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与思考蔡八弟／近日，随着大量华商的撤离，曾有巴塞罗那“中国城”之称的Eixample区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冷清，同时也陷入了日渐凋敝的境地。华商在西班牙该地区的悲歌奏响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全球化时代，海外华商生存规则何去何从？
近日，巴塞罗那政府颁布法令，在Eixample地区不再允许开设新的中国人批发店。根据该法令，只有那些在这个地区数目很少的商店，例如理发店、肉店等等，才有可能获得政府的批准开新店。除此之外，政府还在这个地区实施了严格的装卸货制度以及垃圾堆放制度。重重的障碍，使得原来在这里叱咤风云的华商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一切生意的开展都步履维艰。
巴塞罗那政府的此项法令已经酝酿有些时日，曾有报道称，此前该地区正在形成新的唐人街，光是华人商店就开了600多家，原来的面包店、肉店、鲜花店、小酒馆等方便当地居民生活的店铺渐渐被中国人买走，成了一间连一间的服装批发店，彻底破坏了以前安静整洁的生活环境。这引起了很多西班牙人的反感，随后，该地区居民自发成立了一个以“赶走中国商店”为目标的民间组织，该组织的负责人表示，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将这项限令继续下去，这样当地的居民就可以重新拥有一个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
民间的声音引起了巴塞罗那政府的重视，于是法令便应运而生。如今，已经有10%以上的华商搬离该地区，其他很多中国店铺如今都关上了大门。而门口贴着“出卖”或者“招租”牌子的店铺，更是随处可见。华商撤离带来的后果是政府的税收大打折扣，同时那些拥有临街店面的房东，原本可以从中国人手里得到丰厚的租金回报，但由于华商已经对这个地区彻底绝望，如何找到承接商，重新获得高额租金正成为他们头痛的问题。此外，中国人撤离之后，当地的房价也出现回落，生活也带来了诸多不便。
“华商的撤离对当地经济、生活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双输的结果。”当地一位政府官员表示。的确，但如果当地华商能够早日改变海外生存的部分潜规则，现在就不会有这样的一种结果。无疑，绝大部分的海外华商都是以中国人特有的坚毅和智慧守法经营，勤劳致富的，不但给国内赢得不少的外汇，同时也给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和促进作用。但是，业内专家透露，也有小部分的华商沿袭了在国内的不良做法，给海外华商的名望蒙上了阴影。
一是低价占领市场。此前，在西班牙东部小城埃尔切的中国鞋城，一辆载有温州鞋集装箱的卡车和一个温州鞋商的仓库遭到约400名不明身份的西班牙人的烧毁，造成约800万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事后六天，当地又爆发了一轮针对中国商人的示威游行。
之所以会爆发针对中国人的示威游行，是因为温州鞋的主要优势在于价格，给当地的鞋业造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据有关人士介绍，欧洲鞋平均价格是温州鞋的3到8倍，可以说，价格的巨大差异是欧洲鞋的不可承受之痛，而且这个痛点在很长时间里都难以治愈。物美价廉的中国鞋的大量涌入，对埃尔切的制鞋业造成强大冲击。一部分规模较小、技术落后的鞋厂由于缺乏竞争力纷纷倒闭。近30年来，该市制鞋工人失业率增长了30%。
利益的冲突是造成这些事件的根本原因，“消费者从低价贸易中得益，但当地鞋商的利益却遭到损害，这其实是华商与西班牙当地商人矛盾积累和激化的产物。”复旦大学尹翔硕教授解释说。尤其是欧盟取消从中国进口部分鞋类产品的配额后，温州鞋在欧洲获得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但与此同时，温州鞋与欧洲鞋的尖锐矛盾也再度升级。
温州鞋仅仅是一个缩影而已，目前从中国进入国际市场攻城略地的商品，虽然为繁荣全球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西方世界，感受到“中国制造”冲击波的人不少，对此由衷佩服的人却不多。因为“中国制造”的最大优势在于价格低廉，而这低廉的价格并非出自技术革新，主要在于其廉价劳动力和对环境的破坏。在环境保护上，英国《金融时报》曾经算过一笔账，如果中国的工厂都按国际标准实施环保措施，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将丧失殆尽。廉价的劳动力也常常让国外的失败者转而责怪中国的劳工权利保障，事实上这也正是中国制造业的一大软肋。
二是不重视知识产权。中国制造的产品侵犯他国产品知识产权现象比较严重，以温州的鞋和服装为例，国外厂商经过辛苦努力设计出一个新样式，温州第二天就可以仿冒出来。国外的一些厂家，从产品的生产设计到品牌推广花费的巨大的费用，往往大大超出产品本身的生产成本，而国内因为产品没有设计师和专利费等费用的支出，所以价格也会比正品便宜，但这无疑也使真正花功夫设计的人的利益蒙受损失。
三是恶性竞争严重。中国产品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恶性竞争严重，不但与本国商人恶性竞争，也与当地商人恶性竞争，有时为低价竞销争夺市场,甚至不惜亏本大搞恶性竞争。如不少商人，不以树立品牌，长期赢利为目标，而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市场被挤坏了，货卖的差不多了就另找一个地方。这样一来，产品在销售过程中虽然省去品牌推广的一大块费用，但也给地方正常的商业市场造成很大的冲击。
