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体育宣传画。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体育宣传画。
1952年发行的新中国第一套体育邮票《广播体操》，票面就是第一套广播体操的分解图。
“第三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舞动青春’现在开始！预备节，一二一、一二一……”
本月11日，在北京八十中学的操场上，颁布最新一套中小学生广播体操的新闻发布会正在举行。朝气蓬勃的音乐声中，中学生们整齐的广播体操动作，把人们的思绪带回到广播体操风行的年代。
从1951年新中国第一套成人广播体操颁布开始，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先后颁布了８套成人广播体操。广播体操的历史是中国群众体育运动的缩影，更蕴含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
再过20多天，第29届奥运会就将在北京开幕。此刻回首广播体操50多年来走过的足迹，或许更能帮助我们理解体育的根本宗旨：让更多的人在运动中强健身体。
“杨烈报告”
1950年年底，一份手写的报告递交到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内容是建议新中国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打报告的人叫杨烈，当时是体总筹委会的秘书。
这个主意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杨烈在出国访问中受到的启发。那一年8月，体总筹委会向苏联派出了第一支体育代表团，杨烈是12名成员中唯一的女性。
那个时候，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刚刚起步。全国体育总会还没有正式成立，只有一个筹委会在代行职责，由团中央直接管理。筹委会就在王府井南口的一栋小楼里办公，和全国青联在一起，工作人员也只有几名。
放眼当时新中国的体育事业，更没有任何基础可言。一无场地，二无器械。全北京只有一座正规的体育场——先农坛体育场，还是1937年修建的。除此之外，连一个带看台的篮球场都没有。
而体育管理经验和人才的缺乏则更为关键和紧迫。为此，体总筹委会借苏联部长会议体育委员会邀请之机，向苏联派出了新中国第一支出国访问的体育代表团，希望学习并效仿当时苏联的体育制度。
人们对代表团的访苏之旅寄予厚望，所以在代表团临行前，有关方面还特意在北京青年宫礼堂举办了一场欢送会。
出现在欢送会上的代表团成员都是体育方面的老专家。有西北区的代表李一青，东北区的代表杨钟秀，中南区的代表陈镇华，西南区的代表胡理和，华东区的代表黄狮以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的委员们。体总筹委会副主任徐英超亲自任团长。人群当中，杨烈梳着齐耳短发，作为代表团中唯一的女性，自然非常引人注目。
杨烈其实是位越南华侨，但更是一位老革命，早在延安时期，她就开始参与管理体育方面的工作了。
杨烈本来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侨商家庭，青年时代，就东渡日本学习体操和体育管理。抗日战争爆发后，她毅然中断了学业，辗转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在延安，杨烈充分发挥了自己在体育方面的特长，组织了大型团体操等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当时负责体育工作的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总会主席廖承志亲自把杨烈接到北京，请她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出谋划策。
得自苏联的启示
中国体育代表团给邀请他们的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带去了精心准备的礼物：中国传统的武术器械、锦旗和照片。此后2个多月的时间里，代表团考察了苏联几大城市的体育发展状况，详细了解了苏联开展各种体育活动的经验，并总结出20多种考察材料。
