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128/加拿大华人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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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生活记者捷克佳)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入第三十个年头,作为国家历史的回顾,可以用一连串的数字表达出这些年取得的巨大的成就,但在普通人当中则是完全不相同的经历。

对于近年来移居海外的华人来说,他们可被认为是改革开放最直接的受益者。这些人大多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通过出国变换自己的人生轨迹。希望这些人的故事能够反映出改革开放的一些侧面。

**改革开放带来人生的新机遇

周松年是加拿大平台公司(Platform Computing Inc.)的CEO。他说,正是改革开放改变了他的人生,特别是邓小平的“二拍”,即邓小平1977年拍板决定恢复高考,和1978年拍板外派成千上万人员出国。

1977年,他成为文革后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生。1980年,他又通过校际合作留学美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迈出国门的中国公派大学生之一。之后,他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深造,相继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92年,周松年与他人合作在多伦多成立高科技公司。

“如果没有这些改变,我可能还在工厂。”周松年说。但事实上,他曾经工作过的那间国营企业已经关门倒闭。

鞠文涛是多伦多一家电讯市场营销公司CanJu Marketing Solutions的总裁。他的父母早年被下放去农村学校教学,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他可能会与同龄人一样,至今仍留在农村。

高考重绘了鞠文涛的人生之路,后来他读研究生,当教师,之后再出国,都与高考那关键的一步分不开。得益于中国门户开放政策,他能够顺利移民加拿大,并能在新的国度迎接挑战,走上创业之路。他说,“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近年来,鞠文涛多次往返中加两地,深切感受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说,中国经济的腾飞,尖端科技的发展有目共睹,还有城市面貌的改观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非常明显。此外,人们在精神和思想观念上的变化也很大并且非常超前。他说,这些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土插队和洋插队的苦乐

在出国大潮中,有不少人经历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对土插队和洋插队有深切的感受。

于首三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文革期间,他响应号召上山下乡,1971年被煤矿招工。“当时自己是一线矿工,在掌子头打眼,每天与死神相伴。”两年后,他被推荐上大学,之后进入研究所工作。1987年以访问学者身份赴英国深造,后在爱尔兰获得博士学位,现为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理事。

他说,邓小平顺应时代潮流,实行改革开放,这是中国必须走的。三十年给带给中国的变化是巨大的,个人的理想和价值也得到充分的发挥。改革开放让他走出国门,“当年别说出国,就是看个外文资料都被认为是里通外国!”

目前居住于多伦多的潘兆鸿是景德镇潘氏陶瓷世家的第四代传人,也是《陶瓷300问》的作者。他自嘲道,从红卫兵、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到出国潮和移民潮,他几乎赶上中国兴起的每次大潮。他说,正是由于上山下乡的磨炼,他可以在后来的各种逆境中克服艰难。

当年土插队如今洋插队,令潘兆鸿感慨万千。他说,这三十年对他人生的影响非常大。正是由于国门顿开,让他切身感受到西方国家先进的科技和生活水平。中国就应该改革开放,而不是闭关封锁。

汪伟明是多伦多东风汽车维修中心的业主,他对之所以对“东风”独有情钟,是因为他移民前来自湖北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他当年下乡时根本就没有想到日后能出国,还能在加拿大开自己的修车行。

“当时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够尽快从农村抽上来当工人。在那个环境下,也不会有那么多想法。”后来汪伟明如愿进入二汽当工人,不久,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他也于1979年考入大学,后毕业分回二汽的技术中心。

他说,改革开放让人们看到外面的世界,人们的心态从封闭中走出。现在中国的国力雄踞世界前茅,人民的生活富足,有房有车的人不在少数。这些成就与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密不可分。尽管自己身在海外,但无论走到那里,都会对祖国的繁荣昌盛感到由衷的高兴。

**三十年的财富变化

中国有句古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用以比喻人事的盛衰兴替和无常变化。对比1978与2008这三十年的数字,是难以让人忘怀的。

周松年1980年去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留学时,身上只有30美元,连出租车都不敢坐。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美国对中国的了解非常少。他说,刚出国时,看见外面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很新奇,也非常激动。当时的美国朝气蓬勃充满自信,相比百废待兴之下的中国,美国则处于鼎盛时期。他回忆说,在波士顿河畔,每年在美国国庆节期间举行露天音乐会,礼花非常之美。

他说,现在来看,真是应了中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古语。现在美国遭遇金融风暴,经济千疮百孔,并唯恐中国的资金购买美国的核心资源。而现在中国人的心态则完全改观,自信心有极大的提高,在世界各地雄心勃勃,因为埋藏已久的生产力被释放出来。

于首三也记得当年妻子出国伴读时娘家人的担忧。当时于太的母亲拿出一枚金戒指说,如果在国外经济有困难,就把戒指换成钱,绕道从当时还没有解体的苏联坐火车回来。

早期出国的人员,无论是留学生还是访问学者,大多都有餐馆打工的经验。很多人的目标都是为了回国后能够购买每年四大件、四小件的电器。他说,那时在爱尔兰,即使在餐馆低薪打工,1小时只付2爱尔兰磅,15个小时就相当于中国普通职工一年的工资。

