。现在八九十岁了，想回也回不去啦……”
一旁坐着的大儿子笑着提醒：“哪里是80块，是800块一张票。”老人“哦”一声，转头往远处看去，神色更显落寞，一行浊泪顺着他脸上的皱纹滑落。
谁向他们伸出了手
最初，志愿者对国民党抗日老兵持有一种复杂的心态
彭彦无法忘记那个搂着柴火的佝偻背影。
2007年5月的一天，彭彦见到了已年过八旬的潘振华，潘参加过著名的新墙河战斗。
古旧的军帽粘满了灰尘，脚上的猪皮鞋已经裂开，脚趾头都露出来了。漆黑的小屋里，照相机的闪光灯映出老人蜷缩在角落里的轮廓，对光线毫无反应。
邻居反映，潘振华的儿子在平江做生意，“很少管老人”，失明15年的老兵，还得自己上山捡柴。
随后他们看到，老人出门时，带着一根长长的绳子，一头绑在家里，一头系在身上，摸爬向屋后100多米高陡峭的山坡。捡到柴火后，再顺着绳索轻轻地爬回来。
“老人家，您最希望得到什么？”彭彦问。
2008年9月22日，彭彦、杨卫清接到一个电话：“潘振华去世了！”电话那头声音急切。两人心里一震，朝着新墙河方向深鞠一躬。
事后得知，那天下午潘振华像往常一样顺着绳子上山，回来时不小心摔在草丛里，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杨卫清和6名“湖南老兵之家”的志愿者，风尘仆仆地赶往岳阳新墙河吊唁—在阵阵哀乐中，彭彦再次看到潘振华，老人的笑容凝固在一幅遗像中。
辗转南北的潘振华，至死只拥有一个过于粗略的称谓：抗战老兵。
5年捐助100位老兵
2004年，北京一外贸公司的白领韦志华，将一位作家写的“老兵文章”发表到“崔健论坛”。作为论坛管理者，她发起了网友热烈讨论，很快互助抗日老兵论坛正式启动。成立之初，援助的老兵多为云南地区的中国远征军老兵。
2100元，是这个民间组织第一次筹款的总额，这笔资金援助了云南保山市40名抗日老兵，每人50元。互助资金由保山市委宣传部设立专户，指定专人负责管理。
2006年1月，韦志华开始了她的云南十日行，看望受助的中国远征军老兵。2007年5月，为纪念抗战爆发70周年，彭彦也组织起11位驴友，一路寻访老兵。
随后，参加援助的论坛网友达成了一种默契：每人每月拿出50元钱“一对一”互助老兵，直到老兵身故。从2004年到2007年，互助抗日老兵论坛共收到汇款18余万元。 捐款者中包括下岗工人。
2008年，由于多方原因，韦志华逐渐淡出。随后，范玲、彭彦、杨卫清等人接过韦志华手中的接力棒。
通过持续不断的寻访，5年间，他们共捐助100多位抗战老兵。
2008年10月19日，援助中国远征军的活动达到了一个高潮：在《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的倡议下，民间力量与媒体联动，将流落缅甸65年的远征军老兵李锡全接回了湖南常德。
2009年，互助抗日老兵“一对一互助”重新启动，59位老兵将继续得到捐助。
志愿者独力难支
杨卫清和彭彦最近每天都在看《我的团长我的团》。
“尽管许多地方与史实有出入，但至少能让人们关注中国远征军。” 杨卫清说。
尽管“纯民间公益、非商业、非官方、不具任何政治立场”的宗旨挂在论坛醒目部位，但仍有人不理解，说他们“作秀”；再加上人们心中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固有偏见，“老兵之家”的援助之路仍然艰辛。
志愿者们都不富裕。2008年，杨卫清去云南接老兵李锡全回家，给单位请了长假，总共花去了4000多元，回来后女友和他起了“小摩擦”。
“‘老兵之家’的每一次活动都是AA制，团队内部并没有固定的分工，大家合作靠的是一种默契。”杨卫清说。
即便是募捐到的微薄资金，偶尔还会遭到质疑，让他们感到委屈。实际上，在钱物方面，志愿者们做了规范，“社会援助的钱物造册备案，且直接送到老兵手中”。
“官方和企业的援助十分有限。”彭彦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彭杨二人表示，他们已经想好，4年为一个周期，将援助行动继续下去。
重新理解了战争
“老兵最需要的其实不是物质，而是渴望重新获得社会的认可。”彭彦说，“老兵之家”曾发给老兵一枚荣誉章，但回家后，荣誉章丢失了。焦急中，老兵写信给彭彦，希望再拿到一枚，即使花钱买都可以。
很快，彭彦向老人邮寄了一枚新的。
长沙县的一位老兵去世后，家人曾把志愿者请到家里，一家人齐刷刷跪在他面前。“这是父亲的遗愿，你是我家的恩人。”老人的儿子说，你们让我父亲回到了70年前。
彭彦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许多远征军老兵，只能把自己当年浴血抗日的记忆深藏在心底，甚至不敢对自己的儿孙提起。
“在援助老兵的过程中，不是我们用爱心帮助他们，而是我们被老兵深深地震撼，觉得欠他们太多。”杨卫清说。
