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生活特稿/作者：星学）自打先祖别了穴居，住房便成了人类的永恒话题。古今中外，多少“居者”为了“有其屋”，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慨叹；人口爆炸的今天，更是“为房消得人憔悴”。
在解放后的不短期间里，大陆光顾着连年搞政治运动去了，没大有什么宿舍和民居建设，所以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多生孩子争当“英雄母亲”的后果显露出来时，百姓们的栖身问题便变得十分严峻起来，人人都为房子头痛、伤脑筋。特别是到了婚嫁的当口，上愁煞家长，下急死子女，“对像不难找，房子没法办”，濒于抓狂。
指望着唯一渠道——单位分房制了却的机会太渺茫了，不得不“因陋就简”“生产自救”，于是乎：四合院里沿着自家屋檐接盖小房的，打吊铺的，房内自己隔间的，或者干脆每晚室内拉上帘子挡开的，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倘若搁久一点，新人再添了娃，家中就更要命了。电影《没事偷着乐》，就是这段历史的一簇反映，多伦多公共图书馆拥有的文献片《房子》，记录的就更多更细了。
当年家父母是大学医院的医师、药师，一个是长子，一个是独女，双方高堂都无收入，自然跟着他们过，加上我们五个小孩，共十一口子，挤在三间小平房里。每间屋里净是床了，还兼作厨房、餐厅、夜间厕所，一段时间养了鸡，黑天后也圈进屋来过夜，又作“鸡窝”。一张单人床外缘放俩方凳、垫上砖头，搪上铺板，我兄弟四人就横卧这大通铺，再后就是高架床和吊铺。
到了文革，这方寸之地被造反派硬割去一间，让给夺了权的小头目住，另给了间地下室算我们的灶房作为“补偿”。之后的好长一段日子，孩子们就是在这阴暗潮湿的窨中渡过的，它可是我们正经八百的居室呦。后来在院儿里想接出间小屋，因眼红嫉妒的邻居作梗而夭折，争执中气得妈妈眼睛都微凸了。其实这乃是“上梁”的过，却由“下梁”扛着、咀嚼，不啻另类“群众斗群众”。那年月甭说自家老的了，就连邻什百家的都在为我们犯愁：四个大儿，将来娶媳妇房子咋办？
还算是幸运，待我们长成到谈婚论娶之时，赶上了改革开放，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国计民生、改善民众生活上来。各单位尽力筹措资金，盖房建宿舍，纾缓员工的住房荒。然而积重难返，一时拗不过劲来，望眼欲穿地盼，远水不解近渴。已近而立之年时，都已八十年代中期了，住房问题仍是“老大难”。当了住院大夫的我俩，在附属医院里面算小萝卜头儿，分不到宿舍的。只得在一个三室一厅的单元中，租下十四平米的一间，将小阳台作为灶屋，茅房与住外两室的那老少三代五口人合使，暂时栖身。虽然这种颇常见的住法时称“团结户”，实际上亟难“和平共处”，鸡毛蒜皮的事见天磕碰，必然“擦枪走火”，芥蒂屡生，苦不堪言。我们以及后来添的女儿，在那一过就是四年。
进入九十年代初，单位终于又分房了。我再次编织起“房梦”来，以为仗着夫妻双双的研究生文凭、业务建树不小，能够“鸟枪换炮”。待等冗长的论资排辈打分、群众评议、分房代表投票、领导讨论决定等复杂揪心的过场完后，我确分得了一间居室：大杂院筒子楼四层顶约十二平米的小单元，旧得“掉渣儿”，不说寒天透风撒气、暑日漏雨滴水了，关键是没有厨房和卫生间，连上下水道都没有。一层楼上的几十号人共用一个双“蹲座”厕所，穿过夏晒冬冰的露天走廊，去那儿倒夜壶、泔水；接自来水回屋入缸储用；用手浣衣服〔洗衣机没法用的〕；做菜煮饭用自己上扛的煤气罐。就这条件，总算让我觉得有了属于自个的“物业”感。
不过瞧瞧那给院长开车的司机小生，分得的竟也强过俺这“学术骨干”，失望、屈辱、愤懑，不觉涌上心头。但找谁评理去，谁让人家跟当官的近乎呢？只能认了，总比没有强吧。一住又是两个春秋。时见身边的人们，为争取稍微像样一点的楼道空间，邻里失和；劳神伤财；奔走门路，为下轮分房垫底、“施肥”；而自己这“书呆子”，既无“根子”又无“门子”，还“傲骨铮铮”的不谙迎逢，猴年马月才能“拨云见日”？
其实，蛮欣赏《天仙配》那句唱词“寒窑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的我俩，要求并不高，哪敢奢望住啥“大宅门”，只要两室一厅的“小套二”便心满意足。尽管其时标准民居的建筑面积小，一般就三四十平米，格局也差，不配带暖气、煤气，电梯，甭说热水供应了，我就是巴望着关起门来有个各自独立、互不干扰的小天地而已。然而如此基本的愿望，亦遥遥无期、高不可攀，难以实现。我终于等不及了，下决心出国，自我“落实知识份子政策”。
凭着洋教授的邀请函，九三年初我踏上了西土，先后旅居德、英、美、加等国，均在大都会工作生活。海外没有单位分房一说，只要有钱，无论是租还是买，均不在话下，任挑尽捡。而居所，就算极普通的单位，也似国内“宾馆”，条件似天渊之别。自蜷缩之处乍来的我，有一股“一步登天”的感觉，每每慨叹不已，甚羞于对洋同僚们启齿曾蜗居的陋室，没人会相信。若干年后我们定居多伦多，又生了儿子，置上房产，住入了相当于中国五大最美城区之首——青岛八大关里的花园洋楼，始料不及呵，远超乎了意中的“政策落实”。
