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这是军人的本能反应——在约2分钟的地动山摇里，成都军区作战部的参谋们从十楼的办公室冲到一楼的指挥室。14时32分，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世明中将口授第一道军区通令:部队立即就近展开救援。
地震后第12分钟，中国地震局速通报至军队处置突发事件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田义祥大校。2分钟后，他们向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发出第一道预先号令；5分钟后，要求成都军区机关核实灾情；10分钟后，预告空军准备动用运输机；20分钟后，向各总部发出通报……
一个网状的三级指挥机构于13日成立。半个月内，四总部、七大军区、所有军兵种和武警部队共约13.7万人投入救灾。
这是一个面积相当于两个篮球场的大厅。大厅正面是约3米高、几乎整面墙大小的电子显示屏。屏幕左侧部分显示着震区的兵力部署；右侧是电视台24小时对灾情的滚动信息直播。
电子显示屏前，是一个硕大的震区地形沙盘。面向沙盘和沙盘后面的电子显示屏，坐着以几位少将为首的值班军官。他们两侧的大厅墙壁上，7幅巨大的卫星影像图依次排开，分别是汶川、北川等地震重灾区的卫星照片。长长的办公桌上，还放着航空器拍摄的震区照片——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倒塌的房屋、山体滑坡和被滑坡封死的道路。
值班将校的背后，是卡座式的分组办公区。这是各组参谋们的办公地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依次看过去，分别是综合、地面行动组、空中行动组、材料、情况与保障组5个小组。情况紧迫时，十几部电话会同时响起。整个指挥大厅充满着严肃、紧张、干练的气氛。
震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应急指挥大厅
所有重大突发事件都会纳入这个机构的视野——包括年初南方的雨雪冰冻和胶济线火车撞车。现在，则是汶川地震
解放军总参作战部应急指挥大厅，在汶川震后24小时不间断地运转着。5月13日起，这里成为军队抗震救灾指挥组办公室所在地。
中央军委对10多万大军的调动，均经此处发出。
5月12日14点40分，确认汶川地震的消息后，田义祥隐约感觉到:国家——包括自己生活的平静将被打破。此后的48小时，他没睡1分钟。这位拥有31年军龄的大校，是军队处置突发事件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
2006年11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军队处置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下发全军和武警部队。在此前的2005年3月,军队处置突发事件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已经成立。所有重大突发事件都会纳入这个机构的视野——包括年初南方的雨雪冰冻和胶济线火车撞车。现在，则是汶川地震。
不幸的消息是中国地震局通过“短信速报”发到田义祥手机上的。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发文，要求“进一步加强军地自然灾害信息共享机制建设”。此后，总参和国家20多个部委建立了信息沟通机制——包括中国地震局、民政部、水利部和林业局等。
向中国地震局一位副局长核实灾情后，田义祥立即把信息上报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徐经年少将。随即，徐经年向总参和军委首长进行了汇报。
14点42分，军队处置突发事件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了第一道预先号令——令北京军区某集团军工兵团做好紧急出动和救援准备，他们是中国国际救援队的主体。
14点45分，徐经年要求成都军区机关进一步核实灾情；5分钟后，预告空军准备动用运输机。
成都军区:“报告，部队已在行动”
尽管指挥协调行动迅速，但救援的目标并不明确——截至15点34分，地震局还只发布了震中汶川的消息，未提及其他重灾区
此时的成都军区已在战备状态。“这是军人的本能反应。”作战部参谋沈文贵少校对《中国新闻周刊》称——在大约2分钟的地动山摇里，他和战友一起，从十楼的办公室冲到一楼的指挥室。
随着副司令员吕登明等人的到来，军区作战指挥系统的指战员就位。
地震时，距离起床号吹响还有22分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吕登明还在睡梦中。突然间，“像是有人重重地跳到床上”。这位63岁的中将猛地睁开眼，连人带床都在摇晃。他习惯地抓起手表，滴答的秒针仿佛凝固了一般。
14时32～36分，3000余名成都军区官兵完成了紧急集结。“部队的房屋也有倒塌，但出动并未受到影响。”成都军区副参谋长曾冉少将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14时32分，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世明中将口授了第一道军区通令:部队立即就近展开救援。随后，该军区向中央军委发出只有8个字的首份报告:报告，军队已经行动。
