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404/万润南细述四通故事

“四通”是个好兆头。可能有些俗气，但如果我们的英文名字用“四通”的谐音“STONE”，就非但不俗，反而别有新意了。至于有人说四通是“上通官、下通匪；外通洋、内通土”，则是后来的歪批和调侃了。

四通故事（01）沈国钧（02）陈三智（03）日本行（04）三门课（05）小万上（06）燕京会（07）刘海平（08）贾春旺（09）四季青（10）陈春先（11）刘英武（12）办执照（13）成立会（14）学习机（15）新目标 ……

---

四通故事（01）沈国钧

四通是如何办起来的？我转过印甫盛的一篇文章，他说的很详细。老印说话一向严谨，他文章里提及的事情，都相当准确，但只限于四通筹备阶段的情况。而且，四通筹备阶段的情况，他也只说了一部分，因为四通初创是两个方面军的汇合，一是清华团队、二是科学院团队。清华团队是老印在幕后，刘海平在台前；科学院团队则是沈国钧领军，再有王安时加盟。

和这两个团队都有联系的，则是我。而我，只是在中间客串。因为我当时的人生规划，并不是办企业，而是出国深造。我之所以参与四通的创办，是受一个朋友之托，这个朋友是印甫盛；也是为了帮一个朋友的忙，这个朋友就是沈国钧。

要说四通的故事，首先要说沈国钧这个人。

沈国钧比我大一轮，长 12 岁。北大数学系的高材生，风度翩翩、一表人才。黝黑的国字脸，架一副金丝边眼镜，思路开阔、头脑清晰、谈吐风雅、身材适中。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 46 岁，处在一个成熟男人的巅峰状态。据说这个年龄段的男人最具魅力，对情窦初开的小姑娘有致命吸引力。这也构成后来色彩斑斓的四通故事的一部分。

沈国钧当时在科学院院部负责计划局的一个重点项目，我和他则是因为这个项目而结缘。

在计划经济的时代，计划部门是任何一个单位的最重要部门。中国科学院的计划局也不例外。当时计划局的负责人之一是谷羽，而谷羽是胡乔木的夫人。沈国钧则在谷羽领导下工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切都大翻个儿了。谷羽被打翻在地，领头的造反派也是个女人，叫乔林。乔林有两个木，比乔木还多一个木，所以谷羽被其相克，也是应有之义。老沈也是造反派里的重要成员，但他相当善待谷羽。所以当文革结束，一切又重新翻过来的时候，老沈仍留在计划局工作，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由此可见沈国钧为人的仁义和聪明之处。

科学院计划局当时要统管全院 103 个研究所的二万多科研人员，每年八亿人民币、数千万美元外汇额度的计划、分配和使用，历年积累起来的天文数字的科研设备以及新设备的采购，一句话，科学院人、财、物的管理，都要通过计划局。

传统的管理靠的是人海战术，分工相当细，办公室里挤满了人，文柜里堆满了档案。其效率，自然十分低下。 1980 年，科学院提出要建立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并把这项工作列为院重点项目。沈国钧受命代表这个项目的甲方，即委托任务方，提出系统的功能要求并监督该项目的实施。这个项目的乙方，即完成任务方，很自然，被指定为中科院计算中心。

中科院计算中心在科学院是个新单位，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老数学所的三室。所长是冯康，计算数学界泰斗级人物，但一直没有什么大项目。科研单位的发展，要靠项目，有项目，才能带出团队，做出成果，发表论文，提上职称。所以有一个院重点项目下到计算中心，大家好比久旱盼到了甘霖。

当老沈带着一位助手来到计算中心的时候，中心上下都对他们充满期待。这位助手很年轻，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好像是复旦的，叫邬来坤。小邬是上海人，但长得却像穆斯林。他有上海人的聪明，也有上海人的脆弱。干练、说话得体。拱起的眉毛弯弯的，很浓，也很黑，腮帮子发青，笑口常开，见一次面，就能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那时候开始，老沈和我并肩工作了四年。老沈的风采和魅力不仅吸引小姑娘，对年轻小伙子照样有吸引力。我和老沈是惺惺相惜，因为老沈的慧眼识人，我获得了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明天接着讲。

——————————————————————————————————

四通故事（02）陈三智

院一级的重点项目，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是一台大戏。这台戏的主角，也就是这个项目的领头人，必须是高级研究人员。科学院把研究人员分成三个等级：高级、中级和初级。高级研究人员的职称是研究员、副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中级研究人员的职称是助理研究员和工程师；初级研究人员的职称是实习研究员。他们在科研工作中的角色和作用，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点兔子的、打兔子的和捡兔子的。

这应当是典出 《史记》里的《萧相国世家》，刘邦打下江山后分封行赏，认为论功应以萧何为第一。这引起了其他功臣不满，认为萧何没有在第一线打仗，为何封赏反在他们之上？刘邦说：“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发踪指示者人也”意谓萧何是人的功劳，而你们不过是狗的功劳。

我当时的职称是最低一等的实习研究员，连功狗的资格都没有，是捡兔子的。

当时计算中心有高级职称的不乏其人，但多是计算数学方面的。要找一个有经验的信息管理系统的总设计师，放眼整个科学院，也找不到一个。因为当时计算机的应用，主要用于数据计算，用于信息管理系统，还是破天荒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没有经历过，又哪里来有经验的领头人？但科学院有大手笔：从海外引进。

为了这个项目，科学院从海外引进了一位专家，这个人就是陈三智。

这是中科院在文革后第一批从海外引进人才。一共引进了四位，陈三智是其中之一。他们的待遇相当优厚。初来时安排他们住在友谊宾馆。后来在黄庄盖了一栋非常高级的四层小楼，安排如严济慈这样的老科学家入住，他们四人都分得了一套。

陈三智是从台湾到日本读大学，念的是 日本名校之一的 庆应义塾大学， 它与早稻田大学并称为“日本私学双雄”。毕业后在著名的日立公司（ HITACHI ）任职， EDP （电子数据处理）工程师。

他回国时不仅带了自己的夫人小杨，还带了一套小型计算机系统，用于培训和模拟。他特别声明，这台计算机的操作系统（ OS ），是他们自己开发的，叫 C-Y001 （陈杨一号）。硬件加软件，他开了个价： 40 万人民币，科学院照付不误。