只不过今天保存下来的关于那次“取经”之行的材料非常稀少，我们已经无法从文献中得知这支访苏体育代表团在苏联的具体情况。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苏联的“劳卫制”给了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很大启发。
“劳卫制”是个简称，全名叫“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
1931年3月14日，根据列宁共青团的倡议，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颁布了第一个“劳卫制”，即通过运动项目的等级测试，促进国民特别是青少年积极参加各项体育运动，以提高身体的体力、耐力、速度、灵巧等素质，按年龄组别制定达标标准。这其中，便包括一套劳卫制体操。
当时，苏联的全民体操运动发展得很全面。他们的体操当中分成三类，一类是卫生操，一类是辅助性体操，一类是器械体操。卫生操一般是在早上根据广播或独自进行的一种体操，一般称为“早操”。由8节到12节组成，时间约10分钟到15分钟，分为妇女体操和老年体操两种。
“劳卫制”体操和“卫生操”很相似，不需要特殊场地、设备服装或器械，也不需要有事先的技术训练，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健康状况的人都可以做，都能得到锻炼，所以深受苏联老百姓的欢迎。
这种独特、而且便于大范围推广的运动形式让杨烈深受启发。
从苏联回国后，体总筹委会确定了学习苏联经验发展体育运动的方针，并且明确规定，在恢复经济时期，不搞大型运动会，着重抓普及。体育工作要由学校到工厂，由军队到地方，由城市到农村，把重点放在学校、工厂和部队。
此时，杨烈的报告提交到体总筹委会，建议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以此来动员人们参加体育锻炼，以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她的这个建议，恰好与新中国成立之初，把发展群众体育运动放在首位的思路不谋而合。
早在1949年9月21日，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召开并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便规定，要“提倡国民体育”。主管全国体育工作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也进入了筹备阶段。在体总的筹备会议上，朱德告诉体育工作者们：“体育是文化教育工作的一部分，也是卫生保健的一部分，我们中央政府是重视它的。……过去的体育，是和广大人民群众脱离的，现在我们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
所以，杨烈的报告很快便得到了批准。
“辣椒操”和刘以珍
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这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到哪里去找专业的体操人才呢？正在杨烈为编操人选犯难的时候，她想起了同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的同事刘以珍。
刘以珍是北师大体育系科班出身，曾学过日本的体操，何不让她帮忙呢！
杨烈说明来意，刘以珍欣然应允。
“我也是体总筹委会的委员，能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做点儿事儿，这有什么好犹豫的！”今年已经86岁高龄的刘以珍老人回忆说，要说起自己做体操的历史，可有些年头了。
早在上大学期间，刘以珍就开始做一种“辣椒操”了，还曾经在全校做过推广。“体育系有一个录音机，还有辣椒操的唱片，每天早上起来，我把录音机拿到操场上做辣椒操，就有同学跟着我做，慢慢人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有一百多人。”
刘以珍所说的辣椒操，是一种从日本引进的，有音乐伴奏的徒手操。
