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125/中国外交官陈文照回忆中加破冰时刻

chen_wenzhao.jpg
陈文照 曾任驻西萨摩亚、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使馆随员、一秘、参赞;外交部美大司二秘、处长。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七年任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一九九八年二月至二〇〇一年三月任驻新西兰兼驻库克群岛大使。

朱镕基“非常规”出访

腾讯网/从太平洋岛国萨摩亚到澳大利亚,再从加拿大多伦多到新西兰,陈文照的外交生涯见证了中国外交事业在这些国家的逐步发展。

特别令陈文照感到自豪的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发生后,他在驻加拿大使馆工作时,经历了冲破“西方制裁”,当时的副总理朱镕基访加,中加关系由冷转热的过程。

起步:与钱其琛一起进入外交部

陈文照说,他在外交部工作了30多年,外交生涯不算很长。1965年,陈文照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分配进入当时的高等教育部(现教育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有2年的时间在安徽凤阳的教育部五七干校。1971年,外交部到教育部调人。陈文照说,当时一共调了18个人,除他之外,其中还有后来的前外交部长钱其琛。也就是从那一年起,陈文照正式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

1975年,中国同萨摩亚(当时国名为西萨摩亚独立国)建交。1976年,中国驻萨摩亚大使馆开始筹备开设。当年我国国庆前夕,陈文照作为使馆第一批建馆人员之一前往萨摩亚。

“那时的条件比较艰苦,”陈文照回忆说,不过和非洲一些国家比起来,萨摩亚的自然条件堪称相当不错了。萨摩亚天热,但是不像有的非洲国家那样干热;萨摩亚雨水充沛,虽然要先沉淀一下,但还是可以用来洗澡;萨摩亚物价不低,但是可以买到许多食品,使馆要举办国庆招待会不至于碰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地。

然而萨摩亚毕竟是一个不发达国家。建馆之时,陈文照他们只能住在一个小旅馆里,“其实就是一个大车店”。萨摩亚地处热带,整个国家当时没有像样的房子。

由于萨摩亚是个小国,陈文照认为自己在那里没有机会受到太大的锻炼,基本上就是在两国领导人互访的时候忙碌一下。

谷底:大使见不到加方高层

调离萨摩亚后,陈文照到澳大利亚担任过使馆一秘,然后又调往加拿大,在那里他经受了外交生涯中很好的锻炼。“最忙,锻炼最多的还是在加拿大,”陈文照这样说。

1991年6月5日,陈文照到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工作,一直到1997年12月27日离开加拿大。这6年多的时间里,陈文照经历了打破西方对中国制裁的外交困境。

1989年,加拿大紧随美国参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中止双边高层互访,并将经贸问题与人权问题挂钩,一时间,中加关系跌入谷底。如何打破中加关系的僵局,使两国关系尽快恢复正常,成为使馆工作的头等大事。由于多种因素制约,到1992年秋天,中加关系没有明显改善。陈文照回忆说:“我们的大使见不到加方高层领导人,我们去加外交部办事,也是一脸严肃,不苟言笑,可谓公事公办。”

转机:律师事务所的一次邀请

陈文照称,中加关系打破僵局,还要从朱镕基1993年5月访问加拿大说起。1992年11月,原美大司司长张毅君出任驻加拿大大使。1993年3月,一位朋友向使馆传递了一个信息:加拿大古德曼律师事务所想要邀请当时的副总理朱镕基,出席该所于当年5月中旬在多伦多举办的“古德曼贸易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

是接受邀请还是婉拒对方?中国使馆开始研究分析。

古德曼律师事务所系加拿大枢密院成员、皇家大律师埃德温·古德曼先生于1948年创建,是加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该所与加国内外许多大公司和企业有业务合作关系,享有较高信誉。为促进加国内大企业和国际经贸合作交流,该所每年举办一次“古德曼贸易论坛”,研讨加拿大和世界经济形势,与会者均为大企业的负责人、决策者。同时也邀请加拿大和世界有关国家领导人或知名人士发表演讲。1992年以前,论坛会主要由加政府组织,为减少政治色彩,1992年开始,由古德曼律师事务所自己举办。不难看出,古德曼律师事务所请朱镕基访加,具有官方背景。这一点,使馆很快得到证实:加外交部主管中国事务的处长表示,加政府支持古德曼律师事务所邀请朱镕基副总理来访,届时,加方将安排领导人予以会见。

幕后:加总理在下野前的推力

陈文照认为,加政府欢迎朱镕基来访,但又不以政府名义邀请,而是支持古德曼律师事务所出面邀请。加方这个举措,看来是经过缜密思考,决非一时心血来潮。

从政治上看,马尔罗尼总理已在1993年2月宣布于当年6月辞去保守党领袖,同时也辞去总理职务。他熟谙中加关系的重要性,当时那种冷淡的双边关系,并不符合加方的利益。他希望在下野之前,两国关系有所改善。而要改善关系,必须恢复高层互访。

然而当时加国内舆论还是批评中国的声音居多,加上美国的压力,马尔罗尼不敢贸然以政府名义邀请我领导人。“恰好”古德曼律师事务所将于5月召开贸易论坛,希望邀请朱镕基与会。加政府“顺水推舟”积极促成此事。

