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事务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重创了欧美银行体系，也动摇了长期主导西方经济思维的自由市场观念。资本主义将走向何方？自即日起，英国《金融时报》邀请全球意见领袖和FT评论家,共话“全球资本主义的未来”。马丁·沃尔夫的评论是本系列的第一篇，欢迎读者参与讨论[email protected] ——编者)
又一个意识形态上帝失败了。在过去30年间主导着政策和政治的各种假定，突然间看上去就像革命社会主义一样过时。
美国保守派英雄人物、前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曾经讥讽道：“英文中最可怕的九个词是：‘我来自政府，我来帮忙。’”在西方国家政府向金融体系注入数以万亿计的美元、欧元和英镑之际，这话似乎已成了遥远的历史。
格林斯潘“错愕”
“政府是坏事；放松监管的市场是好事”，这一信念怎能不受打击？去年10月，艾茵·兰德(Ayn Rand)的门徒、前些年显赫一时的央行掌门人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美国国会作证时称，对于放贷机构的自我利益未能保护股东股本，他处于“一种难以置信的错愕状态”。
在西方，过去30年间的亲市场意识形态，是对人们眼中凯恩斯混合经济模式失败的反应，这种模式曾在20世纪50、60和70年代占主导地位。转向注重市场的模式，被人与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和此前一年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当选英国首相联系起来。其实，当时的美联储(Federal Reserve)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在根治通胀方面的角色也几乎同样重要。
但还有更大的事件在塑造着那个时代：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苏联式社会主义在1989年至1991年垮台，以及印度在1991年后告别内向型经济政策。中央计划的死亡、冷战的结束，以及（最重要的）数十亿人加入快速全球化的世界经济，都是那个时代的亮点。
如今，在巨大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活动同步滑坡的背景下，世界正再次发生变化。金融体系是市场经济的大脑。如果它需要代价如此高昂的救助，那么里根看不起政府职能的理念怎么站得住脚？如果金融体系已经失败，人们对市场还能有多少信心？
在这样的转折点上，我们不可能知道自己正走向何处。在混乱的上世纪70年代，很少人猜得到下一个时代将发生的事：驯服通胀、释放资本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死亡。现在将发生的事，将取决于尚未做出的选择、仍不可知的冲击。然而，一场金融崩溃与一次严重经济衰退（如果不是什么更糟糕的情形）结合在一起，势必将改变世界。市场的正当性将被削弱。美国的可信度将受到损害。中国的威信将有所上升。全球化本身可能受挫。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
世界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世界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答案是，在很大程度上，自由化时代含有最终导致其灭亡的种子：在那个时代，金融业规模和盈利能力出现巨幅增长，金融创新竞相迸发，全球宏观经济失衡不断加大，家庭大举借债，资产价格出现泡沫。
在美国这个全球市场经济的核心和当前风暴的中心，金融业债务总额从1981年占国内生产总值22%，飙升至2008年第三季度占117%。在严重依赖金融业的英国，金融业债务总额达到GDP的近250%。
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哈佛大学(Harvard)的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指出，自由化时代也是金融危机格外频发的时代，自1900年以来只有30年代不属于这种情况。自由化时代还是资产价格形成大泡沫的时代。新兴经济体的政府通过干预以压低本国货币汇率，并积累外汇储备，产生了巨额经常账户盈余，他们把这些盈余，连同私人资本的流入，再循环成官方的资本流出：从上世纪90年代末至2008年7月顶峰时期，单是它们的外汇储备就增加了5.3万亿美元。
除了这些巨额资本流动外，还有若干高收入国家的传统盈余，以及石油输出国家暴增的盈余，所有这些资本最终都流入少数高收入国家，尤其是美国。在顶峰时期，美国曾吸收世界其它地方过剩储蓄的70%。
