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30日3:3:46(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亚洲时报Axel Berkofsky撰文/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拉赫曼（Gideon Rachman）今年二月曾谈及中国胜於美国的地方，他写道：“中国在最近一段历史时期没有发动任何战争。”无疑，伊拉克战争的失败让美国的国际形象日益丑化。对於将“和平崛起”、“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构建和谐国际社会”作为外交战略的中国而言，没有侵略别国的历史，当然是一个不错的起步点。
不过，在最新一期的《远东经济评论》中，主编雷斯塔尔（Hugo Restall）却认为，外界对中国外交、经济和能源安全策略的了解还不够透彻。他写道：“西方国家必须认识到，它们可能已把一座‘特洛伊木马’迎进了国际社会。”他认为，人们对於北京的“真正”外交战略目标了解不多，除了显而易见的一点：“中国已准备好重建它在亚洲的领导者地位。”
有分析家和观察家认为，中国未来准会有一两个出人意料的外交或安全政策，而中国的决策者似乎已胸有成竹。如今，美国和欧盟都主要是被动地对国际时事和危机作出反映，而北京却力图从多方面、全方位地对国际动态作出长远的规划。
事实上，在中国外交、经济和能源安全议程上，差不多每项目标都定下某个实现的期限，而中国的长远战略规划也越来越多。
出於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对能源的巨大需求，中国计划到2010年，与俄罗斯和非洲地区的双边贸易增加一倍，到2012年全面实行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到2020年还将牵头建立“东亚共同体”等等。
不管你信不信（许多人也许不信），中国领导人从不吝啬於公开和表现出自己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抱负，而且也从不在意国际社会批评中国进行“不受观念制肘”的外交，即与资源丰富的独裁国家进行经济和能源外交。
华盛顿共识VS北京共识
不管你喜不喜欢，中国外交策略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向非洲、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地区的国家，提供无附加条件的经济援助。许多人都不喜欢中国这做法，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人或机构。
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分析家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曾在2004年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定义为“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的区别在於，中国对外提供的经济援助，没有要求受援助方推行民主、提高透明度、实行法治和保护人权等让独裁政府感到头痛的前提条件。而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代表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则恰恰相反。
毫无疑问，那些非洲和中亚地区的独裁政权，当然会欢迎中国“软实力”及其经济援助的到来，以取代欧美的有条件援助。
然而实际上，中国的软实力与约瑟夫．奈伊（Joseph Nye）在1990年所提出的“软实力”概念，还是有区别的。中国对非洲的外交政策，更类近於过去的强权政治，即在确保自身能源供应和经济利益的同时，牺牲了那些不能向其提供石油和满足其它需求的国家的利益。
北京当局当然不会接受这种说法。相反，中国政府一直宣称与非洲国家发展关系是“互利互惠”的：中国向非洲提供经济援助，为其修建公路、酒店和机场等；而非洲则向中国出口石油和其它商品。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此外，北京当局一向奉行“互不干预内政”的外交原则。换言之，中国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在人权和异见压制等问题上，批评那些与中国发展关系的专制国家。2005年，中国外交学院授予了津巴布韦独裁统治者穆加贝（Robert Mugabe）以荣誉教授的称号。同年5月，乌兹别克政府下令武力镇压一群和平示威者，而中国政府却在几天后，与乌方签订了经济合作协议。
不过，北京政府日前已决定将任命一名外交高官作为亚洲特使，协助解决苏丹达尔福尔（Darfur）地区的政治危机。这表明中国不干预别国内政的原则，似乎有所转变。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决定干预达尔福尔危机，并不是主动政策调整的结果，而是因为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压力。美国国会、国际特赦组织、人权观察组织和其他维权机构或人士，指责中国政府对被指为达尔福尔种族屠杀罪魁的苏丹政府，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支援，因此建议将北京2008奥运会标签为“种族灭绝运动会”。这迫使北京当局不得不重新考虑对苏丹的外交政策。
刚开始，北京只是对国际社会的批评表示愤慨，并拒绝干预苏丹内政。但是考虑到北京2008奥运会的形象有可能遭到破坏，中国政府最终还是屈服於外界的压力之下。中国政府决心要把北京奥运打造成“历来最成功的一次奥运”。
不过，苏丹是一个将60%石油产量出口至中国的重要贸易夥伴，所以中国的非洲特使以及北京当局是否会采取有效措施向苏丹政府施压，仍然有待观察。本月早些时候，北京宣布将派遣275名工兵，到达尔福尔参加联合国的维和任务。
“没有时间打仗”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和平崛起”理论的奠基人郑必坚对记者表示，中国没有时间去打仗，经济和社会建设是中国多年来以及未来数十年最主要，也是最优先的发展目标。
虽然“和平崛起”的论调振振有词，但是北京当局仍旧不时向台湾发出军事威胁，警告台湾不要寻求独立。
撇下这个不谈，中国的外交官和政治家无论去到哪个国家，在任何场合都会发动魅力攻势，发表关於构建和谐国际社会的言论。
中国政府也一再表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迅速膨胀的军事预算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北京声称，在每年所增加的国防开支中，30%以上是用於改善军队士兵的待遇，避免在役军人退伍经商。
“去年我的工资升高了50%，”一名中国海军军官私下对《亚洲时报在线》说。
多数分析家认为，无论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崛起和平与否，中国都会对美国在东亚的经济及安全利益，构成更大的挑战。这说法似乎难以反驳，但是，美国在亚洲地区的部署的兵力多达10万人，而中国即使国防预算一路增加，也不会有力对美国构成军事挑战，不管是在东亚还是他地方。
《洛杉矶时报》记者孟捷慕（James Mann）认为，华盛顿当局对中国的立场过於软弱，并不惜代价与北京进行接触的政策，才是问题的所在。他在自己的新书《中国幻想曲》（The China Fantasy: How Our Leaders Explain Away Chinese Repression）中写道，美国政治家在对华政策方面都不愿正视现实。
孟捷慕指出，美国的“接触”政策，并没有达到促使中国民主化的目的。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上的接触，都没能让北京当局推动全面的政治改革，有的只是局限於某些农村地区试行的半民主村干部选举制度。
也许这是事实，但不管成效如何，作出尝试毕竟是件好事。而且在华美国企业渴望见到的，肯定是接触中国、而不是围堵中国。正是言商最重要，原则次之。不过，即使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情况也是一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