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特稿/作者：瓯越）中国改革开放至今有30年了。这30年翻天覆地的变化改变了中国长期落后的面貌，使中国真正进入世界强国之林。这30年也是知识份子摆脱压抑真正扬眉吐气的年代。
我和老伴长于苏杭，1955年在上海大学毕业后志愿支援西北，在陕西勤勤恳恳干了一辈子，经历了连续不断的各种运动。50年代我们是积极分子，60-70年代就成了运动对象。家里的3个孩子都生于艰苦的60-70 年代，靠自己努力在改革开放时期大学毕业。我们经受了风风雨雨的50年，前后对比，对改革开放后30年的变化体会犹深。大的道理书上、报上写得很多，我只想从我们一家的具体情况做些对比。
**衣
家里3个男孩，小时候穿衣很费，布票不够用，只好老大穿了给老二，老二穿了再给老三。缝缝补补，一层叠一层。大人衣服的膝盖部分、领口、袖口也是补了又补。好在当时人们的观念是以旧为荣，以补为荣。孩子他妈很想买个缝纫机，但是单位里一年也摊不到一张缝纫机票，等了几年也没有买成。后来托上海的妹妹终于搞到了一张票，买了一台上海产的蝴蝶牌缝纫机。
此后，老伴补衣服就方便了，她还自己钻研裁剪，简单的衣服也能自己做了。当时市场上有种再生布，是用旧布、次品棉絮重织，摆在废品门市部里买，不用布票。我们发现以后，当宝贝抢购回来，给孩子们做衣服。再生布质料粗糙，颜色灰暗，也不太结实，更谈不上美观，但总是布，比没有强。
我弟弟在农村，家里有5个女儿，由于经济困难，侄女们都穿旧衣，布票倒有多余了。浙江的布票上海可以通用，他就寄给我们一些。我们再寄给上海的妹妹买好寄来。几尺布就是这样转圈圈千里迢迢到达我们手中。
那时的服装式样就只是中山装、列宁装，70年代又有了两个兜的红卫服。外衣的颜色就是兰和灰。上海能买到一种铁灰色的中山装，大家就感到很新颖了。
到了80年代初，服装的颜色、式样开始有了一点变化，出现了浅色的外衣，带拉链的夹克衫风行一时，喇叭裤、牛仔裤也有人穿了。但是几十年的老传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许多人认为穿喇叭裤、牛仔裤、小裤脚管的都不是正人君子，只能是流氓阿飞。有的人还拿着剪刀，见喇叭裤就剪。
我也有类似的故事。有一次大孩子穿了件天蓝色的滑雪衫回来，我同他一起骑车去买菜，看着那耀眼的色彩，一路上我都在想老大是不是思想变化了，我越想越烦恼，最后我推托头疼就独个儿先返回了。这件事几十年来在家里传为“美谈”，时代的烙印给人们的影响太深了。
人们的观念变了，物质丰富了，再看不到人们穿着带补丁的衣裤。现在，我已成了牛仔裤的大力赞成者和力行者。大家讲求穿得体面，合乎自己的身份、年龄和时令。
现在中国人的服装在世界上也很潮流了，温州、石狮的服装样式有时还风行巴黎、罗马。杭州的丝绸服装、海甯的皮装都很吃香。改革开放初期，服装模特还被人另眼看待，现在已成了骄人的职业。
**食
民以食为天。人每天都要吃饭，少了一顿都难受，但是改革开放前，人们经常为吃饭而熬煎。南方人习惯吃大米，但是，50年代，我在陕北期间，有一年只在春节时吃到一次米饭。60-70年代，我所在的咸阳，大部分时间根本不供应米，有时南方人凭户口本可每人一月供应一斤米。后来人们找到一个窍门，可以到街上的食堂买米饭（当然要粮票）。当时吃碗米饭都这么困难，今天的人是难以想像的。
孩子们饭量大，在员工灶上吃不饱，老伴想办法下了灶，自立户口粮本。做到这一步，就要找关系托人情。自己开伙后，以面粉为主，要学会擀面条、蒸馒头。大孩子10岁时就站在小板凳上学揉面。
