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记者纪群编译报导/在西方花了一个世纪的城市建筑从建筑、摧毁、更新到保护性回归的历史轮回，如今在中国可以压缩成不到10年时间的历程。而当汹涌的建筑热潮在席卷全中国时，北京也开始了致力于保存她的历史印记的运动。
纽约时报近日刊登该报首席建筑专家和评论家尼克莱欧罗索夫（Nicolai Ouroussoff）撰写的题为“新北京失去了老社区”（Lost in the new Beijing: The old neighborhood）的文章说，过去的十年来，城市建设爆炸性扩张，已经将北京转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同时也把城市里许多有历史意义的街区或者说胡同串儿，夷为平地一片。对此，草根性质的历史遗迹保护主义者已经敲响了警钟：那些有古老的木框架和瓦屋顶的老四合院住宅，它们曾经使得北京的许多街区被赋予了各种历史和象征意义，如今很快将消失得无影无踪，被大片大片的新楼群取代。它们消失得那么快，以致于连当地的老人们现在已经很难确定他们原来的方位了。
北京的胡同大多形成于13世纪的元朝，到现在已经经过了几百年的演变发展。北京胡同的走向多为正东正西，宽度一般不过九米。胡同里的建筑几乎都是四合院。四合院是一种由东西南北四座房屋以四四方方的对称形式围在一起的建筑物。大大小小的四合院一个紧挨一个排列起来，它们之间的通道就是胡同。（资料图片）
如今，就在他们努力保护幸存的老北京风貌之际，这些中国的四合院保护主义者又面临着一个新的，同样阴险的威胁：都市改造的贵族化。为数不多的幸存的老四合院住宅，已成为中国的日益增长的上层阶级和富裕的外国投资者所觊觎的对象，这些老四合院如今变成了一种上层人士的地位象征。随着越来越多的钱是投入到老四合院的翻修，这种现象不仅使得这些街区失去了原来的建筑风格，而且也将使得到原来的一整个悠久的生活方式消失得无影无踪。
与此同时，对胡同命运的强烈关注已经掩盖了另一个同样紧迫的建筑保存问题，那就是50年代和60年代的社会主义风格的房屋也在被拆毁。迫在眉睫的威胁是具有历史性质的：过去的历史面貌改变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在不久的将来，现实面貌就就几乎找不到与历史的关系了。
北京四合院（资料图片）
欧罗索夫的报导说，北京胡同街道的历史可以说是源于13世纪，源于建立元朝的蒙古族人，他们在北京城创设了像棋盘格局一样的街区。在老北京城里，居民的公共生活是在胡同小巷中进行的，而私人生活则隐藏在砖墙背后的四合院宅里。这样的生活方式大致上维持不变，一直持续到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政权后的十年后。老北京城里，富裕人家住的胡同，大多是在北部，而穷人多住在南部，南部的胡同街区人口也比较密集。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北京的人口激增，房屋短缺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一个四合院，过去只住一户人家，突然要住进三户或四户人家。
北京前门胡同拆迁（资料图片）
空间一下子变得小了，庭院都是新来住户的临时厨房和鸡舍，原来通风和明亮的庭院变得令人窒息、拥挤不堪。由于缺乏基本的排水管道，很快就连原来较富裕人家的胡同的居住环境也恶化了，成了贫民区。
50年代和60年代北京城开始向外扩展，包围老北京城区的古代城墙在这轮现代化的建设中被摧毁，而工厂和住宅楼则如雨后春般出现在城市中心周围，一些新的四五层高的具有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特色的公寓布满了整个城市。
目前正在进行的的拆迁潮是由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当时的市场化改革势头很猛，房地产投机者看到了城市重建的潜在赢利机会。在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城市建设加速，北京作为奥运会主办城市，为了准备迎接外国游客，开始了大规模的贫民区拆迁工程。
这样的老北京住宅风貌已经幸存无几了。（资料图片）
举例来说，前门地区，这是一个位于天安门广场以南，曾经贫困但是繁华的社区，北京城的许多茶座和影剧院都曾集中在那里。然而现在才几年光景过去，这里的胡同已经被商场和带有丑陋的后现代主义外表的办公大厦取代，虽然只有几年，这些后现代的建筑看上去已经破旧了。