1928年，日本人颁布了日本第一套全民健身操，这套操是通过广播电台播放的音乐指挥大家一起做的。因为广播电台覆盖面非常大，所以全国各地的人都可以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收听广播音乐做体操。日本人因此亲切地把这种体操叫做“广播体操”。
随着来华日本人的增多，“广播体操”被带到了中国。日语广播的发音，非常类似汉语的“辣椒”，因此中国人就把这种体操称作“辣椒操”。
“我在师大念书时，教我们体操的都是日本老师。”刘以珍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她的体操老师叫石津诚，长得像意大利人，做起操来非常帅。“日本的广播体操，有五套，厚生操，女子青年广播体操和男子青年广播体操各两套，这些资料我都有。”正是因为成竹在胸，所以创编全民健身操这项前无古人的任务并没有难住刘以珍。
为新中国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何不借鉴日本的“辣椒操”呢！刘以珍琢磨了起来。
“全民健身操运动的目的，是让人们在清晨起床之后，简单地活动一下身体，好神清气爽地投入到一天的工作当中去。对学生来说呢，上午上了两节课，中间休息一下。”本着这个宗旨，全民健身操的时间不能太长，动作不能太难，还得全身都活动到。
日本的广播体操动作，也不外乎就是四肢、胸背、腰腹部的锻炼。徒手体操的基本动作很多，只要组合起来，能把这些部位都锻炼到了，也就算达到了目的。刘以珍根据日本的广播体操，很快确定下了新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的基本框架：一共10个小节，总长5分钟左右。
头一节是“下肢运动”，内容其实就是先踏踏步；紧接着第二节叫“四肢运动”，其实就是弯弯腿、伸伸胳膊。这两节算是前奏，主要目的是把身体活动开。从第三小节开始，运动的强度便逐渐加大。第三节“胸部运动”，要求弓步扩胸，继续对四肢进行锻炼。接下来的三节“体侧运动”、“转体运动”、“腹背运动”把锻炼的重点部位转移到腰腹部，其中的“腹背运动”难度最大，动作要求身体前屈，膝关节伸直，双手指尖触及地面。体育出身的刘以珍大概没想到，这个动作对普通人而言还是有相当难度的。第八节“跳跃运动”过后，就是“整理运动”，让人体从激烈的运动状态逐渐平静下来。因为日本的“辣椒操”是以呼吸运动作为结束的，所以刘以珍也在“整理运动”之后，加了一节“呼吸运动”，整套操就结束了。
刘以珍创编这套广播体操动作顺序的思路，成了以后编操者共同遵守的原则：先由离心脏较远、负荷量较小的上肢或下肢运动开始；中间由胸部、体侧、体转和腹背运动组成，逐步加大动作的幅度和负荷量；然后转入较剧烈的、负荷量最大的全身运动和跳跃运动；最后以整理运动或放松运动结束。
对于学体育、教体育出身的刘以珍而言，编几个动作本来就轻而易举。再加上有日本体操作为参考，就更简单了。其实难题还在后面。
推广的难题
正当刘以珍为编完动作而欣喜的时候，她忽然意识到真正的麻烦还在后头呢！
编广播操不是上体育课，做做示范，口头讲解一下就行了，这是要通过出版发行以文字和挂图的形式与全国人民见面的，所以必须要有配套的文字说明。
这件事若放在今天，会容易很多。但在当时，广大人民的体育素养很低，对于体育名词更是毫无概念，体育专业发展水平也很低。如何把这10节动作以文字的形式，科学地表述出来呢？
“当时我掌握的体操术语太少了，很多动作说明不知道该怎么说。比如说身体部位的名称，动作的方向，都讲不清楚。”刘以珍说，身体部位是叫脖子还是叫颈部？叫肚子还是腹部？叫脚后跟还是踵？一个动作斜着伸直了还是侧上举？是弯胳膊还是屈臂？当时很混乱。向全国发行，如果不能使用科学统一的说明的话，将来做起操来，一定是五花八门的什么动作都出来了。
刘以珍只好又搬来了师大体育系的日本体操术语词典，做起翻译来。
“比如振和举就是不一样的。举是一个很硬的动作，而振呢，是一个摆动的过程，依次经过身体的不同部位。这在编操前我都不是很清楚。”刘以珍老人说到兴起，边做动作边向记者解释。
在日本体操术语词典的帮助下，刘以珍总算为第一套广播体操配上了文字说明。于是，我们在第一套广播体操的图解上就看到了这样的解释：左腿举股屈膝，还原；同时右臂向前、左臂向后自然摆动；而后右腿举股屈膝，还原；同时左臂向前、右臂向后自然摆动。这就是新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第一节动作“下肢运动”的文字说明，看着挺热闹，似乎非常专业，其实就是原地踏步走而已。
动作和文字说明完成之后，还要为这套体操动作配上音乐。有人向刘以珍推荐了著名作曲家何士德，何士德曾经谱写过雄壮的《新四军军歌》，请他来谱曲自然合适不过。
