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财政部有一个古老传统，即财长需要穿着新靴到国会做政府预算报告。所以在1979年12月11日，当时的新任财政部长克罗斯比（John Crosbie）便穿着由他故乡纽芬兰省制作的灰黑相间的海豹皮靴走进国会，做他的首次财政预算报告，当然也是他的最后一次。
在预算案中，克罗斯比提出提高能源价格，同时增加税率。通常，这些提案属很棘手的政策，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受到欢迎，但克罗斯比和时任总理克拉克(Joe Clark)却信心十足。
克罗斯比和克拉克的信心来自于保守党在几个月前赢得联邦大选，赶走自由党党魁特鲁多（Pierre Trudeau）。同时，特鲁多也已经宣布他会很快放弃自由党党魁一职，因而没有多大兴趣来领导反对党在国会中进行有理有节的抗争。在该次联邦大选中，新民主党和魁人党受到很大打击，大伤元气，两党均丢失了下议院中的很多席位。
对于克罗斯比的预算案，媒体和商业人士反应比较积极。当时正值圣诞前夕，传统长假即将来临，在这种情况下，投票顺利通过预算案应该相当合理。
但是，总理克拉克所属的保守党在下议院中拥有的席位少于282位中的半数。这就是说，在投票表决时，他需要获得其他党派的支持，预算案方可通过。新民主党对于在预算案中增加收取每升四分的汽油税非常反感，提出动议否决时任政府。此时，自由党转过来支持新民主党，而魁人党也没有支持保守党，而选择弃权。
因此，两党联合成功地将保守党赶下台。在动议投票中，克拉克以六票告输。在下议院中惨遭失败之后，克拉克立即请求总督解散国会，重新大选。在1980年2月，选民将克拉克赶下台，特鲁多再次当选为加拿大总理。
在这次失败中，保守党忽略了加拿大国会民主中最基本的原则，即没有国会多数议员的支持，总理很难成功开展工作。这正是克拉克政府的弱点，因为当时保守党是少数党政府。
下议院由许多议员组成，而每个议员在全国境内各省和特区有其选区，根据居民人口数量比例选举产生。总理与几乎所有内阁成员均来自下议院。管理国家各部门的不同官员并非与政府完全分离，这一点可能与美国政府构成不一样。
当政治观点或事务优先权存在冲突时，国会下议院可发动辩论。这时，政府官员坐在议会大厅的一边，即在演讲者（国会仲裁者）右手边，反对党议员坐在对面，相隔几米距离。有时辩论非常强烈，最激烈时还可能发生不该发生的错误行为。当然，合理辩论与客观论证是受到鼓励的。
国会没有休会时，答问时间(Question Period)几乎每天举行，并通过电视向国民公布。在这个过程中，反对党有机会要求执政党回答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通常，现场会杂乱无序，甚至使用肮脏话语，而且提问往往没有获得答案。事实上，答问时间是总理及执政党来证实其所为和政策正确的方式。
在加拿大国会的原始模式“英国国会”中，英国首相可以提前得到所有提问，并且这种答问时间每周只有一次。但加拿大不一样，总理及其内阁成员需定期出席答问时间，并且他们事先对提问问题一无所知。
没有下议院的认可，法律无法制订，税率无法改变。因此，下议院是加拿大主要立法机构。然而，所有国会议员一般都会遵从其党魁的意见，假若违反，该议员可能受到党内严肃处理。
独立国会议员可以通过委员会或某一政党来发表声明，通常，他们很难鹤立鸡群或让公众熟知。前总理特鲁多在其第一任期间曾刻薄地说，当独立国会议员转身一离开国会，他们的作用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特鲁多开始，任期较长的总理通常能够平衡各种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评论员通常将他们与美国总统比较。其实与美国总统不一样，加拿大总理能够控制国家立法机关，可以委任参议员和最高法院法官。因此，铁腕总理有时被描绘成被选民推举出的独裁者。
但是，下议院是属于人民的立法机构，能够真正反映、代表和表达大众的需求和见解。在有些情况下，下议院的作用可能更大，比方说没有任何党派在下议院中有绝对优势的时候。
对于这一点的感受，可以问问克拉克和克罗斯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