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119/鼓楼谋杀案折射的社会问题

多维社记者陈湘编译报导/认识唐永明的人都说,简直无法想象他居然会做出那么恐怖、那么毫无人性的事情。

8月9日午后不久,就在2008年京奥开幕12小时后,47岁的唐永明在北京的13世纪旅游名胜鼓楼上,持刀刺杀了一对美国夫妇游客。然后,他从鼓楼高达130尺的楼台上跳下去自杀了。明尼那波利斯商人,同时,也是美国室内排球教练休?麦克彻恩(Hugh McCutcheon)的岳父的托德·巴赫曼(Todd Bachman)因被他刺伤而不治身亡。巴赫曼的妻子芭芭拉(Barbara)尽管伤势严重,总算幸存下来。他们的导游,一名年轻的中国女性,也被刺伤,不过,伤势不重。

新闻周刊刘美远(Melinda Liu)的题为“鼓楼上的谋杀”(Murder At the Drum Tower)的报导说,唐永明的动机至今仍然是个谜。“他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完全没有,”外表憨厚的工人王勇先(Wang Yongxian,音译)说,他曾于5年前帮助失业的唐永明找到一份新工作。王勇先的同事许国防(Xu Guofang,音译)也赞同这种说法,表示:“他还不是‘比较的’平凡。他根本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唐永明的平凡,在正值8月奥运会的北京,是让人放下心来的原因:政府很快就得出结论,他不是一名恐怖分子,北京奥运会不受打扰继续进行。

但是,背后的事实可能更令人不安。实际上,是在中国太常见了的种种厄运毁了唐永明:失业、离婚,以及因为唯一的孩子不争气而使他心如死灰。中国是世界上受压力最大的国家:长达30多年的改革削弱了中国人的安全网,并把社会带入一个全新的层次。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在邓小平宣布的改革开放30周年前夕,疯狂般地给本国的经济注入近半万亿的美元,希望以此阻止中国经济步入低迷。

中国人是有理由担忧的。经济学家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必须每年增长7.5%到8%,才能保证国民对新工作的需求量。今年来全国已经发生多起劳工动乱:今年,中国一半的玩具制造厂商倒闭,导致数百万工厂工人瞬间失去工作,与此同时,因为飞涨的汽油价格,逼得一批出租车司机于几周前在重庆发动暴乱,点火烧了警车。

唐永明就像他们一样,生活中饱受挫折。如今许多认识他的人,甚至不愿意公开谈论他,担心会惹上麻烦,大多数人在同意接受采访前,也都要求不公开名字。

总之,唐永明的故事透露出中国社会表面平静下的极端紧张的气氛。

新闻周刊报导说,唐永明于1961年出生在浙江杭州郊外一个村庄。当时,中国正是非常苦的日子,权力被政府领导人滥用,尽管如此,许多贫苦民众仍然想念那一段捧着“铁饭碗”的时代,当年,毛泽东向所有民众保证供给他们工作、房屋和基本社会福利。以后,数次改革让中国人品尝到了前所未有的荣景,但是,也带来了非常激烈的竞争。每年,中国每10万人中就至少有23人自杀,自杀率高过美国两倍。最近,上海精神健康中心报告,上海市内的忧郁症患者在过去10年里增加了4倍。像唐永明这样的年长中国人受到的影响尤其大。在毛泽东时期,尽管身无分文,他们至少还保有自尊。现在,金钱就是一切。“有些特别过份,”精神医生魏治中(Wei Zhizhong,音译)说,他在广州经营一家顾问中心。“他们认为他们曾为国家做出贡献,待遇应该更好。”

80年代初,是唐永明一生中最惬意的时期。他在国营的杭州仪表厂工作,当时,工厂的工人属于工人阶级,尚未失去它们在毛泽东时代的光彩地位。盈利并不是厂家的首要目标,而且工人拿“铁饭碗”,一切都由厂方包下来了,从稳定的工资和房屋到医疗保健和退休金,许多工厂还提供附属幼儿园、学校。“那时候,大家都羡慕唐永明,”一名熟人说。