事隔多年，给第一套广播体操配乐的过程，我们今天已经无法了解。但让音乐和体操动作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的体操专家陆奂奂老人曾这样向记者解释，一首好的音乐作品有自己的节奏，而且要非常连贯，但是广播体操动作是分节的，一节和一节之间要有停顿，从配乐的角度讲必须有区别，做操的人才能听得明白。给广播体操配乐的时候，编操的人要求动作做到几分几秒完成，音乐到了几分几秒也必须有一个停顿。
“我们音乐要表达的话还没说完呢，你不能让我们硬停啊！”作曲家们经常发出这样的抗议，但是，没有办法，只能迁就动作。所以，让体操动作和音乐完全合拍，始终是录制工作中最大的难题。
中央乐团的音乐家们在给第5套广播体操录音时，乐团和工作人员七八十人，愣是录了三四个通宵才完成。而第5套操问世已经是在上世纪70年代，时间倒退回50年代，技术设备条件更差，录音难度当然也更大。可惜，第1套广播体操的音乐今天已经难觅踪影。
而第一套广播体操挂图上的模特，来头也不小。据刘以珍回忆，她本来想自己做挂图模特，但又转念一想，还是应该找一位男模特，健壮的块头会显得更好看。于是她找到了当时清华大学的老师马约翰。马约翰是中国著名的体育教育家，他有个儿子马启伟（上世纪80年代当过北京体育学院的院长）。小伙子从小就喜欢参加体育锻炼，身体发育得很好，身材健美，做广播体操图解上的模特正合适。（下转第15版）
“广播体操现在开始”
1951年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套广播体操正式颁布了。此时距离杨烈第一次提出创编全民健身操的建议正好1年。
这一天，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卫生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等九家单位联合发出了《关于推行广播体操活动的通知》。
12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播出了《广播体操》的音乐。
广播体操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这与当时的迫切需要密不可分。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均寿命低到令人咋舌的35岁，婴幼儿死亡率高达20%。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一个简单的入伍体检就把很多热血青年挡在了部队大门外，很多人不是太矮，就是太瘦，还有许多疾病。
现在有了一套可以强身健体、又新鲜有趣的广播体操，从上到下都很乐于推行。由于广播体操在当时必须借助广播的形式，所以中央和各地的人民广播电台就成了推行的“旗手”。他们纷纷邀请当地教育、卫生、工会、青年和妇女组织共同商讨，组织了“广播体操推行委员会”。一大批“广播体操骨干分子训练班”、“广播体操传授站”、“广播体操推行小组”一下子从各地冒了出来。
1952年6月20日，全国体育总会正式宣布成立。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广播体操在全国各地普遍推行”的文章，里面详细总结了广播体操推广半年以来的丰硕成果。
当时，全国各地已经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北京、天津、上海等40座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广播体操节目。这些节目每天占用52个波长，总计1205分钟。同时，人民广播器材厂也加班加点，为解决收听不便或收听设备不够完善的地区的需要，先后供应了3800张“广播体操”唱片。
据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13座城市的不完全统计，参加广播体操的人数达到104.8万人；其中以各学校学生参加者最为踊跃，仅北京市统计就有23万学生参加，上海各学校学生80%以上每天做广播体操。
1952年9月，7岁的谢东在重庆的一家兵工厂子弟小学上学了，第一堂体育课就是学习第一套广播体操。当时学校的操场建在起伏的丘陵上，分三大块。高小（5、6年级）的学生在一块操场上做童子操，中小（３、４年级）的学生在“打莲枪”，而他们这些初小的学生，则在学习新颁布的广播体操。
