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张洁平、朱一心／瓮安六二八事件逐渐平息，但当地政府仍封锁死者所在乡村，不准记者进入。当地矿群矛盾、移民及拆迁纠纷等矛盾累积，公安与黑道结合，治安恶化；民怨依然沸腾，到处有人找记者申冤。
贵州瓮安六二八事件过去一周，贵州省先后撤免了瓮安公安局政委罗来平和局长申贵荣、县委书记王勤和县长王海平。瓮安县城已经相当平静，早餐店的生意恢复了，甚至更好，因为许多外地人进来。“瓮安这下子可出名了。”不少老百姓听说你是外地人，会先这么来一句。
只是民怨依然不灭。瓮安县辖九个镇和十四个乡，县城由一条主街及几条分支小街组成，在街上兜圈，无论在县城小店买瓶汽水，在街头吃碗凉粉，到网吧上线，或是和出租车师傅搭讪，无需访问，闲聊一开始，这里的人会自动找你诉苦，留下电话号码请你帮他申冤。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出一段冤案。
“这里社会风气很差，人情比王法大。”小型货车师傅张先生和家人经营一家小卖部，记者坐下来随便问问李树芬家在哪里，张先生如火山的怨气就开始爆发：“我当司机三年，家里罚票枕头一样厚，动不动就罚。”收钱快，捉贼却不见得快。“就在这巷子里，我抓到过两个匪徒，送到派出所，查都没查就放了！”
四十七岁的出租车司机刘能方，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一日凌晨，在县城中心吃宵夜时，刚买的新车被偷。几天后，偷车贼在银盏乡小村湾翻了车被同行发现，贼也当场扣下，送到派出所。过了不多久，派出所草草交代一句：贼跳墙逃跑了，案子就结了。刘师傅既没有获得赔偿，也再没有看到小偷的踪迹。
瓮安治安之差，近年闻名贵州。在瓮安事件发生前，瓮安县已被中国政府内部列入甲等危情地区评估目录。当地百姓说，很少看见瓮安女人带首饰出门，因为在街上被抢耳环、项链的事情太多了。晚上父母不敢让孩子一个人出门，甚至开晚班车的出租车司机，也夜夜提心吊胆：“谋财害命的事情太多，都是帮派，和公安都是一伙的，公安根本不管。”张女士在街边的家中亲眼见到晚上七、八个人围着一辆面包车砸，她报警，一一零根本不来。“帮派厉害，公安又不管，你说我们这些老百姓，如果不拉帮结派，怎么混得过他们呢。”刘能方说。
许多老百姓私底下说，六二八事件“虽然不应该打砸烧”，但确实“大快人心”。全程亲历游行的货车司机胡师傅说：“每扔一块石头，掀翻一辆车，人群中都有掌声，我也拍手，我没有什么组织，就是自发的。”瓮安县公安局被冲击，六二八事件并不是第一次，去年四月二十九日，就有瓮安县玉华乡岩根河田坝村村民七、八十人冲击公安局的情况发生。
玉华乡岩根河田坝村距离瓮安县城十八公里，那里蕴藏丰富的磷矿资源，瓮安县磷化公司、爱思开磷化公司在当地经营的矿山在中国都很有名。只是自九八年矿山开采以来，就与当地村民矛盾不断。“水源切断、强占土地、水土流失”，这是村民的三大抱怨。“矿山一开起来，把山上的水源都截断到自己那里，我们自费修的路被占了，田被占了，良田灌溉的水也没有。”田坝村村民张先生说：“闹过很多次，没用。”张先生说，那一次他们去公安局，只是在多次上访无门之后，去县里请愿，结果王文举、高朝福等七人被抓判刑二到六年不等。
在瓮安县城另一边，距离县城约六十公里的龙塘乡，则是“移民纠纷、拆迁纠纷”最典型的地方。龙塘乡江界河渡口是红军长征抢渡乌江的地方，红色教育基地。这里土壤肥沃，盛产柑橘、柚子、桃李，在河谷中的江界河村村民世代安居，生活富裕，打理好的一年能有一万多元收入。二零零二年启动的贵州最大水电工程构皮滩电站，打破了这个村子的宁静。这个装机容量三百万千瓦的水库，是世界喀斯特地区（岩溶地貌）最大的水电工程。
