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502/中国正在重新自我封闭?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魏城

我仍然清晰地记得20年前的那件事。

那还是198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至此已有10年。那一天,我去一位在《解放军文艺》杂志社工作的朋友家玩,碰到他的上司正在给一个文学青年提改稿意见。不过,这位资深编辑慷慨激昂谈的东西,似乎与对方的稿子、与文学并没有什么关系:

“你看看你口袋中别的钢笔、你脸上戴的眼镜、你手里捧的保温杯,你再看看这个房间里的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哪一件东西不是西方人最早发明的?然后你再想想,我们人类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乃至我们现在谈话所必须遵守的逻辑学,哪一门学科不是西方人最早开拓的?而中国古代文明为人类贡献了什么?不过是女人的缠足和男人的辫子,不过是酸腐的儒家学说和刻板的八股文!”

听着这番文革中也许被冠以“崇洋媚外”恶名的话,竟然出自一位穿着军装、扛着大约是少校肩章的军官之口,你可以想象我心中的那份震撼。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30年前由邓小平启动的中国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一个西学东渐的过程,或曰“西化”的过程。与鸦片战争后中国第一次打开国门略有不同,这一回,中国知识分子不再需要日本这个东洋的“文化二道贩子”了,他们直接翻译西方原著。在最初的西方文学名著翻译潮之后,随后则是一波一波的西方社会科学名著翻译潮:例如“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二十一世纪文库”丛书……

1988年也许是新中国建国后思想最为活跃的一年:各种学说“纷纷出笼”,各种思潮“蠢蠢涌动”,各种人物“跃跃欲试”;那一年也是电视政论片《河殇》问世的一年:这套片子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起了轩然大波,据说,一位中共元老看后非常生气,称其宣扬“全盘西化”。

但“全盘西化”无疑是当时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思想“主旋律”。如果说,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一直探寻中国富强之路的中国左翼知识分子颇有一种“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得出了“走俄国之路”的结论,那么,改革开放10年之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则有一种“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感,得出了“走西方之路”的结论……

中国的“西化”之路并非没有波折,也并非没有受到质疑。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中出现了许多反思八十年代西化潮的声音,其中包括新兴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以及主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热”。

例如,一位名叫王小东的学者不仅在《河殇》热播时就发表文章批评《河殇》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他所说的中国某些西化派知识分子的“逆向种族主义”。

而某些八十年代的西化派知识分子,后来也对自己进行了反思。例如,2007年热播的电视政论片《大国崛起》的总策划麦天枢,八十年代也曾激烈地反传统,但去年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却说:“全面的反传统,实际上是一种无知,不管它的表述是多么的慷慨激昂、多么的漂亮,都是一种无知。近代以来,尤其是1949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基本的知识和信息都来源于西方,而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对我们的传统了解得太少,了解得越少,也就否定得越干净,否定得越容易,而了解得越多的人,就会对我们的传统存有仰望之心,这种仰望并不是保守,而是尊重客观存在。”

不过,尽管如此,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基本上仍然可以视为是一场“西化”运动。从我多次去中国采访或探亲时的所见所闻来看,至少在中国沿海城市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中,热情拥抱西方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甚至价值观念的趋向,仍然还是主流;即使是那些中国民族主义者以及主张弘扬国学的中国学者,也很少有人主张完全排斥西学;甚至就连中国城乡的普通百姓,在物质生活的西化方面,心态也非常包容、开放。

而如今自称对中国传统“存有仰望之心”的麦天枢,也并不否认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这也是他和其他编导人员在《大国崛起》中介绍西方列强兴衰之训的初衷。

然而,如今却有人认为,最近围绕着西藏事件和奥运火炬风波而展开的中西对峙,有可能打断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让中国重新自我封闭起来。

随着西方媒体对西藏骚乱的报道引发海内外华人的强烈不满,也随着奥运火炬传递在部分西方国家遭遇冲击,海内外中文网上出现了也许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最为激烈的反西方言论:不仅那些民族主义情绪一贯强烈的“愤青”们表达了对西方的愤怒,就连那些原来亲西方的“小资”们也倾诉了他们对西方的抱怨和失望。

4月19日,似乎不约而同,全球许多城市的华人都在这一天举行了抗议活动:在中国城市,是中国公民抵制法国连锁超市家乐福的示威活动,在一些西方城市,则是海外华人对西方媒体偏见的抗议活动。

显然,对那些一直追求西化的中国人来说,委屈的情绪是真实的,受伤害的感觉是深切的。例如,中国网络上曾经有过这么一幅帖子:“当我们被贴上‘东亚病夫’的标签时,我们被称作危险;当我们被视为明日的超级强权时,我们被称作威胁;当我们关上国门时,你们走私鸦片来开启市场;当我们拥抱自由贸易时,你们又责怪我们抢走你们的工作……”

又如,中国《商务周刊》以社论的形式发表了《就火炬传递给西方的一封信》,作者自称是一群“怀着恭敬的心情阅读过一些来自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哲学和社会文化方面的书籍,并在多年的新闻从业生涯中努力让自己按照独立、客观、真实的职业要求来思考和写作”的中国新闻从业人员,他们如此向西方的同行们诉苦:“我们一直在努力进步,向你们看齐。我们那么认真和真诚地希望融入到你们之中,和你们携手前进。但是这些不幸的事件让我们悲哀地想到你们的丛林法则。看到我们刚刚信仰的自由、平等、博爱如何被你们庸俗地使用着。你们无法理解,这些熠熠生辉的美好词汇的破灭对我们所造成的伤害。”

我曾经与一位参加过4·19抗议活动的英国华人朋友探讨过究竟是什么使他如此愤怒的原因。他说,他参与抗议活动,不仅因为西方媒体的有关报道和评论“充满了白人的傲慢、偏见和双重标准”,更因为西方的敌意可能会使中国重新自我封闭起来。

这位朋友来自中国大陆,在英国居住了多年,已经获得了英国国籍,其实是一位非常西化的知识分子。聊天中,我对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失控的可能性表示了担忧,但他却对我的担忧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从来不是主动的、进攻型的:“中国开放30年来,中国人一直是积极融入世界、努力学习西方的,你回想一下,近10年来出现的几波民族主义运动,包括针对北约炸馆的抗议、针对中美撞机事件的抗议、反日示威、以及这次针对西方媒体的抗议,基本上都是一种被动性的回应和反弹,绝对谈不上是主动出击式的、对外扩张式的民族主义。”

相反,他更担心的,则是西方的敌意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西方如果无视中国的进步和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诚意,重操冷战故伎,倒是真有可能扭转中国的开放趋势,让中国人变得更加封闭、更加排外。”

他指出,中国重新自我封闭并非绝无可能,文革时的闭关锁国和盲目排外,便与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欺凌以及日本侵华有着很大的关系。

此文收笔时,我碰巧看到了FT英文网上刊登的一篇本报记者对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独家专访。罗格最后说的一句话,与我这位英国华裔朋友的话,似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罗格说:“在中国,你不会通过大声羞辱得到任何东西。西方人这么做是一大错误。(在亚洲)维持面子非常重要。所有的中国问题专家都会告诉你:只有一种做法能够奏效:这就是尊重对方的、静悄悄的、但坚持立场的讨论,否则,中国就会自我封闭。这正是今天中国所发生的情况:那里有许多抗议、有许多非常激烈的言辞,中国人正在自我封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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