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火烧英国代办处”后，部分英国民众到中国驻伦敦代办处外抗议。中方人员与民众起冲突，认为警察偏袒示威人士，遂挥舞大棒等物与英警互殴，各有伤者。
(中国外交人员与英国警察棍棒相向)
(中国外交人员与英国警察棍棒相向)
(中方外交人员被打伤抬走)
(被打伤的中方外交人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的外交工作和其他各方面方工作一样，受到极左思潮日趋严重的干扰和冲击。中国驻外大使、参赞几乎全部奉调回国参加政治运动，许多人受到批斗，驻外使馆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中国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断，与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急剧减少，实际退出了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也不出席国际会议；外贸进出口大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学人员全部被召回国，也停止接受外国留学生。更严重的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其中不少是由于中方外交方面处理不当而引起的。驻若干国家的大使馆受到冲击，同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甚至恶化到降级或断交的严重地步。
1967年夏天，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冲击达到顶点，中共中央一度失去对外交大权的控制。毛泽东在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中说：“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1]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对外宣传方面，不顾内外有别的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对外活动的主要任务，屡屡发生唯我独革、强加于人的错误。在对外交往中，多次发生不顾国际交往的常规，行动粗暴过火的错误。特别是1967年夏天，北京连续发生所谓“三砸一烧”[2]的严重涉外事件，造成我国与各国关系紧张的局面，使我国的国际形象受到极大的损害，外事工作陷入困境。“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是其中最为严重、影响最大的一次事件。本文根据现有的资料，对它发生的原因、经过及造成的后果作一简要的介绍。
一、背景
1967年4月23日，中国外交部负责人紧急召见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巴伦，强烈抗议印尼军警包围、封锁我国驻印尼大使馆，武装劫持我国驻雅加达总领事徐仁的严重事件。4月26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最强烈抗议印尼政府粗暴践踏国际关系准则，悍然宣布我国驻印尼大使馆临时代办和驻雅加达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丧心病狂地迫害华侨的反华暴行。4月26日下午，北京各界群众集会，声讨印尼政府的反华行径。从4月24日起至4月28日止，北京各大中学校师生、工人、机关干部等各界群众连续前往印尼驻华大使馆进行抗议，示威游行，累计人数超过60万人。
5月6日，香港新蒲岗一家人造塑胶花工厂发生劳资纠纷，港英当局出动警察镇压，殴伤多人，拘捕21人。11日和12日又大肆逮捕示威群众，事态进一步扩大。15日，中国政府进行干预，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外交部在抗议声明中说：“这次血腥暴行，是英国政府勾结美帝反对中国的阴谋的一部分，妄图以高压手段抵制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影响。”声明要求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必须立即无条件地接受中国政府的要求，即：立即接受中国工人和居民的全部正当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立即释放全体被捕人员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几天以后，香港发生了左派行动，导致九龙暴乱。19日，北京举行10万人集会，声讨港英当局暴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外交部部长陈毅等出席大会。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内容有3点：一、美国必须停止以香港作为军事基地；二、香港国民党特务迫害亲共人士的罪行决不能宽恕；三、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工作决不能受到干扰。英国政府没有对此作出回答，中国外交部于22日宣布取消英代办处向上海派驻人员的安排，限令其人员于48小时内离开上海。