2008年元月的一次探访过程中，远征军老兵黄瑞祥的讲述，彻底改变了杨卫清对于战争的看法。
老人经历过缅甸战役、印度训练、反攻缅甸、翻越野人山等大小战事。交谈中，黄老显得很愉快，但问到野人山的往事，老人却在瞬间沉默。他一动不动，在5分钟内，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完全沉浸在回忆里。5分钟后，老人才回过神来。
蚊子、毒蛇、疫病过后，黄瑞祥所在的重机枪连，出发时官兵共133人，从野人山走出来，仅剩下16人。
和杨卫清一样，之前，彭彦跟网上的所有愤青一样，动不动就声言“打仗”。如今他比其他同龄人更渴望和平。彭彦说，和平年代的人们难以想象，争夺松山那样的普通小山头，会死去一万多名中国士兵。在淞沪会战中，每10分钟就有一个连的人全部牺牲，1个小时就可以伤亡过万。
国家越来越包容了
现在，志愿者们最害怕的就是时间。许多老兵逐渐故去。他们感到援助活动的紧迫：寻找老兵、在生活和精神上帮助老兵，拍照采访为他们做“口述历史”。
2008年4月，彭彦前往平江走访远征军老兵朱锡纯。年过花甲后，朱锡纯把当年的参战经历写成了20多万字的回忆录《野人山转战记》。这本回忆录一直还没有变成铅字。
比之民间组织，援助老兵的个人行动也越来越广泛。浙江天台县的范许洋在挨家挨户走访后，找到了10位健在的抗战老兵。
“最初我们对这些国民党军中的抗日老兵，持有一种复杂的心态。”杨卫清说，现在想：“其实在八年抗战里，都是保家卫国，流血牺牲，这些士兵，难道应该湮灭在历史中？”
彭彦说：“地方政府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也没有阻止我们的民间救助，我想时代在发展，我们的国家也是越来越包容了。”
艰难还原滇缅抗战史
曾经被擦掉的，不光是声音，还有记忆
最初找到那些老兵的时候，戈叔亚听到的不是他们的讲述，而是饮泣。
“无从说起。几十年来没有一个人要听他们的经历，包括子女。”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种运动纷至沓来，这些抗战老兵们成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曾经的卫国经历只能缄口不言。许多老兵的子女因家庭出身问题无法正常上学或就业，在“文革”期间与父母划清界限。
民间滇缅战争史学者戈叔亚寻访到的老人里，不少在土改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有的判刑20年，出狱后已经年过半百。
彼时的历史教科书里，对国民党抗战的正面战场似乎没存在过，遑论“冷僻”的滇缅战争。作为这段历史不合时宜的证人，远征军老兵们的存在注定处于沉默的黑箱中。几十年来，他们的声带像是被擦过了。
被擦掉的不光是声音，还有记忆。
腾冲本地人卢彩文是黄埔军校第19期毕业生，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的少尉参谋。部队收复腾冲之后，他希望继续读书，总部批准他离开部队。他于1948年读了高中，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区政府做法制股长，后来又做教师。
“政治运动来了，要清理阶级队伍。”卢彩文的日子开始不好过。“文革”开始后，更是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挨批斗、写检查、上学习班上。“上个厕所都有人跟着。”
今年92岁的张金正老家在黄河南岸，已经忘了具体的地址。18岁时，给地主家当长工的张金正为东家顶了壮丁。他被带到西安训练，到过河北、山东、湖南，最后到了云南，但时间在他的讲述中颠倒，战役的名称混淆在一起，只有一点记得清楚：“我在远征军二十集团军，军长是周福成，总司令是霍揆章。”
其他的，像是记忆的房子倒塌后凌乱堆叠的碎砖头。
为家乡立下心愿
80年代中期，一些历史禁区趋于突破，抗日正面战场的作用在官方层面开始得到承认，类似《台儿庄大捷》这样的描述国民党抗战的电影得以上演。在民间，言论相对变得自由，像戈叔亚这样的一批民间人士，开始了他们对于滇缅战争的研究。
1983年，刚工作不久的戈叔亚去西南边境为公司寻找药材，第一次听当地百姓说到日本人的侵略，他大为惊奇。自己出身军人家庭，又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的历史系，自以为对二战史很了解，却从未听说过这段自己家乡的往事。
大约同时，云南财经学院的学生段生馗向舍友们讲起家乡腾冲抗战的历史，遭到舍友们的一致奚落：“瞎说！日本军连重庆都没打到，怎么可能打到边远的腾冲？”50岁的腾冲农民段培东，在当地图书馆偶然翻到一本英国人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大战役》，里面对滇缅战场只字未提。
