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929/华裔女性控告花旗集团性歧视

单挑华尔街性歧视(一)

多维社记者吕贤修报导/郭红,西安人,现居印第安那波理斯。1993年,她进入花旗集团所属的史密斯邦尼公司,担任投资顾问。11年后,她遭到解雇。04年至今,她独力控诉史密斯邦尼种族、国籍、性别、年龄歧视,以及报复行为。案件经过联邦公平就业委员会,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商协会仲调未果,目前已进入联邦法院。

90年代美国股市的长红,凸显了华尔街对女性员工的差别待遇。自此,世人见证了一宗又一宗关于性歧视、性骚扰的集体控诉。根据统计,为求和解,三家巨头公司:花旗集团的史密斯邦尼、美林证券、摩根史坦利,至今已各自为此付出超过1亿美元的代价。2007年8月,加州1千2百名非洲及拉丁裔投资顾问,与雇主摩根史坦利,就种族歧视控诉达成和解,赔偿金额保密。综观上述,让人不禁怀疑,亚裔女性,这些弱势中的少数,又当如何?

只想保住工作

郭红,西安人,现居印第安那波理斯。77年南京大学英文专业毕业后,她被分派至南京航空学院,当了8年老师。之后,她跟随丈夫至法国、英国,德国留学,86年获得法国格勒洛布林(Grenoble )第三大学比较语言学硕士。92年,丈夫应聘至位于克里夫兰的美国宇航局(NASA)工作,一家人来到美国。在欧洲时,郭红开始接触股市,有5、6年的投资经验。来美后,她独自前往纽约,受华埠一家小型金融公司支助,考到全美金融和州级金融法执照(S7 & S63)。93年7月,她进入史密斯邦尼投资公司(花旗集团美邦证券公司Smith Barney of 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Inc.),于克里夫兰分行担任投资顾问。工作期间,郭红又陆续考到S65财富投资管理经理,以及保险等经纪人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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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美国前,郭红知道美国有全世界最好的司法系统。现在,在法官判决前,她还抱有这个希望。至少是一个机会,让她说自己该说的。(郭红提供)

郭红的客户,85%都是华人。第一批客户,主要是丈夫在宇航局的同事们。随后,当年她在南京航空学院教过的学生陆续出国,加上在欧洲时认识的亚裔科学家,以及友人相互介绍,经过3年学徒期,由于业绩好,她越级升为投资副总裁(Vice President Investments)。此后,她并曾获公司97年优秀客户服务蓝筹奖、99年杰出专业大千俱乐部奖。03年,她获得10年敬业奖。

也在此时,瓶颈随之而来。她回忆,刚至克里夫兰时,分行里有62位理财顾问。除了她,只有一位白人是女性。不久,随着这位工作已10年的女同事离职,接下来的9年,虽然有两位女同事曾短暂在那工作,多数的时间,她是全分行唯一的女性顾问。其余同事,几乎是清一色的白人男性。至于管理阶层,更几乎全为白人男性。虽然她知道,这个行业,是出了名的白人男性的地盘。但直至96年,她才开始正视这个问题。

当时,史密斯邦尼于长岛分公司的一群女性员工发动集体控诉,指同事性骚扰及性别歧视。这个案子在98至99年达成和解,公司需付出超过1亿元的代价。由于是集体诉讼,郭红也被自动包含在其中。和解之后,只要签字,就能获得赔偿。当时她没签字,因为她知道,一旦签字,就代表公开承认自己在这家分行被歧视,等于是对分行经理的指控,她担心被报复。“我主要还是想保住工作。”她对多维记者回忆。

身为女性,又是少数族裔,她很明白,自己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可能更严重。但她也相信,从小经历苦难,自己能承受很大的压力。虽然男同事偶尔对她有敌意,叫她滚出去,或挂她电话,这些,她都能忍。在克里夫兰分行这9年,她归纳,经理及同事待她还算友好。

投资业是劳心劳力的行业,她记得,公司每召10个新人,最后都有7、8个被淘汰。高压力、高风险,最初几年,她每天加班,家庭、孩子全靠丈夫照顾。96年,丈夫的工作地点移至印第安那州。考虑妻子的工作尚未稳定,以及孩子读书因素,他们没搬家。丈夫每周开车回家一次,来回11个小时,就这样开了6年。02年,郭红申请调职,打算全家至印第安那团聚。故事就此开始。

当她联络印第安那分行经理Joseph Scott时,对方不同意,表示“我们不是国际业务。”她回应,这是借口,克里夫兰也不是国际业务,史密斯邦尼也没有国际部门,但自己也做了9年。后来,透过公司中西部主管居间协调,对方不情愿地同意了。