当时科学院计算中心有两台计算机。一台大型机， 013 ，科学院计算所自己研制的，后来在四通崭露头角的李玉琢就是这个机组的。还有一台国产的中型机 TQ-16 ，我当时就在这个机组。平心而论，这两台计算机完全不适合做信息管理系统。不说别的，光说数据输入方式，当时还是穿孔纸带光电输入，数据的存储、修改及其麻烦。陈三智带回来的机器麻雀虽小，却可以用卡式磁带输入、输出，其方便程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看来陈三智对当时国内的情况有一些了解，因此是有备而来。

陈三智到科学院计算中心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招兵买马。老沈和计算中心党委全力配合。推荐、面试 …… 几个回合下来，陈三智选定了四名。两名搞硬件的：马青和崔铁男；软件的两名：童粹中和我。

马青和小崔相对年轻，文革期间毕业的大学生。马青敦厚、小崔机灵；都是帅哥，一个有块，一个有条。小童和我同年，但因为身体不好，比我晚上了两年学，所以是老高三，其父是我国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毕竟家学渊源，小童的治学态度相当严谨。

从此，开始了我们的学艺生涯，这是我们阳光灿烂的一段日子。

——————————————————————————————————

四通故事（03）日本行

加入陈三智领导的团队，我们在业务上有了长足进步，一下子缩短了和世界的差距。所以，引进人才的确是赶超世界的捷径。刚看到一则新闻，说中组部最近要实施引进海外人才的“千人计划”，应该是这一思路的延续。从当年引进四人，到现在要引进千人。在这一方面， GCD 确实是与时俱进了。

陈三智向我们讲授了软件工程的概念。原来我们搞软件都是个人编程，可以编得及其精巧，就像在一粒大米上可以刻一首唐诗，但别人很难看懂，还必须借助放大镜。软件工程是团队合作，要标准化、模块化。他教我们画流程框图、写流程说明。而使用的计算机语言，是汇编。汇编语言是介于计算机高级语言和机器指令之间的语言。当时流行的高级语言主要有三种： ALGOL 、 FORTRAN 和 COBOL 。我赞叹 ALGOL 语言嵌套结构的逻辑层次分明，欣赏 FORTRAN 语言的模块清晰，喜欢 COBOL 语言处理文档的方便直观。在老陈日本武士道大松博文式的高强度训练下，嘿嘿，当年的小万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在武林上也算是一条好汉。

那时候搞一个信息管理软件系统，没有现在的许多软件工具，非常麻烦。举例来说，做加减乘除的运算器，我们都要自己用汇编语言来写。当然，这一切都是在老陈带回来的小型计算机系统上模拟练兵。

正式的硬件系统，老陈选用了他熟门熟路的日立公司的机器，型号是 L330 。为此，我们去了一趟日本。第一次出国，那种兴奋、那种期待、那种震撼，可想而知。出国前，每人发了300元制装费，第一次穿西装、第一次结领带、第一次……

1980 年冬，我们一行八人：师父、师娘、四名弟子，老沈及科学院外事局的一位女士，一起到了日本。下榻在大矶的王子饭店，上课在日立公司的神奈川工厂。早餐在旅馆自理，午餐吃日立公司提供的精致盒饭，晚餐包在一家开在伊藤博文故居的中华料理。坐东京的地铁、看新宿的高楼、感受新干线的速度。特别是秋叶原铺天盖地的电器，让我们真切体会到了什么叫“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资极大丰富”。

我不打算写游记，只想说两件后来对我办四通影响至深的两件事。

一是什么叫现代化的大企业。四年后我开始办四通，我相信我比同时代的许多人更理解，一个现代企业应该是什么样的。在我的视野里，有一幅鲜活的图景：日立神奈川工厂。整齐的生产线、合理的流程、严格的质检。工人从一处到另一处，要按规定的路线，要用标准的姿势：端起胳膊，碎步小跑。墙上贴着八大员的分工、责职和赏罚。今天你们可以从郭台铭在深圳的工厂里看到这一切。而我，在三十年前，在日本看到了。

二是什么叫新型的劳资关系。我们在日本的培训虽然只有一个月，还碰巧赶上了日立公司的一次工人罢工，他们叫“春斗”。罢工四个小时，从中午 12 点到下午 4 点。原因是行业工会和资方关于加薪的比例谈判破裂。 12 点一到，原来灯火通明的车间一片死寂，工人在工会干部的指挥下安静地撤离工厂，秩序井然。我们则继续上课。

让我们讶异的是， 4 点一到，所有的工人重新回到车间，又是一片灯火通明。加班！把罢工的损失补回来！

在场的日本朋友解释了原因：罢工，是行业工会决定的。日立神奈川工厂参加了行业工会，所以要和大家一起行动，罢工是必须的。这次工人的加薪虽没有达到要求的幅度，但日立的工薪要比同业高出许多，大家已经满意了。

所以，要付较高的薪水，善待自己的员工，他们会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家。

——————————————————————————————————

四通故事（04）三门课

从日本回来以后，我们又招了十余人，其中有程序员，也有数据录入员。一个个年轻、精干、阳光灿烂。先入山门为大，我们这些先入室的弟子，就成了他们的老师。我当时负责讲三门课：COBOL语言、磁盘文件设计、第三门，先卖个关子，后面再说，你们绝对想不到。

我从小就会给小朋友讲课（见《童年记忆》）。初到中科院计算中心，就蝎了虎子掀门帘儿，露了一小手。当时有一门时髦的课程，格里斯的《编译程序构造》。那个年代搞计算机的都要学。大家请了北大一位老师，在计算所开讲，我也跟着去听。这是一门很经典、也很抽象的课。编译程序是把用高级语言编写的程序编译成机器语言，格里斯用波兰表达式来描述这一编译过程，理解它需要一定的数理逻辑基础。一般人都听得一头雾水。听课回来，室里的前辈们在七嘴八舌地争论，我静静地听，从中又学了不少东西。大家都静下来了，我小声地请教他们：

“你们看，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把老师的讲课、大家不同的解读、我的理解，组合起来，融会贯通、深入浅出地表述了一番，把大家惊得目瞪口呆。我们的头儿，一位叫夏阳的大姐，说：“还不如让小万来给我们讲呢！”后来她真的把我介绍给几个上门求师的单位，让我去给他们讲这门课。当时我的月工资是五十六元，而我讲课的额外收人就有七十元。