蓄水后龙塘乡乌江水位将上涨一百三十米，要淹没大片良田及整个江界河村。根据二零零零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村里人口有九百多人，全部面临举家搬迁的命运。从二零零三年搬迁试点开始，到二零零七年四月强制搬迁结束，至今在江界河畔山上，仍有约二百多村民在临时搭建的窝棚里，不愿离开。
“不是我们不肯搬，是搬不走啊。”三十八岁的杨兴兰二零零一年嫁到江界河村，就面临搬家的压力。“一人只有一万八人民币（约两千六百美元）的安置费，人口是按二零零零年的统计计算的，我二零零一年之后嫁过来，都没有户头算在里面。我们三口之家，只有不到四万块钱，也没有地了，能搬到哪里去？”
杨兴兰和丈夫张福祥就在库区水位线之上的山坡上搭起临时的棚屋，从去年三月到现在，一住就是一年多。孩子上学，每天要走七、八公里的路出去，来回步行要将近三个小时。这样的村民，还有五六十户，约二百一十八人。他们临时盖建的房屋搭在山上，茅草为瓦，沙砖为墙，没水没电，一个自发形成的小村庄，每日全靠收点以前的庄稼、打点小工度日。记者到达时，这里只有老人、女人和孩子，见记者来了，女人把男人从田里喊回来，说要告诉记者真相。
听说乡政府向省里汇报，库区山上只有五十多亩田地，不适合住人；又向省里来考察的官员说当地百姓民风不好，村民非常气愤。他们去年多次去省里、州里、县里上访，结果是在龙塘乡接近江界河村的路上，政府设了个点，专门拦截上访人员。“要不是这次瓮安出事，你们记者根本进不来。”村民黄廷文笑着说。“只是李树芬一个人的死亡，不会发展成这么大的事，是政府不得人心。”七十二岁的老村民犹泽伦说。
六二八瓮安事件的起因是女中学生之死，但李树芬的死亡显然只是压垮这个县城政府威望的最后一根稻草。近年来，如瓮安这样，由一件普通、孤立的民事或刑事案件演变为严重群体性事件的案例在中国大陆逐渐多发，甚至成了一种模式，映照着时代镜像。如二零零四年由街头纠纷演变为市民聚集打砸县政府、焚烧警车的重庆万州事件；二零零五年，汽车撞人引发万人冲击派出所，哄抢超市的安徽池州事件；二零零六年，中学女教师戴海静离奇死亡引发群众冲击市政府的浙江瑞安事件；二零零七年酒店女员工离奇死亡引发酒店被烧的四川大竹事件等。
研究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的学者于建嵘将这类事件统称为：社会泄愤事件。于建嵘认为，瓮安事件具有此类社会泄愤事件的典型特征。他对亚洲周刊说：“社会泄愤事件表明国家在管理社会秩序方面的有效性方面存在问题与危机。这种管治困境主要源于两大直接因素：一个是社会不满群体的存在；一个是政府管治能力的低下。”
他说：“瓮安事件的导火索是民众怀疑司法不公，印证了我的一个观察，即司法不公是当前民众最大的不满。司法机关是普通人在权利受侵犯时寻求救济的最后途径，一旦司法公正底线失守，民众就失去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正当渠道，他们转而寻求用非制度化的社会力量实现公正，宣泄愤怒，就不奇怪了。”“另外，政府管治能力低下，本质上来自于对民众权利的漠视。管治能力由预警机制、处置技术和问责制度三个方面组成。在政府的各种预警制度设计上，要么是无视民情民意，要么把民众的一举一动都当成‘敌情’。从危机处置技术上说，地方政府的许多做法，出发点不是化解矛盾，而是暴力压服，致使冲突一再升级。”
因六二八事件被撤职的前瓮安县公安局长申贵荣说：“遇到群体事件就出动警察，这种‘得罪’老百姓的事，都得我们去做……这其中包括矿权纠纷、移民搬迁、房屋拆迁等等。我们几乎把人都‘得罪’完了。”他也坦承，警方内部与黑帮有纠结。
