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823/曾经的女排姑娘今何在?

核心提示:1979年底,中国女排首次夺得亚洲锦标赛冠军,立刻成为全民偶像。『那个景象太难忘了,学生们都沸腾了,我是躲在郎平她们这些大个子球员后面纔进到馆里的。』

1980年的春天,冬日的萧瑟过后,万物复苏。

北京大学校园内,欢呼声如海潮般一波波涌动,学生们把体育馆围得水泄不通。

『女排来了!女排来了!』越来越多的人流向这里汇聚。突然,不知是谁,把一名女排姑娘抬了起来,紧接着立刻又有几个姑娘,被热情的学生们举过头顶……

1979年底,中国女排首次夺得亚洲锦标赛冠军,立刻成为全民偶像。

『那个景象太难忘了,学生们都沸腾了,我是躲在郎平她们这些大个子球员后面纔进到馆里的。』时任国家体委宣传司教育处处长、后来以女排为主角写下报告文学《中国姑娘》的鲁光告诉《了望东方周刊》。

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他回忆说,那天,女排姑娘们都被大学生的热情『吓坏了』,『大家开玩笑说,以后拿了世界冠军也不敢来了』。

第二年,中国足球队将参加亚洲锦标赛,而女排将去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全中国人都擦亮了眼睛。

『当时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中国体育事业的春天就要到了,而女排有可能就是第一响春雷。』

女排队员张蓉芳私下里曾跟鲁光说:『我们和冠军就差一个台阶了,一迈腿就可能上去。』她的话在那一年成为了现实。1981年,中国女排首获世界冠军;3年后的洛杉几奥运会上,她们拿到了奥运金牌。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句原本起自男排入围世界杯决赛的口号,因为女排的惊人战绩而传播更广、更鼓舞人心,成为整个上世纪80年代的最强音。

20多年后,这些昔日让举国若狂的女英雄们,有的久居国外,有的成了商场精英,有的供职政府部门,也有的只是平凡的妻子和母亲。

拼搏精神也不是生来就有

『1981年春天,女排在湖南郴州训练,我为了写《中国姑娘》,专门和她们一起住了半个月。』鲁光说,当时训练基地在一个公园里,公园的另一角 关着很多猴子。女排队员陈招娣曾跟他开玩笑说,『我们也像一群猴子,满地滚翻,耍我们的就是袁(袁伟民)邓(邓若曾)两位指导。』

今天的女排总教练陈忠和,那时是男陪练。鲁光说,他眼看着陈忠和站在高凳上,居高临下使劲往女队员身上扣球。『姑娘们都是闭着眼睛接球,球打在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叫喊声、球落地的咚咚声,听得他胆战心惊。

为何如此严酷地训练?队长曹慧英告诉鲁光,她们和苏联队比赛的时候,隔网看到,人家的腿比她们的腰都粗。『她们的大力扣杀威力太大了,我们不这么练,怎么对付她们啊。』

当年女排的技术顾问李安格如今已经80多岁了,他曾经提出了『快速反击』理论,发明了『单脚背飞』和快抹技术,在女排的成功之路上,是个幕后英雄。

他说,当时国家队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训练原则—『三从一大』,就是『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进行大运动量训练』,这是60年代中,日本队教练『魔 鬼』大松博文被请来对当时的女排队员进行『极限』训练时采用的方法。『文革』后,刚摘下『法西斯教练』帽子的中国教练们,还普遍有些『一朝被蛇咬,十年怕 井绳』的谨慎。

『女排组队是1976年,袁伟民是教练,他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也是一个严厉得很有技巧的人。』李安格告诉《了望东方周刊》。

1980年前后,女排姑娘们被拉到美国训练。运动员们没出过国,也没坐过飞机。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很多队员都不太适应,一路上疲惫不堪。飞机终于落地,大家被拉到宾馆里,累得只想睡觉,结果电话铃响了:立刻集合,开始训练。

见到队员们,袁伟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坐飞机难受吧,谁吐了?12个队员都举了手。袁伟民又问,谁吐得最厉害?上海姑娘周晓兰腾地第一个把手举起来,她想怎么也能休息半天。结果袁伟民笑呵呵地对她说:你今天加练40分锺。

『从那之后,队员们再也不敢喊苦喊累了。』在李安格看来,拼搏精神也不是生来就有的,需要不断激励和培养。

『女排五连冠的总结是我写,一个队伍能打世界冠军,而且打了五次,一定有它的绝活。我觉得中国女排最大的经验有两个,一是拼搏精神,二是敢于创新。』李安格说,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体育已经不是简单的竞技比赛,它代表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超过一半女排姑娘选择海外生活