“童子操硬邦邦的，做起来很威武，动作也比较难；打莲枪就是把竹竿掏空了，里面放上铜钱，有一米多长，然后耍来耍去。”比谢东大四岁的哥哥上五年级，每天穿着学校统一配给的豆沙色军装做童子操。可到了第二年，童子操和打莲枪都不见了，因为广播体操新鲜有趣，动作也很帅气，那些高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开始跟着他们这些小不点学起了广播体操。
推陈出新不间断
第一套广播体操的推广一直持续了两年半。但到了1954年夏天，新的情况出现了。
据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出操人数开始呈现下降趋势。重庆市人民政府有7个单位，一个月前还有百分之八十的工作人员坚持做操，最近却下降到了百分之二十。北京、天津等地也有类似现象出现。除了继续督促之外，有关方面也认为，通过两年半的推广，许多人坚持做操，体质已经明显增强。第一套广播体操的各小节运动的运动量已经不能适应这些人锻炼的需要，热情自然会减退。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第一套广播体操也的确过于简单：一节操基本上只有一个动作，第一节下肢运动就是原地踏步走，最难的第八节跳跃运动，也只是跳起来双手在头上击掌一次而已。这样的动作很容易掌握，但是也很快就会让人失去新鲜感。而且整套操都是以大关节运动为主，把胳膊伸展开，把腰扭过去，把腿抬起来，动作也就结束了，缺少对手腕、肩肘、脚踝等小关节的锻炼。对于整天伏案工作的机关工作人员来说，活动活动颈部，转动一下腕关节、指关节可能更有效果。
于是，从1954年3月开始，已经成立的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和文化教育委员会约请了卫生部、教育部、总政治部、总工会等一批工作人员开始着手第二套广播体操的编制。
新的广播体操的动作编排，刘以珍并没有参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创作实力更为雄厚的编操小组。只不过，参加编操的人多了，主意也多了，他们之间的协调工作也比以前复杂了。
据北京体育大学老师刘西玉的回忆，编操小组的工作方式是典型的“民主集中”：大家先分头回去自己编一套动作，然后再集中起来讨论，哪个动作好就用哪个，最后整合成一套体操动作。
由于当事人多已过世，所以第二套广播体操的编制细节我们无从得知。但是从当时的动作图解上，我们可以看出，第二套操的运动量比第一套大一些，并适量增加了下肢的运动量，动作难度也有所增加。“呼吸运动”和“整理运动”被取消了，原因是大家觉得每节动作的操练中，都必然要进行呼吸。
1954年7月份，第二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了。此后，每隔三四年推出一套新的广播体操就作为一种规定固定下来。
1957年，第三套广播体操正式公布，《人民日报》特意刊发了消息“第三套广播体操公布了”。文章的记载颇为有趣：“中共中央高级党校90％以上的学员坚持做广播体操，并且由原来的每天两次改为每天三次，据今年上学期220名学员填表调查，有67人体重增加，少则一公斤，多则六公斤，13个胖子的体重则有所减轻；29人反映食欲增加；41人反映睡眠良好或好转。”
50年代来访的苏联诗人吉洪诺夫在一首诗中写道：“……当北京人出来做广播体操，把最后一个梦魇赶出睡乡，城里整齐的小巷大街，一下子变成了运动场。”
中学老师自创动作
在推广广播体操的过程中，体总一方面帮助各地方培养了大量的领操员，同时，各种广播体操评比检查也起到了有力的督促作用。但是能够激发做操者主动性的，还是要靠不断提高动作设计水平。
前三套广播体操的原则以简单好学为主，到第四套时候便开始趋于成熟。除了运动量在前三套基础上继续增加之外，动作也开始强调新颖和优美。
曾经参加第四套广播体操创编工作的陆恩淳想起了当年编操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他们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还采纳了一套来自东北的中学体育老师王辉泽创造的动作。
在陆恩淳老先生的帮助下，记者找到了王辉泽。提起编操的故事，老人哈哈大笑，神秘地说：“我当时不是编操小组的，是国家体操队的。”当时王辉泽正随国家体操队在体育大学训练，体大的毛学信老师正在领人编广播体操呢，编得差不多了，近水楼台，先请国家体操队提提意见吧！中学老师出身的王辉泽看了整套动作以后，觉得不解渴。