5月22日，香港再次发生暴乱，街头贴满了醒目的反英标语。在5月23日的群众游行示威中，港英警察向群众开枪，打死一名工人，数十人被捕。5月26日，英国航空母舰“堡垒”号以参加军事演习为名开往香港。香港政府随即发布措辞强硬的紧急法令。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香港当局和英国政府进行严厉谴责之后，号召香港爱国者“组织起来，准备伟大祖国一旦发出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这无异于是号召采取行动解放香港。在这一天，香港有500人被捕。[3]
在这期间，周恩来曾专门召集外办、外交部、港澳工委有关负责人谈香港问题，强调同港英当局的斗争要严格遵循中央规定的方针政策，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批评有关部门在香港问题上提出的过“左”的口号和采取的极左做法，对“要打死几个警察，以收杀一儆百之效”的说法，提出严厉的批评。他说：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潮。香港的工作照抄内地红红卫兵的做法，行不通。周恩来还批评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在报道香港问题上有意夸大的做法。当时，新华社报道港英警察打死打伤游行工人二三百人，《人民日报》据此又冠以“血腥大屠杀”的标题刊登。周恩来指示新华社进行核实，结果发现实际上只死了一人。周恩来严厉批评说：这是严重的失实，更加激起人民的义愤，使我国在政治上很被动。发这样大的消息报道，为什么事先不向我请示？你们越搞越大的目的是什么？
6月1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印度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鲁冠南间谍罪，驱逐出境，宣布印度大使馆三等秘书维杰为不受欢迎的人，限其3天内离开我国国境。6月17日，中国外交部就印度政府策划的袭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暴行，向印度政府提出严重警告和最强烈抗议。6月18日，以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为主的群众砸了印度驻华大使馆。
6月26日，韩念龙副外长召见缅甸驻华大使，强烈抗议缅甸政府唆使暴徒连续袭击我国使馆，杀害我专家，迫害我侨胞[4]。6月30日，北京各界群众40万人到缅甸驻华大使馆示威游行。7月1日，中国外交部向缅甸驻华大使馆转交中国政府备忘录，严正拒绝缅甸政府在6月29日备忘录中提出的要求中国政府阻止中国人民抗议缅甸反华暴行的示威游行的要求，并再次要求缅甸政府立即撤除缅甸军队对中国大使馆和华侨居住区的包围。到7月3日为止，到缅甸驻华大使馆示威游行、抗议的群众累计超过100万人。
3日下午，北京造反派群众组织在故宫午门召开了十万人的抗缅大会，声讨缅甸政府。会后大批群众涌向缅甸驻华使馆，砸了大使馆的一些设施。据后来揭发的材料说，声讨缅甸政府的大会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策划的。戚本禹找聂元梓、 蒯大富、韩爱晶等开会说：“中央文革认为有必要开大会抗议缅甸政府。政府发表的声明，有局限性。总理做事稳重、谨慎，未免有点保守。会后要搞两路游行，一路到缅甸大使馆，一路到外交部，叫外交部的领导看看群众的革命精神。”
7月15日起，外事系统造反派开始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开展“揪陈(毅)”活动。当时，由北京外语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第一机床厂等十余所大专院校和其他单位联合组织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修联络站”，成为在外事系统“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冲锋陷阵的造反派组织。
8月1日上午，北京外语学院“六一六红卫兵团”70多人冲进外交部大院，要揪斗陈毅。一些学生肆无忌惮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据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人员反映，有的学生对警卫战士说：“周总理是陈毅的后台，不打倒总理就打不倒陈毅。总理说话不算数，伯达同志叫陈毅到群众中去，就是总理不放。”8月2日上午，北外“六一六”的一些人又冲进外交部的外宾接待室，打骂前来劝阻的工做人员，并写了“外交部是卖国部，都是洋奴才”的大标语，贴在外宾接待室。外交部原准备当天在外宾接待室召见蒙古驻华大使，向他们提出抗议，由于造反派的捣乱，召见不能进行，蒙古大使反向我方提出抗议。8月3日，北外“六一六”50多人将外交部门口堵死，工作人员不得出入，文件、电报都发不出去，外交部的业务工作中断，外交部党委瘫痪。
造反派的目的是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并支持他们的行动，他们扬言：“只有中央文革说话我们才听，中央文革不说话就表示支持我们的行动。”
8月5日，北京造反派和群众在抗议和示威游行后砸了印尼驻华大使馆。此举致使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于8月6日和10月5日两次遭到袭击和捣毁，并使两国外交关系中断。8月7日，王力向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发表了煽动夺外交部权的“八七讲话”。此后，外事系统的造反派更加有恃无恐，掀起了反对周恩来、打倒陈毅的浪潮。8月10、11、15日，造反派在外交部和人民大会堂连续三次举行陈毅批判会，姬鹏飞、乔冠华等陪斗。
