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博客/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按照中国惯例，将举行国庆大阅兵。国庆阅兵，是国际惯例，更是展示国家形象和力量、凝聚国家和民族共识、提高全民自豪感的有益有效方式。况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甲子，彻底终结了百年屈辱史，重建了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枪杆子里面出主权！），历史性地扭转了近代史以来国力下滑的趋势，走向了现代化和重新崛起之路，居功至伟。
然而，就是这样一件在其他国家十分普通和常见的国家行为，居然在海外引起部分学者的批评（余杰、茅于轼等），甚至提议由人大进行阻止。其理由是阅兵炫耀武力属于陋习，认为“大阅兵是极权和独裁政府钟爱的游戏，是一种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陋习”。大阅兵炫耀武力，传达的讯息是傲慢，隐含着对和平的蔑视，易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崛起”诚意的怀疑。
显然，这些海外知识分子如果不是无视事实的话，就是项庄舞剑了。法国，每年国庆都要举行阅兵，展示国威。似乎在这些人眼里就不是陋习，就不是极权和独裁政府钟爱的游戏，传达的讯息就不是傲慢，就没有隐含着对和平的蔑视。就是我们亚洲的邻国、尚有4.5亿人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印度，也是每年都举行一次国庆阅兵，而且每次都要将最新式的武器拿出来炫耀一番(就在本文发表一刻,1月26日,印度正在举行浩大的阅兵式)。还有巴基斯坦、韩国、俄罗斯、捷克、罗马尼亚、西班牙等等，不一而足。不错，美国是很少在国庆节进行阅兵，而且军费开支也很透明。然而，美国却是世界发动战争最多的国家。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用兵30多次，其频率远高于冷战时期，大规模的就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一直到2007年，美国在全球的调查中，都是稳坐威胁世界和平的头把交椅。显然，阅不阅兵和威胁世界和平并无关系。
我相信在海外的这些学者，不会无知到这种程度，显然是另有他因。其实这种类似西方双重标准的做法，在海内外某些华人屡见不鲜。中国著名的剧作家沙叶新，在“三鹿”奶粉事件后，发出这样的评论：“是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我们的民族出了问题，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是我们的血脉、我们的根基出了问题，而且病入膏肓，难以救药”。而事实是，中国各级官员纷纷道歉，对肇事者、包庇者严惩不贷，对受害者全力抢救，并迅速在法律上寻求解决之道。当沙叶新面对带给全球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的美国，这个既不道歉、也不惩治责任者、也不救助受害者、反而全力救助肇事者的美国时，这位中国著名剧作家却保持了沉默。当美国佐治亚州的花生公司在明知自己产品可能被沙门氏菌污染的情况下，依然继续将其推向市场销售，在两年时间内，前后共有12批次受污染产品流向美国和加拿大的食品加工厂，结果造成至少8人死亡(其中4名幼儿)，另有500多人中毒。还有，就在同一时刻，日本发生毒大米事件，而且官员态度极度傲慢，拒不承认任何责任。这个时候，哪些海外知识精英却再次耐人寻味的消声。
当全球经济危机波及中国时，这部分海外精英高喊，中国的政治经济不协调发展，导致中国不能顺畅地走向市场经济的健康轨道，指责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并以此质疑中国的四万亿救市政策：体制不改，光拿钞票就能度过危机？可是，谁都知道，这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就是来自于他们眼里政治经济协调发展、市场经济十分健康的美国！中国一方面是受害者，另一方面还不得不与其他国家一起承担救助全球的责任。难道你们要中国政治经济协调后重现美国的悲剧？至于中国的出口模式，我们知道，仅有八千万人口的德国，是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经济总量还在中国之后，每四个人中更有一个人依靠出口就业。显然，德国的出口对外界的依赖不知要比中国严重多少倍。可是为何单单放过德国，却把矛头指向中国？