“当了这么多年体育老师我知道，学生不喜欢简单的动作，喜欢变变花样。”王辉泽琢磨了一下说：“大家看看我这套动作行不行？”说着，就给编操的老师们做了自创的一套动作。
陆恩淳说：“当时大家一看，都觉得怪怪的！”
根据王辉泽的回忆，记者在第四套广播体操第二节“四肢运动”中发现了相似的动作：“左臂斜前上举，右臂斜后下举”是创新点所在。因为这个动作打破了“横平竖直”的惯例，才让大家觉得新奇。在鼓励创新的指导思想下，这个动作被采纳了。毛学信老师在撰写创编经验的文章中，特意提到了这件事。“中学老师们最爱提这样的建议。他们整天跟学生打交道，了解学生的心理。动作编的难一点儿，新颖一点儿，学生们就爱做，热情持续的时间就长。”
第四套广播体操于1963年4月15日正式公布。
即使是到了“文革”期间，广播体操也没有停止创编。而且因为受到样板戏的影响，第五套广播体操把“精益求精”当作最高指导原则。
吴树德老人当年是国家体操队的教练，也是第五套广播体操编操组的成员。体操动作初步确定之后，他专门负责到怀柔、顺义农村进行试推广，听取群众意见，再做调整。
“我们骑着自行车带着铺盖卷，一大早上就上路了，下午才到村里。”农民们一般冬天农闲时才有时间学操，他们也是冬天去。北京冬天的晚上非常寒冷，冻得这些北京的专家们瑟瑟发抖。
“文革”期间的政治局势自然也影响到了广播体操，有的地方强迫农民早上做操，否则就要扣工分；有的为了搞大型广播操，还采取了半脱产、记工分的方法进行强化训练，适得其反，严重伤害了人民参加广播体操的积极性。
第五套广播体操也是编编停停，从1969年开始，一直持续了两年多时间。直到1971年。这一年的7月，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做了专门发言，充分肯定了“文革”前17年的体育工作的成绩，体育事业有了复苏的转机。1971年9月1日，第五套广播体操正式颁布。
这一次，北京厂桥小学有一名小学生，因为做广播体操姿态标准优美，所以被选为全校的领操员，还上了当时相当稀罕的新闻纪录片。正是这次露脸，让什刹海体校的老师发现了这个很有运动天赋的孩子，他被选拔进了什刹海体校，专门练习武术。
这个孩子名字叫李连杰。
繁华后的落寞
“文革”结束后，广播体操再一次迎来热潮。
1979年前后，法国、埃及、伊朗三个国家的代表团专门来中国考察工人做广播体操的情况，他们在上海玉石雕刻厂看到70多岁的老艺人坚持做了20多年的广播体操，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步调一致地做广播体操，他们被感动了，称广播体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体育。”
1981年9月1日，第六套广播体操正式与公众见面。它是在分析、综合前面5套广播体操的基础之上，以身体全面发展、中等运动量、适当提高动作难度等原则编制的，其动作新颖、舒展，并首次配制了两支富有民族风格的乐曲，可以交替使用，以此来增加人们做操的兴趣。
现任北京体操队领队张仲霖为第六套广播体操录制了口令。
当时的录音技术还不很发达，一套操8节要求一气呵成，还得抑扬顿挫松弛有度。喊完一套口令，比做一套操还要累得多。
第六套广播体操创编人员刘西玉记得，开始大家以为懂音乐的人比较适合喊口令，结果发现他们喊出来的口令像数数一样，完全不能带动做操人的情绪。
找来找去，就找到了当时北京体操队队员张仲霖。小张平时爱给体育比赛做解说，声音比较洪亮，还很有激情，大家就让他试一试。
“我一听到音乐，就有一种很振奋的感觉，就像是一声口号，千军万马都在面前随之而动，给人一种感染和震撼的效果，让你不由自主地投入进去。”张仲霖回忆说，录制口令必须一次完成，中间只要有停顿和差错就要重来。“喊口令比做操还累。每次录口令我都全力以赴、声嘶力竭地坚持，幸好当时比较年轻，有这样的体力。”
这一时期，广播体操工作的严肃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
“那个时候评比得特别认真，老师们都很重视，单位也很重视。”当时的中学老师谢东回忆说，80年代初期，各级单位经常组织广播体操评比，班主任们为了比赛成绩暗中较劲，体育老师甚至把黑板扛到操场上，在黑板上把一个个分解动作画出来，为学生们纠正动作。
1990年5月8日，体委又继续推出了第七套广播体操。还特意请来当时最著名的体操运动员李宁做模特，制作挂图。
