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215/张国焘投敌变节的历史真相

作者:断牙 中华军事网原创

1924年5月21日,在北平从事工人运动的张国焘被直系军阀政府逮捕。在监狱里,他为了保存性命向敌人出卖党的组织,并供出李大钊等一大批共产党员。但出狱后,他向党组织隐瞒实际情况,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说自己在1924年被捕后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地与敌人斗争,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气节。1949年后,组织上在整理北京敌伪档案时,才发现张国焘当年叛变的文字材料,澄清了他投敌变节的历史真相。

在中共一大以前,全国各地发起成立了许多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其中1920年10月间,李大钊、张国焘与张申府3人在北大图书馆召开会议,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后又吸收了一批青年学生加入,并于11月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一大前夕,北京共产党组织又经过讨论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为代表去上海赴会并筹备一大。一大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会议,后因陈独秀在广州任职,工作十分繁忙,没有参加会议,代表们便公推张国焘主持会议。会议最后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当时称为中央局,由3人组成,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会议进行了所有的议程后,张国焘又作了一大的闭幕词。

一大闭幕后,因陈独秀在广东陈炯明的政府里任职,张国焘便留在上海暂代陈独秀书记的职务。陈独秀回到上海后,张国焘又主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1921年10月,张国焘代表中共去苏联参加了中共一大后的第一个国际性会议,会上,张国焘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会后还受到了列宁的接见。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会上,又选举了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二大上开始讨论与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问题,按共产国际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要实行“党内联合”的策略,即共产党员加入到国民党组织中去,而张国焘却仍坚持“党外合作”的方针,这样就与共产国际及当时中共大多数人发生了冲突,在1923年6月召开的三大上,张国焘因此而无缘中央执行委员,暂时失掉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地位。

1923年8月底,中央安排张国焘到北京担任铁路工会的领导职务。到北京后,张国焘积极在工人中开展工作,发展秘密组织,并参与《劳动周刊》的编辑工作。1924年2月,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在北京秘密召开,全国11条铁路的42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张国焘在大会上作了重要的报告,大会还决定正式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张国焘被选为总干事。大会闭幕的那一天,张国焘同一个叫杨子烈的女子结了婚。当时张国焘27岁,杨子烈22岁。杨子烈出生在湖北枣阳县一个书香世家,早年就读于武昌女子师范学校,因支持新文化运动被学校开除,1921年冬在武昌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在北京的执政大学读书,与此同时还在北京一所艺术专门学校学习。

1924年5月13日,在汉口的湖北共产党组织的秘密机关被敌人破获,共产党员许白昊、刘芬和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等人被捕。杨德甫被捕后,向敌人供出了在北京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秘密机关和张国焘等人的住址。随后,湖北方面密函给北京政府交通部。5月21日凌晨,京师警察厅派出3个侦缉队,去搜捕全国铁路总工会所在地。当时张国焘并不在那里,敌人只抓走了彭子均、李凤林两名干事,接着敌人在腊库16号杏坛学社抓住了张国焘与他新婚不久的妻子杨子烈,敌人在搜捕时还得到许多党的文件和信件。

张国焘等4人被捕后,先被关押在鹞儿胡同侦缉队中,敌人每日对他们进行严厉的审讯,但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口供。5月25日,张国焘等人被押解到京师警察厅,从26日起,警察厅开始对他们进行野蛮的拷讯,并且每天被拷打三四次之多。张国焘开始时不承认自己便是张国焘,也没有供出党及工会的组织。敌人就拿出在张国焘住处查获的一些信函、文件等,其中有一份委托状上列有总干事张特立的名字,敌人就问张国焘,张特立是不是张国焘的别名。张国焘当时对此事千方百计地支吾着,于是敌人又拿出其他一些信函,并对张国焘大施酷刑。为了保存性命,张国焘最终还是向敌人屈服了,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是国民党中的共产派,说自己并无任何职务,可谓之挂名党员。他的妻子杨子烈被捕后与张分开关押,她在对敌人的亲笔供词中写道:张国焘是研究共产主义学说的……我的丈夫张国焘因受人之愚迷而研究这种邪学说,而得像现在这种结果,我既是他的妻子是脱不了干系的,我也不愿意脱离干系。政府诸大人是人民的父母,人民做了错事,是应该求老大人的宽恕,使其有改过自新之余地……至于我的丈夫张国焘,此次做错了事是应该受惩罚的。但是青年阅历尚浅,诸大人素来德量宽宏,许人改过迁善,故敢请诸大人念张国焘初犯,特别加于宽恕。那不但张国焘和我铭感不忘,就是稍有知觉的人,也当感德无涯矣。