杭州曾经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旧都,有清澈的运河,湖湖泊纵横交错。马可波罗曾称之为世界“最壮丽的城市”。唐永明在工厂分到了一套房子,坐落在市内风景优美的西湖区的和乐街上。他的厨房就在楼道里,而且要和邻居共用外面的厕所。但是,他还是幸运的。他住的二楼公寓700平房尺,是“大楼里最好的,”一名居民说。“它的窗口全天都有阳光照进来。”

那时,日子好极了。唐永明很快就和同事于建青(Yu Jianqing,音译)结了婚,人们说,两人的生活非常美好。1987年他们生下儿子,起名文俊,斯文俊俏的意思。依照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他是他们唯一的孩子,而他的成长环境就像中国其他数百万从小备受宠爱的独生子女一样。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完全颠倒了中国千百年来的孔孟之道。根据Horizon Research的消费者调查,在许多中国家庭中,祖父母的权力最小,孩子的权力最大。媒体每天都充斥着这个那个“小皇帝”为所欲为,而父母就像做牛做马一般的令人伤感的故事。邻居说,文俊“小时候有点不听话,”但是,他们也回忆不起有过什么严重后果的事情发生,至少他小时候没有。

唐永明的好日子没能维持太久。1999年12月,仪表厂的母公司在政府整顿国营企业的运动中被卖掉了。新业主接手,保留了包括唐永明夫妇在内的2,000多名工人,并发誓会依旧支付所有工资、退休金和提供房屋与医疗保险。

但是,一切还是在改变。唐永明的新老板开始关闭了那些过时的、不赚钱的生产线。结果唐永明在当了十几年机械操纵技工后,被调职当厂大门的警卫。他的妻子也在2003年时被解雇;到2003年12月时,公司说服唐永明提前退休,做为交换,厂方给了唐一笔现金,外加上他住着的公寓房子。80年代初,在唐永明开始工作时,他们住的是国营工厂的房子,而现在,他有了自己的一套房子了,这是他欢迎的一项改革。

即便如此,唐永明的婚姻还是受到了影响。就像许多失业夫妇一样,他和妻子开始吵架。到2004年时,他们的争吵已经成为左邻右舍的家常话。据说,唐永明指责老婆红杏出墙;曾是唐的同事的张力平(Zhang Liping,音译)对媒体表示,有时候,唐还会打老婆。不过,当《新闻周刊》问到唐殴打妻子的传闻时,一名以前的邻居不愿意直接回答,而是暗示说,“这种事情很常见,尤其是如果她有私情,会让他丢脸。”面子在中国非常重要,有时候,人们会为了避免丢脸而走极端。唐和妻子于2005年6月离婚。老婆后来离开了杭州,当似乎也没有登记新住址,所以,记者无法找到她。

在毛泽东时代,离婚非常少见,想离婚还必须获得工作单位的同意,另外,居委会也会力图说服夫妻两人不要离婚。80年代以来,离婚率一直上升,特别是在2003年颁布新法后,允许夫妻两人只需要1天时间,以及最低费用就能离婚。光是去年,离婚率就上升了18.2%;同期,结婚率只上升12%。社会压力、更高的期望,以及相较宽松的手续都是原因。唐永明于2006年3月再婚。他的第二次婚姻也只维持了2个月。左邻右舍似乎都不认识他的第二任妻子,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

当地警察说,在唐永明的婚姻失败后,他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唯一的孩子身上,下决心要给他保证给孩子最好的条件。他以2.8万美元卖掉了和乐街的公寓,把所有钱都用在现年21岁的文俊身上。记者无法联络上这位儿子做采访。有人见到文俊开一部小巴,有时候是作为出租车来載人,有时候是帮人运货。熟人都认为,是唐永明出钱买下这部车子的。警察说,唐的钱不到一年就花光了。