外界对这段历史的毫不知情，让几位云南人不约而同立下心愿：“我要做一点事情证明给你们看！”
如今，戈叔亚成为国内研究滇缅抗战历史的专家；段培东在自家后院的山洞里完成纪实文学“抗战三部曲”，用110多万字的篇幅全面回顾滇缅抗战；段生馗在和顺镇建起全国首家民间滇缅抗战博物馆，迄今接待参观者上百万人。
更多研究、写作、收藏等方面的民间力量，几乎都在80年代中期陆续浮现。他们在国内找不到足够的资料，勉力依靠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相关档案、国外的少数研究著作以及大量对国民党军官士兵的访谈，从各个角度尝试重现滇缅抗战的历史。
“一开始是悄悄地干，后来消息一传开，不少抗战老兵就自发找来我们家。”段培东说。
墓园风波背后的大气候
腾冲的国殇墓园复修在这样的氛围下被提上日程。
国殇墓园始建于1945年7月7日，由当时的腾冲百姓自发捐钱捐物修建，以纪念滇缅抗战期间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收复腾冲的阵亡将士。主体建筑忠烈祠主墙上挂着孙中山遗像，两旁是中华民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还有蒋介石手书的“河岳英灵”。
“文革”期间，墓园主体纪念碑和埋葬官兵骨灰的小碑被毁，墓园挪用作腾冲县党校，盖起两座教学楼，校长办公室就设在正中央的忠烈祠。
1984年，腾冲县两会期间，一批希望记录腾冲抗战历史的代表委员集体建议，要求修复墓园。“一些基层干部，尤其是党校的校长、老师们争议很大。”时任腾冲县林业局来凤公园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刘春明回忆，“他们认为党校显然比墓园重要，由此发生了多次激烈辩论。”
3月交上的建议，争执了半年才批复。1984年9月，腾冲县里终于下文件要求党校搬迁，任命当时的县委副书记傅宗明为墓园复修委员会主任，刘春明为副主任，具体主管复修工作。
刘春明严格遵循着文件中提到的一句要求：“原样复修”。复修工程剪彩过后，又引起了一些议论。
第二年，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来腾冲，参观了国殇墓园，从省里到县里都有领导陪同。有关领导参观了主体建筑忠烈祠，认为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
国殇墓园原貌就此得以保留。
肯定国殇墓园的背景是，早在198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单位已对抗日战争馆的史迹和文献陈列进行了改版，就国民政府和军队在抗战中的作用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性的社会效应。
还有些模糊地带
尽管基调已定，有关这段历史的各种调查、出版、纪念，还是存在一些模糊地带。
“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不管我走到什么单位，总有人来调查我。”戈叔亚回忆说，“这件事给我带来巨大的烦恼，后来文章都不在家写，专门跑到广州住在小旅馆里写。”
1989年，《解放军画报》记者陈立人出版了《缅甸，中日大角逐》一书，属于国内反映此段历史较早的著作。
1994年，段培东的“抗战三部曲”出版，经过了云南省出版处、宣传部、文联、统战部和出版社五家联合审查。“最终一致通过了。”段培东说。
“我披露了不少在滇西的党史内情。”段培东说，比如第七十一军军长宋希濂，曾在1926年参加过共产党；滇西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在抗战中一直随身带着两部油印册子，其中之一是《论持久战》。
2005年，段生馗的博物馆开馆。“展馆的第一部分是讲滇缅抗战是在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下取得胜利的。我们选了毛泽东的照片，还有彭德怀拿着望远镜眺望百团大战战况，对于这些导游需要费心对观众讲解。”段生馗说。
北师大二附中退休老师朱雪立，60年代至今一直教历史，她对本刊记者回忆说，从80年代一直到 2000年，中学历史课本中没有提到滇缅战争。眼下的高中历史新教材则与段生馗博物馆“心有灵犀”，以百团大战与滇缅战争并举，各占200字左右篇幅，后者的意义主要是强调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如救出英军7000人。
