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挑华尔街性歧视（一）
多维社记者吕贤修报导/郭红，西安人，现居印第安那波理斯。1993年，她进入花旗集团所属的史密斯邦尼公司，担任投资顾问。11年后，她遭到解雇。04年至今，她独力控诉史密斯邦尼种族、国籍、性别、年龄歧视，以及报复行为。案件经过联邦公平就业委员会，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商协会仲调未果，目前已进入联邦法院。
90年代美国股市的长红，凸显了华尔街对女性员工的差别待遇。自此，世人见证了一宗又一宗关于性歧视、性骚扰的集体控诉。根据统计，为求和解，三家巨头公司：花旗集团的史密斯邦尼、美林证券、摩根史坦利，至今已各自为此付出超过1亿美元的代价。2007年8月，加州1千2百名非洲及拉丁裔投资顾问，与雇主摩根史坦利，就种族歧视控诉达成和解，赔偿金额保密。综观上述，让人不禁怀疑，亚裔女性，这些弱势中的少数，又当如何？
只想保住工作
郭红，西安人，现居印第安那波理斯。77年南京大学英文专业毕业后，她被分派至南京航空学院，当了8年老师。之后，她跟随丈夫至法国、英国,德国留学，86年获得法国格勒洛布林(Grenoble )第三大学比较语言学硕士。92年，丈夫应聘至位于克里夫兰的美国宇航局（NASA）工作，一家人来到美国。在欧洲时，郭红开始接触股市，有5、6年的投资经验。来美后，她独自前往纽约，受华埠一家小型金融公司支助，考到全美金融和州级金融法执照（S7 & S63）。93年7月，她进入史密斯邦尼投资公司(花旗集团美邦证券公司Smith Barney of Citigroup Global Markets Inc.)，于克里夫兰分行担任投资顾问。工作期间，郭红又陆续考到S65财富投资管理经理,以及保险等经纪人执照。
来美国前，郭红知道美国有全世界最好的司法系统。现在，在法官判决前，她还抱有这个希望。至少是一个机会，让她说自己该说的。（郭红提供）
郭红的客户，85％都是华人。第一批客户，主要是丈夫在宇航局的同事们。随后，当年她在南京航空学院教过的学生陆续出国，加上在欧洲时认识的亚裔科学家，以及友人相互介绍，经过3年学徒期，由于业绩好，她越级升为投资副总裁（Vice President Investments）。此后，她并曾获公司97年优秀客户服务蓝筹奖、99年杰出专业大千俱乐部奖。03年，她获得10年敬业奖。
也在此时，瓶颈随之而来。她回忆，刚至克里夫兰时，分行里有62位理财顾问。除了她，只有一位白人是女性。不久，随着这位工作已10年的女同事离职，接下来的9年，虽然有两位女同事曾短暂在那工作，多数的时间，她是全分行唯一的女性顾问。其余同事，几乎是清一色的白人男性。至于管理阶层，更几乎全为白人男性。虽然她知道，这个行业，是出了名的白人男性的地盘。但直至96年，她才开始正视这个问题。
当时，史密斯邦尼于长岛分公司的一群女性员工发动集体控诉，指同事性骚扰及性别歧视。这个案子在98至99年达成和解，公司需付出超过1亿元的代价。由于是集体诉讼，郭红也被自动包含在其中。和解之后，只要签字，就能获得赔偿。当时她没签字，因为她知道，一旦签字，就代表公开承认自己在这家分行被歧视，等于是对分行经理的指控，她担心被报复。“我主要还是想保住工作。”她对多维记者回忆。
身为女性，又是少数族裔，她很明白，自己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可能更严重。但她也相信，从小经历苦难，自己能承受很大的压力。虽然男同事偶尔对她有敌意，叫她滚出去，或挂她电话，这些，她都能忍。在克里夫兰分行这9年，她归纳，经理及同事待她还算友好。
投资业是劳心劳力的行业，她记得，公司每召10个新人，最后都有7、8个被淘汰。高压力、高风险，最初几年，她每天加班，家庭、孩子全靠丈夫照顾。96年，丈夫的工作地点移至印第安那州。考虑妻子的工作尚未稳定，以及孩子读书因素，他们没搬家。丈夫每周开车回家一次，来回11个小时，就这样开了6年。02年，郭红申请调职，打算全家至印第安那团聚。故事就此开始。
当她联络印第安那分行经理Joseph Scott时，对方不同意，表示“我们不是国际业务。”她回应，这是借口，克里夫兰也不是国际业务，史密斯邦尼也没有国际部门，但自己也做了9年。后来，透过公司中西部主管居间协调，对方不情愿地同意了。
