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206/八十年代“筒子楼”的记忆

(星星生活特稿/作者:宏宇)从八十年代初走过来的人一定记得“筒子楼”这个名称,那是被许多电视,电影,小说等文学作品描绘为灰暗,拥挤,杂乱不堪,充满了矛盾与冲突的一类城市建筑物,它不仅是那个时代许多市民遮风挡雨的栖身之地,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尴尬与挣扎。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一家大型国营工厂工作。与众多国营企业一样,这家工厂除了要完成国家每年下达的生产计划以外,还负担着本厂三千多名在职职工,两千多名退休职工及他们子女的生活,住宿,幼儿园,医疗保健等一切事物,俨然象一座小城市。

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百废待兴,企业职工宿舍严重不足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厂里的老职工家庭基本上都是三代同堂了,依然挤住在六七十年代建的狭小住房里。青年职工多达上千,也正步入谈婚论嫁的年龄。就在人人谈“房”色变时候,我来到了这家工厂,而且,也面临着结婚。房子呢?不用说,半间也没有。

总不能在大街结婚吧?当时爸爸妈妈有两室一厅住房,爸妈一间,我跟两位弟弟住另一间。为了先让我结婚,只好委屈两位弟弟。大弟住外厅,小弟住在楼下杂屋间,腾出一间13平米的房子成了我和太太的洞房。

婚结了,却拖累了全家。两个弟弟都已长大,也正在谈对象。可对他俩来说,连领女朋友来家坐坐的条件都没有了。房子,房子,那时候好象全家人整天谈论的都是这个话题。

转眼我进工厂两年了,渐渐成为厂里的一名技术骨干,还担负起厂里技术改造的规划工作。也许是我的勤奋,我的住房问题纳入了厂领导的视线。终于有一天,厂里分给我一间刚刚腾出来的单身宿舍。

单身宿舍楼就在工厂斜对面,是一座六十年代建的三层砖结构楼房,楼上楼下共有七十几个房间。说是单身宿舍楼,其实早就是已婚职工楼了,每间房子都是一个小家庭。我分得了这样一间房子,还让厂里许多人羡慕不已!

房子位于二楼走廊南侧,窗户朝阳,正对着工厂,上班和送孩子上幼儿园都很方便。房间大约17平米,除了安一张双人床外,还可以放一个床头柜,一张书桌,一个碗柜和一个炉子。小饭桌只能吃饭时摆开,饭后必须立起来,否则就挡住了门口。当时孩子刚刚一岁,跟我们睡一张床。室内家当虽少,基本生活也够了。

楼房的走廊宽不到两米,两侧摆满了各家各户的煤和木柴等杂物,中间只剩一条窄窄的走道。走廊里灯光昏暗,走路时都必须小心翼翼,否则会被两侧的杂物绊倒。全楼取水只能用一楼走廊西端的水龙头,那里没有光亮,污水横流,每次去取水都要穿上靴子。全家用水就一只水桶,取来放在房间里。洗衣服很麻烦,因为取来多少水就要倒出去多少水,还要及时擦地板,否则溅出来的水会漏到楼下去。凉衣服呢?我学着其他住户的样子,在窗外专门安装了一个架子。从外面看这座楼,各家的窗外都挂满了花花绿绿的衣物,很有生活气息。

楼房的楼梯是公用的,厕所和垃圾箱就在楼梯边上。可悲的是厕所经常堵塞,溢出的污水就顺着楼梯往下淌。我的房间斜对着厕所,那味道是任何语言都不能形容的。我女儿从小嗅觉灵敏,每次接送她去幼儿园,经过厕所门口时她都要用两个小手指头使劲地捏着自己的鼻子。

冬天好过一些;房间向阳,点上炉子房间里很暖和。关上房门,走廊上的味道也进不来。夏天就受罪了;太阳一晒,房间里烤箱似的。因为不能开门通风。不仅是味道问题,一开门房间里一揽无余,即使开窗也要等到太阳落下之后。为了解暑,我贪便宜买了一个吊扇,自己安装到天花板上。由于缺乏经验,安装的不太牢固,那天正旋转着的风扇突然掉了下来。可巧女儿离的远,没有砸着。但是风扇的叶片却将我太太的后背碰了一个口子,衣服也划破了。事后大家都说万幸,批评我的粗心大意。

筒子楼居住条件尽管艰苦,住户之间相处的却很好。尤其是那些小孩子们,经常串东家走西家,谁家有好吃的好玩的就去谁家,叫都叫不回。如果一家有了困难,大家都来帮忙。有一次我到外地出差,太太半夜里生病,是邻居帮着照看孩子,并连夜用自行车将她送到医院诊治。筒子楼里同患难的人们,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工厂也在想尽一切方法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相继建成了几座宿舍楼。为了公平地分配住房,厂里还专门成立了“分房委员会”,由工会,劳资,后勤等部门的参加。根据职工的工龄,厂龄,职务,学历,工作表现等条件,对住房申请者进行评分,并将结果张榜公布,以求其透明性。我当时尽管年青,却已是厂里的技术骨干和中层干部。为了体现和落实国家的知识分子政策,我也榜上有名。居住了一年之后我终于告别了“筒子楼”,搬进了 “工程师楼”,居住条件从此得到了极大改善。