唐永明居住的地方曾是一片安静的社区,现在都堆满垃圾和建筑碎石,很多苍蝇在飞;四周耸起一栋栋不整齐的粉色或者灰色砖瓦房,都是由通过向外省打工仔出租房间而致富的农民建造的。唐永明就搬到一间这类房间里居住,一名王先生和其他社区的人曾试着帮他找工作。“他总是找借口,”许说。“他需要养活自己,但是,又不想工作。”王先生说,每次有招聘的人找她时,她都会打电话给唐永明。“他会说,‘我感觉不好’,”她回忆说。当一家百货商店需要一名保安时,她说,“唐永明很有礼貌,但是,他说自己的身体不好。”他还拒绝了一份渡口保安的工作,告诉她“做这工作要一整天站在大太阳下。”“唐永明害怕丢脸,不想做底层的工作,”一名曾是他邻居的人说。

唐永明个子很高,而且衣着整齐,此外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人们记得他很舍得花钱抽好烟是很奢侈。他总是抽中华牌的香烟,以前,这一向是党干部和社会精英爱用的牌子。一般一包卖7美元,价格几乎是其他普通香烟的两倍。唐永明每天就吃面条过日子,75美分一碗,白天就在他和乐街旧公寓附近玩扑克,打麻将,一直到晚上很晚才回家。赌博是许多压力大的中国人逃避现实的一种方法,精神医生魏说:“在西方,有许多可以分散精力的地方,但是,中国并不是如此。”虽然,唐永明的钱越来越少,他却欲罢不能,赌得越来越厉害,几乎每天都不停。

他儿子文俊似乎对努力工作也不感兴趣。2007年5月,他和几名朋友去杭州北面的一家澡堂,在这种地方,你可以有吃有喝,还可以享受女性服务员的服务。根据熟悉此案的杭州警察消息,文俊整晚都在那里。第二天早晨,这名年轻人试图不付钱就逃走。警方以诈骗的罪名拘留了他10天,然后,警告一番后就让他离开了。警方的消息说,“帐单并不高,”不到150美元。

但是,文俊的犯事并没有就此完届了。今年3月,他偷走一名室友的几百美元,被判偷窃罪,判6个月监禁,缓刑。“他没有动武,他说他打算把钱回给室友,”警察消息说。熟人说,文俊不停向他父亲要钱。

唐永明陷入深深的忧郁。“他抱怨说,如今农民不但有钱,还有地位,”一名邻居回忆说。“他不断说,‘太不公平,太不公平’。”“他的期望太高,他的失望也越大,”王先生说。4月,唐永明付完房租后,告诉其他人,他要到外省打工。为什么呢?“一句话:因为脸面,”一名在杭州繁忙的市中心工作的熟人说。“如果,有一天我失去一切,变得身无分文,我可以在任何不是自己家乡的地方做乞丐。”不过,唐永明最后决定到劳工大省四川找工作,原因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旅程毫无收获。而且,当四川大地震于5月12日发生后,一夜间,导致6.9万人死亡,数千万当地人失业和无家可归,唐也结束了他的找工旅程。

唐永明回到他所租的房间。尽管他的心理已经崩溃,但是,他仍然十分重视自己的表容。到这时,他已经穷困潦倒到只有一套衣服的地步。其他房客每天晚上都会见到他在一个室外水槽用手洗衣服。8月1日,他在常去的餐馆吃75美分的面条和抽口烟。他付完45美元的房租;他房东回忆说,他一向按时缴租。他收拾好自己的随身物品。房东说,那些东西还没法装满一个纸袋子。那天下午5点左右,唐永明打电话给文俊,说他要到外地找工作。如果,他成功了,他会带钱回家。“如果,我没有回来,也不必来找我,”唐说。这些就是他对儿子说的最后的话,警方说。然后,他乘上一趟晚间火车前往北京。

在鼓楼事件后,警察带文俊到警局问话。他们告诉他,他父亲在北京刺死一名美国游客,然后自杀。“他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应,”警察消息对《新闻周刊》说。“他面无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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