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206/我家和改革开放30年

(星星生活特稿/作者:瓯越)中国改革开放至今有30年了。这30年翻天覆地的变化改变了中国长期落后的面貌,使中国真正进入世界强国之林。这30年也是知识份子摆脱压抑真正扬眉吐气的年代。

我和老伴长于苏杭,1955年在上海大学毕业后志愿支援西北,在陕西勤勤恳恳干了一辈子,经历了连续不断的各种运动。50年代我们是积极分子,60-70年代就成了运动对象。家里的3个孩子都生于艰苦的60-70 年代,靠自己努力在改革开放时期大学毕业。我们经受了风风雨雨的50年,前后对比,对改革开放后30年的变化体会犹深。大的道理书上、报上写得很多,我只想从我们一家的具体情况做些对比。

**衣

家里3个男孩,小时候穿衣很费,布票不够用,只好老大穿了给老二,老二穿了再给老三。缝缝补补,一层叠一层。大人衣服的膝盖部分、领口、袖口也是补了又补。好在当时人们的观念是以旧为荣,以补为荣。孩子他妈很想买个缝纫机,但是单位里一年也摊不到一张缝纫机票,等了几年也没有买成。后来托上海的妹妹终于搞到了一张票,买了一台上海产的蝴蝶牌缝纫机。

此后,老伴补衣服就方便了,她还自己钻研裁剪,简单的衣服也能自己做了。当时市场上有种再生布,是用旧布、次品棉絮重织,摆在废品门市部里买,不用布票。我们发现以后,当宝贝抢购回来,给孩子们做衣服。再生布质料粗糙,颜色灰暗,也不太结实,更谈不上美观,但总是布,比没有强。

我弟弟在农村,家里有5个女儿,由于经济困难,侄女们都穿旧衣,布票倒有多余了。浙江的布票上海可以通用,他就寄给我们一些。我们再寄给上海的妹妹买好寄来。几尺布就是这样转圈圈千里迢迢到达我们手中。

那时的服装式样就只是中山装、列宁装,70年代又有了两个兜的红卫服。外衣的颜色就是兰和灰。上海能买到一种铁灰色的中山装,大家就感到很新颖了。

到了80年代初,服装的颜色、式样开始有了一点变化,出现了浅色的外衣,带拉链的夹克衫风行一时,喇叭裤、牛仔裤也有人穿了。但是几十年的老传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许多人认为穿喇叭裤、牛仔裤、小裤脚管的都不是正人君子,只能是流氓阿飞。有的人还拿着剪刀,见喇叭裤就剪。

我也有类似的故事。有一次大孩子穿了件天蓝色的滑雪衫回来,我同他一起骑车去买菜,看着那耀眼的色彩,一路上我都在想老大是不是思想变化了,我越想越烦恼,最后我推托头疼就独个儿先返回了。这件事几十年来在家里传为“美谈”,时代的烙印给人们的影响太深了。

人们的观念变了,物质丰富了,再看不到人们穿着带补丁的衣裤。现在,我已成了牛仔裤的大力赞成者和力行者。大家讲求穿得体面,合乎自己的身份、年龄和时令。

现在中国人的服装在世界上也很潮流了,温州、石狮的服装样式有时还风行巴黎、罗马。杭州的丝绸服装、海甯的皮装都很吃香。改革开放初期,服装模特还被人另眼看待,现在已成了骄人的职业。

**食

民以食为天。人每天都要吃饭,少了一顿都难受,但是改革开放前,人们经常为吃饭而熬煎。南方人习惯吃大米,但是,50年代,我在陕北期间,有一年只在春节时吃到一次米饭。60-70年代,我所在的咸阳,大部分时间根本不供应米,有时南方人凭户口本可每人一月供应一斤米。后来人们找到一个窍门,可以到街上的食堂买米饭(当然要粮票)。当时吃碗米饭都这么困难,今天的人是难以想像的。