70年代后期，关中地带开始种水稻，当地农户也有些大米了。我就骑车到农村用面粉换大米。小品演员郭达“换大米”的情景我们是很熟悉的。家里口粮不够吃，我曾骑车到40里外的店庄镇赶集买麦子。买回来以后，就要借架子车拉到生产队的电磨房磨成面粉。麻烦事是很多的。
米、面如此奋斗得来，副食的难度更大。咸阳市60-70年代基本上没有鱼，渭河里只有一两条2米长的小渔船。全市当时只有北街有一家水产门市部，卖些海带、虾皮、小鱼干之类。69年春节，凭票一家可以买2斤皮带宽的带鱼，我带孩子冒风雪排了7个小时队，门口人山人海，有的人从人头上爬过去，我们只好知难而退。
当时鸡蛋也很难买，60年生老大，64年生老二，当时凭出生证只供应两斤鸡蛋，买过了就盖上印：鸡蛋已供。前年我把保存下来的出生证给孩子留作纪念，看看他们小时候有多么艰难。
当时猪肉（陕西人叫大肉）分4级，一级肉膘最厚、最肥，1.10元一斤，买到这种肉是天大的喜事，但几乎见不上，二级肉也难碰上，通常只能买到三、四级的肉，四级0.64元一斤，肉连着皮，只有一指厚。真可谓人带菜色猪也瘦。
岳母家在苏州，每月有一点咸肉供应，他们就省起来，用慢件寄给我们。我们很宝贝这点来之不易的咸肉，又没有冰箱（那时根本没有见过），又怕老鼠咬，把肉挂得高高的，又舍不得很快吃掉，每次切一小片，最后过了夏，肉也哈了。
我们又自己养鸡，给几只母鸡都取了名字，寄以极大的希望。每天拾回一两个蛋是孩子们的乐趣。但是好景不长，因鸡得病不得不杀掉，最后只留下一个老母鸡。
当时街上也有饭馆，但在人们的思想中，上饭馆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除非出门在外，很少在饭馆吃饭。
2001年我们来加拿大探亲，看到超市里的食品琳琅满目，品种繁多，使我们惊讶万分。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准怎么这么好！看不到什么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迹象。2003年我们回到中国，我们又惊讶地发现，在短短的几年内，中国也有了飞速的进展。上海、西安也有了类似的大型超市，不久，连咸阳这样的中等城市，超市、大型连锁店也纷纷出现。人们的购买力很强，生活水准的确提高很快。餐巾纸、擦手纸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手帕被遗忘了。农民大便也用上了卫生纸，不用竹片、石块了事。
以往周末孩子们回来，老伴总要花一上午准备一顿饭，忙得腰酸背痛，现在“出去吃”成了最方便、最满意的选择。各种风味饭店遍布全城各处，西餐中餐，满汉全席，东西南北中，任君选择。天天喝牛奶也成了中国人的习惯。人们的生活品质提高了。
看到市场上满满档档眼花缭乱的万千产品，我感到很奇怪，不由产生一个疑问：同样的中国，同样的土地，同样的环境，同样的条件，同样的人民，为什么以前百业凋零，民不聊生，甚至饿殍遍野？我想，关键是治国的理念。几十年成天敲锣打鼓，口号连天，昨天整那个，今天打倒这个，斗斗斗的结果只是众叛亲离，同志都成敌手，结果人心涣散，土地荒芜，货架空空。相反，放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调动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能量，奇迹就是这样产生出来，形成今天的繁荣局面。“理论一掌握了群众，就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革命导师的话是不错的，关键是什么理论。今天的局面来之不易啊！是几十年的教训得出的启示，但愿那些噩梦不要过几年再来一次。