COBOL语言是我们将要开发的系统的主打语言，安排了较多的课时。学得最好的是杨立中和小宋。杨是军队干部子弟，平时不大瞧得起谁，黑而胖，腆着小将军肚，拿着打印结果，摇摆着向我走来：“小万，照你说的改了，为什么每次打印结果不一样？”我正在给其他同学看程序，当时我头都没有抬，回了他一句；“缓冲区你没有清零。”他啊了一声，叹了一句：“真厉害！”因为老沈叫我小万，所以身边的人，没大没小，都叫我小万。其流毒一直延续到四通。

日立的L-330到了，随机有三十多本资料，使用手册、调试程序信息表……，全是日文。可以做翻译的只有小杨，她绝对忙不过来。调试程序步步离不开这些手册。老陈发现我连猜带朦能看懂一点，问我怎么看的。我说，跟一位奇人学过一星半点。

这位奇人来自天津，姓孙。他发明了一种速成的科技日语阅读办法，曾在科学院的怀柔学校开过班，我也赶上了一期。按孙老师的说法，科技日语的文字，三分天下：三分之一汉字；三分之一片假名；三分之一平假名。汉字不用学，片假名用来拼外来语，一般是英文的专业词汇，能读出来，就知道是什么。学了五十音图，你就可以把这两部分猜个八九不离十。而余下的三分之一平假名，大部分是语法词。例如主格是は ，宾格是を，所有格是の。肯定是です，否定是ない 。状语复杂些，记住七个主要的：と、つ、て、から、まで、に、より，他们的读音很好记：“偷海带，扛了麻袋你有理。”

讲到日语动词的五段变位，孙老师平时上课都戴着一顶帽子，这时候突然摘了下来，拍着自己硕大的光头，按照啪-啪-啪的节奏，大声说：“秃-秃-原-来-秃”。大家哄堂大笑，在笑声中记住了五段变位：秃是去词尾，原是用原型，来是加れ。

这些说法，懂日语的行家里手肯定要气歪鼻子。但它确实管用，当时解决了我们的实际问题。时隔三十年了，这些细节我还历历在目。孙老师，确实不是凡人。

所以我开讲的第三门课，就是速成科技日语阅读。

——————————————————————————————————

四通故事（05）小万上

在那个年代搞行政管理系统的计算机信息化，有两大难点：一是没有搞大型软件工程的领军人物；二是行政管理机关面对信息化的要求完全不适应。前者可以通过引进陈三智来解决，后者的适应则需要一个过程。问题是，老陈对这个过程缺乏思想准备。

我们这边厉兵秣马、练兵练得热火朝天，那边却迟迟提不出系统要求。文山会海、长官意志、朝令夕改，相关部门无法提供规范的数据信息。老陈觉得陷入了一片泥潭，心情郁闷，脸色也多晴转阴。

老陈很得意自己带出来的这批子弟兵。论年龄、论武艺，我是大师兄。老陈对我非常信任，说话总是很客气。只要他提出要求，我都会立马去做，出活又快又好，甚至比他预想的还好。但项目迟迟不能正式启动，老陈脸色阴了、脾气大了、和我们的话也少了。

有一次，杨立中上前问老陈一个程序方面的问题。老陈呵斥道：“连这样简单的问题都要问？！”在另外一个场合，杨正在问我问题，老陈看到了，又责备他：“有问题为什么不来问我？！”

老陈背影消失以后，杨立中显出军人子弟本色，张口就是国骂：“TMD，问也不是，不问也不是，莫名其妙！”

其实不是莫名其妙，老陈已萌生退意，已三次向计算中心领导提出辞呈了。院一级的重点项目，海外请回来的专家，要半途而废了，那是何等的大事！前两次所领导尽力挽留下来了，这一次态度坚决，看来是留不住了。

老沈是这个项目的总召。所领导首先和老沈紧急商量对策。老沈一言九鼎：“实在留不住，就让小万上。”

所领导立即把这个项目组的所有人，除了老陈夫妇和我，召集到会议室，作民意调查。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小万能行！”

所领导又紧急召见我，我刚到门口，大家正从会议室出来。杨立中给我肚子上来了一拳，嘿嘿了一声。这时候，我还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现在我面对两个人：计算中心的书记老刘、中科院计划局的老沈。老沈简述了发生的情况和大家的意见。老刘只问了一个问题：“小万，你行吗？”

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思考，我说：“我行。”

以前听别人讲故事，常有这样的情节：一个名角，唱一场大戏，临场却出了意外，或者是因为生病，或者是因为拿搪，眼看要砸场了。这时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厮，不，一个捡兔子的，说自己可以救场，不，是一个伯乐，说可以让这小子上场。这样的幸运，落到我头上了。

这个伯乐，就是老沈。

至今我都怀着感恩的心，对老沈、也对老陈。老陈是我在计算机软件工程方面的启蒙老师，我这一身本事，都是老陈手把手教的。很遗憾，老陈因为水土不服，提前退了场。更遗憾的是，我在这个领域只完成了这一次辉煌，因为不得已的原因，实在是不得已，两年后我也转了场。当然，这是后话了。

——————————————————————————————————

四通故事（06）燕京会

一个本来由海归高级研究人员领头的院重点项目，改由一个本来只配“捡兔子”的初级研究人员来领衔，这实在有点离谱。科学院这样的单位，很严谨，是半点不能离谱的。怎么办？于是他们 “破格” 把我提为工程师，有了中级职称，还找了一位有高级职称的崔大姐，共同成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但特别口头说明，崔是挂名，具体工作由我来做。

崔大姐是搞计算数学的，对软件工程没有任何兴趣。在同意挂名之前，要求和我谈一次。我去见了她，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姐。她问我打算怎么干？我滔滔不绝、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谈，她笑眯眯地听，然后就同意了，还鼓励我：“你就放手大胆去干！”。什么叫“君子有成人之美”，崔大姐就是这样的君子。

于是一切都名正言顺了。我们一帮年轻人在老沈的调度下，干得热火朝天、风生火起、加班加点、废寝忘食。和当时号称9034部队的其它单位，完全是两个世界。什么是9034部队？说的是9点上班，点一下卯，看份报纸、喝杯茶，10点回家；午休以后，3点再去一下，聊几句天下大事、四海风云、家长里短，4点就下班。