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家庭债务占GDP的比率从1997年的66%，上升至10年后的100%。英国的家庭债务出现了更大幅度的飙升。家庭债务的激增，得到了具有高度弹性和善于创新的金融体系的支持，在美国还得到了政府计划的支持。
在此期间，金融业一刻不停地创新。传奇投资者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曾将衍生品形容为“大规模金融杀伤武器”。他的话至少有一部分证明是对的。2000年后，“影子银行体系”涌现，传统银行业在很大程度上被“生成-分销”的证券化模式所取代，采用抵押债务债券这样的结构。这种模式在2007年崩溃。
30年代以来最危险的金融危机
我们正在目击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深、最广泛和最危险的金融危机。正如莱因哈特教授和罗格夫教授在另一篇论文中所指出的，“银行业危机与产出和就业的深度下滑存在关联”。这其中有部分原因在于举债过度的资产负债表：在美国，债务总额达到占GDP略低于350%的历史顶峰（其中85%为私营部门债务），远高于1980年的略高于160%。
这场冲击的可能结局包括：具有大额外部赤字的国家为保持需求而背上巨额且持久的财政赤字；持久的世界经济衰退；全球国际收支的无情调整；通胀飙升；以及各国求助于保护主义。金融业本身势必出现最深层次的转变。高级的现代金融能够把风险转移给最有能力管理风险的人，这个命题已经不成立了。相反，在这一体系中，风险被转移给了最没有能力理解风险的人。正如沃尔克在去年4月一次发言中所指出的：“简言之，闪亮的新金融体系，尽管有那么多才华横溢的参加者，那么丰富的回报，却还是经不起市场的考验。”
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金融稳定事务执行董事安德鲁•霍尔丹(Andrew Haldane)指出了银行对其应管理的风险的理解有多么的少。他将这些失败归咎于“灾难短视”(disaster myopia，指倾向于低估风险)、缺乏对“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从一家机构对其它机构的溢出效应)的认识以及“不协调激励措施”(misaligned incentives，对员工有利，对股东和纳税人不利)。
此次危机过后，我们肯定“不会那么自豪地看待金融，就像1925年邱吉尔所渴望的那样。市场将制定严酷（即便是暂时的）的纪律。监管也会加强。
不太明确的一点是，决策者是否将考虑结构性补救措施：将多功能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行业务分离；或者被迫缩减被视为规模太大或关联性过于紧密而不能破产的机构的规模和复杂性。有人可能还会设想，随着政府发挥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大量银行业活动将回归本国市场。如果这样，将出现“放松全球化”(de-globalisation)。
此外，邱吉尔还要求工业要变得“更知足”。然而，短期来看，金融体系的崩溃正带来相反的结果：全球性工业下滑。此外，这正蔓延到实体经济的所有重要领域，其中许多行业正大声呼唤援助。
然而，如果金融体系被证明为功能紊乱，那么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引导企业的方法呢？毕竟，大多数股权掌握在金融机构手中。过去18个月的事件肯定证实了这一观点的愚蠢之处。许多人会总结道，相对于让金融参与者或市场凌驾于公司之上，让公司管理者决定公司的方向是更佳做法。
可能的结果是，政府保护公司不受活跃股东袭击的意愿增强，这些股东包括对冲基金、私人股本及其它投资者。随着有缺陷的金融业丧失其可信度，市场进程的合理性也受到影响。 自由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策略尤其如此。
货币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也很大。宏观经济共识一直支持货币和财政政策责任分离、让财政政策自动发挥作用、央行独立以及令货币政策转向针对通胀。但由于利率已接近零，货币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区别已消失。更根本的是挑战在制定货币政策过程中忽视资产价格的决定。
许多人辩称，接替沃尔克的格林斯潘为泡沫以及随后泡沫的破裂创造了条件。他曾主张，相对于及时发现泡沫并戳破它，在泡沫破裂后收拾残局更容易一些。在去年11月对这一理论重新进行评价时，美联储副主席唐纳德•科恩(Donald Kohn)重申了这一传统看法，不过他流露出了一丝不自在。
科恩现在指出，“考虑到投机性繁荣与萧条（这可能要经历数年时间完成）对实体经济明显的重要性，在评估经济前景以及就伴随而来的合理的政策利率道路进行讨论时，央行可能应努力长期保持警惕”。央行必须更进一步，要么通过货币政策，要么通过监管工具。
