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423/女儿回忆:我父亲乔冠华被免去外交部长之后

核心提示:1976年12月,爸爸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在极其复杂的历史时期,爸爸被卷入一场政治漩涡,我们听到传说中的一些事情很震惊。爸爸性格耿直,急公好义,遇到不平的事喜欢站出来仗义执言,历次运动总因为说一些过头的话而受批评,在有些人眼里,他作为领导干部还不够沉稳。

与爸爸分别的日子

1974年国内政局诡谲,此时正值“文革”后期,“四人帮”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周总理既要执行毛主席的内外政策,又要和“四人帮”周旋斗争,他力撑苦局,举步艰难。就在这一年6月,爸爸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

这段时间也是我和爸爸“相距最远”的一段日子。爸爸搬出报房胡同后的数年中,我们被一种神奇的力量隔绝了,这是当时我心里最难过而又不得不面对的一件事。上了年纪的父亲并不知道,他的孩子是何等地思念他。我并不稀罕什么值钱的物品,就是希望爸爸心里还有与他血肉相连的儿女,我希望爸爸永远不要忘记过去。

那时,对于高层的内幕,我还不甚明了。在大学宿舍里,我与一个家在甘肃的同学望着天花板谈天说地,谈得最多的是我们的父母亲。我羡慕我的同学,在遥远的大西北,她有一个普通而温暖的家。同学却说,你有那么出色的爸和妈,这可不是人人都有的,你是你爸唯一的女儿,他的心里会很在乎你的!

是啊,我和爸爸血脉相连,这亲情怎么会因为分开而中止呢?谁说怜子不丈夫?

在我的记忆深处,我的爸爸是一个和蔼可亲、充满正义感、充满人情味儿的人。可现在,过去的一切似乎都隐没在迷雾中。

我尊敬公众眼里的名人爸爸,我为他的成就感到自豪,可令我感到亲切的还是那个慈祥的老父亲。我觉得,身居要津、风光无限就像妈妈送我那本《居里夫人》的故事一样,是奋斗中的副产品,它与商品社会的金钱很有几分相似,是一个好仆人,一个坏主人。

我更想念过去的爸爸,怀念那些简朴快乐的生活。其实,我的愿望很简单,我希望与天下所有的女儿一样,可以自由自在地与自己的父亲来往,互相说出心里话。哪怕长辈批评自己,那又有什么呢?难道因为有些方面的不一致就不是亲人了吗?我希望爸爸倾听我的想法,我需要他的支持与理解。

学校的图书馆里有各式各样的报纸,每次登有爸爸会见外宾或是陪同领导人出访的照片,同学们总是拿给我看。爸爸,我们又见面了!看到你的身体不错,比过去也胖了一些,我真有一种见照片即见亲人的幸福感,但愿你老人家健康长寿!我自由自在地与照片中的爸爸“谈心”,没有任何干扰,不用任何人批准,也不用谁传递消息,就像过去在家里一样。

在我实习的医院附近有一个福利院,里面收留的都是失去父母的孤儿。傍晚,当他们穿着不合体的衣服,大的拉着小的到急诊看病的时候,我的眼睛总是湿润的。世上有很多痛苦无助的人,我逐渐明白妈妈为什么那么希望我学医。或许,希波克拉底(医学之父)誓言“我之惟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可以使我忘却一切不快。

惟有遗憾的是,我不能为妈妈治病了。如果能早一些学医,我一定会找遍天下所有的良方护理好妈妈,让她度过最后那一关,我们全家就不会这样分离了!

就在这段时间里,爸爸在某个平常的晚上,一个人拄着拐杖走出家门,他来到附近的街头转悠,独自在路边长时间的徘徊着,迟迟没有回去。几个小时后,直到单位值班室的同志四处寻找,才在东单附近的路边上找到了他。

爸爸!你为什么孤独一人在晚上徘徊?或许你希望见到抗战时期在重庆的老朋友,他们就住在你的附近;或许你在当年我们住过的小胡同里驻步停留,那里有你熟悉的街景和旧屋,你希望你的儿女与你“偶然”相遇;或许你在思念妈妈,我更希望是这样;或许你想望闪烁的星空?