孩子们饭量大,在员工灶上吃不饱,老伴想办法下了灶,自立户口粮本。做到这一步,就要找关系托人情。自己开伙后,以面粉为主,要学会擀面条、蒸馒头。大孩子10岁时就站在小板凳上学揉面。

70年代后期,关中地带开始种水稻,当地农户也有些大米了。我就骑车到农村用面粉换大米。小品演员郭达“换大米”的情景我们是很熟悉的。家里口粮不够吃,我曾骑车到40里外的店庄镇赶集买麦子。买回来以后,就要借架子车拉到生产队的电磨房磨成面粉。麻烦事是很多的。

米、面如此奋斗得来,副食的难度更大。咸阳市60-70年代基本上没有鱼,渭河里只有一两条2米长的小渔船。全市当时只有北街有一家水产门市部,卖些海带、虾皮、小鱼干之类。69年春节,凭票一家可以买2斤皮带宽的带鱼,我带孩子冒风雪排了7个小时队,门口人山人海,有的人从人头上爬过去,我们只好知难而退。

当时鸡蛋也很难买,60年生老大,64年生老二,当时凭出生证只供应两斤鸡蛋,买过了就盖上印:鸡蛋已供。前年我把保存下来的出生证给孩子留作纪念,看看他们小时候有多么艰难。

当时猪肉(陕西人叫大肉)分4级,一级肉膘最厚、最肥,1.10元一斤,买到这种肉是天大的喜事,但几乎见不上,二级肉也难碰上,通常只能买到三、四级的肉,四级0.64元一斤,肉连着皮,只有一指厚。真可谓人带菜色猪也瘦。

岳母家在苏州,每月有一点咸肉供应,他们就省起来,用慢件寄给我们。我们很宝贝这点来之不易的咸肉,又没有冰箱(那时根本没有见过),又怕老鼠咬,把肉挂得高高的,又舍不得很快吃掉,每次切一小片,最后过了夏,肉也哈了。

我们又自己养鸡,给几只母鸡都取了名字,寄以极大的希望。每天拾回一两个蛋是孩子们的乐趣。但是好景不长,因鸡得病不得不杀掉,最后只留下一个老母鸡。

当时街上也有饭馆,但在人们的思想中,上饭馆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除非出门在外,很少在饭馆吃饭。

2001年我们来加拿大探亲,看到超市里的食品琳琅满目,品种繁多,使我们惊讶万分。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准怎么这么好!看不到什么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迹象。2003年我们回到中国,我们又惊讶地发现,在短短的几年内,中国也有了飞速的进展。上海、西安也有了类似的大型超市,不久,连咸阳这样的中等城市,超市、大型连锁店也纷纷出现。人们的购买力很强,生活水准的确提高很快。餐巾纸、擦手纸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手帕被遗忘了。农民大便也用上了卫生纸,不用竹片、石块了事。

以往周末孩子们回来,老伴总要花一上午准备一顿饭,忙得腰酸背痛,现在“出去吃”成了最方便、最满意的选择。各种风味饭店遍布全城各处,西餐中餐,满汉全席,东西南北中,任君选择。天天喝牛奶也成了中国人的习惯。人们的生活品质提高了。

看到市场上满满档档眼花缭乱的万千产品,我感到很奇怪,不由产生一个疑问:同样的中国,同样的土地,同样的环境,同样的条件,同样的人民,为什么以前百业凋零,民不聊生,甚至饿殍遍野?我想,关键是治国的理念。几十年成天敲锣打鼓,口号连天,昨天整那个,今天打倒这个,斗斗斗的结果只是众叛亲离,同志都成敌手,结果人心涣散,土地荒芜,货架空空。相反,放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调动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能量,奇迹就是这样产生出来,形成今天的繁荣局面。“理论一掌握了群众,就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革命导师的话是不错的,关键是什么理论。今天的局面来之不易啊!是几十年的教训得出的启示,但愿那些噩梦不要过几年再来一次。