但根据后来的调查，人们普遍反映第七套的动作难度较大。因为在10节的运动中，有8节采用了八拍一循环的动作结构，动作数量多，而且上肢运动多，下肢运动少，音乐也不太理想，不便于学习和掌握。
记者翻开第七套广播体操的图解，试着做了一下第九节的跳跃运动。同样是跳跃运动，以前的动作设计都是顶多是跳起来后在头上击掌一次，而在第七套广播体操中，竟然头上、体后、体前各击掌一次。记者又原地比划了一下，发现做起来真够忙活的，尤其是边跳边在身后击掌，真是考验了一个人的动作协调性。
第七套广播体操为何删简就繁？这与当时的社会变化密不可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来的迪斯科、健美操，传统的太极拳、气功、武术都蓬蓬勃勃地开展，人民群众健身活动的可选择性日益丰富。到了80年代中期，包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内的各广播电台悄悄地停播了广播体操节目。
正是为了拯救式微的广播体操，国家体委便决定编一套“难、新、美、全”的新操。就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第七套广播体操出炉了。
终点又回到起点
想用新的广播体操来打败其他体育活动的想法，在后来的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看来，是最糟糕的。“把广播体操的责任压得太重了，运动量也要考虑到，心率也要考虑到。结果动作太难了，做起来手忙脚乱，而且原来学过的人，一不做就忘记了。”
到了创编第八套广播体操的时候，伍绍祖提出了一百八十度转弯的思路。
“广播体操不是唯一的健身方式……实际上，在从事某些体育活动时，广播体操可能仅仅起到准备活动的作用。……应该是比较好学的，谁都能学会的。”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第八套广播体操的创编工作开始了。
专家们却还一时转不过弯来。在他们看来，气势恢宏、动作繁复的团体操才能反映出编操的最高水平。
在这种思想压力下，第八套成人广播体操创编组的组长程再宽犹豫了。把操编得太简单了怕同行耻笑，编难了领导又不同意！为此，编操小组向国家体委领导做了三次专题汇报。伍绍祖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越简单越难编，越花里胡哨越好编。
经过繁复的研究、设计，再讨论、修改、完善，折腾了半年，1997年第八套广播体操推出了。同行见到程再宽都向他竖起大拇指：“你真不得了，敢把操编得这么简单！”
第八套广播体操推出以后，程再宽经常被邀请去做评委，参加各单位组织的广播体操比赛。在下面的所见所闻，却让他这个编操人，都感到惊讶。
“区里十几个队伍，要选一个队参加全市的比赛，派谁去呢？就层层比。最后选上来的水平太高了。他们脱产练习，练两个月，所有编操的细节都掌握了，练得天衣无缝，每次比完赛，我们评委都很惊奇。”程再宽不无惋惜地说，“广播体操做出来应该是比较流畅、柔和的，结果下面的比赛，都超级整齐，像木偶一样，味道变了。”
广播体操的初衷，是发动群众参加体育锻炼，如果还是走入体育竞技化的道路，为比赛而练习，也许是编操者最不愿意看到的。
随着人们可以选择的健身方式越来越多，第八套之后，国家体育总局再也没有组织创编过全国性的广播体操。
2003年元旦，在停播了20年之后，广播体操的音乐又开始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该台的体育节目负责人姚刚说，北京台与全国许多地方以及中央级广播电台一样，都曾经悄无声息地撤除了广播体操。然而，尽管现在人们锻炼身体可选择的方式越来越多，但广播体操仍然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项运动。于是在听众的强烈要求下，电台又恢复了广播体操节目。
广播体操并未被彻底遗忘。它已经深深地植入了几代中国人的记忆。
如今在公园里，在广场上，在居民楼的阳台上，看到晨起锻炼的人们站在那里，伸伸胳膊扭扭腰的动作，都依稀可见各套广播体操动作的原型。
对于学习、工作任务繁重无暇坚持健身运动的人来说，每天抽出10分钟时间，做做广播体操，在今天，仍然不失为一种良好的习惯。健身不在于花哨的形式，而在于每天五分钟、十分钟的坚持。
体育谓之身体的教育，它应该是全民的，也应该是终身的。（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