在这一带，保留下来的过去遗迹是一座老北京的城门，如今这座石块垒成的城楼被棚架包裹，城楼处在四周高架路的环绕包围中，一度通往城墙边的熙熙攘攘的商业街改造成了八车道的大马路，穿过马路的唯一途径只能是走人行天桥。
老北京风貌的胡同（资料图片）
对胡同街区的拆迁，对胡同所体现的文化记忆的毁灭，在城市的知识分子中引发了强烈抗议。其中，华新民和记者王军开始举办小型的抗议和撰写文章，表达对胡同命运的担忧。这些活动和文章，最终都吸引了西方的注意力并发展成为一种国际性的话题。
在筹办北京奥运的大环境下，北京政府对这样的批评变得更加敏感，起草了计划，在城市中心指定了25个历史建筑保护区。在过去的几年中，尽管还有一些违反规定的做法，但是拆迁的步伐似乎已显着放缓了。
但北京胡同的命运，不能完全归咎于冷漠无情的政府或是毫不留情的发展商，拆迁也反映了许多中国人所具有的新的心态。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北京最受青睐的房屋不是胡同区的居民四合院，而是政府兴建的公寓大楼，住在这些公寓楼里，也是社会地位的一个标志。
因此，中国的中产阶层对胡同生活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阎文（Yan Weng，音译）是一名有前瞻性的建筑师，他曾经住在前门附近，可是最近却搬进了高楼。他认为“对我们这些在毛泽东年代长大的人来说，住政府公寓总是最理想的。到现在，这种心态也并没有太多改变”。
更重要的是，他说，随着经济飞速发展，贫富差距拉大，导致北京的犯罪率上升，居民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在一个没有大门的社区里住，我没有安全感。”阎文说。
留下筒子楼群体生活历史
欧罗索夫的报导说，在那些自己所在的社区面临拆迁的居民之间，主要的不满，是认为政府或开发商给予的补偿太低，以及不得不搬离市中心去找一个自己负担得起的地方居住。但是几乎没有人真正认识到，胡同地区是北京市有珍贵历史价值的名胜。
与此同时，资本在显示其对北京胡同和四合院文化的破坏力，这是随着越来越多有历史意识的知识分子和有钱人购买四合院后，进行装修所造成的另一种破坏。四合院在建筑史上的独特价值使得它们成为了富人们的新追求，外国富翁和中国新富买下这些房子，花几百万美元去翻新装修，他们这些粗鲁的行为夺走了一座古老建筑所具有的灵魂。
当两代或三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时，家庭生活也都分散到四合院和狭小的胡同里，那时候街道两边小商店和食品店林立，老人们坐在折叠椅上悠闲地着玩扑克，自行车川流不息地经过。
筒子楼里的共用水房。（资料图片）
如今，一对小康生活水平的夫妇可能与独生子女住在一个四合院房间里，以前那里曾挤了十多个人住，现在，他们不再需要忍受露天厨房或者共用角落里的公共厕所，在这种核心家庭住房里，安装着最新式的厨房、包括桑拿和SPA的舒适浴室，还有崭新的地下停车库。据说最近中国的一个工业巨头甚至还在地下建了一个游泳池。但是，过去那种曾经充满生活气息的胡同街区，现在却变得如墓地般死寂，就像美国的小居民区那样，平淡无奇。
位于北京东城区的南锣鼓巷曾经是一条四合院和小商铺错综复杂的狭长胡同，后来被当地的一个开发商买了下来，又对那些太过破旧的地方进行了修复。现在胡同里的建筑店面出租给销售旅游纪念品的商店。使得这里看上去就像怪异的中国版的苏荷区里的王子街：一个充满古旧历史气氛的露天商场。街道的两旁是T恤店、咖啡厅，网吧和面向游客的餐饮店，外国旅游客手里拿着旅游指南，漫无目的地行走在街上，全身心浸泡在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中。
游客在南锣鼓巷酒吧街漫步。南锣鼓巷位于故宫北侧，从地安门东大街一直延伸到鼓楼大街，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是元朝“棋盘式”对称街巷布局的典型代表。巷子幽静狭长，散落着30多家酒吧、咖啡屋和精品屋。（资料图片）
沿着这条胡同往下走几步，可以看到一扇门上贴着一张手写的传统四合院旅游广告，敲敲门，一位瘦小的老妇人打开门，领游客进了院子，一个中年男人（也许是她的儿子）在院子的角落里修理自行车。然后她将带游客进入厨房，在那里她自豪地向游客展示一些古老的残旧发黄变脆的老相片，那上面也许是她的祖父，一名军官。旁边破旧的餐桌上摆放着一些年代久远的小摆设。
当离开这座四合院时，人们不禁会想到，一旦哪位开发商盯上了这座四合院，这位在尽力向外人展示自己身边财富和利用其价值的老妇人，没多久就会被迫离开这座老房子。