警察厅审讯后认为事关重大,随后又把张国焘等人押解至京畿卫戍司令部。在那,张国焘把北京的全体共产党的名单都供给了敌人。5月30日,卫戍司令王怀庆密信给内务部总长,请求捉拿张国焘提供的北京中共首犯李大钊,李大钊闻讯迅速转移。张国焘还供出了许多铁路工人党员的名单,并详细向敌人提供了这些人的具体姓名及地址。由于张国焘的出卖,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在石家庄被捕,随后北京、天津、保定、郑州等地铁路工会负责人相继被捕、被通缉、被开除的达40人,中共领导的北方铁路工人运动,受到一次严重的破坏。随后,卫戍司令王怀庆把张国焘一案上报给北洋政府总统曹锟,要求枪毙张国焘,另一名军阀齐燮元提出“给他一个永远监禁,让他瘐死狱中”的建议,张国焘才算保住了性命。

1924年10月,直系军阀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冯玉祥在思想上十分倾向于革命,中国共产党就利用这个大好机会,营救了关押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监狱中的大批共产党员,10月25日,张国焘夫妇结束他们5个多月的铁窗生涯,重返中共中央并继续担任重要职务。出狱后的张国焘一直对组织上隐瞒他出卖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真实情况。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会上,张国焘重返中共重要领导位置,担任中央工农部主任。五卅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局成员只有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3人自始至终地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张国焘直接指挥工人运动。中共中央成立军事委员会后,张国焘又成为中共第一任军事部门的领导人,担任军委副主任的职务。大革命失败后,张国焘在党内执行投降路线,南昌起义期间,他假借中央的名义阻挠南昌起义,因此,在1927年11月召开的总中央临时扩大会议上,曾决定取消张国焘的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资格。但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上,张国焘又一次回到中共最高领导层内,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1年4月,张国焘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书记的职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6月,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当时四方面军有8万人,中央红军只有2万人,张国焘手中兵力多、配备好,权力的欲望开始膨胀,并错误地推行南下政策,反对中央既定的北上政策,造成一、四方面军的分裂。接下来,他又另立中央,当上了临时中央的书记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由于张国焘冒险南进,致使十万红军到1936年3月间只剩下 30 000 多人,在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反对下,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他的“临时中央”,接受中共的领导。

到延安后,中共中央内部开始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批判。张国焘表面上虽然承认了错误,也进行了多次检查,但他内心十分不满。尽管如此,中央还是积极做张国焘的思想工作,并安排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负责日常工作。但不久,又一轮对张国焘错误进行批判的斗争展开了,而且这些斗争达到了一个高潮,在斗争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错误,如把问题扩大化、乱扣帽子、乱打棍子、把斗争无限升级等,造成了张国焘与中央的对立情绪越来越大,对边区政府里的工作也消极起来。他后来在《我的回忆》一书里曾说:我此后再不愿同毛泽东、张闻天等会面。

1937年12月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他带着一份拟好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员名单,名单上张国焘居于第三位,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一次,王明在同张国焘谈话时,提出了苏联的反托派斗争的问题。当时苏联所进行的反托斗争是非常残忍的,许多人因受牵连而丧命,清洗托派的斗争还遍及了各国共产党。这些让张国焘十分恐惧,他非常害怕反托的斗争会波及到中共内部来,他更担心自己的未来。这次谈话也不知道王明是否是有意的,他还告诉张国焘,在他回国经过乌鲁木齐时,已枪决了中共内部的两个托派分子,即李特、黄超,李、黄长期与张国焘共事,是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老部下。张国焘暗想如果把这两个人说成是托派分子,那任何人都可以被指为托派。王明还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这实际在向张国焘暗示,下一个就是修理你了。此时,张国焘最终决定了自己的去向,他在《我的回忆》一书里说:“我决意脱离中共,寻找最近的机会离开延安。”张国焘先是有计划地将自己在边区政府里承担的工作交给伍修权代行,然后慢慢地寻找机会离开延安。

陕甘宁边区南面的中部县有座黄帝陵,当时属于国民党统治区。西安的国民党绥靖公署,每年逢清明节都要组织西安的国民党官员去祭陵。国共合作抗战后,为了推动两党的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清明时,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曾同国民党官员共祭黄帝陵。

1938年4月4日是清明节,按1937年清明节已定的惯例,国共两党要共祭黄帝陵,以增强抗战时期两党的凝聚力。4月1日,张国焘亲自去找毛泽东,要求祭拜黄帝陵,以借此机会实现他逃离延安的愿望,开始毛泽东并不同意,经张国焘的再三请求,毛泽东最终答应他的要求,张国焘向毛泽东承诺扫完墓立即回来。4月2日,张国焘带着警卫员张海、秘书和一个警卫班乘一辆大卡车从延安出发,于当天到达黄帝陵。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及许多官员也先期到达,随行的还有一队宪兵。

4月4日祭陵完毕后,张国焘对秘书及警卫班的同志说:你们先回延安去,我要到西安办事处去,找林伯渠研究一些重要事情。其实他在祭陵期间已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私下交往过。警卫员张海着急地说:毛主席说让你扫完墓就回延安去。张国焘对此没有做任何解释,转身钻进了蒋鼎文的小汽车,汽车向西安方向急驰而去。张海只得匆忙搭乘西安行营国民党宪兵队的卡车到达西安。到西安后,张国焘并没有去找林伯渠,也没有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去住,而是住进了国民党的高级招待所。经过多番打听,张海才在招待所里找到张国焘。当时的张国焘鬼鬼祟祟,神色紧张,这让张海疑心更大。