**住

我们1955年分配到校,按学校的标准,一人一间平房宿舍,住宿兼办公,从此一住34年。3个孩子大了,住了一间,那是他们的宿舍,也是书房,也是我们全家的灶房兼餐室。靠炉子的墙烟薰火燎,天花板为之变色。夏天温度高,炉子搬到门外,老伴在太阳底下炒菜做饭,一头汗水。水从40米外的公用水龙头用小桶提来—— 一排住房一个水龙头。碗要拿到水龙头去洗。洗3个孩子小时的尿布,是我的任务。寒冬腊月,冷水冰冻彻骨,时不时要停下来搓搓手。临睡前洗脚,洗好后开门到隔壁,冷风一吹,脚又凉了。

上厕所是当时的大问题,学校的公用厕所分布在四周靠墙根处,离我们平房约百米之遥。我们平日每天来来去去。岳母来了后,老太太白天也是如此,晚上使用我们南方带来的马桶,隔一两天要到厕所倒一次。不这样,又奈其何?

1976年,唐山地震,一时人们纷纷住进塑胶纸的防震棚。过了几天,为永久计,农村的学生送给我们一架子车的包谷杆,于是我在宿舍前用碎砖头、包谷杆搭起一个棚棚,牛毛毡铺顶。里面还隔出一角作老二的看书处,他马上要升初中了。

地震过去,我们保留这间扩大了的“住房”,还在一旁泥了一个柴灶,搭一个遮阳篷,老伴对这一发展大为满意,她可以在柴灶上给孩子们烧“南瓜盖被子”—下面是南瓜,上面铺一层面皮,体现“瓜菜代”。头几次孩子们都觉得还香,后来就不想吃,而且,他们长大后再不想吃那东西。

遥想当年我们的标准很低,很容易满足,真是以苦为乐,苦中作乐。80年代中期,国内出现建住宅楼的呼声,人们在疑问中期待着。不久我们学校的建房工程也启动了,一座5层大楼可以解决50户教工的住房问题,虽然每户的居住面积不到50平米,这已是破天荒的盛举。

1989年,在我们老三上大学前夕,我们迁入新居。我们感受最深的是碗可以在家里洗了,上厕所不要跑到百米之外去了,尿盆、马桶用不着了,真幸福啊!学校在后来十多年里又先后建了4栋6层大楼,面积越来越大,规格越来越高。当然,各届领导都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让他们的房面积最大,层次最好。

我老家农村里我老祖母在民国初年建起的房子——只有楼下两间,楼上四面皆空——在90年后拆了改建成4层砖瓦房,室内瓷砖铺地,卫生设备齐全,楼顶还有鱼池,金鱼遨游足以观赏。村里的明清老屋纷纷变成现代高楼。这也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农村新气象。

不久老大、老二纷纷迁入新居,面积差不多都是150平米。老三在加拿大,更是独幢的别墅。青出于蓝,一代胜过一代啊!

现在中国就是一个大工地,个个城市都到处是起重机、搅拌机、浇灌机在轰轰隆隆,连片地修建高楼大厦。低矮的旧房都拆掉了,旧的地名消失了。我05年回杭州,一心去探访故居,只见新楼群拔地而起,我心中往日的地标不见了,我在河坊街城隍山入口处,我少年时每天上学必经之地,特地拦住几位老年人打听旧藩署、藩司前、桂林里在那个方位,他们齐口同声地说:老早拆掉了,不见了。

我的心情真是悲喜交集,为故居不见踪影而悲,为杭州的发展进步而喜。另一方面,我02年在隔了10年后重访日本德岛市,07年在相隔6年后回到Waterloo,我发现不论日本还是加拿大,都是容颜未改。比起西方,中国真正是日新月异,城市的地图年年得修订改版,就这样也赶不上建设的发展。

**行

60年代,我们全校只有一辆蓝铃牌自行车,是市教育局配备给校书记开会用的。有时去看我们寄养在农村的老大,曾开口向书记借车用一天。咸阳市内当时没有公共汽车,市政府有一辆小车,是市长的公事用车,难得开到街上。街上空荡荡的,没有什么人行横道。