8月14日上午，造反派冲砸了外交部政治部。事前他们曾向王力请示，王力表示不赞成砸 ，但他又居心叵测地说：“除重大原则问题找我外，不要事事请示，大方向对了就干，自己解放自己。”造反派心领神会，便自行其事地照原计划行动。8月16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通过了由姚登山抓总的“业务领导小组”夺权方案。8月17日，外交部“九九兵团”抛出由姚登山当主任的“革筹”夺权方案。8月18日，“革命造反联络站”又议定了由姚登山当主任的“革委会”夺权方案。在此期间，造反派还在外交部和天安门广场刷出“强烈要求姚登山当外交部长”的大标语。
8月19日，由进驻外交部的外语学院“红旗造反兵团”小分队封了外交部党委，宣布“一切党政大权归联络站”。8月20日，外交部“联络站”、“九九兵团”和北外“红旗造反团”强行封闭所有副部长办公室，姬鹏飞、乔冠华等副部长白天被关入地下室写“检讨”，晚上放出来向造反派“汇报”。他们企图用继续扣押副部长，中断外交活动和积压文电的办法施加压力，迫使中央承认他们的夺权。在造反派夺权后，外交部发往驻各国领使馆的电报中竟出现“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整个外交业务陷于混乱，大权一时落入造反派手中。
二、经过
在外交部被夺权的混乱时期，发生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8月20日，外交部就“香港抗暴斗争”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最强烈抗议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港英当局必须在48小时内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午报》的停刊令，无罪释放19名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和三家报纸的34名工作人员。”[5]当天，由谢富治主持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声援声讨大会。
“反帝反修联络站”决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周恩来闻讯后，紧急召见“反帝反修联络站”负责人，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做，双方一直争执到深夜，周恩来在得到保证不进入代办处的允诺后才离去。
8月22日晚，“反帝反修联络站”组织数万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以英方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大批造反派和群众不顾警卫战士的阻拦，冲进英国代办处，放火烧毁了办公楼和汽车。
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率先突入西墙。22时40分，大批群众组织冲击代办处正门；10分钟后，一些高校红卫兵又越过北墙。不多时，从三面进入英代办处院内的群众已达数百人。
造反派突入代办处东、西两院后即开始点火，顷刻间，烈焰升腾，东院的门窗、地板、汽车房、油库及7辆汽车均被大火呑噬；西院楼内3个卧室、档案室及2辆汽车也都被烧毁。北京卫戍区的战士们奋力扑救，同时将代办处的十余名官员从烈火中救出，其中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克莱尔·霍林沃思报道：“代办处外，中国军队站成一排，仿佛要阻止街上那些高呼着侮辱性口号的人，以保护里面的外交人员。示威者在树上架起了高音喇叭，还举着强烈排外的标语。天色渐晚，一个红卫兵组织架起了探照灯。另一个组织领着人群唱起了革命歌曲。大约晚上10点半左右，红卫兵拥进了代办处——战士们让开了道。他们先烧着了停靠在游泳池附近的汽车，然后冲入大楼，砸坏窗户，捣毁室内设备，并用自带的汽油在代办处内放火。”“英国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和工作人员一起躲进了保险库，这是入口处左边大楼里用来存放档案和密码的一间地下室。但他们又被红卫兵从迎风口灌进的烟熏了出来。”
后来唐纳德·霍布森在给他夫人的信中说：“我打开门先走出来，其他人随我之后，院子里大约有5000人。我立刻遭到一顿毒打，任何可以触及我的人都用他们手中不同的武器打我。妇女们发疯似的扑过来，想用棍棒将我打倒。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拖我，揪住我的领带勒我。”“我的头上遭到重击的地方鲜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
克莱尔·霍林沃思还写道：“代办处的几位女士想到对面阿尔巴尼亚大使馆避难，但遭到拒绝，被关在铁门外。阿尔巴尼亚人还用嘲笑的目光看着她们受凌辱。然而，有两位姑娘在芬兰大使馆受到保护。全体代办处工作人员不仅遭唾挨踢，还被迫向毛主席像鞠躬。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位外交官告诉我，暴徒中竟然还有英国人。其中一个领头的还穿着精制翻毛皮鞋在女王像上乱踏。”
美国友好人士韩丁(William Hinton),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于1971年夏天访问了清华大学，他亲自访问了清华大学的许多干部、教师、学生，根据大量的访问记录，写成了一部纪实性的著作：《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6]。其中有亲身参与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一些造反派的回忆。
