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103/四学者谈30年读书:见证思想和社会变迁

30年读书:见证思想和社会变迁

王洪波记录整理,原载《中华读书报》

1978~2008年的30年,中国社会始终处于急速的变化之中,与此相伴,中国人的读书生活也不断变幻着场景和主题。30年的阅读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思想史,也是一部社会变迁的历史。其中,既有某种历史的必然,也有诸多的风云突变和旁逸斜出,向我们呈现出丰富多彩、曲折多变的一种面貌。

在此,我们采访了四位学者,请他们从各自的阅读经历出发,介绍了30年来中国人阅读生活的变迁轨迹,并由此论及思想界发生的诸种变化。但正如加拿大学者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阅读史》中所说:“……一种阅读的历史,因为任何由个别直觉和私人环境所构成的此类历史,不管多么努力想达到客观性,一定只是诸多阅读史中之一种。”那么,您个人的阅读史是怎样的呢?恐怕只有您自己去回忆、钩沉和书写去了。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

30年阅读史折射社会变迁

说起刚刚改革开放时读书界的情形,我想可以用“久旱逢甘霖”这句古话来形容。文革十年,文艺界、出版界一片凋零,不但新书很少,而且中外文学名著都难以出版,甚至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一般人也不容易找到。所以文革一结束,人们对图书那种渴求的热情一下子就爆发了出来。今天的年轻人恐怕很难想象当时人们求知若渴的狂热程度:新华书店门口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一本书到书店后不久就会被一抢而空,大家通过各种渠道找书来读……我的情况比较特殊,我自己倒是没怎么排队买过书。我1978年上大学,已经31岁了。而当时出版界主要是重印文革前曾出版过的一些中外文学名著,比如莫泊桑、托尔斯泰的作品,我在六、七十年代就差不多全都读过了,我觉得自己是比较幸运的。

进入1980年代,中国人逐步从文革中那种封建法西斯专制的禁锢下挣脱出来,开始重新思考一些大的思想文化问题,重估人类文明成果的价值,并为中国在世界文化中寻找一个定位。那时的主流是高举“赛先生、德先生”的旗帜,重新接续五四的启蒙传统,实现价值观方面的拨乱反正。1980年代初期最热闹的是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讨论,“个人的主体性地位”、“大写的人”成为当时人们热烈议论的话题。“萨特热”的出现也在这个时候。 1981年,柳鸣九编选了《萨特研究》一书。这本书主要是资料性的、研究性的,但发行量非常大,而且还引来了思想比较左的一些人士的批判。以当时人们的理解,萨特的思想强调人的“主体性”,张扬“个人价值”、“自我选择”,这恐怕是萨特走红的原因。

1980年代中期形成了所谓的“文化热”,而标志性的事件是三套丛书的出版,这三套书也分别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学术文化“山头”。一是金观涛等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四川人民版),参加者以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一批学者为主体,主要介绍西方科学哲学等方面的一些著作,包括“老三论”、“新三论”等;二是甘阳等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三联书店版),参加者以西学领域的中青年学者为主,主要译介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著作,如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等;三是汤一介等编的“中国文化书院”书库,主要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介绍,对传统的价值重新研究、宏扬。

1980年代,有很多比较专门的书籍都曾广为传播,产生了影响甚至轰动。比如甘阳翻译的《人论》其实是一本比较专门、难懂的哲学著作,但人们望文生义,以为它是一本他们理解的谈人的书,结果这本书出版后一年内就印了20多万册。另外,像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都非常艰深,专门研究哲学的人也未必能看懂,但却能够销售数万乃至数十万册。我的同事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写得比较通俗和明白,一下子就印了几十万册。现在想来,真是不可思议,也令人怀念。