从经济上看,由于我国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加拿大工商企业界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浓,大企业中正兴起一股到中国投资经商的潮流。这股潮流有力地冲击着加政府的对华制裁政策,在此情况下,古德曼律师事务所出面邀请主管经济的朱镕基访加,获得了加拿大商界的赞同。

使馆研究的结果就是接受邀请。理由有这么几个:

第一,邀请方古德曼律师事务所虽然看起来是非官方机构,但是其官方背景不可忽视,这显然是加方为改善双边关系做出的积极姿态,对打破加方制裁,恢复正常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朱镕基访加本身就是中加关系实现正常化的重要一步;也是对西方对华制裁特别是美国制裁的有力冲击。

第二,出席贸易论坛的听众多系加工商企业界名人,朱镕基的出席有利于进一步调动加金融和企业界发展中加经贸合作、赴华投资的积极性。而且企业界的积极性,反过来又可以影响政府的态度。

成果:“非常规”访问消除对方疑虑

陈文照说,当时也存在不同意见,认为马尔罗尼总理即将辞去保守党领袖和政府总理职务,朱镕基访问时,马尔罗尼已无心谋政;而且马尔罗尼所在的保守党于6月选举新的党首,5月正是该党竞选激烈时间,谁当选新党首,尚不知晓。朱镕基若在一个捉摸不定的时间,与一些捉摸不定的政治人物会谈,恐怕难有大的成果。此外,按照朱镕基当时副总理的身份和地位,邀请和接待应以加政府为主。古德曼律师事务所邀请不合适。

陈文照说,这些意见也不无道理。通常一位大国副总理不会轻易应民间律师事务所之邀而出访。何况,加国内政局确有变数,与一个即将下野的总理会谈,也难以解决两国关系中的重大问题。

然而,当时的中加关系十分冷淡,3年过去了,中断的高层互访没有恢复。如何实现我高层领导人访加,已成为两国关系中的当务之急。在特殊情况下,就不能拘泥于常规,而要抓住机遇。朱镕基访加,即使不能获得具体成果,但访问本身,已为中加关系恢复正常开启了一扇窗户,极具政治意义。由谁出面邀请只是一个次要问题。

朱镕基访加期间,加政府给予的礼宾规格相当高,安排也很周到,说明他们对此次访问的重视。访问期间,马尔罗尼单独会见并宴请了朱镕基,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消除了加方的疑虑。

“这次访问取得了我们预想的效果,”陈文照说,“一是我们来了,打破了加方的封锁;二是经济上起到了推动效果。”

再次想起15年前的这段往事,陈文照感慨地说,非常时期应该灵活掌握外交政策。

朱镕基结束访问加拿大之后,加拿大政府发生更迭,保守党的马尔罗尼下台,自由党的克雷蒂安1993年11月成为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上台后比较积极希望和中国改善关系。1994年11月,克雷蒂安访华,中加关系全面恢复正常。

【花絮】特殊的桌次安排

陈文照在加拿大多伦多担任总领事期间,不仅要和加拿大官方往来,也要和加民间人士打交道。其中包括在加拿大的华人,这当然绕不过台湾问题。陈文照认为,在处理这些事时也要采取一定的灵活性。

陈文照回忆起当年一个名叫刘辉的医生。刘辉大约于1947年由上海经香港移居多伦多。1995年1月陈文照到多伦多总领馆就职时,刘辉已年逾古稀。他大部分时间从事慈善工作,深得社会好评,也引起了加拿大政府的关注。

当时多伦多有140多个华人社团,绝大多数社团每逢有重要活动,都会邀请总领馆人员参加,有时也会邀请“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人员。出席这些活动时,总领馆总会事先提醒组织者:安排讲话必须中国总领馆馆员在前,隔一个后才能是“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人员。桌次安排上,也必须中国总领馆在主桌,“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人员靠后。

有一次刘辉组织晚宴,邀请陈文照出席。陈文照接受邀请时也提醒对方,要严格遵守讲话和桌次的安排顺序。对方回应:你们在第一桌,“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人员在第三桌,也不安排他们讲话。一般说,第一桌就是主桌,总领馆也就没再多问。为慎重起见,陈文照到达后,先请领事部的人进去看一看,结果发现一、二、三桌由左向右排开,刘辉的座位在中间第二桌,显然第二桌是主桌。遇到这样情况,陈文照可以在言明立场后退席。不过他考虑到,如果这样做会使刘辉下不来台,也使出席晚宴的朋友不快,只有“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会感到高兴。但是如果不声不响地坐下,等于默认刘辉的安排,更不符合总领事馆的立场,极为不妥。

于是,陈文照把刘辉请出来商量,指出今晚的桌次安排违背了事先的约定,不符合总领馆的原则,问他怎么办。刘辉忙说:“你们可不能走啊。”过一会儿又说:“第二桌的嘉宾,让谁下去都不合适。再加一席也不太好。”他感到十分为难。陈文照想了个办法,觉得刘辉坐在哪桌,哪桌就是主桌,因此要求他坐到第一桌。刘辉连连点头答应。经过调整,刘辉与陈文照同坐第一桌,宴会顺利进行。

陈文照总结说,这样处理,既照顾了刘辉的面子,又不失总领事馆的原则,没有因此事影响双方之间的关系。

Leave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