再说说当时的长途汽车。55年到59年我曾在陕北米脂工作4年,假期到咸阳,来去单程都得4天。那时,有座位的长途客车很少,一般都是大卡车,顶上有个帆布篷,人们得坐在自己的行李上,人靠人背靠背,冬天寒风刺骨,手脚冰凉。

我们回上海,也只有等路过咸阳的长途列车,要行车27小时才到上海。那时工资低,我们从来没有坐过卧铺,孩子们累了就钻到座位底下,铺张报纸,当作卧铺,起来脸上灰尘满面,一道一道。大人们则累得东倒西歪。

西安和咸阳相距23公里,去一次也不容易,只能坐市郊火车,早晚各一班。火车一大早开发,买票的人很多,我们多次赶不上车,或买不到票,眼看火车开出了站。

92年我首次访问日本的友好学校,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但是只不过几年时间,中国的进步也是惊人的。咸阳的街道拓宽了几倍,比日本的宽得多,但是仍然解决不了塞车问题,小汽车实在太多了。

中国的高速路也是骄人的。我们老两口曾多次坐儿子的车,早晨在上海吃了早点出发,沿高速路行进,午夜时分便停在我们咸阳的单元楼下。关山飞渡,一日纵横半个中国。

现在我们去西安,随时在我们楼下向路过的私人长途车招招手,上了车,半个小时就进了西安城。我们学校也有了自己的面包车,多位老师有了私家车,公寓楼下时时出现新买的轿车,形成一道亮丽的新景色,普通的中学教师也有私家车了,和日本的老师一样了。

火车的进步也是神速的,现在去上海是朝发而夕至,车次也增加了许多,我们可以坐从成都、银川、宝鸡、西安、西宁、拉萨等地开出的车去上海。

80年代,西安北关的飞机场面积太小,政府决定在咸阳北原另辟新机场——离我们学校约15分钟车程。现在它已成了西北地方最大的机场。曾几何时,老百姓坐飞机只是梦想,现在坐飞机已是寻常事。我从咸阳机场两次直飞日本,还飞赴汉城、曼谷、新加坡等地。遗憾的是,还没有直达多伦多的,这条航线现在对我们家最重要。

**电讯

直到90年代初,我们全校只有一部办公电话,平时大家几乎不用电话。打到西安就是长途,要经过校长批准,由掌握密码的专人陪打,先由他向电讯局报密码,以便计费,然后由接线员手拨,接通西安,再连到有关单位,手续很麻烦。

过了几年,突然掀起了安装电话的浪潮。电信局大肆宣传,趁机大捞一笔。当时初装费要4000元,就这样还要排队等候。我们3个儿子这时都工作了,虽然收入不高,给老父母安电话是大势所趋,义不容辞,于是他们分担了这4000元的钜款。开始也只部分教工安装了电话。春节时,不管昂贵的长途费,和各地的亲友互致问候,用自己的电话,心情特别好。不过打到国外还是万不得已才打,一分钟几十元一般人还是吃不消。

过了2000年,安装费越来越降低,电话公司也新增了好几家,除了中国电讯,还有网通,铁通等等,大家深入社区抢生意,最后连安装费也不要了,还奉送电话机,不时搞奖励,免费打几百分钟。现在几乎家家有新式的程控式电话,事情的变化也真大。

不久,手机又遍及中华大地,收破烂的踏着三轮也边用手机互相通气。我们的孙女上了高中,早晨起来和父母3个人各自东西,他们都有手机,有什么事,例如在哪里等候,去哪里吃饭等等,随时用手机联系。时代真是不同了。