所长冯康先生对我们非常满意。说我们是“有任务、有手段（指有L-330）、有团队，是最有希望、状况最好的一支队伍。”为了老先生的这句夸奖，若干年后，我终于有机会报答了他，这也是后话了。

管理系统初步调通以后，便是大量的数据录入。L-330也搬到了院计划局。这个项目算初战告捷，被评为科学院1983年度的科技成果三等奖。算是对我的额外奖励，院里指名给了一个公费出国进修的名额。我是文革期间毕业的学生，就学了两年基础课，专业课一门不门。到中科院计算中心以后，零零星星自学了几门，但不成系统。现在有出国深造机会，对我来说，十分难得。

因为是公费，英语要通过教育部的EPT考试。工科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一般还行，听、写能力几乎为零。匆忙参加了一次考试，很惭愧，才得了57分。于是，所里让我脱产集中补习英语。

在我补习英语期间，听到一个十分意外的消息。为了我们研发的这个系统，计划局新设了一个电子信息处。在大家心目中，这个处的处长非沈国钧莫属。但十分意外，他的助手、那个年轻的小邬，被任命为处长，老沈将要在他领导下工作。这对老沈来说，情何以堪！

如果那时候有现在的所谓以年龄划线，或许对老沈是个安慰，毕竟有个说法。不，那时候是严格论资排辈的年代，不管是论年龄、论资格、论能力，都应该是老沈。也许是小邬有背景？也许是因为老沈在文革期间当过造反派的案底？无论什么原因，对老沈的打击是明显的，这意味着，老沈在仕途上走到了末路。

处级，在仕途上是一个重要位阶。在官本位的中国，这相当于县团级。戴晴曾写过一篇文章，调侃官场中这个级别的芸芸众生：说这些人“孜孜矻矻、抖尽招术往上爬”，“ 想升处长的叫「升处」（牲畜），已经当上了处长还想爬的叫「处升」（畜牲），正在作着的叫「处类」（畜类）。”

看来，老沈这一辈子和“畜类”无缘了。

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我第一时间拨通了老沈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老沈的嗓音有点嘶哑，十分落寞。我约他出来散散心，请他到燕京饭店大堂喝咖啡。燕京在长安街上（准确地说，那一段叫复外大街）、汽车局对面。科学院院部在三里河，离那里很近。

老沈是智商极高、说话一点就透的那种人。我没有，也不需要，说任何不着边际的安慰话。我只是提了个建议：“老沈，找机会出来自己干吧。”

他眼睛一亮，诚恳地说：“只要你小万领头，我一定跟你干！”

——————————————————————————————————

四通故事（07）刘海平

那时候，科技人员出来办企业的已有先例，物理所的陈春先，已经干上了。他是中关村办企业的第一人。这是一位传奇人物，我后面会专门讲到他。所以，我劝老沈出来自己干，并非空穴来风。

但我本人，当时并没有出来自己干的打算。我正处在人生、事业的得意处：一场本来由海归名角主唱的大戏，我在关键时刻顶了上去，把这场大戏唱了下来，不仅救了场，还赢得了满堂彩，还得了奖，还得到了出国进修的机会。无论从那个角度看，我的前程，仿佛一片锦绣。但我知道，我所有的得意，都离不开老沈在最初关键时刻的力挺。他把我送上了得意的顶峰，自己却滑到了失意的谷底。

做人不能不仗义，老沈的忙，我一定要帮！

和老沈在燕京见面的时候，我正在准备参加第二次EPT考试。经过在科学院研究生院的GESLC（成人英语中心）一个学期的强化训练，我的听、写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第二次EPT考了104分（满分120，其中写作20分）。高空过关了。我除了联系海外的学校，相对空闲了许多。

就在这当口，老印介绍我认识了刘海平。

初见刘海平，是在印甫盛家里，时间是1984年3月7日。

老印给我介绍了几位新面孔，其中有一位叫刘海平，清华计算机系的学弟，当时在北京计算机三厂工作。一看就知道是军队干部子弟。是大一号的杨立中，只是更壮、更黑、更高。黑铁塔似的一条好汉。另外两位是吴本寻和王晓霞夫妇，他们和印甫盛、刘菊芬夫妇是旧识，刘海平和老印好像也是第一次见面。当时已经下决心扔掉铁饭碗，下海经商办公司的，主要是刘海平。其他的人，基本上是帮忙或玩票。

老印对初次见面的人也不客气：“办公司？凭你们？不行！”

“这种事情，我也不行。”老印缓和了语气。“今天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他指了指我，“他比我行。”我让老印吹捧得有些不知所措。

我说明了自己的当时的处境，预计大约在9月份左右要去美国，在这之前，会比较有空余。我说可以在这段时间里为大家跑跑腿。

我说，有一位极能干的朋友，叫沈国钧，会有兴趣和大家一起干。

五天以后，在东总布胡同李玉父母家，我就安排沈国钧和老印、海平等人见了面。

老沈和海平第一次见面，就擦出了思想的火花。在公司所有权问题上，海平的想法很超前，认为要明确创办人的份额。老沈认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不现实，还是要打集体的旗号，这样有利于公司的发展，而且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参与。老印和我都倾向支持老沈的看法。

也许，真理从来都是在少数人手里。如果听了海平的意见，公司发展的难度也许会大些，但就不会有后来给四通人带来无穷烦恼的产权问题。

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

四通故事（08）贾春旺

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公司法。办公司从哪里着手？这是个问题。当时，无非是两种模式：一是从天上掉下来；二是从地里长出来。去找一个有名气的大单位挂靠，这是从天上掉下来。老沈比较倾向这种模式。记得老沈后来给我介绍过一个科协的干部，叫王登山。这家伙很神，腰带上挂着一串橡皮图章，琳琅满目，什么名称的公司都有，冠名“中国”、“环球”的，应有尽有。我觉得不靠谱，婉拒了。