国内著名学者秦晖认为，中国之所以成功有两条，一是全球化。二是低人权成本，进而得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对人类好不容易形成的文明的威胁。并把中国做如下描述：“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在他的眼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一片漆黑，四亿人口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纪录是进入不到他的视野。改革三十年导致“人权成本上升”以致跨国企业纷纷撤离中国，向“人权成本”更低的“印度”等国转移，更是不会被秦先生所认可。(也难怪西方看不到西藏五十年天翻地复的变化,看看我们的知识分子精英连三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都视而不见啊!)更不可思议的是，秦先生对远远落后于中国、腐败也比中国严重的多的印度大加赞叹。并对印度的落后做如下辩护：虽然1949年时印度比中国略先进，但过去一百年间，印度是一直比中国落后的，所以现在落后并不足奇。可是和西方比，这些精英就换了思维：日本二战后和中国起点差不多，为什么日本就比中国领先这么大？
2008年，当海外留学生和华人出于义愤对西方不实的报道进行抗议时，这些海外知识精英再次把“极端民族主义”的帽子扣在了中国的头上。可是，当美国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把“国家至上”做为竞选口号的时候，当美国总统布布什告别演说中一语道破天机：“我始终是以我们国家的利益为考虑标准”时，当新任总统奥巴马就职演说绝口不提“民主”，张口闭口都是“国家、美国”时，没有人送给美国“极端民族主义”的帽子。
当汶川发生百年一遇地震，中国总理温家宝第一时间乘机奔赴灾区，整个黄金抢救七十二小时中一直处于指挥第一线。中国以三十年改革开放积累起来的雄厚基础，在极短的时间动员了庞大的人力、物力、军力全速救援。其动员能力举世震惊。然而，这些海外知识精英视而不见，却大谈何以未能成功预测。可是当日本发生神户大地震、台湾发生“九二一”大地震以及巴基斯坦、俄罗斯等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伤亡时，他们何不提出同样的疑问？还有2003年8月初，当法国遭受罕见高温袭击造成上万人死亡时，这些民选官员依然故我沉浸于度假之中。甚至法国总统希拉克直到三周假期结束后的8月20日才悠然返回巴黎。2005年美国发生伤亡惨重的卡特琳娜飓风时，无所不知的布什正在度假，灾难发生后的第三天下午才中止度假，前往灾区视察。当天美国国务卿赖斯正心无旁骛的在纽约以奢侈品牌云集著称的第五大道上试穿各式高跟鞋，第二天则在看音乐剧，第三天在灾区情况恶化到顶点的时候，“黑人的女儿”赖斯“却在网球俱乐部里和美国前世界冠军塞莱斯切磋技艺”。当今天美国正处于百年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一刻，美国总统奥巴马依然斥资1.5亿美元—-这一历史最高记录—-举行规模空前胜大的就职仪式。请问，这些海外精英，你们的批判精神哪里去了？
中国著名诗人流沙河在成都草堂读书会“纪念抗战胜利一甲子”讨论会上发表演讲，引用“庚子赔款”等一系列美国对华“友好”事件，慷慨激昂的喊道：“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众所周知，庚子赔款。明明是中国被掠夺的财富，后来被中国人发现多要了，向他们索赔，他们认账了，归还了，于是我们就要感恩戴德了？抗战胜利时，中国直接放弃战争赔款，日本可否出现过流沙河这样的人士呢？中共做错了事，承认错误，并做了赔偿，可为什么仍然总有人不肯接受呢？不但没有象对待美国这样对待中共，更反而天天挂在嘴上声讨。这样的知识精英，令人叹息。
最近，举世瞩目的美国总统大选爆出假演事件。不仅组织方、表演者毫无愧色，理直气壮，认为“气候让这变得不可能。没有人要欺骗任何人。这个场合必须完美，你不能有一丝错误。”然而，我们听不到这些海内外精英的强烈而正义的反响。相反同样的事件，只要是发生在中国，国内外的一些知识群体往往义愤填膺，大加挞伐。如著名的南方报系、著名的媒体人长平先生，就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春晚何苦要真唱》，对假唱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还有这些群体对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假唱事件的强烈批评。