正当我准备搬家时,却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

厂里的一位已婚职工因为媳妇是农村户口,不够厂里分房条件,临时借住在工厂的仓库里。可媳妇已经十月怀胎,总不能让孩子生在仓库里吧。得知我要搬新房的消息后悄悄找我商量。想趁我搬家的时候,抢占我住过的那间房子。“抢房子” 这种事在厂里发生过几回,我很同情那些因为栖身之地而不惜犯错受罚的职工,但此事发生到自己身上,还是有点紧张。

搬家那天,我放弃原则协助那位职工上演了一幕“暗渡陈仓”,搬完东西门上就挂上了他的锁,然后,到厂长那里“深刻地”检讨。厂领导其实很清楚这里面的猫腻,也理解那位职工的无奈,没有更多地批评我,也没有难为那位职工,他就成了那间房子的合法主人。

我的新房位于“工程师”楼的三楼,两室一厅,前后晾台,总面积70多平米。关于楼层,当时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一楼暗,二楼吵,五楼,六楼累断脚,不三不四属最好。” 我年纪轻轻却分得了三楼,足见当时工厂对技术人员的器重。房子宽敞明亮朝阳,厨厕俱全,实在让厂里的老职工们羡慕!后来我又将前后晾台密封加装了玻璃窗户,室内安装了暖气,使用面积进一步扩大,居住条件更加改善。我还用几年的积蓄添置了彩电,冰箱和新家具等,其后几年的生活,只能用“舒适”二字来形容。

八十年代初社会上还没有“商品房”这个概念,也没有房地产开发这档子事。城市居民住房,除了少数私人房屋外,多数都是市政管理的公管房,政府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工等住房。相对而言,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住房明显优于企业职工的住房,这与国家政策和历史原因有关,也是许多人拼命设法钻入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根源之一。

八十年代末,在全国兴办公司和经商热潮中,我也不甘寂寞应聘调入了本地的一家经贸合作公司,任部门经理。当时国家的住房政策是各单位自扫门前雪,各自解决本单位职工的住房问题。人属哪单位住哪单位房子,人调离就要交回房子。可是我调入的这家公司刚建立,还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即使现盖房子也来不及呀!幸亏我太太也是原单位职工,原单位才没有把我们家掀到大街上去,我们又在原住房“癞”了几年。

“人调离房子必须退回”这项政策说起来合理,实际上十分荒谬。那些年我们国家实行“低工资,高福利”政策,职工的工资仅仅能够维持其最低的生活水平,住房是其工作单位提供的一项福利。说的好听一点,也就是所谓的“共产主义因素”吧。但从根本上来讲,住房并不是对职工的恩赐,而是国家和企业对职工历年来所做贡献的一种认可或兑现。工龄厂龄越长,贡献越大,分房也越好。否则,分房评分中怎么会有工龄,厂龄的考量呢?

由此可见,当一位职工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原单位,原单位索回职工住房的做法,实际上是彻底剥夺了这位职工前些年对国家的贡献。许多企业甚至实行只给男性职工或女性职工分配住房的政策,更是粗暴地剥夺了相当一部分职工的住房权利。在这一方面,西方国家企业实行高工资政策,企业员工自行解决住房问题,在辞退员工时还要承担额外的经济补偿,显然要比社会主义国家所做的更合理与文明一些。

此话扯远了。我在新单位工作了三年并从国外进修归来之后,终于迎来了一次分房机会。这次分得的房子更好,更宽敞,面积达120多平米。住房第一次通了管道煤气和暖气,免除了烧饭和冬季取暖烟熏火燎的难题。卧室,客厅等都是独立的,已上小学的女儿也第一次享有了自己的房间。跟着社会上的装修热,我不仅重新装饰了房间,更换了所有家具,还添置了大彩电,组合音响,钢琴等现代家庭用品。浴室里还加装了进口全自动热水淋浴器,洗澡也不用出门了。在兄弟姐妹之中,我率先迈入了“小康之家”行列。

可惜的是,我在新房子里仅仅住了一年就再次出国了。经过了多年的颠沛流离之苦后,才拥有了自己的住房。回头看看国内,近些年来城市住房的情况变化极大。亲友们经常来信讲述他们搬迁换房的事,有的都搬了几次,拥有几套住房了。前年回国探亲,看到整个家乡马路宽阔,高楼林立,到处焕然一新。找到出国前居住过的地方,也几乎辨不出当年的痕迹。城市居民的住房,更加宽敞明亮豪华舒适,许多还有专用停车位置,处处表现出一个社会的巨大进步与繁荣,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最后以两句诗,纪念那个远去的“筒子楼”时代:“沉帆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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