1984年起,『老女排』的姑娘便纷纷退役,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

『那时候,我们国家退役的许多优秀运动员,都到国外去,效力于国外的球队,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既能挣钱又能开眼的好机会。』李安格介绍说,当年曾在洛杉几奥运会上夺冠的女排队员们,有一半以上选择了出国。

『铁榔头』郎平,1986年退役后先到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学英语,1987年4月以公派自费身份到美国留学。

在争取到旧金山旅美华侨『新中国基金会』提供的奖学金后,郎平又到新墨西哥大学预科部英语补习班学习。1988年通过托福和GRE考试,开始攻读体育管理系现代化专业硕士学位。

1989年,郎平到意大利摩迪那俱乐部打球。1990年,她应邀回国带领中国女排参加第十一届世界女排锦标赛。第二年,她回到新墨西哥州。后来历任八佰伴全明星队和世界超级明星联队主教练,并应邀出任美国排球协会全美训练中心总教练,事业发展非常顺利。

1995年2月15日,郎平再次回到北京,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1999年3月因身体状况不佳而辞职。如今,她又作为美国队主教练出征北京奥运会。

从国内到国外,从运动员到教练,多重身份的转换也让郎平丧失了很多东西。婚姻就是她心中的隐痛,她曾经说:『哪怕做个家庭妇女,有健康,有家庭,就是幸福。 』

被中外记者称作中国队『秘密武器』的主攻手侯玉珠,也曾是『海外军团』的一员。

1986年退役后,23岁的侯玉珠就读对外经贸大学。1990年,她去了德国,加盟斯图加特俱乐部。1994年底,在海外漂泊了近5年的她回到国内,任职福建体育中心副主任。现在她是福建省体育局竞赛管理中心主任,兼中国排球协会副主席。

当年的二传手杨锡兰则长期住在国外。1989年她28岁时退役,被介绍到瑞士洛桑奥委会总部、国际奥委会的奥林匹克博物馆、联合国在瑞士的机构工作。后来,因身体原因,杨锡兰辞职,近两年她基本在治病,同时照顾家庭。

主攻手姜瑛走的也是同样的路。1988年,25岁的姜瑛退役。两年后,她与丈夫到澳大利亚担任南澳洲体育学院女排训练队教练,连续6年在澳大利亚女排联赛中获得冠军。2003年,当了13年教练的姜瑛辞职,相夫教子。2004年底,她受邀出任澳国家女子排球队教练。

也有个别女排姑娘,出国之后,并没有重操旧业。

被誉为『天安门城墙』的副攻手周晓兰,当时被公认是最漂亮的女排队员。洛杉几奥运会后,27岁的她退役进入上海体育学院学习,就职于国家体委。 1995年,已经是副司长的她辞去公职,随丈夫定居美国。现在周晓兰在马里兰州爱德华市的一家医疗器材公司做工程师,是公司部门负责人。

中国的『山口百惠』杨希跨出国门的时间,比她们都更早一些。1982年,26岁的她就从国家队退役并结了婚,随丈夫到美国读书,获得美国西肯塔 基大学奖学金,攻读心理学研究生。回国后杨希投身房地产,创办了『腾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如今,她已是老女排的首位『富姐』。

鲁光说,前不久他还到杨希北京的公司做客,鲁光开玩笑说,那恐怕是北京最高档的楼盘了。

还有当官的,下海的……

『球场上是英雄,生活中可能只是个普通人,这是作为运动员必须面对的现实。』搞了一辈子体育,李安格对于运动员人生道路的曲线,非常熟悉。

留在国内的『老女排』队员,有的当了国家干部,有的下海经商,大部分人已经淡出公众视线。

来自四川的张蓉芳,1987年曾被请回来担任国家女排的主教练。李安格回忆说,当年张蓉芳是『临危受命』,比赛两个多月前执帅印,当时她已经怀孕3个月。结果她带领老女排,获得了第五块金牌。

今天的她已经是排协副主席,也是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的副主任。

副攻手朱玲活泼爱笑。1984年,27岁的朱玲退役后,担任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带职入四川大学学习。在这之后,朱玲经历了两次婚姻:1987年丈夫因病去世,1992年,她和现在的丈夫曾山结了婚,现在,她已经是四川省体育局的副局长。

女排第二任队长孙晋芳的为官之路比较顺当。1983年,因为严重伤病,有『神二传』之称的孙晋芳,在28岁时退出国家队。后来,她出任江苏省体委副主任,分管全民健身和体育推广经营等工作。

