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206/开放捷足“考”先登

(星星生活特稿/作者:曹庆学)整整三十年前的春天,我开始了大学寒窗苦读,校园里意气风发高唱“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的情景,尚历历在目。不期一眨眼的功夫,眼下竟届改革开放卅周年了。置身海外的当年时代宠儿,此时历数故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个人命运的沧海桑田,无不真切体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天翻地覆变化。

回顾历史潮流改道的前波先涌,应该首推高考制度的恢复。我作为头批“中举”的一员,抚今追昔,竟恍若隔世,不由地感慨万分。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叶,大陆的全国统考体制,一夕之间被骤起的文革狂澜席卷,先是“停课闹革命”,五六年后勉强“开门办学”,但无甄考、遴选,就单单从工、农、兵中“推荐”少数根正苗红政治可靠的径直入学,不论其人的文化程度如何。

这些学员们进校以后亦非传统的书生一族,而是“天之骄子”,以“主人翁”的姿态,“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使得那些早已领受过批斗而声名狼藉的教师们难以适从,战兢备课,如履薄冰。学制亦相应缩减,强调“短、平、快”,“早日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像五年制的医学院三年就搞掂,质量水准可想而知。

这种荒唐的招生制,给特权阶层大开了后门之便,上大学变成了人情、权、钱、色的交易,广大群众敢怒不敢言,深恶痛绝。所以在“拨乱反正”伊始,它自然成为首当其冲的改革之的。“纠”此“偏”,既可从根子上拯救濒于崩溃的国计,又能立马赢得众望所归的民心。

1977年10月21号,收音机广播了大学恢复考试招生的消息。考期定于12月9、10日两天举行,次年2月放榜,3月初进校。由于考在头年,虽入学于翌年春,仍还算“七七年级”;该年夏天再招考的秋天入校,是为“七八级”。中国高校史上遂出现了一年之内连进两拨新鲜人的“奇观”,足以反映出当际求才若渴、时不我待的特殊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往昔皆是约定以毕业的年度为学子的届别,如65届,即1965年毕业的,“回顾性”称谓,惟从此刻起俗成了“前瞻性”叫法,即以进校之时称呼,故“七七级”等新名词便带着点“划时代”的意味载入了汗青,家喻户晓至今。

由于这是十二年来头一回国家联考,其间所积压下的大批才俊散布在城乡各行各业、社会的各个角落,所以当时规定录取70%自社会青年中,30%自应届高中生。并有个16字的招生方针:自由报名,严格考试,择优录取,单位推荐。这头一条就摒除了以各种口实夺人考权的障碍,取消了“家庭出身”、“个人成份”等资格限制;最末尾方提及原先曾是主宰的那款,显然意味着主要是当腰的那两项了,为不拘一格、广开才路预设了铺垫。

果然这“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得无数英雄英雌竞折腰。报名者如云,赶考者如鲫,据不完全统计,我们山东省有80多万考生,只录取一万;全国则共570多万参加,而招收仅20余万,成为了华夏科举史上竞争最是惨烈的一次大决战。

由于从布告之日到会试之时,相隔仅仅四十几天,时间仓促,准备不及,全仗考员们过去的功夫了,临阵磨枪是不灵光的。那年一共考了政治、数学、理化、语文四科,英语作为选择课目,分数仅供参考,未计入总成绩内。经过激烈鏖战,最终只有4%的佼佼者胜出,相比2008年全国600万人应试、录取率为57%的情势,说它是“百里挑一”一点不为过吧。

这些昂首挺胸、凭真本事跨进大学门槛的幸运儿中,最年轻的15岁,最老的37岁,我校还有“二世同堂”就读的呢。学生的“成色”亦五花八门,有工人、农民、知青、军警、演员、教师、公社书记、待业青年等等,不一而足;其中不乏“黑五类”、“臭老九”和“走资派”的子女后代,真的除却了“唯成分论”长期极左思潮的影响。缘于学生中党团员甚多,每个班都设立了党、团支部,也是一大特色;次届便全年级一个党支部;到了七九级因党员鲜见,便不复存在,唯剩团组织了。而从80级开始,停止了自社会青年中招生,学子们就齐刷刷的皆为应届高中生了。

这批大多饱尝过世态炎凉和坎坷艰辛、从社会底层好不容易爬上来的学生,各个方面都显得成熟、现实,尊师重识,勤奋好学,出奇的用功,“要把四人帮耽误的青春夺回来”是为流行语。没有顾盼“奇装异服”、高跟鞋的,也没有寻思烫发、跳舞的,谈恋爱的极少,“一心只读圣贤书”,以至于被80级后的学生们谑为“保守、老土、思想不解放”。但却给师长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被评价为最刻苦求知的一届,多年后仍津津乐道,称赞不已,动辄作为新生的效法榜样。

