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已经进入太空时代。
那一批批率先登上月球的宇航员们，大约也是这个时代最得意的佼佼者。可是，他们几乎都是欧罗巴人。
王赣骏博士是世界上第一位进入太空轨道的华人。他在航天飞机上七分钟就掠过了神州大地。于是，他成为炎黄子孙的骄傲。故土对他的迎接是何等隆重呵。
可能连中国人自己都快忘记了，将近五百年前，明朝有个叫万虎的人，把自己绑在四十七支火箭上，想飞上天去。 他在一声巨响中被炸得粉碎。应该说，那是同五百年后的“挑战者一号”一样悲壮的。难怪天文学家们要用万虎的名字，给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命名。
公元一世纪前后，东西方有两位大天文学家同时在世。罗马帝国的托勒玫创立了他那伟大的地心说，而东方汉帝国的太史令张衡，制造了一台水运浑象，那简直就是把托勒玫的地心说变成了模型。但是，浑天学说离地心说，毕竟还差了一步。就这一步，中国人再没能迈过去。
那曾领先了上千年的中国文明之光，怎么到十七世纪以后就暗淡下去了呢？一个如此聪明的民族，为什么会变得迟钝和衰老起来？我们昨天曾经拥有，今天才发现失去了的，究竟是什么呢？
文明的源头已经湮没在一片浑沌之中。能让我们记得起来的，是春秋晚期那个百家争鸣的伟大时代。孔子，老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等，诸子百家，灿若群星。偏偏在那个时代里，东西方都出现了圣贤大哲。
当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在喜马拉雅山的那一边，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
当齐宣王创办稷下书院，汇集各派学者的同时，柏拉图也在地中海的雅典办了一个学院，亚里士多德就在那里学习。
今天的哲学家称那个时代是世界文化的轴心时代。那时产生的各种思想，至今还影响著人类。
公元六十五年，一个中国皇帝梦见了释迦牟尼，这便引起了喜马拉雅山两侧的人类两大古老文明的相遇，导致了将近八个世纪的文化大融合。一位西方学者曾经这样说过：人类的奇遇中最引人入胜的时候，可能就是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相遇的时候。
(洛阳龙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
这张丰腴秀美的脸庞，这双夺人心魄的眼睛，这副雍容大度的气派，使至今每个第一次站到它面前的人，都会在霎那间被震撼。
这颗顶著螺形发髻的举世闻名的巨大头颅，而今几乎成为中国佛教艺术乃至东方文明的象征。然而，据专家们考证，它的那只鼻子是典型的古希腊雕法。远隔重洋的东西方，就有如此异曲同工之妙。
卢舍那以君临一切的气派端坐在这里，它是一座东方的雅典娜。它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峰巅。它那神秘的，若有所思的微笑，仿佛正是一个决不拒绝外来文化的民族在自信地微笑。这就是盛唐气象。
(演播室。学者谈盛唐文化精神)
叶朗(北京大学教授)：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称唐代是“有情之天下”，这就是说唐代社会有助于文化的发展，更适合人性的发展。李白如果不是生活在唐代，天才就得不到发挥。看一个民族的自信心，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表现，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看它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是拒绝的，还是开发接受的。
举世无双的卢舍那，永远说不完道不尽的卢舍那，是我们的奇迹和骄傲，但是，今天当我们面对它的时候，是否认真地想过：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和精神造就了它的完美和博大？我们为什么再也造不出第二个来呢？
如果说，文学艺术是在唐朝达到高峰的，那么中国的科学技术则是在宋代最成熟。寻找中国科技史的轨迹，往往会发现各项发明创造的主焦点都在宋代。
人类第一批炸药的试验场就是宋金交战的中原大地。最迟在公元一千年左右中国人已经能够用弩炮来发射”炸药”了，可万万没有想到，同样是中国人，八百年后竟会在洋人的坚船利炮之下，一败涂地。
公元七五一年，中国同阿拉伯人的穆斯林在塔拉斯河大会战。唐朝的惨败使中国再也没能力回到中亚去。 但这场战争却在科学史上意义重大。数万被俘的唐朝人给阿拉伯人，西方人带去了造纸技术。接著，活字印刷术，罗盘和火药相继从中国传到中世纪黑暗的欧洲，在那里石破天惊。中华民族智慧凝成的伟大发明，竟使欧洲封建社会赢得了继希腊以来又一次技术发展高峰。正是因为站到了这个高峰上，西方到十七世纪便把一直遥遥领先的中国抛到后面去了。
然而，四大发明在它们的家乡却是命运不济。最早点燃了那征服星空的火焰的中国人，没能成为最早飞向宇宙的人。火箭和花炮几百年一贯制，至今还只发挥著驱鬼辟邪和热闹喜庆的功能。纸和印刷技术这种不可估量的通讯传播手段，在史集浩瀚，藏书成风的中国，一千年也没能酿成知识爆炸，到头来还是西方反过来向我们输入了铅印技术。尽管沈括早在公元十一世纪就在“梦溪笔谈”里描述了罗盘针和磁偏角现象，可中国从来没能成为海上强国，倒是西方列强依靠罗盘针的指引逼到了我们的家门口……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如此捉弄中国人呢？