8月23日，在洗劫英国代办处中扮演主角的是“414”而不是“团派”，因为这个事件中主要负责的群众组织外交部的“反帝反修联络站”不是“天派”而是“地派”的，清华“414”也是“地派”的。“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成员都是一些紧跟王力的左倾干部，并且得到外语学院几千名学生造反派的支持。他们坚决反对陈毅，主张让从雅加达回国的代办姚登山主管外事工作。姚登山向英国代办处发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港英当局在48小时之内释放被捕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否则就必须对一切后果负责。
在通牒规定的限期要达到的那一天，清华“414”接到电话，要他们动员起来，到英国代办处前去示威。广播喇叭一喊，全体“414”的拥护者集合开会，一个“反帝反修联络站”的干部对他们说：“今天我们要去向英国人显示我们的力量，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们造反派不是好惹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英国人非法窃取了许多情报。如果他们不按时答复，我们就要全力予以报复。带上改椎、钳子，我们到那儿要打开他们的档案柜。大家要穿深色的衣服，他们可能会向我们射击，不要给他们明显的目标。所有能说英语的人到前边来。带上电筒。”
发言者随后打开一张地图，指出代办处的位置，以及电源闸盒、水管、水箱的位置。
“我们都很兴奋，”高衡庆(音)说：“我们出动了一个庞大的队伍进城，后来还觉得不够，又派出了一些人。我们的队伍帮助包围了英国代办处。开始是守纪律的，我们整齐地一排排坐下，遵照总理规定的五条，他说，我们可以写抗议书、集会等，但绝对不许冲击代办处。”
“我们的抗议大会于晚上9点开始，通过高音喇叭，我们愤怒地谴责英国人在香港的暴行。‘你们将何去何从？’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问。10点钟，通牒限期到了，该怎么办呢？我们只知道要向他们显示力量！那时，解放军围绕着代办处。总理曾经说过我们不能冲击，我去问该怎么办，我得到的答复是：虽然总理是那么说了，但是群众要采取革命行动，谁能阻挡得了？”
“实际上，那些妄图打倒总理的人，早就策划了这次冲击，‘反帝反修联络站’的活跃分子拿着喇叭跑上来，有些人跳起来向代办处大楼的墙上扔墨水瓶，这是佯攻。当前面飞舞墨水瓶时，其他的人从后面设法进入了代办处大楼，他们开始把椅子、沙发从窗户里向外扔，我们身后的喇叭鼓动我们行动起来。我们冲向解放军的防线，喊着：‘闪开，让我们进去！’解放军的防线由八层士兵组成，有几个小伙子想从他们头上爬过去，但他们摔下来了。士兵的防线终于被冲开了一个缺口，我们冲过去爬栅栏，士兵们把一些人拉下来，但其他人却过去了。”
“11点，我们看见起火了，最初是从代办处的车库里的一筒汽油开始燃烧的，后来大门开了，人们冲进来，汽车也开始燃烧，三辆汽车着了火。消防车来了，但人们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只得回去了。火势越来越大，消防车又回来了，许多消防员冲过拥挤的人群，接近了大楼。就在火起之时，周总理和江青下了命令，要我们全部停止进攻。但这个指示没有广播，我们一直到后来才知道，但我们一知道，马上就撤离了那个地方。但已经太晚了，我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解放军的防线让开路，让英国人跑进地下室并把他们自己锁在那里，但人们破门而入将他们揪了出来。警察过来干予，他们把英国人带到街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但在穿过街道时，我们的一些人还过去撕他们的衣服。”
“实际上，我们多数人都认为这种举动不大好，为什么在我们国家要采取这种暴力？接到总理的指示后，我们都撤离了，都感到是做错了什么事。大楼是怎么烧起来的？我们414由始至终参加了这一著名的反革命事件。从那以后，许多人反对我们，批判我们，给我们施加了许多压力，我们检讨了很多次，而团派没有卷入这一事件，他们便利用我们的这一错误拼命整我们。”
三、善后
23日凌晨，当周恩来得悉造反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后，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对此事及夺外交部大权提出严厉批评。他说：“你们目无中央，是无政府主义。我们没有料到你们会来这一手(指外交部夺权)，事前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报告。你们现在拿监督小组的名义发电报给国外，完全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授权国务院来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权力，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7]周恩来在讲话中断然否定了外交部的夺权方案并命令北外“红旗造反团”撤离外交部。周恩来表示，对这件事，还要做进一步调查处理，同时向毛泽东报告。
8月23日的《人民日报》报道：“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周恩来凭着丰富的政治经验，早已觉察到在造反派的背后有坏人在操纵群众运动，在他们最猖狂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暴露得最充分的时候。在外交工作中制造严重混乱，是毛泽东决不允许的。周恩来抓住时机，果断地进行反击。