我那时节是个工人,还是沾了“家庭中有多个子女的,可以留下一个在本城市工作”政策的光,但我的两个弟弟次年便双双下了乡。由于我家的门庭不红,祖父、父母均因成分、出身问题在文革中遭受整肃,“历史污点”便让我们与“好事”绝缘,上大学就更没门了。我当时已经工作了三年余,天天扛大包“劳其筋骨”,却也“苦其心志”了,面对这天赐良机,哪里肯放过,打小就憧憬着像爸妈一样当大学生的夙愿,终于展露出一线可能实现的曙光。

坦白的说,我的功课底子不孬,纵使辍读久矣,但稍一温故,便都知新。这自然得归功于爹娘的长期教诲,即便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白卷英雄”的年代,二老总是耳提面命:本事学了不压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用上了。我便未曾松懈过,凡开的课程不管教多教少,大小通吃;包括“右倾翻案风”中试开的英文课,也都拿得高分,以至于其时在校都有点“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之嫌。而那时候是看不到一丁点前途希望的,只不过是不虚度光阴而已,可现在却大大地庆幸听了老人言,没有吃亏在眼前。

那年招考的作法也“异乎寻常”:考过后被通知查体、填写志向时,生员们根本不知道各自的分数,所以无法按着学校的牌子、地位依次择选。完全是在“瞎懵”,填得高了,考得不够,连个普通院校都进不去;反之,高分的让小校延揽了去,又不无遗憾。后来还知道,表上列的“服从分配”一栏,也是非填不可的,以示对组织上的尊重信任;说明愿意接受调遣,在高不成低不就时,能保你有个去处,不致于够分却落空。至于将来你满不满意“拉郎配”的安排,则另当别论了。这便是当时的国情实况,实在有悖情理,但念及匆忙上马、有的地方连印考卷的纸张都紧缺的首次大闱,也就不必细究较真了。重心都在学子们有了公平竞争、参加考核的机会上了。

较为“保守”的我,经过反复“深思斟酌”,最后还是把第一志愿选在了本市的医学院,它是全国十八所老医校之一,所以就没有报京沪的大院,更没“染指”清华、北大等“一类”学府。图的是保险系数大些,即然立志继承父业、从医,在家门口念书既省钱又方便,将来分配到边疆地区的可能性也小些,等等。但不知其“利害”的我并没有填“服从分配”那项,因担心被随手拨拉到边角去,为此后来一度好生害怕,追悔莫及,唯有听天由命了。

好在金榜题名时我如愿以偿,在入学以后始获悉考分高踞全校第二,并超过了“一类”大学的录取线。二老欣慰之余,母亲又不失懊悔,觉得报考的门坎太低,可惜了;爸爸则安慰道:是块料儿在哪都行。就这样,我无悔无怨地开始了在海滨之城的大学生涯。多年之后,我又念了研究生,破格晋升了教授,再应邀自费留洋工作,在欧美与国内外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们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也算是证明、实现了老父的吉言吧。

如今,七七级这批莘莘学子都已在国内的各个领域大显身手,不少出国的在更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有时候我突然会“不堪设想”一下:倘若当时不是科场重开,继而国门打开,吾等现在极可能是在民工、下岗的堆里呆着呢,瞧科落榜同窗们的眼下景遇便不言而知,不禁有点“不寒而栗”。

当初这上与不上大学的结果,岂止是“穿草鞋和穿皮鞋”可以简单了得?乃是关乎个人及子孙未来前程的终身大事。而正是“变法”的所趋大势提供的契机,给埋没于砂砾中的璞玉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教那些“有准备的头脑”的被这难逢的机遇垂青,没预备的则眼睁睁地抓空、失之交臂了;同时也让“东方睡狮”真正的猛醒、长啸于世界民族之林,国家也由此迅速发达、腾飞、昌盛起来。于国于民,这大概都是所谓的“命”抑或“运”吧。

从这层意义上讲,今日能侨居于北美的我等,均拜那扭转乾坤的大考之福,属于历史巨轮修正航向后的获益乘客。尤其是少小就屡遭人祸磨难的我,老大倍感幸运之至:没有错过了对于老中学生而言的赶考“末班车”,顺便又搭上了“改朝换代”新长征的“头班专列”,从此时来运转,一帆风顺,以致还能飘洋过海,在西域过上“体面人”的生活。

1994年我藉着开敞更大的国门,接父母到德国探亲,2002年又邀他们来加拿大旅游、团聚,饱览西域风情。父亲早已得平反,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荣获了多项着作奖,母亲自是夫贵妻荣,双双安度幸福的晚年。他们莅境目睹了外面世界的精彩,感触良多,也不乏对国内现状的一丝无奈:尽管中国目前车多楼高、人富了许多,但是在人文“软件”部分差得仍远,恐怕还得50-100年才能赶上。

去国久矣的我闻听以后,倏地领悟到:自己岂不是一蹴跨越了一个世纪,超前品尝了“原应天上有”的生态,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提前进入了小康社会”了?幸莫大焉,始料不及呵。果真如所罗门王所说的: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

今天,我的心态、理念,已经与“恰同学少年”热血时迥然不同了,但知足、感恩的我,仍永难忘怀30年前的那场大考,那个我身心生命轨迹彻底改变的转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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