老印主张从地里长出来，建议找当时在海淀区当区委书记的校友贾春旺，找一块地盘，从头靠自己干起来。我赞成老印，觉得这样踏实。

说干就干。3月9日，在老印家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贾春旺。

那时候的贾春旺，还没有后来当大官的富态，细细的瘦条个儿，一脸的旧社会，为人非常低调。刘菊芬一个电话，就把他召来了。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赶到魏公村老印家里，和我们促膝而谈。首先，他对我们办公司的想法表示支持。但那时候办事情，什么都强调组织对组织，这样才名正言顺。例如当时的科海公司，就是科学院和海淀联合办的，所以叫科海。后来倪振伟办的海华，就是海淀和清华联合办的，所以叫海华。而我们只是几个个人，如何和组织挂上钩，颇费思量。他恳切地说，这事他要再想想办法。

3月14日，五天以后，贾春旺想到办法了。他专程骑自行车横跨大半个北京城，到东总布李玉父母家来找我和李玉，和我面商方案。虽然贾春旺和我是初识，但他和李玉的姐姐楼叙真、姐夫陈清泰，可是多年的铁杆老朋友。贾和陈曾同时在校团委工作，两人同住一个宿舍。

贾的方案是他出面找四季青乡或东升乡，让我们和乡里合作。我一听就理解了他的苦心。实际上是他以自己作为区领导的名义担保了我们这些个人，让我们和区管辖的乡来合作，避开了我们不是一级组织的难题。

我立即表示赞成。后来我把贾的建议转告了老印和老沈，他们也没有异议。

又过了五天，3月19日，贾春旺来电话，通知我们，明天，3月20日晚上七点，和四季青乡方面的人士会谈。

这件事从启动到尘埃落定，总共十天时间。在那个年代，绝对的高效率。贾春旺的朴实、勤政、诚恳和聪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仕途上芝麻开花节节高，离不开他始终如一的低调。

那时候，他拼命地工作。记得有一次他感慨地对我说：“现在我最想做的，是一个人静静地坐下来，找一个地方，喝一杯酸奶。”

若干年后，有人画了一幅关系图，编派他是贾庭三的儿子，编派我是万里的儿子，都纯属无稽之谈。就说春旺这个名字，一听就是北京郊区农村的孩子。大家还记得文革年代，北京大兴县大白楼出了个“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王国福吧？我们的春旺同学就出生在那旮瘩附近。

贾同学也是从一辆破自行车开始，“小车不倒只管推”，一直推到最高检察长，不容易啊。

——————————————————————————————————

四通故事（09）四季青

四季青乡，天子脚下、京西明珠。辖区包括香山、玉泉山、颐和园、八大处等中国顶级的风水宝地。1984年3月20日晚上7点，由贾春旺做媒，我们和四季青乡的合作对象初次见面，地点在海淀区委228会议室。

四季青方面领军的是乡长李文元，他们的阵容相当整齐：有工业公司的刘子明、农工商公司的任树德、乡秘书张彦忠，还有一位四季青印刷电路板厂的厂长李文俊，他是乡长李文元的弟弟。

相比之下，我们这方面的阵容相对单薄些：只有老印、老沈、我和我父亲万老。不记得那天为什么海平没有来。我父亲是退休的会计师，那天是请他去做我们的财务顾问。

贾春旺给双方作了简单的介绍，然后是李乡长介绍了四季青的情况。外宾来中国参观农村，四季青乡是一个窗口。经常接待外宾的李乡长，气度不凡，口才十分了得，既自然流畅、又生动朴实。说起自己的乡办企业，历历如数家珍，还热情地邀请我们安排时间到乡里去实地参观。

这次会面，定下了合作的大框架：四季青方面负责提供房、地和资金，我们负责技术和管理。贾春旺说：你们具体谈好以后，请李乡长写个报告上来，区里来批。

第二天晚上，立刻在吴本寻家聚会，向海平等人传达了我们和四季青乡见面的情况。记得那个晚上，海平不仅自己来了，还带来了他手下的两员大将：龚克和王燕成。龚克是你见一面就会留下深刻印象的女孩：短发、带一付眼镜、利索干练。王燕成则显得老成，老成得过了点，显得有些木讷。

那个周末，老印、老沈、刘菊芬、、吴本寻、王晓霞、刘海平、龚克、王燕成和我，一大群人，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来到四季青。事先，老沈特别强调要准时，结果，我们大约比规定的时间提前了三分钟。站在门口接待我们的刘子明，看了一下手表，赞了一句：“你们这些人，确实不一样！”他后来跟我聊天，说：第一次见你们如此守时，就让我对你们有了信心。

我们换乘了他们准备的面包车，参观了四季青的服装厂、元件厂、包装厂、玻璃钢厂、涂料厂、锅炉厂。李乡长亲自给我们介绍情况，中午在乡政府招待了我们一顿丰盛的午餐。老印还有点抹不开。其实，他们只是例行公事：按照接待外宾规格接待了一次内宾，不，接待了一次未来的合作者。

因为其他人白天都要上班，只有我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我把“脱产学外语”改成了“脱产办公司”。白天我泡在四季青，晚上则常去老印家。许多具体合作的细节，四季青方面指派刘子明和我们谈。所以，我白天和老刘讨论，晚上再找大家商量。公司的名称、结构、章程，都慢慢地明晰起来了。

老刘相当精明强干，从他那里，我学到了许多东西。那时候，我还到处拜师学艺，从IBM，到海归的MBA；从中关村第一人陈春先，到一条街上的科海、京海，我都请教过他们。那时候我还年轻，学习能力超强。努力想让自己做到：干什么，学什么；学什么，像什么。在下文里，我会讲到学习过程中的点点滴滴。

——————————————————————————————————

四通故事（10）陈春先

（1934年8月6日——2004年8月9日）

大家都公认：陈春先是中关村科技人员办企业的第一人。硕大的头颅，蓬乱的稀发，矮胖的身材，斜背着书包，卷起的裤脚管一边高、一边低，浓重的四川口音，这就是陈春先。

在中关村的大院里，见过一对夫妇，女的在替丈夫整理脖领，一边整理一边抱怨：“看你,都快成陈春先了。”

不修边幅的陈春先，却有大聪明，他五十年代留苏，是莫斯科大学核物理专业的高材生。1974年，他的课题组研制出我国首台可控核聚变实验装置：托卡马克6号。1978年是他人生最辉煌的一年。他和陈景润、何祚庥、郝柏林四人，被中科院破格提拔为正研究员。托卡马克6号被评为当年科学大会的一等奖。后来他两次访美，参观了波士顿128号公路和硅谷，感受到新技术的扩散在经济发展中的活力和意义，对科技人员办企业有了全新的概念。