1990年代以来思想文化图书的出版有几类最值得关注:第一是后现代思潮。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走红轨迹多少有些奇怪,其最初的传播可追溯至杰姆逊1980年代中后期应邀在北京大学作“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专题讲座,当时影响并不大,大家只是觉得很冷僻,很新鲜。到90年代时,后现代开始大行其道,像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都曾出过多个版本,其他后现代名著大量引进,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著作也蔚为大观。后现代能够热起来,恐怕是因为其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正好契合了一部分中国人的心理。但是,后现代思潮兴盛的持久力恐怕并不强,一方面因为这一思潮与中国的现实有一个时间差,缺乏现实土壤;另一方面也因为国内研究后现代的学者提倡的力度不够。第二是反现代化、反全球化、新左、批评西方霸权等思想倾向的著作大量出版。代表性的如华勒斯坦的《自由主义的终结》和《现代世界体系》、乔姆斯基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萨义德的《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另外,像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和彭慕兰的《大分流》等汉学家的著作,批评西方中心论,否认中国的落后,颇能投合中国读者的口味;但中国如果不承认落后,就没有必要学习西方、搞现代化了,因此,这样的观念如果成为主流,恐怕是没有太多好处的。第三类是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自由主义理念、宪政理念方面的图书,有代表性的图书包括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还有梁治平、贺卫方主编的“宪政译丛”等。

进入新世纪,知识界呈现出更为纷繁复杂的局面,各种争论和交锋都很激烈,这在图书出版和阅读领域也有所反映。一是对于现代化、现代性是批判还是坚持,近年来讨论很热烈。二是改革开放发展到现今阶段之后,出现了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等问题,问题的严重程度甚至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和承受范围,对问题出现原因的争论就多了起来:究竟是改革开放走过头导致了这些问题呢,还是改革开放不够造成的呢?为了解决问题,是应该继续深化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呢,还是应该往回退一退呢?《交锋》、《防左备忘录》等图书是论述这些问题的代表性作品,令人瞩目。三是传统文化热、国学热的兴起,与现代化思潮之间也有很大张力,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于丹〈论语〉心得》引发巨大争论就是这种张力的反映。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

从短缺时代到过剩时代

如今是一个图书海量出版、知识过剩的时代,而30年前则是一个图书非常稀少、知识匮乏的时代。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对知识处于如饥似渴的一种状态。

我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78年2月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学习。我印象最深的是,校园里有一家“小书店”。“小书店”之小,也就一个门面,大概30平米。每天课间休息,我几乎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了去,看有没有到新书。那时侯,一本新书到书店里,过半天时间,甚至几个小时,就会被一抢而光。那时出版刚刚解冻,主要是重印文革前17年出版的一些图书,这些书在文革中曾受到批判,大多被打成“封资修”而被禁,包括一些革命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名著,例如杨沫的《青春之歌》、巴金的《家》、《春》、《秋》等,以及18、19世纪的西方文学名著。这些书那时候受到追捧,卖得很好。

那时候我们学习的教材在观念上还比较陈旧,还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开风气之先的是一些杂志。我们那时对西方的新思潮、新观念特别有兴趣,这在一些杂志上可以读到。有一本杂志叫《贵阳师范学院学报》,当时连载了两期金观涛、刘青峰论述中国历史的超稳定系统的《兴盛与危机》,我印象非常深刻。还有一本是中国社科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附带出了一个内部刊物,名字叫《未定稿》,上面登有很多思想比较解放的文章,比如高尔泰的《论美学》,以及一些谈论人道主义、异化等问题的文章,很受关注。

从1978年到1985年,是被称为思想解放运动的时期,表现在出版领域的特征是“解冻”,表现在阅读领域则是“知识饥渴”。那时的我们,无论什么书,无论关于什么思潮,只要能找到,大家都会读。那时最热闹的是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时代的主题是要从文革时期的思想专制、个性泯灭中走出来,高扬的是人的解放的旗帜。萨特热就在那一时期。大家最开始读的是二手的介绍萨特的书,“他人即地狱”等观念开始流行。上海译文出版社出了一本萨特写的小册子《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也非常畅销。