闲来一家人坐在屋内，望着宽敞的落地窗子外面，小院幽幽，花团锦簇，树影婆娑，松鼠跳跃，蝉鸟婉啼，简直就像是梦幻一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安居乐业之后，我没断了回国省亲，眼瞅着故里林子般的高楼接踵拔起，越来越多，愈来愈漂亮，也安了煤气管道和电梯，各家自己装上热水器和空调，条件直媲国外，颇为之高兴、欣慰。虽尚未及“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地步，但已相当不孬。我们家的人也都住的不错，算是当地的上层，“国外来客”下榻、同住也无寒呛、窘迫，早年“婚无房”之忧今归“杞人”、化为乌有了。福利分房早已悄然而逝，学外国自掏腰包或者贷款买商品房，单位也不用给单身青工集体宿舍，只是发点租房津贴算事，省却了领导们的不少头痛麻烦。
我访旧时重莅那些当年院长、书记们才能消受的靓楼，已是一派废旧颓败之相（国内的建筑质量另当别论），实不敢相认这曾是自个梦寐以求、恐穷毕生之力也会望洋兴叹的目标。现今那些当权者们早就转进“新贵都”里，“此地空余”的“黄鹤楼”几经易手，不晓得换了何方神圣了。
我每一次的返乡，都会发现国人的住房有不断的变化，堪有日新月异之势。海滨胜城的房子，全国的富人都来抢购，有的仅为消夏避暑短用，却带动得房价扶摇飙升，岛民们负担不起、吃不消，叫苦不迭。此外，给人印象匪浅的，是人们在房子的内部装修上一点不吝银子，家家都整的跟宫殿似的，故有“亚马逊热带雨林都消逝在中国人的房间、地板里了”一说。而且格调不乏欧美风情，让来自于“敌人后方”的“还乡团”不禁汗颜、失色。白璧微瑕的，是外环境较差，楼群密集，距离太近，单元多，人嘈杂，绿地殊少，给人以拥挤、压抑之感。
或许是因为我久居人稀地广的北美，衡量的标准和角度沾带了洋味之故吧。但相形为“遮身藏体”抓瞎、猴急搏命却束手无策的旧景，今非昔比，确已别若霄壤了。
至少现在城里人有钱就有房住（以往甭说没钱，就算有也无处去赁、去买），富人大户有的拥有几处房产，出租挣钱。炒楼的也很多，特别是借着奥运之际。所以说还是富裕了好，难怪人人拼命“向钱看”、卯劲掘财搵钱呢。“宁要社会主义的茅草屋，不要资本主义的大瓦房”意识形态一去不复返了，也不见了“仇富”教育”，各地数不清的大款、明星、富豪的私邸、别墅，并不输给好莱坞大亨们的豪宅。再想那曾被辟为旧社会“反面教材”典型来进行“阶级教育”的四川刘文彩、山东牟二黑子等大地主的庄园，见绌的实在太远了，简直就是“土围子”。
现在已无“这是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得来的”概念了，在多数人的心底它反倒成了向往、追逐的鸪的。不过也就二十几年的工夫，宛若隔世！联想起我笑问那些相见不相识的儿童们，关于毛泽东、文革等事，他们一脸的怯生、迷茫，更叫人震撼浮光掠逝之快。虽然说“时间是最好的医生”，但这疗效未免也太神速了。大概这亦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处点缀吧。
在外国，房主即是地主，但在中国却只是屋主，因为土地仍是国家的。记得在我乔迁私宅、朋友们来“烧炕”时，有开玩笑喊我“地主”的，吓了我一跳，转眼一想，可不是咋的。只是此一时彼一时，其“威力”不再了。之所以敏感，缘于本家曾让“地主”两字给糟蹋得甚苦。
就由于以前祖上留下的二亩薄田，又往镇上做点三把韭菜两把葱的小买卖，我的爷爷奶奶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兼资本家”，文革中这双料的“无产阶级专政”对象便倒了楣。以前怕幼小的心灵受创，俺爹娘一直瞒着孩儿们，直到那一天红卫兵上门造反、揪斗，我们才恍然。天天生活在一起的慈祥的老人，叫我无论如何也跟“周扒皮”、“南霸天”等联系不起来。祖父母很快就被勒令遣返回农村原籍、强制劳动改造去了；爹娘在单位里受批判；我等“狗崽子”则在学校里、社会上处处受人唾打谩骂，心灵饱受蹂躏。“地主后代”这可怕的“紧箍儿”，十几年来始终罩得俺们抬不起头来。一直到粉碎了“四人帮”，不再论“出身”“成分”，才予以平反，可惜几位老人早已含冤过世，没有等到昭雪的那日。
如今“地主”“资本家”在中国已不再被钉耻辱柱，反美其名曰“万元户”、“企业家”、“知本家”等，光鲜得很。更甭提在无阶级划分与斗争的北美社会了，否则我将又算是个“地主兼资本家”、心有余悸地待等“吃二遍苦，遭二茬罪”。这就是时代的沧桑变迁，也是“人挪活”之我为，历史有时候真像是在开玩笑，周而复始，轮流不已。“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还是睿智无双的所罗门王所言极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