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魏城
一
我仍然清晰地记得20年前的那件事。
那还是198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至此已有10年。那一天，我去一位在《解放军文艺》杂志社工作的朋友家玩，碰到他的上司正在给一个文学青年提改稿意见。不过，这位资深编辑慷慨激昂谈的东西，似乎与对方的稿子、与文学并没有什么关系：
“你看看你口袋中别的钢笔、你脸上戴的眼镜、你手里捧的保温杯，你再看看这个房间里的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哪一件东西不是西方人最早发明的？然后你再想想，我们人类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乃至我们现在谈话所必须遵守的逻辑学，哪一门学科不是西方人最早开拓的？而中国古代文明为人类贡献了什么？不过是女人的缠足和男人的辫子，不过是酸腐的儒家学说和刻板的八股文！”
听着这番文革中也许被冠以“崇洋媚外”恶名的话，竟然出自一位穿着军装、扛着大约是少校肩章的军官之口，你可以想象我心中的那份震撼。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30年前由邓小平启动的中国改革开放，其实就是一个西学东渐的过程，或曰“西化”的过程。与鸦片战争后中国第一次打开国门略有不同，这一回，中国知识分子不再需要日本这个东洋的“文化二道贩子”了，他们直接翻译西方原著。在最初的西方文学名著翻译潮之后，随后则是一波一波的西方社会科学名著翻译潮：例如“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二十一世纪文库”丛书……
1988年也许是新中国建国后思想最为活跃的一年：各种学说“纷纷出笼”，各种思潮“蠢蠢涌动”，各种人物“跃跃欲试”；那一年也是电视政论片《河殇》问世的一年：这套片子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起了轩然大波，据说，一位中共元老看后非常生气，称其宣扬“全盘西化”。
但“全盘西化”无疑是当时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思想“主旋律”。如果说，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一直探寻中国富强之路的中国左翼知识分子颇有一种“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得出了“走俄国之路”的结论，那么，改革开放10年之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则有一种“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感，得出了“走西方之路”的结论……
二
中国的“西化”之路并非没有波折，也并非没有受到质疑。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中出现了许多反思八十年代西化潮的声音，其中包括新兴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以及主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热”。
例如，一位名叫王小东的学者不仅在《河殇》热播时就发表文章批评《河殇》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他所说的中国某些西化派知识分子的“逆向种族主义”。
而某些八十年代的西化派知识分子，后来也对自己进行了反思。例如，2007年热播的电视政论片《大国崛起》的总策划麦天枢，八十年代也曾激烈地反传统，但去年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却说：“全面的反传统，实际上是一种无知，不管它的表述是多么的慷慨激昂、多么的漂亮，都是一种无知。近代以来，尤其是1949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基本的知识和信息都来源于西方，而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对我们的传统了解得太少，了解得越少，也就否定得越干净，否定得越容易，而了解得越多的人，就会对我们的传统存有仰望之心，这种仰望并不是保守，而是尊重客观存在。”
不过，尽管如此，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基本上仍然可以视为是一场“西化”运动。从我多次去中国采访或探亲时的所见所闻来看，至少在中国沿海城市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中，热情拥抱西方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甚至价值观念的趋向，仍然还是主流；即使是那些中国民族主义者以及主张弘扬国学的中国学者，也很少有人主张完全排斥西学；甚至就连中国城乡的普通百姓，在物质生活的西化方面，心态也非常包容、开放。
而如今自称对中国传统“存有仰望之心”的麦天枢，也并不否认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这也是他和其他编导人员在《大国崛起》中介绍西方列强兴衰之训的初衷。
三
然而，如今却有人认为，最近围绕着西藏事件和奥运火炬风波而展开的中西对峙，有可能打断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让中国重新自我封闭起来。
随着西方媒体对西藏骚乱的报道引发海内外华人的强烈不满，也随着奥运火炬传递在部分西方国家遭遇冲击，海内外中文网上出现了也许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最为激烈的反西方言论：不仅那些民族主义情绪一贯强烈的“愤青”们表达了对西方的愤怒，就连那些原来亲西方的“小资”们也倾诉了他们对西方的抱怨和失望。
4月19日，似乎不约而同，全球许多城市的华人都在这一天举行了抗议活动：在中国城市，是中国公民抵制法国连锁超市家乐福的示威活动，在一些西方城市，则是海外华人对西方媒体偏见的抗议活动。
显然，对那些一直追求西化的中国人来说，委屈的情绪是真实的，受伤害的感觉是深切的。例如，中国网络上曾经有过这么一幅帖子：“当我们被贴上‘东亚病夫’的标签时，我们被称作危险；当我们被视为明日的超级强权时，我们被称作威胁；当我们关上国门时，你们走私鸦片来开启市场；当我们拥抱自由贸易时，你们又责怪我们抢走你们的工作……”
又如，中国《商务周刊》以社论的形式发表了《就火炬传递给西方的一封信》，作者自称是一群“怀着恭敬的心情阅读过一些来自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哲学和社会文化方面的书籍，并在多年的新闻从业生涯中努力让自己按照独立、客观、真实的职业要求来思考和写作”的中国新闻从业人员，他们如此向西方的同行们诉苦：“我们一直在努力进步，向你们看齐。我们那么认真和真诚地希望融入到你们之中，和你们携手前进。但是这些不幸的事件让我们悲哀地想到你们的丛林法则。看到我们刚刚信仰的自由、平等、博爱如何被你们庸俗地使用着。你们无法理解，这些熠熠生辉的美好词汇的破灭对我们所造成的伤害。”
我曾经与一位参加过4·19抗议活动的英国华人朋友探讨过究竟是什么使他如此愤怒的原因。他说，他参与抗议活动，不仅因为西方媒体的有关报道和评论“充满了白人的傲慢、偏见和双重标准”，更因为西方的敌意可能会使中国重新自我封闭起来。
这位朋友来自中国大陆，在英国居住了多年，已经获得了英国国籍，其实是一位非常西化的知识分子。聊天中，我对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失控的可能性表示了担忧，但他却对我的担忧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从来不是主动的、进攻型的：“中国开放30年来，中国人一直是积极融入世界、努力学习西方的，你回想一下，近10年来出现的几波民族主义运动，包括针对北约炸馆的抗议、针对中美撞机事件的抗议、反日示威、以及这次针对西方媒体的抗议，基本上都是一种被动性的回应和反弹，绝对谈不上是主动出击式的、对外扩张式的民族主义。”
相反，他更担心的，则是西方的敌意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西方如果无视中国的进步和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诚意，重操冷战故伎，倒是真有可能扭转中国的开放趋势，让中国人变得更加封闭、更加排外。”
他指出，中国重新自我封闭并非绝无可能，文革时的闭关锁国和盲目排外，便与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欺凌以及日本侵华有着很大的关系。
此文收笔时，我碰巧看到了FT英文网上刊登的一篇本报记者对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独家专访。罗格最后说的一句话，与我这位英国华裔朋友的话，似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罗格说：“在中国，你不会通过大声羞辱得到任何东西。西方人这么做是一大错误。（在亚洲）维持面子非常重要。所有的中国问题专家都会告诉你：只有一种做法能够奏效：这就是尊重对方的、静悄悄的、但坚持立场的讨论，否则，中国就会自我封闭。这正是今天中国所发生的情况：那里有许多抗议、有许多非常激烈的言辞，中国人正在自我封闭。”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