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电器已经普及到千家万户,甚至出口到欧美国家。购买电器的件数指标和风行一时的外汇卷早已成为历史,出国旅游也不再是一件难事。

**知识产权和民族品牌有待重视

周松年认为,人们应以成熟和平衡的眼光去看待这三十年的成就,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他说,中国长久以来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压,长期以来缺乏自信心,崇洋媚外和过于自满,两者都不够健康。

他说,应该看到,西方国家的综合实力非常雄厚,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技创新、国民教育、民主进程、公司和国家的运作等方面的差距还很远,因为这些是反映国家生机的重要指标。他说,尽管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面临瓶颈发展期。

周松年说,中国拥有知识产权的大型公司和产品屈指可数,在全世界财富创造的产业链中,中国仍然是一个大的加工厂。现在中国需要卖掉8亿件衬衫才能换来一架波音飞机,这一数字也说明,制造大国亟须向品牌大国转变。“现在市场和销售受制于人,内容和质量品牌没有,只能仿照或加工,非常可惜。”

汪伟明在谈话中,不断强调“民族品牌”这个词。他说,现在中国的轿车遍地,日本、韩国和欧洲车充斥市场,虽然有一些民族品牌的汽车,但主导市场的还是外国车的品牌。中国在汽车工业特别是轿车产品上,自主品牌上的发展比较差。到目前为止,尽管也有不少研发,但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占据市场的品牌产品。

他发现,西方国家对中国一些尖端科技的封锁和排斥,反而促成中国在那些领域的发展。一个对照是,中国在航天科技产业的发展令人瞩目。因为科技人员没有外来的技术依靠,反而能干出成果来。相比之下,汽车工业的技术含量并没有航天高,所以外方为进入中国市场,以技术作为交换,以市场换合作。中方自认为有依靠,一旦合资,原有的设计就化为泡影,彼此的差距反而拉得更大。

“尽管合资后的产品可以占据市场,但丧失的是民族品牌。”他说,十年前是这样,现在还是如此。如果国家从产业的政策上进行特别倾斜调整,注重自己的品牌,情况将会有大的改观。

**教育对低收入家庭仍难以承受

很多人选择移民的首要原因就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在过去,高中毕业生相应国家的号召去上山下乡,缓解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压力。现在中国则是大学扩招,学生花高额学费去接受教育,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缓冲。但家庭来说投入更大,而且学生毕业后面临的就业市场一点也不容乐观。

曾经在中国高校教书的鞠文涛认为,虽然在现行体制下的高考制度,相对来说还是公正的,但中国教育的改革总体来说是不成功的,仍然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中国一直延续下来的应试教育既不适合孩子的身心发展,也不利于培养孩子的个性。同时,学校在德育教育上的缺失很多。

鞠文涛举例说,加拿大的学生没有高考,上大学的成绩完全取决于学生平时的成绩。而且每个高中的考题目不一样,打分的标准也不一样。国内一些人认为简直不可思议,第一反应是给老师送红包的人应该都会把门槛踏平。“这就是两个社会的不同,因为这里没有会人去那样做。”他说,“中国学校的市场化味道很浓,不但体现在学生与老师之间,也体现在学生与学生之间。”

实际上,并不是每个学生都适合上大学,加拿大对学生的教育并没有完全局限于上大学深造。鞠文涛说,学校在高中时就注意引导分流,介绍一些劳动强度和收入比较好的热门职业比如电工、木匠和水暖工,因此,很多学生在职业定位上就会选择这些高收入的行业。

**如何看待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也引发一系列尖锐的社会问题,近来不断涌现的官民冲突就是例证,社会财富向极少数人聚集,两极分化严重,国企改革导致职工的下岗,医疗保障不够完善,还有高速经济发展中对环境的污染。以至于不少人甚至出现思想的回潮,怀念毛泽东时代的清贫。

于首三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总体方向并没有错,中国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人民的富裕程度上的进步都是不容否认的。只有经历过文革时代的人才会深切感受到今日的幸福。任何社会和时代都会找到缺点和不足,即使有代价,从整个中国的发展来说是非常值得的。如同一场大战,可能局部会有损失或伤亡,但最终的结果是值得称赞的。

他认为,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并不是特别完美,中间肯定会出现不公正,但受益者终将是大多数,追求社会的平等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只有当衣食住行满足后,社会的伦理道德才会有大的进步。

鞠文涛认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前提没有错,但在执行的过程中有偏差。应该是先制订规则,让人们在同样的条件下游戏,但现在很多人则是在践踏常规下富起来,而且规则由他们制订,其结果就是造成社会极大的贫富不均。

此外,数位受访者认为,中国在民主化进程上有待深入,比如新闻的管制,西藏暴乱期间对媒体的封锁,造成西方舆论一边倒,还有地方政府官员为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对灾难和疫情等突发事件的瞒报,这些均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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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4期《星星生活》报以60个版面全面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对国人和海外华人带来的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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