首支救援部队地震发生42分钟后从成都军区出发。这支队伍急行军12公里，赶到距成都16公里的崇州。
事后，曾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向军委总部的报告，本需要一定时间来进行震情汇总后方能做出，但“我们必须先下达命令，部队行动了，我们再报告。按照规定，可以边行动边报告。以救人为主，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不管知道不知道，部队先把人救下来再说；等有准确消息再救，黄花菜都凉了。”
从这一刻起，成都军区作战部的电话便响个不停。“到傍晚的4个小时之内，军区已经通过电话发出了190多个命令。”军区副参谋长曾冉少将回忆。
15时20分，司令员李世明发出了成都军区第二道通令:部队继续做好向重灾区进军的准备。所有部队，尽一切所有，全力以赴。但在这一刻，救援的目标并不明确——截至15点34分，地震局还只发布了震中汶川的消息，未提及其他重灾区。6分钟后，都江堰受灾的消息才被确认。
“尽管军队的指挥协调行动非常迅速，可在震后一两个小时内没能全面摸清灾情。作为总部的参谋人员，我觉得内疚。”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田义祥说。
在都江堰确认受灾的同时，李世明司令员第三道军区通令:通知部队立即做好准备，随时进入重灾区。“我们考虑到灾害已经很大了，决定动用机动部队。”曾冉说。
距离都江堰约100公里的汶川，是军队的第一目标。由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李作成少将率领的工作组，赶赴都江堰——这座城市距离汶川约100公里。
16点28分，应四川省地震局要求，成都军区向灾区派出的第一架直升机起飞，目的是侦查灾情。此前的15时17分，总参的田义祥已要求四川省军区副参谋长向怀树不要坐等情况，紧急赶往都江堰了解灾情。
50公里的路途，向怀树用了3.5个小时。一路上余震频发，塌方、泥石流接二连三，在颠簸的越野车中，向怀树用手机不断向田义祥发送各种信息，但此时的田义祥已经顾不上回复，正按照总参作战部首长的指示，调配兵力、调动飞机、协调指挥、统计数据。
“我们要求打破层级，哪怕是县武装部有情况，也可以直接上报总部。”田义祥说。这些零碎但重要的信息，通过军队处置突发事件领导小组直报到了军队最高层。
三级指挥机构
其他军区的兵力没有到达成都军区的防区前，组织调动由军队抗震救灾指挥组负责；当到达灾区之后，则接受联合指挥部的调遣
5月13日上午，“军队抗震救灾指挥组”宣布成立，在军委领导下负责统一协调全国范围的军队——包括武警部队的救灾行动，并接受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的直接指挥。
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被任命为组长，四总部各一名副职领导为副组长。
这个指挥组的办公室则由四总部、机关14个部门，外加国防部外事局、总后军事交通运输部的50多人组成。总参作战部部长戚建国，副部长马健、徐经年和葛矩昌4位少将在这里负责。在5月19日国新办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上，马健的回答逻辑严密，受到了在场记者的好评。
办公室下设综合、地面行动、空中行动、材料、情况与指挥保障5个小组。这些小组分担的职能即如其名。
事实上，地震后不到60分钟，田义祥已按作战部首长指示电告济南军区、兰州军区做好调部队入川的准备——指挥组办公室成立后，孟国平、田义祥、姜国宁、张洪德、钱泽宏、邢俊超、马健、朱晓松、叶剑良等大校军官分别担任了上述5个小组的组长、副组长。
在救援最关键的前3天里，办公室所有人每两分钟内都会接起一次电话，每天收发电文在200份以上。为此，很多人把家人的来电设为了“拒接”。
救灾的第二级指挥机构是成都军区抗震救灾联合指挥部。此次七大军区以及海军、空军、二炮等兵种出动，多个大军区司令员聚集成都军区，如何协作至关重要。60岁的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世明，担任了联合指挥部总指挥。
“其他军区的兵力没有到达成都军区的防区前，组织调动由军队抗震救灾指挥组负责。”田义祥解释说，“当到达灾区之后，则接受联合指挥部的调遣。”
灾后5个小时内，成都军区已经投入8000多名官兵以及上万名预备役战士。同时，成都军区还从他处抽调了1.4万多名官兵投入抗震救灾。到了12日傍晚，都江堰、崇州、彭州、什邡、江油这一带的救济部队多了起来。
此间，湖北集结了万余人，包括空降兵;济南军区某红军师、有“铁军”美誉的某机械化步兵师万余人在山东集结；成都军区某集团军、四川武警总队在四川、重庆地区集结；北京，解放军总医院6个专家组的专家换上了迷彩服。
按照量情用兵、就近用兵的原则，成都军区联合指挥部最初计划动用4万余兵力，划出4个任务区。
第一任务区为汶川、理县、茂县片区，投入济南军区的8000人；第二任务区为都江堰、彭州片区，投入济南军区某红军师1万人；第三任务区为什邡、德阳片区，投入空降兵6000人；第四任务区包括北川、绵竹、安县片区，投入成都军区某部1万人。这些片区构成了军队抗震救灾指挥的第三级——责任区指挥机构。
随着死亡人数的增加，军人们意识到灾情的严重性。尤其是5月13日凌晨，成都军区作战部参谋沈文贵收到了第一条来自北川的信息:到处都是遇难者遗体，路面损毁严重，房屋全部坍塌。
