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记者陈湘编译报导/当今的中国正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文化转型是其重要方面，社会学者认为，这种转型的特点，就是大众文化由传统文化转向现代文化、政治文化转向商业文化。民众发生着从领袖崇拜到明星崇拜的转向，同时演艺人士也经历着从“文艺工作者”到商家代言人的转变。
《经济学人》刊登的驻北京资深记者泰德·普拉夫克（Ted Plafker）的一篇报导“中国的另一种繁荣：明星文化兴起”（There’s another boom in China: Culture of celebrity grows apace），描述了在转型中的中国大众文化中，目前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侧面：明星文化或追星文化热火朝天的景观。
从领袖崇拜到明星崇拜
毛泽东时代，如果说有“明星”，那也是政治明星或者是当局推崇的政治英雄和典范。《经济学人》的这篇报导说，中国在1978年首次进行改革，走向强国之路以前，唯一能让人一举成名的舞台就是政界。而在这个舞台上，鲜有能与“大救星”毛泽东相比拟的明星。作为现代中国的创始人，毛泽东有着非凡的号召力和领导力，但是，他那些有时过分华美、有时夸张的革命口号，可不能被误解为是让人出人头地，成为社会明星的。
如今的中国，环境大变了，而且所有一切都在变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国消费者文化和传媒市场联手为中国的明星文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种明星文化的浮华和疯狂之程度，堪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中国社会现在孕育出了自己的一批批流行歌手、狗仔队，尤其是市场推销经纪人，而这在过去的那种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在当年严格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制度和沉闷、无意义的政治说教风气下，绝对是无法想象的。
要追溯中国明星文化的形成的一个简单途经，按《经济学人》的这篇报导所说，就是看看马克·罗斯韦尔（Mark Rowswell）成为中国明星的独特经历。罗斯韦尔又名“大山”，是一名来自加拿大的“洋笑星”，他的这个中国名字起源于他在一个小品中扮演的角色的名字。如今，“大山”这个名字，在中国已经是家喻户晓了。
今年42岁的罗斯韦尔具有优秀的演员才能，再加上他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炼出了一口几乎无懈可击的纯正北京话，使得他于1988年首次出现在全国转播的电视节目上时，一炮而红，立刻赢得了全中国亿万观众们的喜爱。
对此，据中国媒体的报导，罗斯韦尔曾说过：“我是在合适的时间到了合适的地方。”“你从前也许都看过外国人在演艺圈中出现，不过通常他们要不是扮演功夫电影中那些被人一脚踢上头的坏人，就是邪恶的帝国主义者。”
从那以后，罗斯韦尔的知名度节节上窜，除了成为各种不同节目的主持人和表演技术性很强的相声节目外，罗斯韦尔还一反中国明星的常规，试水步入了商品广告业。
罗斯韦尔说：“当我刚起步时，明星做广告还是一种大禁忌，后来才被几名勇敢的先驱者冲破了。”
其中一名先驱者是中国著名电影演员李默然，他曾在电影《甲午战争》中扮演清朝海军将领邓世昌，这个形象特别让中国观众印象深刻。1989年，李默然又出现在中央电视台上，不过这回是在做一个医药广告。
当时，李默然得到的广告报酬少得可怜，根据一家媒体的报导，只是得到了一部索尼牌子的随身听，但是，接踵而来的，是一片批评、责骂和侮辱的声浪，因为，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一种利用名人效用来赚钱的不正当手段。
从“文化工作者”到商家代言人
《经济学人》的报导说，长期以来的官方宣传形成了一种谈名谈利闻之色变的政治敏感环境，官方的宣传将艺术家、作家和演员定义为党和国家的“文艺工作者”角色，要求他们把赢得的名利用在有益于社会方面和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直到1996年，官方的宣传还呼吁艺术家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去创造最好的精神粮食和真正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
要将官方的这种要求与做商业性广告结合为一，显然是勉为其难，而且，据罗斯韦尔说，当时，很明显地，人们都还持有一种观念，就是觉得拍广告多少有点不体面。
他说：“大多数电视演员，包括我自己刚出道时的前5年，都尽量回避任何明显的商业性演出。”