1980年，有两件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一是他和学部委员（相当于现在的院士）的增补擦肩而过；二是他在合肥筹建的托卡马克8号被叫停。

同年年底，他开始创办“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开中关村科技人员办企业的先河。

我和李玉跟他们一家都很熟。他夫人毕慰萱，和我是中科院计算中心的同事，他们的孩子克克和小猫，和万方差不多岁数，小时候他们常玩在一起。毕慰萱的妹妹毕克茜，当时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学习，正在帮我联系在美国的学校和导师。毕家姐妹的母亲黄紹湘，和李玉的父亲是清华同学，研究美国史的专家。我着手办企业的时候，首先就想到，要向陈春先请教。

约了时间，我去登门拜访。他们原来住物理所的简易宿舍，雅号“鸡窝”，家里乱，情有可原。现在搬了新楼了，家里还是同样的乱，仿佛把“鸡窝”整个搬了过来。他们都知道我即将要去美国进修，以为我要请教这方面的事情。我也没有说自己正在跑腿办公司，只是关心地问了问他的近况，然后，提了一个问题：

“你办了这么多年的公司，感到最困难的是什么？”

他沉吟了一下，说：“最困难的是原来的约束条件没有了，而新的约束条件又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很难凝聚人才”。他还说：物资刺激能有一些效果，但也有相当的负面作用。

我前些天刚请教过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朋友，更准确地说，是李玉姐姐楼叙真的朋友，叫檀中维。他在UCLA学的是MBA，那时候他刚学成回国。听说我在筹办公司，他和大姐专程到东总布来，帮我出主意。他提出了十条忠告，其中最重要的，是三条：

1， 要有一个宗旨，否则便会是一群乌合之众；

2， 慎选你的Partner（合伙人）；

3， 要利用经济杠杠，但要注意“钱”这个东西有两面性，不要让它腐蚀了你的事业。

陈春先的经验之谈，和老檀的说法几乎不谋而合。我陷入了沉思：如何确立公司的宗旨？如何建立新的约束条件？如何善用经济杠杆？如何使公司有凝聚力？

我想到了IBM的企业文化。一个月前，我刚参加了一次大型讲座。这次讲座对我后来办四通影响至深。其来龙去脉，明天接着说。

毕慰萱、陈春先、小猫和克克

——————————————————————————————————

四通故事（11）刘英武

刘英武，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在IBM美国本土任职最高的华人。他1969年进入IBM沃森研究中心，后来受命掌管IBM多个IT系统的整合。在上世纪80年代，在办公系统领域，刘英武领导的IT部门，和王安电脑形成了尖峰对决。当时有一种说法：“全球IT办公系统掌握在两个中国人手里”。

我曾有幸目睹刘英武的风采，当面聆听他的演讲。

1984年2月22日到24日，刘英武带领一大批IBM各部门的精英，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华裔，来到中国，在北京举办了三天讲座：《中国高级行政领导人员计算机应用研讨会》。讲课对象是国务院三十三个部的部长、北京和上海两市的市长，同时邀请了薄一波、李昌等五位特别代表。岳父大人需要一名技术助理，于是我就去滥竽充数。

这是我参加过的最豪华的一次研讨会。与会人员住在钓鱼台宾馆，讲课在人民大会堂，演习在机电部计算中心，几乎是人手一台IBM5550。他们从全世界往那里调集了价值三百万美元的IBM设备。

研讨会上，他们系统介绍了IBM的产品和技术，这部分也就是做广告。让我耳目一新的，是刘英武介绍IBM的组织、管理和公司文化。

刘英武说：在他担任IBM最高管理委员会秘书长期间，深刻体会到IBM 对人才的重视。最高管理委员会所召开的会议当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谈人或和人相关的事。“人是最重要的”，这是IBM最重要的管理理念。

他还讲了IBM决策进入PC领域时的一个花絮：做不做PC？第一批造多少台？大家争论不休。这时候，总裁沃森去上了一趟厕所。上完厕所回来，沃森宣布：IBM进入PC领域，第一批造20万台。大家质疑为什么是20万台。他说：“我们全球有40万员工，如果一台也卖不出去，每两个员工发一台，所以需要20万台。”

如果你要作什么重大决定，却又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你就去上厕所。放空以后，你就会找到答案。不信？你可以找机会试试。反正我试过，而且屡试不爽。据说林彪在作重大决定时，先是蒙头大睡，一觉醒来，便决心已定。我想这差不多是同样的道理。

刘英武推荐了一本介绍IBM公司文化的小书，这本书为这次研讨会专门译成了中文，与会者人手一册。作者是IBM的总裁托马斯.沃森。这本小书，后来成为我创办四通的《葵花宝典》。老沃森规定的三条“行为准则”，我至今都铭记在心：

1、必须尊重个人。

2、必须向顾客提供尽善尽美的服务。

3、必须追求卓越的工作表现。

1980年的日本之行，让我目睹了现代企业的硬件；这次IBM的研讨会，让我认识了现代企业的软件。所以，当我在1984年开始筹办公司的时候，特别是听了陈春先和老檀的经验之谈，我已经意识到，构建和倡导一种全新的企业文化，对一个公司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平时，我和老印、老沈聊天的时候，少不了谈到这些道听途说来的点点滴滴。也许，正是这点点滴滴，才让他们对我有信心。我当时的心态是，虽说是“客串”，也要串得有模有样；虽说是“玩票”，也要玩出点心跳。只有这样，才对得起朋友的信任。

——————————————————————————————————

四通故事（12）办执照

紧锣密鼓，我为筹办公司忙碌起来了。名不正则言不顺，首先是公司名称。那时候公司取名字，一般是合作的两个单位一边取一个字，例如科海、例如海华。

老印说，我们和四季青合作，所以要有一个“四”字。这个提议大家同意。但四什么呢？我说：叫“四通”吧！俗话说：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四通”是个好兆头。可能有些俗气，但如果我们的英文名字用“四通”的谐音“STONE”，就非但不俗，反而别有新意了。STONE可以是普通的石头，也可以是宝石。小平同志不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吗？我们就是让他可以摸到的石头。科技人员办公司，我们是投石问路。我们不成功，就是铺路石、奠基石；如果成功了，就是里程碑。里程碑是Milestone，也是Stone。大家都说好。

