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白求恩遗照。沙飞摄】
1950年3月4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保卫科三科科长张鼎中来到石家庄华北军大保卫处办公室。他要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按照上级指示，向一个特殊的人宣读华北军区军法处的极刑判决书。
不一会儿，这个人进来了，他穿着军装，戴着军帽，脸色略显苍白，却颇有精神，一脸的络腮胡子，表明有几个月没刮过了。房子里有十来个人，全都是军大警卫部队的年轻战士。他们瞪着年轻而不谙世事的眼睛，注视着这个走进来的人。他们并不能理解所发生的一切，只知道他是个师级干部。
张鼎中问：你是沙飞同志吗？来者正是沙飞，中国革命战争摄影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人民日报》的前身《抗敌报》和《解放军画报》的前身《晋察冀画报》的创始人。他的摄影业绩今天已经成为中国摄影史的重要内容。
他所拍摄的在鲁迅去世前夕参加上海青年木刻研讨会上的系列照片，已经成为后人认识鲁迅形象的重要参照。他所拍摄的八路军奋战在长城边上的现场照片，也已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重要的图像象征。他所拍摄的白求恩大夫在晋察冀边区的生活与工作照，也让后人对这位无私地帮助了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保留了直观的感受。
【图：1942年，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军号手。沙飞摄】
可就在这一天，这位注定要名垂千古的人，却站在一间简陋的房子中央，正在为自己的精神状态付出最惨重的代价。几个月以前，精神失控的沙飞用手枪亲自杀死了为他治病的日本医生津泽胜。
张鼎中用单调的声音宣读完华北军区军法处的判决书，然后就结束了这个令人难熬的、虽然短暂，其实却非常漫长的可怕仪式。
沙飞回到自己住的地方。他把胡子刮了，把衣服全穿上。系裤带时，沙飞冲着站在一旁的一个名叫韩彬的同事笑了笑，说:“咱们永不相见了。你最了解我，将来为我说话。”韩彬给沙飞穿上鞋子，说:“慷慨就义去吧！”跟着就哭了。沙飞仰着头笑笑，然后闭上眼睛，从容出去。
当时大概没有谁会意识到，沙飞的口袋里装着一只小铁盒，里头是他当年拍摄鲁迅的全部底片。此前，白求恩大夫送给沙飞的一部莱丁娜相机一直在他身边。
【图：1938年，白求恩（左侧）和聂荣臻（中间）见面。沙飞摄】
迎接沙飞的是宣判会，地点就在他杀死日本医生津泽胜的那所和平医院的小广场上。医院的人都来参加了，尤其是在医院工作的全体日本人。会上被处以极刑的沙飞和会下目睹这一历史事件的人们，在那一瞬间全都成了这一历史悲剧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永恒的绝响如今成了英雄末路的悲壮景观：
和平医院的司机焦恩开着美国军用吉普，把宣判后的沙飞拉去一处荒地。陪同前往的是军法处的两个人，他们同时也是执行枪决的人。汽车开到现场后，车里三人一起下去，然后并排往前走。沙飞走在中间。他昂着头，默不作声。开始时是三人走的，走出二三百米后，一个人站住了，让另外两个人继续往前。又走了百多米时，其中一个人也站住了，只剩下沙飞孤零零一个人往前走去。
这时，先停留下来的那个军人向旁边移动几步，回头向站在一旁的持枪者举了举手。这时，持枪者突然立正，向沙飞行了个庄严的军礼，然后就朝着他的背影瞄准。沙飞依然如故，只等着那致命的一枪。那一枪响了，沙飞倒了下去，脸朝着他所热爱的土地。
那一年沙飞38岁。现场没有摄影师。沙飞最后看到的是蓝天和土地，而不是摄影机镜头。历史没有留下可以让我们看到的视觉记录，所有细节都保存在记忆当中。而且，这记忆还被尘封了半个多世纪，几乎消失在历史的深处。
随着响过的枪声，军人把躺在地上的沙飞的遗体轻轻地翻转过来，为他正了正军帽，拉平弄皱了的军服，用纱布轻轻擦去脸上的黄土与血渍。这时，一辆马车驶过来，军人和赶车的老人一起把车上的棺木抬了下来。他们拿了张绿色军毯，铺在棺木内，然后把沙飞轻轻地抬进去放好，再把盖子钉上，接着就放进预先挖好的土坑中，掩上黄土。他们的动作迟缓，谁也没有说话。现场除了人们轻微的呼吸声和喘息声外，居然鸦雀无声。
【图：裸泳的白求恩。沙飞摄】
当沙飞的女儿王雁开始寻找她父亲的踪影时，她的内心一定翻腾着历史的巨澜。她从来就没有见过父亲。父亲对她来说，在很长时间里面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代表着一段人们不愿提起的悲哀往事。父亲这个概念还代表着一个少女刻骨铭心的寻找。女儿在许多年以后，在为父亲所写的传记的前言中，这样谈到了她的寻找:
1963年我从北京回到广州母亲的身边。在家里她从来不会提起父亲。其实从来就没有任何人认真地告诉过我关于父亲的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渴望了解自己的父亲。
1965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前夕，趁母亲出差时，偷偷打开了一只从未见她开过的旧木箱。在一个黄色的牛皮包里有个小铁盒，里面果然有我坚信应该有的东西：父亲年轻时穿西装的照片，父亲、母亲、哥哥、姐姐的合影，父亲在广州桂林影展的会刊，父亲未写完的自传，1950年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关于判处沙飞极刑的判决书等文件。
我受到强烈的冲击和震撼。我终于知道了自己父亲的生与死！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的照片！我发现自己长得那么像他！我感觉到血管里流淌着父亲的血。血缘把我和他紧紧地连在一起。父亲，对我是永恒的。
我把照片拿去照相馆翻拍，把文件都抄下来。夜深人静之际我常常把照片、判决书拿出来，看着、吻着、流着泪。这是我少女时代最大的秘密。我还把全家合影送给北京的儿时知心朋友汪兴华，让她与我分享所有的欢乐与痛苦。她的父亲汪克明将军和那时才3岁的她及同胞姐姐建华都曾是父亲的病友，在父亲癫狂的日子里，他们给过他友谊与欢乐。
岁月匆匆流逝，几十年过去了。王雁少女时代的个人寻找终于变成了成年以后历经沧桑的社会行为。她采访了所有她所能找到的、和父亲有过交往的朋友，询问当年所有与父亲有关的细节，然后一段一段地去重组这被遗忘的历史，去拼合这一幕曾经多么伟大的场景。
而且，她很快发现，她的寻找并不孤独。有多少人也在用不同的方式去寻找被有意或无意遗忘掉的历史。王雁的感受也是所有对历史有责任感的人们的共同感受。没有这个来自广东开平司徒家庭的热情而决绝的人，没有他的影像努力，抗日战争的历史可能就显得不完整！
寻找本身就是一部历史。今天，又有谁敢怀疑这一点呢？让我们还是回到那可怕的历史细节中去吧，因为在那些个零零散散的细节当中，蕴含着沙飞的伟大与不幸。
【图：白求恩与民兵。沙飞摄】
1949年冬天，沙飞因为结核病住在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每天面对着为他精心治病的日本医生津泽胜。这时无人知晓的是，沙飞的精神已经开始滑入失控的状态中。当时沙飞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他的同志们对沙飞精神的变化毫无觉察，只是意识到眼前的沙飞有点怪异，有点神经质，有点不可理喻。
直到许多天以后，也就是1949年12月15日下午1时许，沙飞终于实施了他心目中的“大事”，亲手枪杀了无辜的日本医生津泽胜之后，他的同志们才明白沙飞所说的“大事”意味着什么。
历史的记录是这样的：沙飞第一枪打中了津泽胜，日本医生马上就倒地了。然后沙飞走了过去，边冷笑边对准医生的头部再补了致命的一枪。
残酷的战争极大地损害了一个优秀艺术家的心灵，使得内心涌动的仇恨上升为非理智的巨浪，最终淹没了他的卓越思想与精彩生命，同时也为那一场可怕的战争抹上了黑暗的一笔。
他那句众人皆视为疯子所说的“我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的话，恰恰是他短暂一生的最真实的写照。说实话，当沙飞对准津泽胜开枪时，他的悲剧真的是很具体的。然而，从他年轻时离开优厚的生活环境，只身一人抛家弃子独往上海求学时，这个人的一生悲剧就已经开始了。
沙飞的一生就是出走。从普通正常的离家出走去投奔革命，去战争前沿拍照，到最后用自己的手亲自为出走的人生画上血红色的句号，都一一标示出那个年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残酷困境。沙飞的出走惟一值得兴幸的是，他还同时留下了影像记录，留下后人寻绎历史真相的路径。这说明，从沙飞出走的那一天开始，这个手持相机的人就已经踏上了不归之路。而踏上不归之路的沙飞同时又命中注定要做一个记录历史细节的伟大艺术家。
沙飞把枪对准了无辜的津泽胜医生。一个无辜的人和另一个无辜的人合在一起，写就了一段奇特的历史。在沙飞失控的头脑里，津泽胜医生转变成了一个可怕的符号，用以承载无法去除的仇恨。他义无反顾地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的同时，他的不归路走到了尽头。沙飞是用了整个的生命去完成那“惊天动地”的大事的。
（选摘自《三联生活周刊》，作者：杨小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