罗斯韦尔最早拍摄的一些广告都非常简单、朴素，而且，出于需要，通常远离有政治敏感性的东西。1991年，罗斯韦尔开始为加拿大的高质钾肥对中国农民做宣传，但是，他是通过一种农业科技教育的电视片段而不是一种明显的的广告来进行这种宣传的。罗斯韦尔回忆说，当时，要公开地推荐某种产品都是不行的。但是，因为加拿大钾肥的粉红色通常比其他的同类产品的颜色更深，他的台词就是反复称赞这种粉红的产品比其他同类产品更好。
现在，罗斯韦尔说，“不论是就整个演艺界和我个人来说，情况都已经完全改变了。”如今他要是通过各种文字媒体、电视和室外广告来赚钱，再也没有任何障碍。
据中国媒体的报导，当谈到不愿意碰上政治议题时，罗斯韦尔说：“一些外国人认为我太软弱，说大山毫无棱角。”但是他补充说：“西方整体对中国的观感是如此严重的被政治化，我们总得有人指出政治不是一切。”如此富外交手腕的腔调，也许正是为什么大山很可能在中国继续当红的原因。
全民追星热潮不退
《经济学人》的报导还说，中国新的追星风潮已经步入了多媒体阶段。卖报亭里摆满封面上五光十色的娱乐杂志，提供明星们的小道消息或八卦，来与报纸争夺空间和读者。据中国最大的网站新浪网报导，该网站最受欢迎的8名博客中，有6名是大陆流行歌手、台湾演员和其他超级明星。
电视媒体也加入了到了这股追星潮流。去年，中国有了中国版的“通向好莱坞”（Access Hollywood）节目，这是一部专门播放富人、名人和美人的新闻的美国综艺类电视节目。由NBC环球影业制作，其中国版有着3亿的潜在观众，提供知名外国人的新闻速报。
到了2006年，中国甚至有了自己的杜莎夫人蜡像馆（Madame Tussaud’s）。这所分馆坐落在上海，入场费高达135元，博物馆内展出了许多知名外国人的蜡像，包括过世的黛安娜公主、演员汤姆·克鲁斯和巴西足球明星罗纳尔多。
但是，最吸引参观者目光的，是中国明星的蜡像，例如，香港演员和流行歌手刘德华，武打影星成龙，跨栏运动员刘翔和跳水冠军郭晶晶。而最高大耸立于他们之上的，是上海本地人的姚明的蜡像，这名休斯敦火箭队的篮球明星现在是中国最知名、最受欢迎的名人之一。
随着今夏迎接北京奥运会的准备工作已经步入最高速阶段，体育明星们的身价也水涨船高，运动类商品的宣传也成为了中国广告业增长最迅速的市场。
尽管，奥运后，这股追捧体育明星的势头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减缓下来，但是在中国，即便民众开始认识到了这种现象的消极一面，这种全民追捧各类明星的“追星文化”热潮并没有消退的迹象。
中国明星必须与那些越来越“张狂”，越来越具侵犯性的狗仔队们打交道。虽然，中国的狗仔队还比不上他们在伦敦和洛衫机的同行们，但是，他们仍然能够骚扰中国明星，有时还能用走光照片来羞辱明星。
病态粉丝折射社会病
这篇报导也指出，在中国的明星文化热潮中，也发生着一些追星族的行径越过常理界限的事件。去年，一个成为头条新闻的故事，就是一名68岁甘肃男子的28岁女儿对超级明星刘德华着迷的经历。
她的父亲为了满足女儿能见到刘德华的心愿，倾家荡产多次带女儿前往香港，但是，都未成功，最后一趟，他自己跳水自杀了。他留了封长信给刘德华说，他希望他的自杀能够说服这名歌手注意到他的女儿。
《经济学人》的报导提到的这个刘德华的追星族家破人亡的例子，在中国媒体上引起过广泛的报导的讨论。这名叫杨丽娟的女子从15岁起就对刘德华狂热追星，13年不上学、不工作，最后导致的家破人亡，被视为中国社会的追星文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畸形社会现象的一个证据。
追星遗憾：缺“真”教育
中国媒体刊登的分析认为，从这样的事件也暴露了中国社会从传统性的政治主导文化和心理，在向商业性社会转型时出现的困惑和缺憾。例如“潇湘晨报”刊登署名“程尚”的分析文章指出，我们的社会有意无意存在着对“追星文化”的放纵。掀起一场运动，我们会习惯性地找几个典型，典型之外，无论如何落后，都可以置之不理；我们树的典型，必须是“高、大、全”，不是凡人，不食人间烟火，身上不能有一点缺点；我们搞体育，专注于体育明星的塑造，全民身体素质的下降可以忽视；我们树的舞台明星，只把聚光灯投注舞台中央，忽视了幕后他们的艰辛；我们的教育，老师常常只抓“尖子”，其他的都是“差生”……
只有光环，没有真实；只有完美，没有瑕疵，这是追星文化的土壤。年幼的孩子，怎能不被这种光环迷惑？我儿子小的时候，对一些电影上飞来飞去的武林高手十分崇敬，曾经在家里的沙发上桌子上学着飞啊飞的。后来我给他下载了一个光盘看——内容是这些武林高手只不过是被机器吊在空中假飞而已——他从此再不对明星顶礼膜拜了。
孩子们缺乏这种“真”的教育。社会制造出一个个光环，又为这光环陶醉。什么时候，我们都站立在真实的土地上，让孩子看到人人都是有缺点的凡夫俗子，演员只不过是人人都可以选择的一个职业而已，那么，他们将会平视明星，看得起自己，爱惜自己，不迷失自己，那个时候，追星的悲剧也才可能少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