**住
我们1955年分配到校，按学校的标准，一人一间平房宿舍，住宿兼办公，从此一住34年。3个孩子大了，住了一间，那是他们的宿舍，也是书房，也是我们全家的灶房兼餐室。靠炉子的墙烟薰火燎，天花板为之变色。夏天温度高，炉子搬到门外，老伴在太阳底下炒菜做饭，一头汗水。水从40米外的公用水龙头用小桶提来—— 一排住房一个水龙头。碗要拿到水龙头去洗。洗3个孩子小时的尿布，是我的任务。寒冬腊月，冷水冰冻彻骨，时不时要停下来搓搓手。临睡前洗脚，洗好后开门到隔壁，冷风一吹，脚又凉了。
上厕所是当时的大问题，学校的公用厕所分布在四周靠墙根处，离我们平房约百米之遥。我们平日每天来来去去。岳母来了后，老太太白天也是如此，晚上使用我们南方带来的马桶，隔一两天要到厕所倒一次。不这样，又奈其何？
1976年，唐山地震，一时人们纷纷住进塑胶纸的防震棚。过了几天，为永久计，农村的学生送给我们一架子车的包谷杆，于是我在宿舍前用碎砖头、包谷杆搭起一个棚棚，牛毛毡铺顶。里面还隔出一角作老二的看书处，他马上要升初中了。
地震过去，我们保留这间扩大了的“住房”，还在一旁泥了一个柴灶，搭一个遮阳篷，老伴对这一发展大为满意，她可以在柴灶上给孩子们烧“南瓜盖被子”—下面是南瓜，上面铺一层面皮，体现“瓜菜代”。头几次孩子们都觉得还香，后来就不想吃，而且，他们长大后再不想吃那东西。
遥想当年我们的标准很低，很容易满足，真是以苦为乐，苦中作乐。80年代中期，国内出现建住宅楼的呼声，人们在疑问中期待着。不久我们学校的建房工程也启动了，一座5层大楼可以解决50户教工的住房问题，虽然每户的居住面积不到50平米，这已是破天荒的盛举。
1989年，在我们老三上大学前夕，我们迁入新居。我们感受最深的是碗可以在家里洗了，上厕所不要跑到百米之外去了，尿盆、马桶用不着了，真幸福啊！学校在后来十多年里又先后建了4栋6层大楼，面积越来越大，规格越来越高。当然，各届领导都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让他们的房面积最大，层次最好。
我老家农村里我老祖母在民国初年建起的房子——只有楼下两间，楼上四面皆空——在90年后拆了改建成4层砖瓦房，室内瓷砖铺地，卫生设备齐全，楼顶还有鱼池，金鱼遨游足以观赏。村里的明清老屋纷纷变成现代高楼。这也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农村新气象。
不久老大、老二纷纷迁入新居，面积差不多都是150平米。老三在加拿大，更是独幢的别墅。青出于蓝，一代胜过一代啊！
现在中国就是一个大工地，个个城市都到处是起重机、搅拌机、浇灌机在轰轰隆隆，连片地修建高楼大厦。低矮的旧房都拆掉了，旧的地名消失了。我05年回杭州，一心去探访故居，只见新楼群拔地而起，我心中往日的地标不见了，我在河坊街城隍山入口处，我少年时每天上学必经之地，特地拦住几位老年人打听旧藩署、藩司前、桂林里在那个方位，他们齐口同声地说：老早拆掉了，不见了。
我的心情真是悲喜交集，为故居不见踪影而悲，为杭州的发展进步而喜。另一方面，我02年在隔了10年后重访日本德岛市，07年在相隔6年后回到Waterloo，我发现不论日本还是加拿大，都是容颜未改。比起西方，中国真正是日新月异，城市的地图年年得修订改版，就这样也赶不上建设的发展。
**行
60年代，我们全校只有一辆蓝铃牌自行车，是市教育局配备给校书记开会用的。有时去看我们寄养在农村的老大，曾开口向书记借车用一天。咸阳市内当时没有公共汽车，市政府有一辆小车，是市长的公事用车，难得开到街上。街上空荡荡的，没有什么人行横道。