实际上,在与爸爸分离的那段时间里,我们一直都在默默地关注着他。从能够见到他的长辈或朋友那里,我们陆续知道了一些他的真实情况。爸爸晚年的境遇发生了落差极大的变化,为此他时常感到孤独和无奈,一些人的一些做法让他感到不快,但他又无处诉说,只有把一切都压在心底。

祈祷与守望

从1973年秋季起,我和哥哥一直未见到爸爸。千山万水隔不断骨肉情,孩子们仍旧关切地注视着父亲的行踪和有关他的任何消息。每当看到同事们下班后与家人团聚的情景,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爸爸慈祥的笑脸和他那瘦高微微驼背的身影。我默默祈祷着,期盼着自己的亲人一切平安顺利。

1976年清明节的前一天是周六,我从学校回到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我看到了无数的花圈和诗词,悼念周总理的群众人山人海,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76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中国政局动荡,风云变化,唐山地震后毛泽东逝世;10月“四人帮”倒台,我们迎来了真正的春天。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从中南海到外交部乃至爸爸身边发生的事情,社会上有不少牵强附会、相互矛盾的说法,许多故事不胫而走。外交部熟人中流传着父亲在四人帮横行年代写过的一首小诗:“笑看鸡虫斗,惶惶无已时。无如小窗里,卧读辋川诗。”

妈妈去世后,爸爸在逆境中更加悲愤努力,他的一些出彩华章,包括第二十六届联大的发言稿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随着1973年家里发生的变故,我只身在外,没有想到,这三年他的命运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1976年12月,爸爸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在极其复杂的历史时期,爸爸被卷入一场政治漩涡,我们听到传说中的一些事情很震惊。爸爸性格耿直,急公好义,遇到不平的事喜欢站出来仗义执言,历次运动总因为说一些过头的话而受批评,在有些人眼里,他作为领导干部还不够沉稳。文革初期爸爸经受了考验,他忍辱负重,正确对待冲击,白天挨斗,晚上批文件,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日子里,他宁愿挨批斗,也不说无原则的话,不做无原则的事,博得了外交部干部的尊重。有老同志说,老乔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了。

以“不趋炎附势”为做人信条的爸爸,一贯教育孩子要按原则办事,不要轻易放弃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他向来不在背后议论人长短,即使同志间有意见,也从不在领导面前贬低他人。“文革”期间很多干部挨批,外调人员找爸爸了解情况,爸爸从来不乱表态,总是实事求是地替人讲公道话。

身为女儿,我很难把传说中的事与父亲一贯的形象吻合起来。在我眼里,爸爸一向是与正义、诚实、光明磊落等品行联系在一起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爸爸以分析评论国际形势而著称,但当遇到那些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问题时,他却常常感到束手无策,在大风浪扑天而来的时候,爸爸几次找到曾在妈妈身边工作多年的老同事,商讨如何应付那些微妙复杂的难题。

1977年3月,爸爸因为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隔离审查期间)。那时我在大学里还没有毕业。

爸爸过去没有心脏病病史,现在却接连发生了心绞痛和心肌梗塞。在大会上,他从兜里取出硝酸甘油放在嘴里……

我的心被紧紧地揪了起来。

外交部有关人士通知了哥哥这一情况,并且说,爸爸的事情还在审查之中,尚无什么定论。哥哥提出到医院看望父亲,希望能和他谈谈心,让他的情绪稳定下来。哥哥对我说,现在是爸爸最困难的时候,尽管我们对他有意见,也不了解他这几年的政治状况,但我们还是要去看望他,鼓励他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眼前发生的一切。我希望马上就去看望爸爸,哪怕是给他一些安慰也是好的!

爸爸,在我们分别的这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可预料的事情呢?我多么想即刻奔到你的身旁,在医院里我们的会面或许更方便一些!但是,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情形下,哥哥说,他一人先去,我只有独自焦急地等待着他回来的消息。

爸爸在医院见到哥哥后非常高兴,他们像朋友一样谈了起来,似乎彼此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爸爸颇有感慨地说,当初他十几岁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投身革命,他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很长很长,可现在又有谁能理解这一切呢?