林伯渠知道张国焘来西安后,就请张国焘到八路军办事处里来住,张拒绝了,还拒绝与林伯渠会面。两天后,张国焘买好了去武汉的火车票,4月7日,他在临上火车时对张海说:“你给林主席打个电话,让他在火车站等我。”林伯渠接到电话后很快赶到火车站。张国焘到火车站后,林伯渠买了张站台票跟着他上了火车。林伯渠对他说:“你先下车,有什么话到办事处再商量。”张国焘说:“不行啊!我要赶时间去武汉。”林伯渠又问:“中央同意你去吗?”张国焘却说:“去武汉是我临时决定的,你帮我同延安说一下。”林伯渠听后着急地说:“你是边区政府副主席,怎么能擅自行动呢?又没有中央的批准。”张国焘说:“我要到武汉同蒋介石谈统一战线方面的问题。”林伯渠见此情况也就没有说什么了,他吩咐张海上车陪着张国焘,并轻声对张海说:“多长个心眼。”紧接着胡宗南派来的两个便衣也上了车,并坐在张国焘的旁边。回到八路军办事处后,林伯渠立即给中央发了电报。中央回电指示林伯渠给在武汉的周恩来拍个电报,让周恩来在武汉截住张国焘。

周恩来接到电报后,便召集李克农、童小鹏、邱南章、吴志坚到他的办公室开会,吩咐他们几个人去火车站接张国焘。4月8日,李克农4人分乘两辆小汽车到大智门火车站,但接连三天都扑空了。4月11日他们又来到车站,等所有的乘客都下了车也没有见到张国焘的影子,于是他们就上车去找,在列车的最后一个车厢里,认识张国焘的邱南章看见了张国焘,李克农先赶上前去十分客气地对张国焘说:“我们是周副主席和王明同志派来接您的。”胡宗南的两个便衣见此情景只好悄悄溜走了。张国焘在李克农等人护卫下走出车站,但他执意不去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住,而是住进了江汉路的一家小旅店,李克农留下邱南章、吴志坚陪着张国焘,其他的人回去向周恩来报告情况。

当天晚上,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到旅店里与张国焘整整谈了一个通宵。张国焘的话十分少,有时大发牢骚,说中央对他的批评太过分了,众人再三劝说他去八路军办事处住,要他认真检讨自己破坏纪律擅自行动的错误。但张国焘表示无论如何也不去办事处住,并向周恩来提出了3个条件:一是到上海去治病,二是回江西老家,三是在长江局工作。周恩来针锋相对地回答道,你提的3条都办不到,下列几条倒可以执行:一是回延安工作,二是去苏联学习,三是回延安或苏联养病。张国焘没有听完就应声道:“这些不行。”谈话没有任何结果,周恩来离开时指示邱南章、吴志坚:“你们两个要一步不离地保护好张国焘。”在邱、吴二人的看护下,张国焘根本无法与国民党联系,这让张国焘十分恼火。一次,张国焘要去武昌办事,吴志坚陪同去,当船靠岸时,张国焘用力猛推吴志坚,企图把吴推到长江里淹死,好在吴早有防备。

有一天,张国焘伏在案上写了一封信,后又把信投进了邮筒内。邱、吴二人迅速把此事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指示他们把信取出来,看是不是写给国民党的。于是邱找邮局,说自己一封信写错了地址,邮局负责人看邱是个军人,就把信取出来给了邱,并由办事处出具了证明,打开信才发现,此信是张国焘写给他江西老家一个大哥的。不久,张国焘又提出见蒋介石,向蒋汇报陕甘宁边区的情况。4月17日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张国焘来到武昌蒋介石官邸,他一开头就向蒋介石认罪,说自己“在外糊涂多时”,这让周恩来非常气愤。回来后,周恩来针对张国焘公开向蒋介石变节,向他提出3个解决办法:一是改正错误,速回延安;二是向党请假休息;三是自己声明脱党。张国焘立即回应说:可在第二、第三中选择一条。

4月17日晚上11时左右,胡宗南第八战区的一伙特务开车来到张的住处,许多人冲进房间,当时吴志坚出去办事了,房间里只有邱南章、张国焘二人,特务们先把邱牢牢地控制着,然后不由分说把张国焘抢走了。特务们走后,邱南章在张国焘房间的桌子上发现了张预先写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便立即回到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了张国焘逃离的情况,当天长江局召开会议,向中央报告了张脱党经过,不久,中央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4月22日武汉的《新华日报》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电令》。4月下旬,张的老婆杨子烈及一岁多的儿子也被从延安送至汉口,按组织指示,被送到张国焘那里。武汉失陷后,张国焘在重庆大坪戴笠办的别动总队特务训练班担任政治教官,讲反对共产党的课程,从此彻底脱离了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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