再说说当时的长途汽车。55年到59年我曾在陕北米脂工作4年，假期到咸阳，来去单程都得4天。那时，有座位的长途客车很少，一般都是大卡车，顶上有个帆布篷，人们得坐在自己的行李上，人靠人背靠背，冬天寒风刺骨，手脚冰凉。
我们回上海，也只有等路过咸阳的长途列车，要行车27小时才到上海。那时工资低，我们从来没有坐过卧铺，孩子们累了就钻到座位底下，铺张报纸，当作卧铺，起来脸上灰尘满面，一道一道。大人们则累得东倒西歪。
西安和咸阳相距23公里，去一次也不容易，只能坐市郊火车，早晚各一班。火车一大早开发，买票的人很多，我们多次赶不上车，或买不到票，眼看火车开出了站。
92年我首次访问日本的友好学校，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但是只不过几年时间，中国的进步也是惊人的。咸阳的街道拓宽了几倍，比日本的宽得多，但是仍然解决不了塞车问题，小汽车实在太多了。
中国的高速路也是骄人的。我们老两口曾多次坐儿子的车，早晨在上海吃了早点出发，沿高速路行进，午夜时分便停在我们咸阳的单元楼下。关山飞渡，一日纵横半个中国。
现在我们去西安，随时在我们楼下向路过的私人长途车招招手，上了车，半个小时就进了西安城。我们学校也有了自己的面包车，多位老师有了私家车，公寓楼下时时出现新买的轿车，形成一道亮丽的新景色，普通的中学教师也有私家车了，和日本的老师一样了。
火车的进步也是神速的，现在去上海是朝发而夕至，车次也增加了许多，我们可以坐从成都、银川、宝鸡、西安、西宁、拉萨等地开出的车去上海。
80年代，西安北关的飞机场面积太小，政府决定在咸阳北原另辟新机场——离我们学校约15分钟车程。现在它已成了西北地方最大的机场。曾几何时，老百姓坐飞机只是梦想，现在坐飞机已是寻常事。我从咸阳机场两次直飞日本，还飞赴汉城、曼谷、新加坡等地。遗憾的是，还没有直达多伦多的，这条航线现在对我们家最重要。
**电讯
直到90年代初，我们全校只有一部办公电话，平时大家几乎不用电话。打到西安就是长途，要经过校长批准，由掌握密码的专人陪打，先由他向电讯局报密码，以便计费，然后由接线员手拨，接通西安，再连到有关单位，手续很麻烦。
过了几年，突然掀起了安装电话的浪潮。电信局大肆宣传，趁机大捞一笔。当时初装费要4000元，就这样还要排队等候。我们3个儿子这时都工作了，虽然收入不高，给老父母安电话是大势所趋，义不容辞，于是他们分担了这4000元的钜款。开始也只部分教工安装了电话。春节时，不管昂贵的长途费，和各地的亲友互致问候，用自己的电话，心情特别好。不过打到国外还是万不得已才打，一分钟几十元一般人还是吃不消。
过了2000年，安装费越来越降低，电话公司也新增了好几家，除了中国电讯，还有网通，铁通等等，大家深入社区抢生意，最后连安装费也不要了，还奉送电话机，不时搞奖励，免费打几百分钟。现在几乎家家有新式的程控式电话，事情的变化也真大。
不久，手机又遍及中华大地，收破烂的踏着三轮也边用手机互相通气。我们的孙女上了高中，早晨起来和父母3个人各自东西，他们都有手机，有什么事，例如在哪里等候，去哪里吃饭等等，随时用手机联系。时代真是不同了。
90年代中期，电脑成了知识界的新宠，好像一个人不懂英语，不懂电脑就不配做现代人。一时间，抛弃钢笔，改用电脑写作成了新风尚。我花甲已度，也跃跃欲试，花了近万元买了一台组装机。我对电脑毫无基础，但慢慢学会了打字，发邮件。十年来，我在电脑上写出了几百篇文章，天天记日记，身在加拿大，和国内的亲友和儿子email来去。我弟弟家在农村，条件当然差些，今年初，他们家也有了电脑，他也学会看新闻，会发邮件。我和老伴不久前去美国旅游几天，回来后，天天给在农村的弟弟发几张美国风景照，让他也开开眼界。这种事以前想也想不到。我们都与时俱进了，想想也是很高兴的。