1985年之后,开始出现了文化热,也就是所谓的“新启蒙运动”。这个时期思想界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前,思想解放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进行,那之后,一些年轻学者开始直接翻译介绍西学,并从中吸收现代西方的思想观念。那时候的《读书》杂志发表了大量介绍西方新思潮的文章,文笔非常好,又能够联系中国的实际问题,所以影响越来越大。那一时期有两套书特别火。一套是金观涛等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四川人民版),几乎每本都能印到10 万册以上。这套书很多是编译,短平快地介绍了一些西方思想名著,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国内学者写的论著,也提出了一些新观点。还有一套是甘阳等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三联书店版),这套书学理性更强,更系统地介绍了西方人文主义思潮。这套书中,甘阳翻译的卡西尔的《人论》非常畅销。其实,卡西尔还算不上一个一流的思想家,但因为书名吸引人,一时间洛阳纸贵。可以说,《读书》杂志和“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代表了那时候知识界的阅读取向,影响了一代学者。那个阶段类似五四时期,思想界非常活跃,对各种思潮能够兼收并蓄,其中有理性主义的,也有非理性主义的;有科学哲学,也有人文主义;有拥抱现代化的,也有反思现代化的……

总的来说,就阅读而言,80年代是一个充满激情、令人振奋的年代。那时,大家都读一样的书,知识结构也比较相似,所以能够在一起讨论和争论,非常热闹。但那时大家知识准备并不够,读书往往不求甚解,所以经常游谈无根,还没有学理上的深入探究,对很多问题的理解比较简单化。另外,当时大多数人对传统文化并不熟悉,先入为主地予以全盘否定,这也存在很大问题。

进入19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后,读书界发生了很大变化。可以说,1992年到1990年代中期,对于读书界、出版界而言,是一个比较畸形的时期。几乎在一夜之间,市场经济搅动了每一个人的心,人人做起了发财梦,新的知识无用论开始流行。另外,出版界在市场化的转型过程中,也变得非常浮躁和惶惑。出版了很多迎合市场的图书,而有品位、有价值的学术、思想图书既没有人写作和翻译,也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

到1990年代中后期,人心逐渐从骚动中平息下来,进入了另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但这时候的读书界已迥异于1980年代了。变化之一是,那时出版社大量出版实用性、消费性的图书,这些书籍已经替代过去的人文书籍成为书店书架上的主流。变化之二是,图书出版进入过剩时代。西学的引进和介绍已不像1980年代那样零零散散,而是更加系统化,是分学科、分门派的。与改革开放前人们苦于无书可读不同,这时大家的苦恼的是无从选择。变化之三是,与1980年代知识的一片混沌不同,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知识开始学科化、规范化。很多人开始只读自己的学科范围内的图书,比如,读哲学的,不会再读文学和历史方面的书;读政治学的,不会涉及社会学、心理学的书。变化之四是,与1980年代读者注重西学、追逐潮流、求新求变不同,新世纪以来,读书界开始怀旧,开始重读经典,而经典既包括西方的柏拉图、古希腊,也包括中国的孔子、庄子。而且,很多读者开始在新与旧、经典与时尚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总的来说,1980年代的阅读更多受到一种意识形态激情的支配,阅读行为的背后总是有救国救民之类的宏大关怀;而1990年代以来的阅读,则更多受到市场的支配,追求实用、追逐流行成了大多数人阅读生活的常态。在如今这个知识过剩、图书海量出版的时代,我们几乎无法描绘出一个统一的阅读图景,而读什么书也不再有统一的标准,只能根据读者各自的口味、各种的需求自由选择。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

与现实密不可分的阅读经历

就我的“个人阅读史”而言,1978年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作为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在1978年进入大学学习,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书的海洋。我自己最有兴趣阅读的是西方政治学、哲学方面的著作,比如卢梭的《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这些书大多是自己以前听说过但没读过的,有的还是从文革时期的大批判文章中知道的。马克思曾提到黑格尔的《小逻辑》等著作,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就专门找黑格尔的著作来读。

对于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一代青年人来说,最关心的当然是中国往哪里去的问题,所以,那时我的阅读有很强的现实关怀的情结。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出版的一些思想文化著作,如南斯拉夫领导人和理论家卡德尔的《新南斯拉夫的道路》、德尔拉斯的《新阶级》,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的《第三条道路》,匈牙利学者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等。东欧这些国家比较早地批判和摆脱了所谓的“斯大林模式”,他们所走过的道路,他们对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思考,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参照,对我这样的读者有很大的震动。