谈到当前,爸爸的情绪有些低沉,哥哥对爸爸说:“要保重身体,只有身体好,才能向组织上把事情说清楚。今后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无论如何要保重自己,我们都在等着你。”

爸爸在重病中见到儿子,心情逐渐平静下来。病历上留下这样的记录:病人逐渐可以吃进一些东西,并且能按时入睡了。

经过几番治疗,爸爸的心脏病逐渐痊愈了。

在爸爸的病历中,从1971年开始,出现了“高血压”字样,那是妈妈去世后的半年里;1976年9月下旬,有了胸闷憋气等“心绞痛”的症状描述;1977年3月17日,病史中呈现了“急性心梗”的诊断。1978年8月,爸爸咯出带血丝的痰,经检查,他的肺脏出现了占位性病变。10月24日,日坛医院黄国俊和张大伟两位主任为他进行了右上肺叶切除术,病理切片证实为癌症,这正是造反派批斗他时在他胸部猛打一拳后出血的位置。

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哥哥每周都去探望他(当时还没有解除隔离审查),爸爸也从此戒掉了几十年抽烟的习惯。

后来爸爸对身边的人说:“在我最红的时候,我的孩子离开了我,但是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他们又来到我身边,还是自己的孩子好啊!”

1978年12月至1979年2月中旬,爸爸在医院接受了一个疗程的化疗,出院后又回到了他的家。

心结

1977年我毕业回到了北京,在原来的医院做一名医生。

每到周末休息的时候,我常去附近的北师大校园散步,已经好久没有到东城去了。我曾经的家在东城,爸妈工作的单位在东城,我从小上的学校也在东城,那里有太多关于家和父母亲的记忆。所有这些都像一道深深的伤口埋在我心里。

小时候我是爸妈的掌上明珠,妈妈走以后,家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温馨的家像庞贝城一样瞬间消失了,爸爸出海远行遇到了狂风巨浪。我懂得了什么是生离死别。

1979年10月,在爸爸动手术一年之后,我也开刀做了手术。在手术室的水银灯下,我逐渐平静下来。那时爸爸正在治疗中,尽管他心中很惦记我,却由于种种无奈没有去成医院。

一个周末,一位老同事约我去她家坐坐。不知为什么,这次我破例来到老同事位于东城区的家。老同事关心地问我:“去看老父亲了吗?你一定要去看他,他现在需要你!”提到家和父亲,我深深低下了头。

家!我的爸爸和妈妈!这是一个心结,一个痛结,一个沉入海底的结!

“你一定要去看老父亲!”我岔开话题:“说点别的什么吧!”

“不,现在最重要的是去看父亲,这也是很多老同志们的建议。”我不知说什么好,我当然想看自己的爸爸,这还用别人说吗?可是我怎么进他现在的家呢?

“我去过,可是……”可是我怎么说呢?怎么能一语道清其中的酸甜与苦辣呢?

老同事笑了:“你和爸爸之间只有父女情!一个人再婚几次也永远是自己孩子的亲生父亲,谁都明白这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去看看老父亲吧!现在他需要你,我自己也是做父母的,天下父母的心是一样的!”“记住!在女儿与父亲之间没有别人,只有你和爸爸两个人。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老同事对我说:“你实在太年轻了!等你结婚有了孩子才会明白,父母与子女的感情是不可能中断的。下周就去看老父亲!什么也不要多想,我们都希望你送去一个女儿的关心。”

在我们分手的时候,她又叮嘱我说:“在你们爷儿俩之间没有别人,就是你们父女二人,想想看,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

其实,父女之间就这么简单,任何人的诠释都是多余的。

我一个人敲开了那扇大门,又走到了爸爸的身边。

那时,爸爸做完手术正在康复中,经过一段调理,他的脸色逐渐红润起来。我是学医的,这时候父亲最需要劝慰和轻松的话题,也需要休息放松。我一心希望他能够尽早恢复健康,能够和过去一样从事自己所热爱的工作。每次我都不多坐,我不愿给他添任何麻烦。看到爸爸一切不错我就放心了。

我知道,父亲的理想和事业是他一生最大的追求。常言说,知父莫如女,爸爸有许多话是放在心里没有说出的。我明白爸爸最需要的是什么,是被人理解,是像当年那样,走到“神曲之门”,在他熟悉的国际论坛战斗。因为他是一个“革命者”。从在德国参加反帝大同盟那一天起,他就从学者迈向了这一条路,而现在,他已经走向晚年了。见到爸爸,我从不提任何往事,一切都彬彬有礼、客客气气。

对于那次家里换钥匙以后我所遇到的一切,我是在怎样的情况下离开我们最后的家,我再没有和爸爸提起过,一直到他离开我们的最后一刻。因为我不愿意在爸爸遇到更大风浪的时候,在他面前提起当初的是非与曲折。我始终相信,真的成不了假的,假的也成不了真的,“止谤莫如不言”,时间和事实能证明一切。

(摘自 《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 作者:乔松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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