(演播室。学者谈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
刘青峰(中国科学院副研究员)：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达，其实主要是技术发达。四大发明都是技术发明，而且不是一般的技术，是和国家大一统有关，与封建地主经济相适应的那种大一统型技术，如通讯，水利和军事等。它给中国古代科学戴上了枷锁，它很难实现转移。另外，从文化角度看，中国古代的有机自然观，直观外推式的思维方法，还有一个伦理中心主义，可能都对中国古代科学有影响，这方面我们研究得还很不够。
今天回想起来，十六，十七这两个世纪，的确是令中国人十分心酸的二百年。西方人研究星辰，人体，杠杆和化学物质，中国人则研究书本，文字和故纸堆。因此胡适曾说道：中国的人文科学所创造的是更多的书本上的知识，而西方的自然科学，却创造了一个新世界。
于是，十七世纪以后，那个新世界要来叩一叩古老东方紧闭著的大门了。摆脱了中世纪蒙昧主义的基督教，以充满活力的姿态，带著一种全新的文明，从海上来了。 如果说，一千五百年前是中国皇帝主动去请印度高僧的话，如今的“西方高僧”却是不请自来了。这位深目高鼻，满脸胡须而又一身儒服打扮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在一五八二年来到中国，一六一零年死于北京，坟墓至今还在北京。 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一直把他说成是“西方文化侵略的工具”。其实，既然中国历史能够给予支谦，鸠摩罗什那些印度传教者以很高的地位，为什么就偏偏要歧视这位西方高僧呢？这恐怕正是因为对这第二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已经没有往日汉唐那样的胸襟和气度了。
(圆明园大水法那猎犬逐鹿的喷水雾)
这里曾经是清代的皇帝和後妃们最喜欢来玩的地方，这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公园是乾隆十二年由意大利人郎世宁设计的。
皇上和娘娘也厌倦了东方式的亭台楼阁和皇苑中的假田园风光，愿意到这儿来看看西洋景。 中国的皇帝似乎也绝不会拒绝西方示的享乐，这情形，颇像今天我们有些人虽然要批判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自己却绝不会拒绝受用那些超豪华轿车和高级消费品一样。 糟糕就糟糕在清朝皇帝们还要用高大的石墙把这围起来，派手持大刀和梭标的八旗军队看护住他们的梦境。他们还要把国门也给锁起来，把几千里长的海岸线和通商口岸也统统关闭，让大刀，梭标，土炮和血肉之躯去抵挡隆隆驶来的铁甲兵舰。
结果，梦毁了。
现代的中国人，常常很喜欢凭吊北京的两处历史遗迹：他们中间一些人，总把长城视为强大和兴盛的象征，等上长城，就扬眉吐气，天下也为之渺小；而来到圆明园这堆不堪入目的石头残骸前，他们痛心，他们切齿，当然，他们也发愤，他们要雪耻。亲爱的同胞,您思考过这两处遗迹之间的因果联系吗？
中国科学技术和文化灵光，能够帮助西方创造了历史的新纪元，为什么来自异域的文化和科学之光，在中国始终只是若隐若现呢？
中国正在思索。
青年们正在诘问历史。
(古老悠久，文物繁盛的中原大地)
这块土地的西南角上，长眠著中国历史上三位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他们身后的待遇却是那么的悬殊，在中国历史给予这三个人的尊崇和冷漠之间，仿佛就把历史的奥秘展示给我们了。(南阳城西卧龙岗上的武侯祠。殿宇亭台，雕梁画栋，苍松翠柏，碑刻题记，蔚为壮观。)南阳东关医圣祠。张仲景那个”长沙太守”的头衔，在墓碑上赫然冠于”医圣”尊号之前)三个人里最为寒酸冷落的，要数南阳城北的张衡墓。张衡是一位世界级的大科学家，而且还是东汉屈指可数的大文豪之一，在当今国外的一些著名学府里都有他的塑像，可是在他的祖国，到底不过是一个科学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形像，引不起人们格外的敬重，死后有一堆黄土足矣–张衡墓至今仍寂寞地躺在南阳石桥镇一方农田的角落里，与他作伴的，只有庄稼和青草。 要不是他曾经当过几天太史令和尚书一类的御用文人官，恐怕连这堆埋骨头的土丘，也未必能延挨到今天吧。
有谁见过一生布衣的大科学家祖冲之和宋应星的墓冢吗？
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而今虽然终于免除了”臭老九”的厄运，身价仿佛比过去也高了些，但经济上的窘迫寒酸和精神上的扭曲压抑仍然伴随著他们。他们英年早逝的噩耗不断传来，沉重的负担正把最优秀的中年知识分子一批批断送掉。
更为可怕的是，在这个尊崇孔夫子牌位的文明古国中，教师的地位竟沦落到非常卑贱的境地，老的一代已经蜡炬成灰，油灯将尽，新的一代却再也不肯去步他们的后尘。 教育危机成为中国最紧迫的危机。 一曲”神圣忧思录”，使多少中小教师和知识分子怆然泪下。
这些可以把闪闪烁烁的灵光变成太阳的人们，身单体薄，面容削瘦，在斗室中构思著人类文明的银河系中那些必将属于中国人的新的星座。
人类中没有任何一种职业的人，比他们更需要自由的空气与无限的空间。
如果给他们的精神插上一座黑色的十字架，或者压上衣段灰色的长城，那么，灵光将永远不会变成太阳！但愿历史不再捉弄中国的知识分子。
这是我们今天深深的祝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