欧罗索夫的报导又说，在美国的城镇，有一种老房子保存的模式是人们司空见惯的，它也是一种所有建筑历史学家都知道的不幸的事实：贫穷往往有利于保存古建筑，因为穷人没钱，他们没法做到后代人都把前代人留下的旧房子扒掉建新的。但是如果一个富人搬进了一个破旧的地标式住宅，他或她所做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雇一大帮修补匠，或者是拆迁工。古建筑保护主义者们往往财力有限，为了保住老建筑，于是提出一个浮士德式的妥协：住户最好能留住老建筑的基本结构，至于房子内部怎么装修，保护主义者们就不管了。除非有政府的积极介入，否则保存老建筑几乎总是靠这种模式。
孩子们在狭窄的筒子楼楼道里玩耍。（资料图片）
同时，从50年代和60年代以来各个共产主义时期的公寓楼也开始进入到受保护的范围。乍看之下，这些建筑可能就像到处可见的典型的现代主义房屋：长排，公寓楼层低矮、公用庭院松散地、装饰性地栽着一些树木。为了避免安装电梯的开支，中国政府规定这些楼大部分都限制在四或五层高。现在，这些楼房的灰砖外墙与沥青屋顶、外挑房檐等传统式的设计，演绎着一种剥离式的现代主义美感。
这些公寓楼，反映的是中国传统社会模式和体现共产主义理念的群体生活的有趣混合。在当时的年代，所有城镇职工都享受工作单位分配的房屋，通常一个公寓楼群里还配备有像诊所和供销社这样的社会服务设施。
在这种旧筒子楼的楼道里，人们经常边做家务便拉家常。（资料图片）
正像四合院对居民的公共生活区与私人空间有层次丰富划分一样，现代公寓也有着相同的服务功能，只不过是规模变得更大了而已。在现代公寓里，大部分的房间都只有卧室大小，住户们通常共用了一个厨房。多年来，这些公寓中的很多住户对共用生活设施很不满，他们在自己的房间外架起了餐桌和炉灶，弄得走廊感觉像拥挤的旧胡同一样混乱。
欧罗索夫的报导指出，如今，这些建筑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它们对人们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而不是单纯的建筑上的学术价值上。它们建造于这个历史文化名城旧的历史结束前的最后年代，对比起现在那些沉闷的和相当均匀一致的贵族化社区，这些老建筑的存在给旧城区增添了一种更加丰富多样的特质。
“一个个的特大公寓真的就像一座座微型城市，”担任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系主任的北京建筑师张永和说道，“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有他们自己的学校、餐厅及超级市场，但你往往不知道他们的具体情况，他们各自生活在这些大墙后面。”
中国在50年代和60年代有许多这样的楼房。（资料图片）
张永和先生说，通常会发生的情况是，四五层楼高的旧楼被拆毁，然后腾出的空地上又会出现新的更高的大楼。“但是这些建筑的本质依旧。因为人们的生活是如此隐蔽，我们甚至不知道在这些楼房被拆毁的同时，我们还失去了什么”。
欧罗索夫的报导最后认为，当然，在一个健全的社会里，政府在实施城市社区建筑改建之前，应当必须耐心地评估每条街道、每栋建筑背后的历史意义与价值，听取每个人的意见。近来，一些有见地的建筑师在尝试寻求一种新思维方式的古建筑保存方案。已经在中国非常知名的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认为，选择特定的建筑物作为标志性建筑保护起来，是一种扭曲历史的表现。他提出了另一种保护古建筑的设想：在城市中划出一片楔型的空地，将这个城市里所有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筑，无论是胡同样式的还是共产主义式的，都永久地保存在那里，形成一系列活生生的博物馆。将来即便周围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里也永远定格在历史上的某一刻。
张永和先生的建议，听起来更像是一种有刺激的设想，而非认真解决问题的处方。但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国政府应该缓一缓，然后静下心来认真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发展过程中，这个国家失去了什么近期的和有悠久历史价值的东西？中国可以制定出一个总体的策略，它无论是对北京还是对全球来说，都是一个有价值的模式。
看来，北京还没有抓紧这个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