至于有人说四通是“上通官、下通匪；外通洋、内通土”，则是后来的歪批和调侃了。

再就是资金。四季青说他们可以提供十万元人民币，是投资还是借款，并没有说清楚。后来他们看到我们赚到钱以后，就把这笔钱收回去了。从这样的结果推论，这是借款。当时我们商量了一下，没敢借十万元，说先拿两万元吧，哈哈，我们也就是两万元的胆。当时我们想的是，如果两万元干不起来，十万元也是白搭。如果干起来了，十万元就没有必要。反正，我们当时心理上可承受的风险，也就是两万元。

四季青方面对我们又一次刮目相看，第一次见到多给钱还不要的。我想，我们向对方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是认真的、谨慎的、负责任的。起码，不会乱来。

然后是人事安排。当时，真正豁出来上阵干的，是刘海平和沈国钧，其他的人谁也没有打算放弃自己的公职完全投入，包括我自己。海平是始作俑者，老沈是逼上梁山。但他们谁领头都会摆不平。结果，老印建议我当总经理，刘和沈并列副总经理。老印对我非常信任，认为我当就等于他当。老印说由我当，海平不会有异议；至于老沈，则是求之不得。所以，当时我出任总经理，也算是“众望所归”。四季青是出资方，请李文元当董事长，也是应有之义。我方则由刘菊芬当副董事长。会计请我父亲万老当，出纳由四季青派，刘子明推荐了李建莉，一个相当敬业、稳重的女青年。

请于光远当名誉董事长，则是临成立大会前的一个偶然事件，下文我会再说。

1984年3月26日，这是个星期天。我在家里忙了一整天，整理和四季青的谈判纪要，起草公司的章程，填写申报营业执照的申请书。当时既没有四通打字机，也没有复印机，要一笔一画，用印兰纸，一式复写三份。从3月7日在老印家首议办公司，到3月27日星期一递出办公司的申请，整整20天，也算是高效率了。

但当时的政府部门，绝对的低效率。申请递出以后，一直没有对口的部门接手。好比一个孩子要出生，到底算农村户口还是城市户口，两边争论不休。就这样拖了一个月，还没有定论。

后来凡是同政府部门打交道，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搞不清我们这样的怪胎该由谁来管，不对口，就没人肯负责任。

催问四季青，四季青也说不清楚。他们就让我自己去直接面对。于是我就上门找海淀区的工商、税务、交警、环保、卫生……，反正是过五关，斩六将，最后又安排了一次三堂会审，才算归口到社队企业科，受理了我们的申请。

又等了半个月，1984年5月12日，我拿到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上的正式名称是“北京四通新兴产业开发公司”。

当我把营业执照拿给大家看时，老印说：“嚯，还真办下来了。”

——————————————————————————————————

四通故事（13）成立会

1984年5月16日晚上七点，在四季青乡政府贵宾室，召开了四通的成立大会。

为什么是5月16日？这一天恰好是我儿子万方的生日。选这一天，在潜意识里，我把四通当成了自己的另一个孩子。另外，老印原来在北方交大的宿舍是5号楼16号房间。那时候，我常去“5.16”看老印，选这一天，也隐喻了我和老印的交情源远流长。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老毛发动文革的5.16通知，文革中清查的5.16分子，都同这个日子有关。为了方便记忆，我们就不避忌讳，选了这一天。后来有高人指点，说这个日子选得不好。5.16的谐音是“吾要溜”，而且是“五年后要溜”，注定了创办人要亡命天涯。哈哈，既然冥冥中已有定数，那就一切都处之泰然，不必怨天尤人了。

到会的一共是二十七人。贵宾有两位：贾春旺，海淀区区委书记；李润斋，国家科委信息所所长。当时刘菊芬在科委工作，老李可能是菊芬请来的客人。

四季青方面出席的，是李文元、刘子明、任树德、张彦忠、李文俊五位老面孔。

我们这边出席的，有老印、老沈、海平、龚克，我、我父亲万达邦、李玉，另外还有三个新面孔：石政民、李雪坎和李龙坎兄弟。石政民是菊芬介绍来的，当时在气象局工作，只记得他的一大贡献就是后来把段永基引荐给四通。李雪坎是我在科学院计算中心的同事，李龙坎是哥哥，在科学院109厂上班，是76年悼周运动中的天安门英雄，他们的妹妹叫李雪林，是李玉在工厂时候的同事，父亲在国防科工委，母亲在四机部管电子器件，他们一家都和我们很熟。后来四通的第一桶金，雪坎立下了首功，当然，这是后话了。

会上，首先有领导和贵宾讲话，然后讨论了公司的章程，宣布了干部的任命。李乡长还透露，已经决定为我们盖一座小楼，还拿出设计图纸让大家传阅。会场上一片喜气洋洋、欢声笑语。

当时与会的，还有一位《中国日报》的摄影记者，叫康晓敏，是李玉的中学同学。她们多年没有联系了，就在成立大会前一天，在一个饭店偶然遇到了。李玉热情邀请她第二天来助阵。那天晚上，消耗了她不少胶卷，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可惜现在不在手头，有机会找出来，再给大家补上。

那天下午五点，我们就从东总布出发了。临出门时，见到岳母冯兰瑞。李玉要她母亲支持我们办公司，希望她给我们当顾问。没想到老太太一口答应，还说可以把于光远拉进来，请他给我们当名誉董事长。随即拨通了给于光远的电话，那边也非常痛快地答应了。

这实在让我有点意外，因为岳父母一直希望我专心搞技术，不赞成我心有旁骛。我以前说过一件往事：还在我跟陈三智学艺的时候，由罗征启引荐，我差点去给蒋校长当秘书。那是八十年代初，蒋南翔校长复出后到国家科委工作。老罗本来是蒋校长的第一笔杆，他介绍我时竟说我的文章写得比他还好。蒋校长听了眼睛一亮，几乎是当场就封官许愿。但那时候岳父母坚决反对，理由是秘书这样的工作是搞不了技术的人才去做的，希望我专心搞业务。