最后，再来看看一位海外知名度甚高、成长于香港现旅居挪威的异议政论家钟祖康先生，此君向以公开支持台独著称。然而，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的如下观点：“我们中国的祖先特别是自先秦以后这两千年基本上都是胡混过来的，走一步错一步，走一百步就错了九十九步……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文明未必比猴子的高出多少，并未发展到人道主义的高度，夏虫不可语冰。这个文明层次的鸿沟，本来是自命文明优越过人的中国人的极大悲哀……象中国这样的文明早就应该灭亡，但奄奄一息的中国文明却拒绝适时而死，一个文明该死而不死，不肯适时而死，强行以极昂贵的仪器和活人的鲜血去延长其性命，这就是今天中国问题老大难的一大根源。”并借剑桥一教授之口说出“余深叹支那人种是天生在应行淘汰之列的”。然后，他进而提出：“这个永远长不大的中国老头子真的只有遇上优质的全面殖民统治才能得救”。为此他不遗余力的为西方殖民主义大唱赞歌，直叹鸦片战争发生的太晚，把英国誉之为不请自来的文明导师。为此强烈反对中国收回香港，令其继续被殖民，并诬蔑即使连香港民主派都无不肯定的《中英联合声明》为《养狗基本法》。他说：“中国有幸得到英国人的侵略，令香港做了英国殖民地150年，才进化为半开化状态。但中国却由于成功避过被列强全面殖民而依然停留在野蛮状态。如果我们真的要怪罪于西方列强，那就是这些西方列强没有经更强硬果断的手法管治中国。若列强当时能一鼓作气将中国全面殖民，或将中国瓜分，后果都很难比今天的情况更坏”。他进而叹息：“中国最后一次机会也许是二次大战侵华，要是日本战胜中国而占领中国一段时间，迫使中国改革，中国尚有起死回升的一线生机。”当然最异想天开的是下面这一段：“假如二次大战日本真的战胜而占领中国，我又担心日本会被中国这样庞然大物大伤元气甚至同化，假如是，将不仅是日本人的灾难，也是整个亚洲甚至全人类的大不幸，因为日本大抵不能象现在那样造福世界了”。然而，最令人拍案称奇的是以民主人士自居的钟祖康却从前人所未见的角度反对中国的民主：他在引用二十世纪初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大师HUNTINGTON的巨著《种族的性格》论证了中国由于荒年过多，因此导致中国人逆势淘汰，两千多年下来，只剩下完全自私自利之人。因为没有畸形发展极端的自私自利心，也就抵挡不住这样的饥荒。HUNTINGTON断言：“鉴于中国完全没有责任心，中国根本绝对不宜建立共和国这样的政体，但相对冒进的南方人却硬要把这种制度带来了”。
然而，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居然被台湾和海外异议人士视为至宝，叹为观止。
当然钟祖康先生并不孤单，有人写信这样支持钟先生：“好在香港被英伦强暴了一百五十年，否则香港只会是深圳之类的搞笑城市”。再请看遇罗克（知名文革受难者、文革时闻名的《出身论》作者）的妹妹遇罗锦在海外的公开言论：“壮哉钟祖康！汉人有什么可骄傲？吃人、杀人、整人、破坏中国文化、破坏中国传统道德、将人变成恶和犬儒……种种恶事，都是汉人做的，都不是少数民族。不但台湾应独立，西藏应独立，新疆应独立，连汉的省份也应各个独立自成一国，将大汉族、大中国、大一统、大一党的‘大’变成‘小’……不把‘大’和‘统’打倒，人们的生活、人们的道德休想能好起来。”
曾有无数博友留言质疑为何我在西方却批判西方、批判民主、肯定中国。本文就算是一个回复吧。另外，本文也可以回答一个问题，何以中国的“民主派”、“自由派”群体如此的孤立和不成气候。2008年，一向以人民代言人自居的《南方周末》却遭到做为一份媒体最难堪的空前否定：在大学校园里发生大学生自发火烧《南方周末》的事件。关于这些“自由派”人士的处境，体制内的学者谢韬一席话可谓淋漓尽致：“现在中国出现老的打先锋，中年保守，青年漠然的态度”。而所谓保守与漠然，不过是对他们的主张和表现保守和漠然而已。当汶川地震发生时，中年人，青年人漠然了吗？保守了吗？当西方对西藏事件歪曲报道，中年人，青年人保守了吗？漠然了吗？当奥运会举办时，中年人，青年人漠然了吗？保守了吗？谢韬先生所谓“中年人看重现实利益和青年人只知追求金钱”的分析何以就行不通了？与其为自己的被冷落寻找各种外部理由，还不如多多反思自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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