2001年初,孙晋芳开始主掌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至2003年,中国体育彩票销售大幅度攀升,不到三年销售总额就达570亿元,超过过去7年总和。2003年,为备战雅典奥运会,体育总局又将她调入国家网球管理中心,担任主任至今。

热情似火的陈招娣,现任总政文体局局长,肩扛两杠四星,成了『陈大校』。

上世纪90年代初,尤其是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全国掀起了『下海热』,刚退役不久的女排姑娘们,也有不少人赶上了这趟历史快车。

年纪大一些的球迷应该都还记得『笑面黑娃』梁艷,『她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人缘也好。』李安格这样评价。

退役后的梁艷,先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毕业后到《新体育》杂志社工作了4年,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经商浪潮,思想活络的她,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海』了,创办了『梁艷体育广告公司』。

『除了收入一般,其他还满意。』她曾开玩笑地说。实际上,在1992年和1996年两届奥运会上,她的公司都做过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广告代理。

『文革』后女排第一任队长曹慧英也被这股风吹到了『海里』。1982年,28岁的她退役后进入北京体育学院进修,毕业分配到原国家体委的中国国际体育旅行公司任副总经理。

90年代初,曹慧英辞了职,随丈夫一起办公司,从事体育文化领域内的经纪业务。她还有一座颇有气势的『龙德行大厦』。2007年以后,曹慧英全家移民加拿大,如今,她是加拿大体育发展公司、美国体育发展公司的董事长。

还有太多大家曾经十分熟悉的身影,在你我的身边静静生活着。

『无声手枪』张洁云,现在是江苏省国际体育交流中心副秘书长、江苏省体育旅游社的副总经理;人称『小孙晋芳』的周鹿敏,现在是上海体委社会体育中心的干部……

1 Comment

  1. jackjia (Post author)

    老女排姑娘今何在?

    球场上是英雄,生活中只是普通人,这是作为运动员必须面对的现实。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句原本起自男排入围世界杯决赛的口号,因为女排的惊人战绩而传播更广、更鼓舞人心,成为上世纪80年代的最强音。

    20多年后,这些昔日让举国若狂的女英雄们,有的久居国外,有的成了商场精英,有的供职政府部门,也有的只是平凡的妻子和母亲。

    拼搏精神不是生来就有

    “1981年春天,女排在湖南郴州训练,我为了写《中国姑娘》,专门和她们一起住了半个月。”作家鲁光说。

    今天的女排总教练陈忠和,那时是男陪练。我眼看着他站在高凳上,居高临下使劲往女队员身上扣球。“姑娘们都是闭着眼睛接球,球打在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叫喊声、球落地的咚咚声,听得鲁光胆战心惊。

    为何如此严酷地训练?队长曹慧英告诉鲁光,她们和苏联队比赛的时候,隔网看到,人家的腿比她们的腰都粗。“她们的大力扣杀威力太大了,我们不这么练,怎么对付她们啊。”

    当年女排的技术顾问李安格如今已经80多岁了,他曾经提出了“快速反击”理论,发明了“单脚背飞”和快抹技术。在女排的成功之路上,他是个幕后英雄。

    当时,国家队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训练原则——“三从一大”,就是“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进行大运动量训练”,这是60年代中,日本队教练“魔鬼”大松博文被请来对当时的女排队员进行“极限”训练时采用的方法。

    “女排组队是1976年,袁伟民是教练,他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也是一个严厉得很有技巧的人。”李安格说。

    1980年前后,女排姑娘们被拉到美国训练。运动员们没出过国,也没坐过飞机。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很多队员都不太适应,一路上疲惫不堪。飞机终于落地,大家被拉到宾馆,累得只想睡觉,结果电话铃响了:立刻集合,开始训练。

    见到队员们,袁伟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坐飞机难受吧,谁吐了?12个队员都举了手。袁伟民又问,谁吐得最厉害?上海姑娘周晓兰腾地第一个把手举起来,她想怎么也能休息半天。结果袁伟民笑呵呵地对她说:你今天加练40分钟。从那之后,队员们再也不敢喊苦喊累了。

    “女排五连冠的总结是我写的,我觉得中国女排最大的经验有两个,一是拼搏精神,二是敢于创新。”李安格说,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体育已经不是简单的竞技比赛,它代表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选择海外生活

    从1984年起,“老女排”的姑娘们开始纷纷退役,当年曾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夺冠的女排队员们,有一半以上选择了出国。

    “铁榔头”郎平,1986年退役后先到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学英语,1987年4月以公派自费身份到美国留学。