酸楚的身份悬疑
90年代，虽然国共合作背景下正面战场的历史已广为人知，但在全国范围内的档案馆、博物馆、历史纪念馆里，都鲜见关于滇缅战争的内容。
关于滇西地区国民党抗日的资料本就不多。1946年写出《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的学者方国瑜，曾在1983年撰文介绍：“这方面的抗日战争资料，或毁于日机轰炸，或埋于窖中受潮腐烂，或被国民党中央军政机关迁走时销毁，或被国民党反动派迁往台湾。”
国民党对于滇缅战争历史也讳莫如深。个中心病，在于成名于滇缅战争的多位高级将领如陈明仁、郑洞国、卫立煌，此后在东北战场的“亲共”表现。
幸存的史料、史迹，又在“反右”、“文革”等运动中被大量销毁。
在全国范围内，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拥有的滇缅战场资料最全，80年代曾开放过一段时间。如今“所有的个人卷宗和涉及国民党政治的部分，对任何人还不开放。”中国社科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黄道炫对本刊记者介绍。
地方上的资料则屈指可数。腾冲县档案馆办公室主任李生鹏介绍：“县档案馆存有关于民国的档案2510件，其中抗战部分的只有27件。1992年开始对外开放。”
博物馆方面，始建于1987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直到1997年才增加了有关远征军的内容。
与史料传承的艰困互为表里的，是远征军人至今的身份悬疑。
老兵蒋绍福曾是远征军53军军部警卫营战士，攻打腾冲文庙时，部队快打光了，军长周福臣让警卫营顶上。他所在的警卫排34人组成敢死队冲上去，只有包括他在内的3个人活着出来，其中2个人在下一次战斗中又牺牲了。
解放后他生活潦倒，直到2005年接到县委统战部发放的每月200元生活补助。
“这些补助来自民间捐款，由统战部汇总起来统一发放。”与蒋绍福相熟的腾冲前文物保管所所长李正介绍。
民间捐助难以持续，2007年7月，蒋绍福去县里领款，办公室的人告诉他以后没有了。
那一年，蒋绍福辞世，享年94岁。
关于远征军老兵们的待遇问题，腾冲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马家新对本刊记者说：“对这部分的政策不明确。有些事情我们很想做。”
“比如，民间都希望政府扶助抗战老兵，但是县里还有大量抗美援朝、援越的老兵，都需要帮助。”马家新说。
进入主流并成为时尚
记者采访期间，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正在云南等卫视热播。腾冲当地几乎家家户户按时收看，茶余饭后就情节争论不休。
“这段历史对我们云南人来说已经成为一个时尚了。”戈叔亚说，影视作品和媒体报道接踵而来，以“远征”“驼峰”等词汇命名的活动、地标也越来越多，“现在已经与研究历史剥离开了。”
今年，腾冲又打算建造滇缅抗战纪念公园，预算8000万元，要将所有远征军将士的名录刻在一面纪念墙上。单单搜集名录的工作，已持续了7年。
甚至已经出现鱼目混珠者。腾冲前文物保管所所长李正说，当地有一个经常出席各种活动的“假老兵”。“他其实是1949年的兵，1958年曾经因为冒充红军被捕，现在又来冒充远征军。”
“滇缅战争的历史浮现演化其实是这样一个过程：一开始是民间在做，获得了主流媒体的关注，这种互动又从民间上升到官方，对这件事的重新定性又让其更加主流化。”央视电影频道导演、《滇缅公路》中文版译者朱靖江说。
在他看来，这一过程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戈叔亚找到美军坠落飞机的故事。一开始是单纯的民间行为，后来成为中美两国交好的重要见证。当年飞越“驼峰航线”为中国运送物资的这架飞机，在戈叔亚与美国老兵合作下找到残骸，经央视《新闻联播》播出广为人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与美国总统布什都在这架飞机上题词。
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滇缅抗战史迅速升温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以戈叔亚的博客为例，随便一篇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都可以达到20多万的点击量，评论上千条。“这太让人惊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