一进公司，Joseph Scott找她单独谈话，表示将给她一间没有窗户的办公室，她的助理则坐在外面离她很远的角落，她认为这大大降低了她原有的待遇。过去，她有一间有窗户的办公室，而且助理就坐在门前。经过交涉，她只得到一间有窗户的办公室。印第安那的分行规模较小，约有20多位投资顾问。其中，2位女性顾问，分别是位白人及亚裔混血。她听说，早先各有1位香港及非洲裔顾问，由于与经理处不来，后来离职。而自己，当然也再度成为唯一的少数族裔。回顾这段日子，她说“我觉得这步走错了，只是没想到，待不到2年就被他除掉了。”
“我不喜欢中国人”
郭红的400多位客户，有超过8成是华人。他们发来的传真，有时中英文交杂，有时全是中文。然而，美国证券交易商协会（NASD）与公司均要求，所有通讯记录应是英文,且本人不宜翻译自己客户的通信件。过去在克理夫兰，这类信件多数是送出去翻译。在这里，经理表示，这家分公司小，不愿花钱送出去翻译。然而，即便像改地址这样的小事，都被要求自己翻译。由于这样违反规定，而且占去她很多的时间，为此，她曾多次建议公司召一位双语助理，但从未被采纳。
因为语言,公司曾多次拒绝服务她的客户，引来许多抱怨，也影响了自己的业绩。此外，每当有人离职，经理有权分配留下的客户。根据华尔街日报统计，在同等规模的公司工作7、8年，每个人平均有至少3成的业绩是这样分来的，有些甚至高达7成。其中，白人男性，总能分到大帐户。郭红指出，这造成大者恒大。在公司里，她的业绩算中等，依常理至少也能得到3成。但每年填表时，她发现自己因此得到的客户，只有5％左右。这种作法，造成她的处境越来越不利。
“这家分行太小，不能做国际业务。我建议你去美林证券，或去旧金山，那里有很多中国人和餐馆，去那里作中国人的生意。”几乎每次开会，经理都会对她说这几句话。而且在会议中，还多次威胁“你的这些生意，让我很头痛。你不走，有一天我也会开除你。”对于这类敌意，郭红只是心想“你说你的，我不理就是了。”
03年6月，在公司的厨房，一位同事当着经理的面对她说“我不喜欢中国人……我不想与中国人做生意。”虽然是歧视的言论，但经理没有任何反应。事后，郭红写电子邮件向当事人表示不满“请了解，我必须维护我的公民权。”她也向经理抗议。“他们只是在开玩笑！”经理回答。
接下来的日子里，经理三度叫她进办公室，查她的电话记录，问她为何今天有100笔交易，在办公室却只打了5通电话，是否没得到顾客授权就进行交易？她解释，自己有10至15％的客户，是住在中港台、新加坡、加拿大等地的华人。当中许多人原本在美国工作，后来回中国，但保留投资帐户。也有人帐户里的钱，全数是美国亲人为其存入。为了方便，他们的交易常放自动交易共同基金单(Automatic Mutual Fund Swift Investing Orders)，有的是早放好的定名定价到时自动执行，根本不需与客户联络的交易单( Limited Orders)，也有的是公司运行系统自动交易所为，如股票红利和债券利息自动投资( Stock and Bond Dividends, Interests Automatic Reinvesting )，货币市场基金自动交割以支付支票和信用卡账单等(Money Market Funds Automatic Redemption and Payments )。这100笔交易，大约来自8个家庭的不同个人帐户。比如她家有3个人，每个人都有3个帐号，一天就有16笔交易。此外，住在中国、香港、台湾的客户，由于时差，打电话不方便，因此也有一些是传真下单,也有人晚上电话打到她家或手机上下单。但经理不听她解释。郭红认为，自己在这家公司10年，从没有人过问这种事，公司也未曾因此查过任何人，这种检查是蓄意刁难和报复。
03年6月23日，她收到经理的一封警告信。“根据调阅你6月6日至12日的交易记录，你承认曾不止一次未经电话联络，擅自处理客户投资。我了解你遵照中国的习惯，也有一些诸如时差的难题，但这违反公司规定。此外，我很失望你拒绝提供家庭私人电话纪录，证明你与客户的联络。这有碍我的督导工作，因此我发这封警告信给你。这封信也意味着，如果你再度违反规定，有可能被解雇。”
由于认为这封信扭曲了自己的谈话原意，她拒绝签字。她也相信，这是一种报复。因为她曾向经理报告公司内的歧视事件，依规定，只要员工提出关于歧视的抱怨，主管必须向上一级报告，并参与调查。
紧接着，她写了两封信，分别给分行经理、地区主管，与纽约人事部门，说明这是一个有敌意的环境，自己如何被报复。但她将信给区域主管时，对方不愿看，把信一卷，说分公司经理已经报告了。当时她猜想，做为区域主管，收到这封信，应该向纽约总公司反应。但事实上，在这之后，没有任何调查，也没有任何人找她谈话。（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