而在问责制度上，政府此次的表现显然比以往更开明。以往，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隐瞒真相，曾是导致许多群体性事件恶化的重要原因，但这一次，从胡锦涛一开始就瓮安事件做出的三点批示（稳定情绪、查明原因、信息公开），以及民间网络对事件的传播，已经可以看到，互联网成为主流媒体的今天，信息上通下达已经是难以阻挡的大趋势。
在这种情形下，贵州官员很快改变一开始循惯例做出的“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的结论，转向关注“深层次矛盾”和问责地方官员，不失为明智之举，也给群体性事件的管治方式建立一个样本。
遗憾的是，传统官僚逻辑的强大并非上令下达或舆论压力就能完全解决。离开瓮安前，记者想去李树芬老家玉华乡雷文村泥坪组最后探访。而在雷文村村口，外来车辆仍一概被驻守在路口的派出所民警拦了下来。“里面路滑，危险，不能进。”“走路也不能进。”“上面的命令，这里不许外人进入。”年轻的警察告诉我们，即使进去了，也不会见到李的家人，“玉华乡的领导都在，乡长就在她家”。
十七岁的李树芬已经死亡十六天。瓮安因此已经闹得世界闻名。即便如此，一个乡政府仍然出动大量资源守着“自杀溺水身亡”的普通女生，即便她下葬都已五天。如此粗暴、笨拙的处理方式，加之本来高涨的民怨，矛盾究竟是在纾缓，抑或是在累积？
官方弄权无法还原真相的女生之死
亚洲周刊朱一心／女生李树芬案是结了还是不了了之？现场被怀疑为凶犯的当事人陈光权、刘言超是否已经清白？在贵阳街头，许多人虽已不信网上“谣传”，但也不愿看官方公布的“真相”，瓮安政府的公信力已然破产，疑惑重重的人们是沉默的大多数。
事发第十四天，记者摸到草塘镇那乡村的水稻田里，找到陈光权的父母。村子里人人互相认识，一直带到陈刘两家，刘言超爸妈都不在，耳聋的外公正在门前休息，两家都是叔伯兄弟聚居，平日宁愿走上半天到草塘镇赶集，也不会到瓮安县城买柴米油盐，为的只是省却五元车钱。这样朴素的农民，不似传言中有钱或有势力。
但事件经过官方连日的新闻封锁，再用语焉不详的态度掩饰，最后重新利用传媒发布“真相”，淡化噪动的全国声音，本来简单的案件，却在人们心里越来越复杂。不少瓮安人难解疑虑，认为死者已经入土为安，政府仍守着李家，死者亲属及有关当事人仍不得接近，能采访的都是被安排的，“事情必有鬼”。而事实上，官方记者会总是时空混乱，错漏百出，第二天发布的“真相”暴露出第一天的破绽，第三天又错乱了第二天的时序和空间。
很可惜，当局最初发布的“真相”没有交代最关键的几个敏感问题：死者家人有否勒索赔偿五十万呢？一一九（消防）当晚有没有捞起死者呢？是否陈刘邀人打了死者叔叔？最后，经过几天避实就虚的公布“真相”后，直到七月五日官方才总算认定一一九没捞起死者，是死者叔叔李秀忠打捞的。还有李秀忠与公安冲突后从公安局出来，大街上就被殴打住院，凶手至今尚无下落。
警方也没公布陈光权和刘言超、小芬同学王娇身处何处，但陈光权的父亲陈世华告诉亚洲周刊，他们在公安局指定地方“休息”。他说，儿子老实不打架，内向不多话，二十二日三家人到雍阳镇（瓮安县城）时，政府官员就说李家要求他们赔偿五十万，他们哗然，第二天二十三日，改为每家赔偿三千三百三十五元，“我们要问十一家人借钱才筹够钱”。
苗族的母亲卢登荣就说：“我和刘言超的妈，二人哭作一团。儿子每次回家，我们千叮万嘱都是叫他不要乱跑，不要学坏。”追寻真相，其实就是逐渐对地方政府的封闭、弄权的面目大揭露，无论一一零及一一九的表现，均罔顾民生、麻木不仁。
有人掉水里消防和公安可以不捞就撤队，一一零也要打三次才有人到场，而六二八民众愤怒燃点骚乱后，政府封锁新闻、模糊责任，公布真相时又封锁家属和证人消息，李树芬案早被政府本身的问题搞得诡异丛生，无法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