四是历史上积累的民族矛盾以及文化差异也可能导致海外华商受不友好的待遇，突出表现在华人与当地居民的不同，比如说居住习惯、用餐习惯和谈吐等等。另外，由于很多华商当初是抱着“淘金梦”而出国的，他们在海外的惟一目标就是挣更多的钱，在拥有了一定经济基础之后，没有考虑到“取之于民，回报于民”，而是将大把的钱投到个人享乐甚至赌场上去，自然容易引起一些当地人的注意和记恨。
近年来，华人通过个人努力获得的财富在海外都是比较引人注目，尤其是在社会发生动荡的时候。如在委内瑞拉，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衰退，治安状况日渐恶化，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中，华人团体不可避免地成为违法犯罪现象的牺牲品。从1989年发生第一起哄抢华人商店事件开始，华人几乎每次都会成为各种哄抢事件或动乱事件的受害者。
中国入世已经数年了，中国的经济已经追随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企业经营也日渐国际化，资本市场全球化以及贸易自由化。我国经济不仅在商品市场上的对外依赖性增强，而且在资金、技术、劳务等方面的联系更加紧密，参与国际分工成为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必将有越来越多的商人走出国门，驰骋国门之外的商海。
这两三年来数次发生的“封商”、“烧鞋”、“限华”等事件可以看成是经济全球化下不同群体利益的冲突的结果。全球化一方面促进了全球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另一方面也打破了各国贸易保护的最后樊篱，使一些国家的弱势行业面临生死存亡的残酷竞争。全球化可以通过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达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目标；不过，全球化下残酷的竞争模式也很可能对一些群体的生计产生毁灭性的冲击，这种不平等很容易让人产生仇恨，同时又以暴力攻击的形式表现出来。
如在西班牙埃尔切，“中国鞋”的竞争优势(价格、质量、经营方式)打垮了很多本土企业，最后，他们中的极少数人采取暴力的方式来对抗，这就折射出当地人对全球化的一种抗争，而华商则成了这种抗争的牺牲品。对最近20多年来中国公民的海外风险日渐突出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所长郝时远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关，也是全球化本身的结果。”
然而全球化终究是一股谁也无法阻挡的大潮，华商惟有迎难而上，迎接挑战，同时不断调整，才能在此中立于不败之地。对于在海外的华商来说，转变经营观念，走品牌之路，提高产品的技术和文化含量是一个必经之路。华商要改变在外国人眼里中国产品低档次的，品牌认同程度差的印象。
华商还要加强自身的团结，这方面，商会、行会、同乡会、宗亲会等民间社团在保护华人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拥有雄厚资金、代表工商界利益的商会起到的作用更大，如菲(律宾)华商联总会及新(加坡)华商总会。它们设立了外联部，专门负责与当地政府或组织沟通，维护自身利益。同时，在华人华侨内部产生矛盾时，也可以通过这些社团调解。
同时，专家建议，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中国从一个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过程之中，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积极同当地的行业协会、商会进行沟通合作也是重要措施。除此之外，中国政府在帮助海外华商迎接全球化挑战，实现共赢结果方面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利益上，同时也体现在安全保护方面。中国政府和外交部门在处理海外华商受到侵害的相关事件中始终体现了对本国公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在交涉相关事宜、保障同胞的合法权益和妥善处理后事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同时，中国在加快与有关国家的谈判争取更多双边司法合作的同时，也加快了批准有关国际条约和公约的步伐，利用多边条约中的一些司法协助条款来维护中国海外人员的安全和合法权益。另外，一些华商在海外即使已经取得所在国的国籍，也一直没有“主人翁”的意识，没有真正融入当地社会，对政治不太关心，忽略了自己应有的政治地位。长此以往，最终结果就是华人的政治地位无法获得提高，华人群体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很难为自己和下一代在所在国争得发言的机会，也就难以得到所在国的足够重视，得不到相应的安全保障。
针对这种情况，专家建议，华人要积极参政，组织华人政党争取公民权，争取与当地人民享受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华人的合法权益。这一点上，在美的犹太人就是我们很好的榜样。中国商人在积极开拓海外市场的同时，要消除铺张浪费，奢侈攀比，挥霍无度，显耀财富的陋习，应该努力融入当地社会和文化，发扬华人勤俭节约之美德，树立良好形象。华人要平等对待当地居民，特别是下层原住民，如身边的工人、职员、司机和保姆等；同时虚心向当地居民学习，尊重原住民的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开展慈善福利事业，捐款捐物救济贫困地区，多行善事、造福一方，这样的主动回馈有助于缓和经济竞争导致的族群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