90年代中期,电脑成了知识界的新宠,好像一个人不懂英语,不懂电脑就不配做现代人。一时间,抛弃钢笔,改用电脑写作成了新风尚。我花甲已度,也跃跃欲试,花了近万元买了一台组装机。我对电脑毫无基础,但慢慢学会了打字,发邮件。十年来,我在电脑上写出了几百篇文章,天天记日记,身在加拿大,和国内的亲友和儿子email来去。我弟弟家在农村,条件当然差些,今年初,他们家也有了电脑,他也学会看新闻,会发邮件。我和老伴不久前去美国旅游几天,回来后,天天给在农村的弟弟发几张美国风景照,让他也开开眼界。这种事以前想也想不到。我们都与时俱进了,想想也是很高兴的。

说到写文章、投稿,我还有些话不吐不快。我从高中时起就爱写作,也发表了一些。55年工作以后,更有发展。但57年反右时,我大会上提了些意见,虽未成为右派,内部可能列为控制使用。反右后,全国有了新框框,发表文章前,编辑部都要写信到作者单位征求意见,了解该人的政治面貌如何,东西是否可以发表。因此58年后我便出现了空白。不久十年浩劫全国文化大倒退,也就不用说了。80年代后期,文化复苏,各种刊物如雨后春笋,再没有人用各种大棒来打击钻研业务,我的创作进入新时期,在十来年的时间里发表了7百多篇文章,出了一些教学方面的书,这些都是改革开放之赐。我心中始终认为是邓小平给知识份子带来了春天,有了用武之地。

**出国

在改革开放前,出国是个禁忌的话题,在某种程度上,它和叛逃近义。我在大学里学俄语专业,工作后鼓励学生和苏联学生通信。学生学习兴趣高涨,58级两个班8个学生考上西安外国语学院,其中多人后来成了外交官。到了文革时期,我却被扣上“苏修走狗 里通外国”的帽子,查来查去,多年也查不清,也找不到任何实据。看来和外国沾边的事总是危险的。

1981年,日本德岛一所原名渭城中学的学校指名要和我们学校建立友好关系,我当时负责外语组,于是联系工作就落到我头上,正式搞“里通外国”的事。1992年对方建校40周年,邀请我方派两人去访问。学校决定由校长和我去出席。当然一切手续要报市委组织部和省外办审批,到底是改革开放了,各种手续顺利办妥。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我们在日本一周,完成交流任务,按时回到祖国。不久我们老两口又到东南亚旅游一圈,出国对中国人慢慢变得不是那么稀奇了。

1999年,老三受朋友鼓动,想移民加拿大。儿子的事由他自己拿主意,我们不拦阻。但是我们认为,移民不是那么容易,只是他一厢情愿而已。半年多以后,他竟然拿到了去加拿大的落地签证。这时听说,海关把得很严,新护照特别卡得严,没有证明不能放行。为此,护照首先要激活,办法就是合法参团出去旅游一次,这样去加拿大时,已是第二次使用,海关容易通过。于是我们老两口花了一万元陪他去了一趟南韩,达到激活的目的。

2000年11月,他离开西安那天,我们到车站送行,我们的心情七上八下,仿佛生离死别,禁不住老泪纵横。儿子也很难受,他和我们约好,浦东如顺利出关,立即给我们打电话。到了那约定的时刻,我们守在电话机旁,突然电话铃响,传来他轻松的声音,报告已顺利出关,这时才一块石头落地。

时代在进步,看来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隔天他飞抵多伦多,又是一个报平安的电话,从此老三开启了他的新生活。一年后他请我们来访问,他买了镇屋,有了一辆二手车。朋友们说他有房,有车,又请我们来,一年办成三件大事,很了不起。我们住了一年放心地回去。07年他给我们办了移民,我们看到他已换成独立屋,他和媳妇一人一辆车,小孙女活泼可爱,生活安定和美。

我老家的情况也值得讲一讲。我老家在浙江青田,历来是侨乡。改革开放后,出国的人数逐年增长,目前全县70万人口近25万人在国外。欧洲各国都有青田人,目前我们老家小小一个村子有二百多人在欧洲,我的侄儿初中毕业,2001年就去了塞尔维亚,现在在那里成家立业,当起了老板。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向了世界。

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方方面面。我们的生活也在这个改变中变得愈来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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