说到写文章、投稿，我还有些话不吐不快。我从高中时起就爱写作，也发表了一些。55年工作以后，更有发展。但57年反右时，我大会上提了些意见，虽未成为右派，内部可能列为控制使用。反右后，全国有了新框框，发表文章前，编辑部都要写信到作者单位征求意见，了解该人的政治面貌如何，东西是否可以发表。因此58年后我便出现了空白。不久十年浩劫全国文化大倒退，也就不用说了。80年代后期，文化复苏，各种刊物如雨后春笋，再没有人用各种大棒来打击钻研业务，我的创作进入新时期，在十来年的时间里发表了7百多篇文章，出了一些教学方面的书，这些都是改革开放之赐。我心中始终认为是邓小平给知识份子带来了春天，有了用武之地。
**出国
在改革开放前，出国是个禁忌的话题，在某种程度上，它和叛逃近义。我在大学里学俄语专业，工作后鼓励学生和苏联学生通信。学生学习兴趣高涨，58级两个班8个学生考上西安外国语学院，其中多人后来成了外交官。到了文革时期，我却被扣上“苏修走狗 里通外国”的帽子，查来查去，多年也查不清，也找不到任何实据。看来和外国沾边的事总是危险的。
1981年，日本德岛一所原名渭城中学的学校指名要和我们学校建立友好关系，我当时负责外语组，于是联系工作就落到我头上，正式搞“里通外国”的事。1992年对方建校40周年，邀请我方派两人去访问。学校决定由校长和我去出席。当然一切手续要报市委组织部和省外办审批，到底是改革开放了，各种手续顺利办妥。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我们在日本一周，完成交流任务，按时回到祖国。不久我们老两口又到东南亚旅游一圈，出国对中国人慢慢变得不是那么稀奇了。
1999年，老三受朋友鼓动，想移民加拿大。儿子的事由他自己拿主意，我们不拦阻。但是我们认为，移民不是那么容易，只是他一厢情愿而已。半年多以后，他竟然拿到了去加拿大的落地签证。这时听说，海关把得很严，新护照特别卡得严，没有证明不能放行。为此，护照首先要激活，办法就是合法参团出去旅游一次，这样去加拿大时，已是第二次使用，海关容易通过。于是我们老两口花了一万元陪他去了一趟南韩，达到激活的目的。
2000年11月，他离开西安那天，我们到车站送行，我们的心情七上八下，仿佛生离死别，禁不住老泪纵横。儿子也很难受，他和我们约好，浦东如顺利出关，立即给我们打电话。到了那约定的时刻，我们守在电话机旁，突然电话铃响，传来他轻松的声音，报告已顺利出关，这时才一块石头落地。
时代在进步，看来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隔天他飞抵多伦多，又是一个报平安的电话，从此老三开启了他的新生活。一年后他请我们来访问，他买了镇屋，有了一辆二手车。朋友们说他有房，有车，又请我们来，一年办成三件大事，很了不起。我们住了一年放心地回去。07年他给我们办了移民，我们看到他已换成独立屋，他和媳妇一人一辆车，小孙女活泼可爱，生活安定和美。
我老家的情况也值得讲一讲。我老家在浙江青田，历来是侨乡。改革开放后，出国的人数逐年增长，目前全县70万人口近25万人在国外。欧洲各国都有青田人，目前我们老家小小一个村子有二百多人在欧洲，我的侄儿初中毕业，2001年就去了塞尔维亚，现在在那里成家立业，当起了老板。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向了世界。
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方方面面。我们的生活也在这个改变中变得愈来愈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