8月25日凌晨，周恩来单独约见才从上海毛泽东处回京的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特别提到王力的“八七”讲话，指出，这个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并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国务院其他部，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借口揪刘少奇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宣传上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指《红旗》杂志在8月1日发表由关锋主持起草的社论，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臭”，并说“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接着，各地出现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弹药、派性武斗激化等严重状况。)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说完，将一份王力“八七”讲话交给杨成武，要他转送给毛泽东看。26日，毛泽东即对杨成武发出指示：“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可先解决王、关，戚暂时不动，以观后效。”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第二年1月，对戚本禹也作了同样处理。[8]
8月31日，周恩来同外交部的一些负责人谈话，他对姚登山说：“你在外面的几个报告煽动性很大，在外贸部的讲话修改了中央的精神。你是个刚回国的代办，客观上在对抗中央的精神。”姚登山辩解说：“我是根据王力讲话精神讲的。”他哪里知道，王力、关锋这时已经被隔离审查了。
几天后，在伦敦的中国驻英国代办处遭到英国人的报复，在冲突中，一些中国外交官被打得头破血流。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极大地损坏了我国的国际声誉，在对外关系上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恶劣影响，迫使我国政府付出重大代价以善其后。
1971年2月，中国外交部出资为英国代办处修复房屋工程峻工。24日，英代办处为修复迁居举办了招待会。中方出席人员没有在这一场合说明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情况并庆贺英国代办处修复。周恩来针对此事批评外交部领导说：火烧英国代办处大楼是当时一小撮坏人干的，中国党和政府都不赞成。对这件事应公开向英方作出解释，当着其他外国大使的面也可以讲嘛!外交部给英国代办处修房子是送我批的，可是修复迁居时你们却不报告我。
3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时，向他解释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问题。周恩来说：那天晚上，以我为首的几个人联名广播劝包围英代办处的人不要冲、烧，但是那些坏人不听。你们的代办后来由解放军保护起来了。我们祝贺你们搬回新居，修复费用应由中国方面负担。[9]
“火烧英国代办处”后，部分英国民众到中国驻伦敦代办处外抗议。中方人员与民众起冲突，认为警察偏袒示威人士，遂挥舞大棒等物与英警互殴，各有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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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
[2] 指北京的造反派于1967年6月18日砸了印度驻华大使馆； 7月3日砸了缅甸驻华大使馆、8月5日砸了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8月22日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
[3] 参见连生等编著《中国百年外交风云录》下，沈阳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1-1382页。
[4] 这次和缅甸警察之间发生的流血冲突是由中国外交官挑起的。见《从“洋娃娃”到外交官───冀朝铸口述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页。
[5] “48小时通牒”照会事先经周恩来签发。当时在外交部掌权的造反派，故意在深夜周恩来极度疲惫、已上床就寝之际，以特急件让他签批。事后，周恩来常自负疚，引为教训，并无一字推诿。
[6]〔美〕威廉·韩丁：《百日战争》（英文版《Hum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by William Hinton New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2）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页。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66-968页。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