一进公司,Joseph Scott找她单独谈话,表示将给她一间没有窗户的办公室,她的助理则坐在外面离她很远的角落,她认为这大大降低了她原有的待遇。过去,她有一间有窗户的办公室,而且助理就坐在门前。经过交涉,她只得到一间有窗户的办公室。印第安那的分行规模较小,约有20多位投资顾问。其中,2位女性顾问,分别是位白人及亚裔混血。她听说,早先各有1位香港及非洲裔顾问,由于与经理处不来,后来离职。而自己,当然也再度成为唯一的少数族裔。回顾这段日子,她说“我觉得这步走错了,只是没想到,待不到2年就被他除掉了。”

“我不喜欢中国人”

郭红的400多位客户,有超过8成是华人。他们发来的传真,有时中英文交杂,有时全是中文。然而,美国证券交易商协会(NASD)与公司均要求,所有通讯记录应是英文,且本人不宜翻译自己客户的通信件。过去在克理夫兰,这类信件多数是送出去翻译。在这里,经理表示,这家分公司小,不愿花钱送出去翻译。然而,即便像改地址这样的小事,都被要求自己翻译。由于这样违反规定,而且占去她很多的时间,为此,她曾多次建议公司召一位双语助理,但从未被采纳。

因为语言,公司曾多次拒绝服务她的客户,引来许多抱怨,也影响了自己的业绩。此外,每当有人离职,经理有权分配留下的客户。根据华尔街日报统计,在同等规模的公司工作7、8年,每个人平均有至少3成的业绩是这样分来的,有些甚至高达7成。其中,白人男性,总能分到大帐户。郭红指出,这造成大者恒大。在公司里,她的业绩算中等,依常理至少也能得到3成。但每年填表时,她发现自己因此得到的客户,只有5%左右。这种作法,造成她的处境越来越不利。

“这家分行太小,不能做国际业务。我建议你去美林证券,或去旧金山,那里有很多中国人和餐馆,去那里作中国人的生意。”几乎每次开会,经理都会对她说这几句话。而且在会议中,还多次威胁“你的这些生意,让我很头痛。你不走,有一天我也会开除你。”对于这类敌意,郭红只是心想“你说你的,我不理就是了。”

03年6月,在公司的厨房,一位同事当着经理的面对她说“我不喜欢中国人……我不想与中国人做生意。”虽然是歧视的言论,但经理没有任何反应。事后,郭红写电子邮件向当事人表示不满“请了解,我必须维护我的公民权。”她也向经理抗议。“他们只是在开玩笑!”经理回答。

接下来的日子里,经理三度叫她进办公室,查她的电话记录,问她为何今天有100笔交易,在办公室却只打了5通电话,是否没得到顾客授权就进行交易?她解释,自己有10至15%的客户,是住在中港台、新加坡、加拿大等地的华人。当中许多人原本在美国工作,后来回中国,但保留投资帐户。也有人帐户里的钱,全数是美国亲人为其存入。为了方便,他们的交易常放自动交易共同基金单(Automatic Mutual Fund Swift Investing Orders),有的是早放好的定名定价到时自动执行,根本不需与客户联络的交易单( Limited Orders),也有的是公司运行系统自动交易所为,如股票红利和债券利息自动投资( Stock and Bond Dividends, Interests Automatic Reinvesting ),货币市场基金自动交割以支付支票和信用卡账单等(Money Market Funds Automatic Redemption and Payments )。这100笔交易,大约来自8个家庭的不同个人帐户。比如她家有3个人,每个人都有3个帐号,一天就有16笔交易。此外,住在中国、香港、台湾的客户,由于时差,打电话不方便,因此也有一些是传真下单,也有人晚上电话打到她家或手机上下单。但经理不听她解释。郭红认为,自己在这家公司10年,从没有人过问这种事,公司也未曾因此查过任何人,这种检查是蓄意刁难和报复。

03年6月23日,她收到经理的一封警告信。“根据调阅你6月6日至12日的交易记录,你承认曾不止一次未经电话联络,擅自处理客户投资。我了解你遵照中国的习惯,也有一些诸如时差的难题,但这违反公司规定。此外,我很失望你拒绝提供家庭私人电话纪录,证明你与客户的联络。这有碍我的督导工作,因此我发这封警告信给你。这封信也意味着,如果你再度违反规定,有可能被解雇。”

由于认为这封信扭曲了自己的谈话原意,她拒绝签字。她也相信,这是一种报复。因为她曾向经理报告公司内的歧视事件,依规定,只要员工提出关于歧视的抱怨,主管必须向上一级报告,并参与调查。

紧接着,她写了两封信,分别给分行经理、地区主管,与纽约人事部门,说明这是一个有敌意的环境,自己如何被报复。但她将信给区域主管时,对方不愿看,把信一卷,说分公司经理已经报告了。当时她猜想,做为区域主管,收到这封信,应该向纽约总公司反应。但事实上,在这之后,没有任何调查,也没有任何人找她谈话。(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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