如果我那时候去当了秘书，就会是当今政坛上秘书帮的一员。但按我的个性，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岳母如此支持我们办企业，可能同她对经济改革的许多看法有关。她和于光远都一直在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深感国企的没有活力，希望看到新生的民营经济的崛起。

在那个年代，难得他们有如此的远见卓识。

——————————————————————————————————

四通故事（14）学习机

四季青答应盖的小楼还在图纸上，我们就先在线路板厂安家。线路板厂的正式名称是“四季青无线电元件厂”，地点在海淀板井村，李乡长的弟弟李文俊是这个厂的厂长。文俊很友好，把工厂的传达室腾出来让我们办公。

所以，要问四通是从哪里起家的？准确的答案是：海淀板井村线路板厂的传达室。

在公司筹办期间，刘海平就给我们介绍了一位朋友，科协青少年部的张晓卫。她想引进Laser310，一种功能简单的学习机，供青少年模拟学习用。科协的青少年部，搞这方面的推广，听起来顺理成章。

公司一成立，我们就立即着手这个项目。根据张晓卫提供的线索，这种机器的经销商是香港的港星公司。我们和港星公司联系上以后，他们答应提供两台样机。公司成立后的第三天，5月19日，我就南下深圳，去取这两台样机。当时罗征启的深圳大学已经是规模恢弘、生气勃勃。一到深圳，我自然是先去拜老罗这个山头。

老罗听说我在办公司，非常支持。立即把深大校办公司的陈仲璀叫来，把引进样机的事交给他去办。小陈很利索，不到一周，事情就办妥了，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深圳速度。但是，两台样机，陈仲璀扣下了一台。我想，人家帮了忙，留一台也应该。5月26日，我带着一台Laser310回到了北京。

回到北京以后，立即找张晓卫。让我意外的是，科协青少年部，是个穷单位。张晓卫只是希望我们来推广这种学习机，他们本身并没有购买能力。

这件事，给了我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所谓市场，是有购买能力的需求。购买能力和需求，是条件“与”，而不是条件“或”。没有购买能力的需求，或者没有需求的购买能力，都不可能形成市场。

学习机，对张晓卫来说，她有需求，但没有购买能力。对其它有购买能力的单位来说，他们没有这种需求。确实，在当时，这类学习机对国内市场来说，太早了一点。大人都没学会呢，哪里会顾及小孩子？

在北京巡视一周，没有拿到任何订单。6月11日，我带着王燕成，直奔二汽。陈清泰在那里当厂长，楼叙真在那里当计算中心主任。又是校友、有是亲戚，指望他们能帮上点忙。但产品的市场定位不对，天王老子也帮不上忙，所以，依然是空手而返。

6月16日，我从二汽回到北京。一个月了，公司还没有一分钱收入。但我们还是第一次发了工资，每人35元津贴。不多，但是个意思。

那时候，大家提议的项目五花八门，什么平板喇叭、彩色洗印……鉴于学习机的教训，我都冷静地一一否决。

学习机，成为我学习市场学的第一堂课。我不仅理解了构成市场的两要素，而且明白了：重要的决策不是去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

据说，有人问米开朗基罗，为什么他的雕塑如此精美？他回答：很简单啊，把多余的部分去掉，剩下来的，就是你的作品。

正确的决策也很简单：把不该做的排除掉，剩下来的，就是你的目标。

——————————————————————————————————

四通故事（15）新目标

我们很快发现了新的市场目标。一个产品能否在市场上成功，关键是看它的性能价格比。例如英特尔每推出新一代芯片，差不多都是功能（速度）快一倍，价格却便宜一半，使得其他竞争者难以望其项背。

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产品：为PC配套的输出设备，打印机。

当时人们使用的，大部分是爱普生（EPSON）的九针打印机，市场价格大约在3000元人民币左右。九针打印机打英文、数字没有问题，打汉字只能打单线体，非常难看。要打印漂亮的汉字，能输出宋体、仿宋体、楷体这样的字体，起码要24针。当时市场上只有东芝（TOSHIBA）的3070是24针打印机，但样子非常笨重，价格相当昂贵，进口价是1500美元，市场售价大约要15000元人民币。

如果谁能把24针打印机的价格降低一半，同时提供更好的打印质量，那他一定能在市场上成功。这个目标，四通做到了，而且做得更好。我们从中挖到了丰厚的第一桶金。

下面披露的细节，关系到四通的核心商业机密：

最初的消息，是李雪坎提供的。他在北京市计算技术研究所有一位朋友，也叫小崔，说他们正在试用一种新型的24针打印机，是日本兄弟公司(BROTHER)的产品。价格相对便宜，但只能输出日文汉字，打中文汉字却是一团乱码，他们正在技术攻关，已经半年了，还没有结果。

我们立即闻风而动，马上联系去实地观摩。那时候，人们对商业间谍普遍缺乏警惕。

在小崔的带领下，雪坎、老沈、海平和我一行四人，悄悄地到了北京市计算技术研究所，第一次看到了兄弟公司的新一代产品，型号是2024。一改3070的笨重，2024非常精巧。特别是固定打印头的两根滑杆，2024把其中的一根换成了齿轮板，不仅节省了材料，而且大大提高了打印的精度。

我立即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机会来了！因为我知道，打中文汉字一团乱码的原因在打印机的驱动程序，而改驱动程序对我们来说，好比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

这次参观，还摸到了这台打印机的上游：经销商是日本三井物产，他们的驻京办事处在北京饭店。北京市计算技术研究所的这台样机，就是他们提供的。我们转身就直奔北京饭店。

对闖上门来的不速之客，三井物产的一位中国雇员，用眼角打量了我们半天。对我们表述的有关2024打印机的问题置若罔闻。大喘了一口气，开口问了一个很伤我们自尊心的问题：“你们有营业执照吗？”

我还真带了营业执照的复印件，复印质量不高，黑乎乎的。我从包里抽出来，递给他。他嘴角表示不屑的皱纹松弛了，开始用好奇的目光打量我们。

这位三井的中国雇员，叫郗建民。若干年后，他也投奔了四通。

这场好戏刚开锣，就有一位重要人物加盟四通。这是一位商界奇才，四通后来在市场上能够独领风骚，他居功至伟。他的名字叫王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