然而，巨大的金融危机，再加上严重的全球衰退（如果不是更糟糕的话），将造成远比这些更为广泛的影响。
记住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时期所发生的事情吧。失业人数增至包括美国在内的重要国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这彻底改变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资本主义以及政府的作用，甚至在自由主义民主国家。这导致自由贸易崩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可信度增强并令许多决策者转向进口替代，作为一项发展战略。
大萧条还带来了仇外情绪和威权主义。被吓坏的人们变得封闭起来：他们在社会内部以及不同社会之间公开划清界限。1930年，德国纳粹赢得了德国民众18%的选票；1932年，在大萧条高潮时期，这一数字曾升至37%。
一个已经能看到的改变是对薪酬的态度。甚至连美国和英国都正对接受援助的机构的薪资水平和结构进行直接控制。从无法想象到变成习惯用了一年时间。同样明显的是，对不平等的态度发生了更大变化：作为能力出众的回报，巨额酬金是可以接受的；但作为对代价高昂的不胜任的补偿，那是无法忍受的。对较富裕人士征收的边际税率正再度上升。
然而，另外一个影响是在不安全感方面。把养老储蓄从政府管理的现收现付(pay-as-you-go)体系转移到基于市场的体系，其可信度将远远不如以前。但讽刺的是，尽管如此，长期投资获利的机会却增加了。与市场一样，政治也做过了头。
对安全感的追寻将加强政治对市场的控制。转向政治必须伴随着转向国内，而远离国际。在金融业，这一点已非常明显。决心援救国内生产商的做法也证明了这点。但保护主义干预可能会远远超越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例子：现在还为时尚早。
这场危机对于新兴市场的影响将尤为严重：极度贫困人口数量将增加、新兴中产阶层的规模将减小、同时一些背负债务的新兴国家的政府肯定会违约。人们对于本国和全球精英的信心、对于市场甚至重大进展的可能性的信心将下滑，这将对社会和政治造成潜在的破坏性影响。多数新兴经济体对这场危机毫无责任，帮助它们摆脱危机是必要的。
整个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影响事件发展的能力也将遭到破坏。西方金融体系的崩溃（而中国的金融体系则在蓬勃发展）标志着“单极时刻”的结束，这令人羞愧。由于西方决策者步履维艰，他们的可信度也遭到了破坏。谁还相信这些老师？
这些变化将危及世界管理全球经济并应对战略性挑战的能力：脆弱的国家政权、恐怖主义、气候变化以及新兴大国的崛起。从极端意义上来说，几乎所有人现在都依赖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会出现倒退。全球化是一种选择。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历时几十年的一体化经济陷于崩溃。现在这可能会再次发生。
2007年6月19日，我就“新资本主义”撰写了一篇文章，我注意到，它仍“未经受考验”。如今考验已经来临：它失败了。金融自由化的时代已经结束。然而，与上世纪30年代不同，现在市场经济的可靠替代品并不存在，国际合作的习惯根深蒂固。
“我感觉，我们所处的地方已不再是堪萨斯了。”桃乐茜(Dorothy，译者注：《绿野仙踪》童话故事中的女主角)说道，此前一场龙卷风把她、她的房子以及她的狗吹到了奥兹城(OZ)。过去30年的世界已消失。在这次金融龙卷风过后，我们将降落至何处，这是我们希望确定的事情。
译者/和风 何黎
如何拯救全球资本主义
英国《金融时报》社评
J.K.加尔布雷斯(J.K. Galbraith)写道，1929年的重要性与1066年、1776年、1914年、1945年和1989年相当。各国政府克服上世纪30年代经济崩溃的努力——及失败的后果——塑造了当今世界。纵然本轮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不及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但也将产生划时代的后果。本周，英国《金融时报》推出了“资本主义的未来”系列专题。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还将取决于下个月20国集团(G20)伦敦峰会的成功与否，以及各国政府终结本轮全球性危机的成功程度。
本轮危机的学术影响已相当巨大。货币政策中的“格林斯潘主义”(Greenspanist)学说开始退避。相比于在资产价格泡沫仍不成规模时就戳破它，央行在泡沫破灭后再整顿市场的难度较小——这种说法看上去不再有把握。货币当局将需要更担心金融稳定性和全球失衡——让少数国家得以构建巨额盈余，而其他一些国家则出现巨额赤字。