复杂的地形也给救援带来巨大困难——重灾区约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6个北京市的面积；平均海拔约4000米，北川、汶川、茂县等县城被高山环绕，直升机需要在最窄为65米的峡谷中飞行，水路岷江也蜿蜒曲折。
在这样的情况下，军方只能出动更多兵力。一个较大规模的部署是，5月14日又增派了3.26万名兵力，还包括陆军航空兵和空军的61架直升机。
5月27日，当军方负责的大规模搜救基本结束后，总参作战部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了这样的资料:全军出动救援部队约13.7万人，武警部队近2.3万人。其间，第五个责任区被开辟——平武、青川地区，此处共投入兵力约2.86万人。
“党指挥枪”的作战方针在救灾中再次体现。总参提供的资料称:“军队救灾工作是在地方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部队各级指战员相应参加地方抗震救灾联合指挥机构。”田义祥解释说，“地方政府提要求，明确任务，军队具体组织实施”。
投入灾区的兵种和卫星
空军曾下达命令:“必须跳，悬崖峭壁也得跳！”
军方在这次抗灾中的最主要职能是救人。
总参谋部的报告称:到5月29日，以军方为主的抢险救灾者解救、转移近76.5万人，另有6541人从废墟中被挖了出来。
成都军区提出了“5个最快”:最快的速度、最快的营救、最快的医治、最快的转运、最快的护理。“把你弄出来，把你救出来，贴上药，就算完成了前3个‘最快’，之后赶快转运，赶快护理”。曾冉解释说。
依据“黄金72小时”的搜救定律，震后前3天是战士们压力最大的时刻。他们先后进入都江堰、绵阳、青川、北川等地，但震中汶川，一度成为孤岛。
“不管将军还是士兵，谁先到(汶川)就给谁立功！”5月12日，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世明用红笔敲着军用地图上的汶川说。
各种各样的兵种都在向这个被封闭的孤岛进发。事实上，在地震当日的16点49分，成都军区就已出动了第一架直升机勘测灾情，之后连续6次尝试开进汶川。但因持续暴雨，能见度极低，均告失败。
5月13日23时15分，20个小时之内徒步急行军90公里之后，武警某师成为第一支进入汶川的部队。幸运的是，汶川的大部分建筑是按照八级抗震设计的，人员死伤不如北川严重。
他们立即用海事卫星电话向上级报告了汶川的灾情——通讯中断是此次救灾中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位军方人士透露，连、营一级建制的指挥员最初都难以联系。虽然温家宝下令:必须在13日24时开通这条生命线，但都江堰与汶川的道路当时仍未打通。
在汶川县城与外界失去联系的44小时里，美国总统布什曾表示，愿意提供卫星照片支援中国政府了解灾情。
随着中国军用卫星“北斗一星”的开通，5月14日11时41分，汶川与外界联系恢复，基层“鸡毛信”传递信息的方式终于结束。
“这次我们所使用的侦查卫星，都是中国制造的。”田义祥说，“它能随时捕捉到灾情和天气情况，并进行拍摄。我们每天都会把卫星拍摄的照片传送给水利部和中国地震局，他们据此来研判、处理余震、滑坡和堰塞湖引起的危机。”信息还同时传递至成都军区，在联合指挥部的大会议室两侧，挂着34个堰塞湖的地图。
为尽快集中优势资源，总参谋部下令:改铁路输送为空运，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灾区。5月13日，上万人被空运到成都附近，创下解放军军史和中国航空史上单日出动飞机最多、飞行架次最多、投送兵力最多的航空输送行动纪录。
5月14日后，天空放晴，首次为灾后开辟空中救生通道提供了气象便利。10点，成都军区某陆航团米-17和黑鹰直升机，装载水、食品和医疗器械降落汶川下属的映秀镇，返回时运回早已躺满空地、等候了将近一天的伤员。
在温家宝的命令下，从16日开始，降落映秀的直升机架次明显增多。截至当天20时，成都军区共出动直升机90架次，向汶川县城、映秀镇、北川县、茂县等灾区投送食品、药品、帐篷等物资，并抢运危重伤员156人。
中国空降兵在救援过程中，创造了世界航空史上的新纪录。5月14日12时15分左右，15名空军空降兵在5000米高空伞降茂县，随后传回了茂县的第一份灾情。这是一次生死之跳——高原复杂地域，无地面指挥引导、无地面标识、无气象资料。空降前，他们写下了请战书，被媒体传为“遗书”。
此前，5月13日由于气候原因无法降落后，空军下达命令:“必须跳，悬崖峭壁也得跳！”
随着兵力部署的不断调整，成都军区联合指挥部抗震救灾的地图也不停更新。代表部队部署的小红旗越来越密。“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搜救还在进行。
但更多的时候，战士们挖出的是一具具遇难者遗体。在北川、汶川、平武县的偏远地带，好多地方:一面是遗体、动物尸体的高度腐烂，2小时就得换口罩，需要立即处理；一面是相关规定，必须辨认、建档、拍照、采取生物样本。而负责处理尸体的，是很多刚刚入伍、不足20岁的“童子兵”。
下一步，这个庞大的搜救队伍将面对数十个堰塞湖的险情。
“要提高直升机在不良天气下的使用效率，”一位军方的高级将领说，“在唐家山以外风险较大的堰塞湖附近，平整直升机的起降点，做好明显标识，提前进行地面引导准备。”“北斗一星”也将实时检测堰塞湖水情变化，每分钟可自动报告一次。
此外，军方有关负责人称:将“巩固进村入户救灾结果，向偏远1000个行政村进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