1980年代初期,关于人道主义、人的个性解放的讨论非常热闹。在文革结束之前,主流话语是号召大家做革命的螺丝钉,压制欲望,泯灭个性,而改革开放以后,这套话语就很难说服每一个人了。当时有一种提法叫“个人的自我设计”,在青年人中间很有市场,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后来权威人士出来说,“个人的自我设计要按党的指导来进行”,算是为这场争论做了总结。存在主义作家萨特、加缪的小说在那个时候特别受欢迎,我自己也读了很多。萨特有一本通俗性的小册子,名字叫《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曾掀起一场阅读热潮。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宾克莱的《理想的冲突》讨论了各种相冲突的价值观,阅读时那种激动的心情至今不能完全忘怀。

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中代表性的三套书是“走向未来丛书”、“中国文化书院”书库、“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给了那一代以很大影响。这几套书都有非常宏大的关怀,也反映出一种时代氛围。

80年代的历史学界显得波澜不惊。一方面,历史研究方面的一些新观点一般都局限于史学圈,未能在整个知识界以及社会上得到传播;另一方面,那时民国史、现当代史的研究只是刚刚起步,很多学者还囿于传统的革命史范式,新的突破不多。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套论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书,还有德裔美籍学者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引起了比较热烈的讨论。这两个话题都涉及到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很有研究价值。

1990年代以来,知识界出现了分化,人们的阅读也更加多元化了。值得注意的几个思潮是:一、传统文化热发端于90年代初,后来一度沉寂,然后新世纪以来又再度升温。值得注意的是,弘扬传统文化暗合了社会上日益高涨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其走红的成因是非常复杂的。二、后学进入中国。后学是西方学术界最前沿、最流行的思潮,从追踪西方学术前沿的角度来看,后学的大量引进是顺理成章的。不过,后学对启蒙话语、对理性主义、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采取解构的态度,其负面影响恐怕是不可以不警惕的。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王逢振: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讨论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出版史、阅读史,后现代主义的翻译和传播就是一个不能遗漏重要章节。如果从杰姆逊1985年在北京大学作“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专题讲座算起,后现代思潮登陆中国已有20余年历史了。

1985年下半年,杰姆逊在北京大学做了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系列演讲,后来讲稿内容被翻译成中文,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奠基之功。我自己80年代出国学习,回国后在《外国文学》杂志以连载的形式综述介绍了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学术流派的理论,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到90年代,西方后现代主义作品开始大规模地涌入中国,受到学界追捧,但这时我们吸收得多,消化还很少。90年代后期以来,国内学界一直在努力消化后现代旗下的各种理论,并对其有了反思和批评,运用后现代理论分析社会现实、开展文化研究也一度非常热闹。

后现代思潮的译著非常之多,影响比较大的有:福柯的《性史》(该书1989年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量达10万册)、《疯癫与文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又译《论书写》);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完美的罪行》;罗兰·巴特的《写作的零度》、《神话学》;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等等。

后现代思想的影响既深且广,波及到几乎所有的学科领域。后现代主义模糊了学科之间、国家之间、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知识的整体版图。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学者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受此熏陶,人们看待当代世界的很多问题,比如美国的民主,比如国际政治关系,眼光就会有所不同。后现代思想对大众文化、媒介文化也有很大影响。后现代主义在消解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的同时,也提升了大众文化的地位。后现代主义使文化与商业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文化的商业化、商业的文化成为潮流。

进入新世纪以后,有两个问题是我特别关心的。一个是关于现代性的讨论。改革开放发展到现阶段,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比如贫富分化的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我们不能不思考的。在国际政治领域,如何看待伊拉克战争,如何看待美国的霸权,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些全球性危机,都牵涉到现代性的讨论。另外,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一边是人们欲望的不断膨胀,对舒适的不断追求,一边是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令我们不得不有所反思。还有一个是知识分子的作用问题。今天,知识分子中很多人放弃了公共关怀,而走向了专业化、职业化、体制化。申请基金和项目成为很多学者最关心的事情,学术则蜕变为获取金钱与权力的一种工具,这种情况令人担忧。有一本评述萨义德思想和活动的著作《向权力说真话:赛义德和批评家的工作》,中国的学者应该读一下。我觉得,像萨义德这样有良知的、不妥协的、敢于“向权力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永远不能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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