金融的改变已无可挽回。曾经独自阔步前行的庞大投资银行，要么业已倒闭，要么加入了零售银行的行列。对金融体系的许多机构而言，政府如今成了最后借款人、贷款人、投资者和保险商。金融的未来将取决于各国政府把自己从被迫提供的错综复杂的担保中解脱出来的努力。而危机的严重程度将决定它们实现这一目标的难易程度。
这段插曲的财政代价尚不明朗。在一些国家，或许能让政府破产。另一些国家需要在未来数年应对非同寻常的财政紧缩。政府支出的国内影响——及其地缘政治后果——可能会相当大。此外，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经济衰退终结的早晚。
有一点毫无疑问。尽管经济衰退不可避免，但深度萧条或不景气——无论人们怎么称呼——既没有必要，也不受欢迎。它们摧毁了财富，吞噬了幸福，破坏了旧的确定性。更有甚者，日愈加深的贫困对全球稳定和民主是一个重大威胁。革命往往从民生问题开始，而经济停滞的国家喜欢挑起与邻国的战争。经济必须恢复增长。
1933年——在上一次规模相当的恢复全球经济增长的战斗期间——66国政府齐聚伦敦，关税和怒气同样高涨。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派出代表参加此次“经济和货币会议”。但尚未成为经济复苏的预备站，会议就破裂了。伦敦20国峰会决不能遭遇相同的命运。与会者必须就以下三点达成一致。
首先，全球需求在直线下降。刺激措施很有必要。最有余地增加国内支出的顺差国家——特别是日本和德国——目前做得还不够。它们能够鼓励严肃的支出，而且不管怎样，它们正经受着最急剧的收缩。此外，如果这些常规出口国变成重要的进口国，那么抵制保护主义的政治难度就会下降。
其次，政府必须承担起解决金融体系问题的责任。随着更多资产在衰退中不断成为不良资产，始于抵押担保证券的毒性在通过全球各地的银行蔓延。政客们务必要保证其银行体系资本充足，解决作为本场危机核心的缺乏流通性的证券。
第三，各国政府必须赞同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拨备更多资金。如果东欧、亚洲或南美相继突然爆发金融危机，那么本轮衰退将进入一个可怕的新篇章。IMF目前的储备显然不充足。大量发行特别提款权(SDR)——IMF自有的储备资产——的主意相当出色。同样，改变投票权重——提升亚洲比重，而降低欧洲比重——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取的。
重要的是要就此三个问题达成一致，从而给予政客们（甚至在日本等弱政府中）采取必要行动的政治幌子。因此，建立统一战线很有必要。有关世界经济广阔前景的重大问题可以暂时搁置，直到我们确定全球化还有未来。可以指派一个公正的委员会，反复思量这些问题。如果对细枝末节——例如对避税天堂或银行家薪酬的监管——的纠缠会阻碍协议，那么历史的裁决将是毁灭性的。选民不大可能会更加仁慈。眼下的任务很简单：终结这场严酷的衰退。
译者/陈云飞
资本主义正在改变的前夜
读者：飓风
FT中文网编辑：
读了《如何拯救全球资本主义》一文，我觉得当前所谓的资本主义就是以资本市场自由公平竞争为最终取向价值观的社会制度。
其实，从更高更远的角度去思考，它与以追求理想化的崇高信仰为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其结果没太大的出入，最终目的都是要实现一个个体完全自由的、自由自在生产、生活和消费的世界。
当前的资本主义制度正是通向未来完全自由竞争和生活的前夜，但是它自身存在着许多无法自我调节的发展矛盾，过度强调自由竞争，唯利是图的本质，总是以利益最大化作为价值的取向，非但不是对自然经济发展规律的恪守，相反，滥序竞争下的大量过剩产品的堆积，恰恰是人类对自然经济发展规律的践踏。这次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危机就是自然规律对人类无序开发的报复。
当年美元在被定为世界货币的时候，美国人就是凭借美元在世界快速扩张，通过大量印制美元，无偿攫取世界资源，从而实现自身快速发展的。
如今，整个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美元的印制速度再快也不可能独自挑起整个世界经济的大梁，美国人正在被巨额外债而逼得心碎。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一份子，理应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但是，美国以前欠下的世界人民的债务，将以何偿还呢？
以过度透支未来收益做铺垫而堆积起来的所谓高消费，其消费能力究竟还有多大的空间？我看拯救资本主义还是从拯救美国人未来的债务开始吧。人类世界确实到了应该有多元化的世界货币来共同承担我们这个共同家园的共同事物的时候了。
读者：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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