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记者纪群编译报导/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当前全球大衰退的环境中，中国和她的13亿人口正为30年来的发展战略错误而付出高昂的代价。如今是中国经济重整之时，北京应当致力于推动的，是家庭收入，而不应当再执着于GDP（国民生产总值）。但是也有经济学家指出，世界和中国政府都期待中国人捡起美国丢弃的信用卡，大量花钱。但是，这很难，难在中国的整个体系和文化都倾向于储蓄，而不是支出。所以，问题还不在于发展战略，而是要转变中国人的“文化和结构”。
现实给“脱钩”当头一棒
华尔街日报刊登的黄亚生（Yasheng Huang）的一篇题为“中国的增长梦幻”（The China Growth Fantasy）的文章，代表了前一种说法。而《纽约时报》刊登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的一篇题为“中国是救世主？不！”（China to the Rescue? Not!）的文章代表了后者的观点。
黄亚生的文章认为，中国的现状证明了曾盛行一时的“脱钩”（decoupling）论是荒诞的。所谓“脱钩”论的意思，是指新兴巿场和成熟巿场〔尤指美国巿场〕将会续渐脱钩，简单的说，就是即使美国衰退，中国仍可强劲。
作者在文中写道，不久前，西方的分析师，特别是投行的经济学家们，都曾宣称，中国已经变成一个不仅能够自食其力，无需依赖美国而自我增长，同时，是能够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经济中心。
如今，即使这些华尔街经济学家尚未失业，也几乎没有人还会再提出这种说法了。中国近期公布的经济数据宛如当头给人泼了一盆冷水。根据最新的数据，依旧是中国经济骨干的出口业7年来首次陷入衰退。他们受到海外需求量的降低所拖累。更糟糕的是，进口量也大幅下降，这是国内需求量下降的明显迹象。这两个新发展事态预示着，中国未来面临着严峻的经济挑战。显然，中国无力也无法扭转全球经济的走势。
那么，所有那些“脱钩”理论家怎么会错得那么离谱呢？提出这个问题，并非毫无根据。“脱钩”理论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经济分析的产物，甚至，现在“脱钩”论已经不再受欢迎，但是这种经济分析仍然有市场。所以揭穿这种说法的偏执，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牺牲消费的增长不可持续
问题的根本，同时也是经济学家的一种致命偏见在于，太执着于一些简单的经济数据，特别是GDP数据。如果，你去问一名专业的经济学家，中国有多少个省份，他多半会干瞪眼。但是，如果问他中国的GDP增长率，他会很快地告诉你，中国已经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了30年，依照这种速度，中国会在哪一年的时候超越美国之类。GDP中心主义就像经济学界特有的地方病（endemic）一样，而且，往往妨碍展开更深层的分析。光看看经济学家和分析师对高盛知名的“BRIC”（金砖四国）分析报告的热衷度，就可见一斑，该报告预测巴西、俄国、印度和中国的经济会有长足飞跃，报告中的估算，靠小学5年级程度的数学就能做到。
这股对中国惊人GDP增长率的迷恋，经常忽视了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促成了这样的增长以及它是否是可以自我持续的？这就是导致“脱钩”论提倡者摔倒的地方，也是决策者们仍然可能犯下严重错误的地方。细想一下，例如，有关中国家庭收入增长非常缓慢的数据吧。而且，这在农村家庭中特别明显。
过去20多年，中国农村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才是GDP增长率的一半。家庭收入增加缓慢和GDP增长飞快，意味着：中国是以压制了自己的消费基础做为代价，才创造出这样一个巨大的生产能力。光是这一事实就应该足以驳倒“脱钩”理论的假设。所有新增的所谓“超过”需求的产量都必须送到某个地方，例如，送往美国去。另外，这一中国的家庭收入和GDP增长率之间的鸿沟的长期存在显示，在这段时期里，中国的增长率对美国的消费需求的依赖，是变得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了。
“官办”型的投资战略
这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中国的增长为什么、以及又是如何系统地减弱了他们自己的消费潜能。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中国的GDP的飞速增长最初是如何开始的。
这种增长，部分地是经济自由化的结果，但是，由市场作用力推动的这一部分很小，而且，市场的力量一直在缩小中。由政府严格控制的固定资产投资，如今已经从80年代的30-35％上升至近45％。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大部分GDP增长都是“官办”（government-organized）型的，是针对基础设施、都市建筑和都市化的大规模投资的结果。这种高度依赖政府投入的经济增长对中国的消费潜能损害最大，使得中国更依赖其他富裕国家的市场。
让我用个例子来说明这点。许多曾与积极吸引外商投资的中国地方官员打过交道的外商肯定会很熟悉这样的建议：“你想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地方拿10亩土地建自己的新工厂吗？没问题。我们3周内就为你清理出这块地。”许多外商对中国地方政府的这种“亲商”态度惊叹不已，与做什么事看起来似乎都很无能的印度政府相比之下，更加鲜明。
但是，这种“亲商”的态度正是问题之所在：中国家庭经常不能从把他们的居住用地改造为工业或者商业用地的过程中，获得任何金钱上的利益。由于中国政府在名义上持有所有土地资产的所有权，他们可以用一种市场经济国家所无法想象的规模和速度完成拆迁过程，而他们给住户的补偿，往往远远低于土地的公正的市价。这是为什么在中国开工厂的成本远低于其他国家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数千栋高楼大厦似乎可以在一夜间就突然在中国城市拔地而起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