    在争取到旧金山旅美华侨提供的奖学金后,郎平又到新墨西哥大学预科部英语补习班学习。1988年通过托福和GRE考试,开始攻读体育管理系现代化专业硕士学位。

    1989年,郎平到意大利摩迪那俱乐部打球。1990年,她应邀回国带领中国女排参加第十一届世界女排锦标赛。第二年,她回到新墨西哥州。后来历任八佰伴全明星队和世界超级明星联队主教练,并应邀出任美国排球协会全美训练中心总教练。

    1995年2月15日,郎平再次回到北京,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1999年3月因身体状况不佳而辞职。如今,她又作为美国队主教练出征北京奥运会。

    从国内到国外,从运动员到教练,多重身份的转换也让郎平丧失了很多东西。婚姻就是她心中的隐痛,她曾经说:“哪怕做个家庭妇女,有健康,有家庭,就是幸福。”

    被称作中国队“秘密武器”的主攻手侯玉珠,也曾是“海外军团”的一员。

    1986年退役后,23岁的侯玉珠就读对外经贸大学。1990年,她去了德国,加盟斯图加特俱乐部。1994年底,在海外漂泊了近5年的她回到国内,任职福建体育中心副主任。现在她是福建省体育局竞赛管理中心主任,兼中国排球协会副主席。

    当年的二传手杨锡兰则长期住在国外。1989年她28岁时退役,被介绍到瑞士洛桑奥委会总部——联合国在瑞士的机构工作。后来,因身体原因,杨锡兰辞职,近两年她基本在治病,同时照顾家庭。

    主攻手姜瑛25岁时退役。两年后,她与丈夫到澳大利亚担任南澳洲体育学院女排训练队教练,该队连续6年在澳大利亚女排联赛中获得冠军。2003年,当了13年教练的姜瑛辞职,相夫教子。2004年底,她受邀出任澳国家女子排球队教练。

    此外,也有个别女排姑娘,出国之后,并没有重操旧业。

    被誉为“天安门城墙”的副攻手周晓兰,当时被公认是最漂亮的女排队员。洛杉矶奥运会后,27岁的她退役进入上海体育学院学习,就职于国家体委。1995年,已经是副司长的她辞去公职,随丈夫定居美国。现在周晓兰在马里兰州爱德华市的一家医疗器材公司做工程师,是公司部门负责人。

    中国的“山口百惠”杨希,跨出国门的时间更早一些。1982年,26岁的她就从国家队退役并结了婚,随丈夫到美国读书,攻读心理学研究生。回国后杨希投身房地产,创办了“腾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如今,她已是老女排的首位“富姐”。

    生活中只是普通人

    留在国内的“老女排”队员,有的当了国家干部,有的下海经商,大部分人已经淡出公众视线。

    来自四川的张蓉芳,1987年曾被请回来担任国家女排的主教练。当年她是“临危受命”,比赛两个多月前执帅印,当时已经怀孕3个月。结果她带领老女排,获得了第五块金牌。今天的她已经是排协副主席。

    副攻手朱玲活泼爱笑。1984年,27岁的朱玲退役后,担任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带职入四川大学学习。在这之后,朱玲经历了两次婚姻:1987年丈夫因病去世,1992年,她和现在的丈夫曾山结了婚,现在,她已经是四川省体育局的副局长。

    女排第二任队长孙晋芳的为官之路比较顺当。1983年,因为严重伤病,她退出国家队。后来,她出任江苏省体委副主任,分管全民健身和体育推广经营等工作。

    2001年初,孙晋芳开始主掌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至2003年,中国体育彩票销售大幅度攀升,不到3年销售总额就达570亿元,超过过去7年总和。2003年,为备战雅典奥运会,体育总局又将她调入国家网球管理中心,担任主任至今。

    热情似火的陈招娣,现任总政文体局局长,2006年晋升少将军衔,是中国体育界的第一位将军。

    上世纪90年代初,尤其是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全国掀起了“下海热”,刚退役不久的女排姑娘们,也有不少人赶上了这趟历史快车。

    “笑面黑娃”梁艳,退役后先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后到《新体育》杂志社工作了4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梁艳“下海”,创办了“梁艳体育广告公司”。在1992年和1996年两届奥运会上,她的公司都做过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广告代理。

    “文革”后女排第一任队长曹慧英在90年代初也辞了职,随丈夫一起办公司,从事体育文化领域内的经纪业务。她拥有一座颇有气势的“龙德行大厦”。2007年以后,曹慧英全家移民加拿大,如今,她是加拿大体育发展公司、美国体育发展公司的董事长。

    陈忠和曾经在《笑对人生》一书中详细回忆了他和这些女排姑娘的往事。在书稿末尾,他写道:“她们全部步入中年了,但是,在中国排球史上,她们都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功臣。” (原文刊登于《瞭望东方周刊》,2008年第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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