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中国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经济成长惊人，但累积的问题也极严重。十七大之际，胡锦涛提“新的历史起点”，期望总结过去规划未来，也许中国整体的“国家建造”将由此而产生转折。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业已召开。十七大不是个欢庆的会议，而是沉重责任的开始。胡锦涛在“六二五”讲话里提到所谓“新的历史起点”这样的说法，其实已为十七大的历史意义作了宣告。
而要理解十七大，我们当然须回溯中国从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在过去近三十年里，中国由闭锁而开放，这是重大变革，它为中国打开了机会之窗。在这样的历史机缘下，由于中国官民的努力，境外华人及外国公司的投入，遂造就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最大潜在新兴市场”的地位，中国人民也由贫穷而渐趋小康或富裕。
不过，中国过去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套用鲁迅的话，即是一种“拿来主义”，中国以后发者的便利，得以引进外来资本与技术，利用国际逐渐扩大的市场而快速成长，创造出二十世纪鲜见的奇迹。
不过，“拿来主义”固然在某些方面会产生成效，但我们知道当今市场结构，本质上是以都市为中心，庞大的农村由于“接近市场”的条件与能力皆不足，它自然会出现城乡之间不均衡的发展；其次，则是发展的过程里，几乎所有国家都毫无例外会将投入放在效用极大的城市部门，而使得城乡不均衡更被恶化；第三，则是城市发展后，由于需求扩大而引发物价上涨，城市居民由于所得增加可能不以为意，但对农村地区则可能伤害严重。农村所受伤害经过长期累积，已成严重的差距。中国农村占人口比例百分之六十，但产值在GNP里所占比例已由一九九零年大于四分之一降为不足百分之十二。而政府的投入则由一九九零年代占总投入百分之八到十一降至目前百分之七到八。这都是城乡差距扩大、农村教育和医疗资源严重匮乏的关键，设若这种情况再不改善，难免诱发重大问题。
其次，我们也知道，中国改革开放固然打开机会之窗，但它同时解放出中国社会缺乏纪律与责任的竞争，以及让许多先富裕起来的人显示出那种漫无节制的夸张消费及对弱者的欺压。中国成长后对环境的污染、?劣商品的盛行、追逐名牌美食的夸张、对他人肆无忌惮的剥削、甚至连贪腐也都因此而诱发得趋于严重，所有这些现象都显示出中国已必须在政治管理、工商纪律、社会价值等方面做出提升，否则即难免出现更大混乱。最近这段时间，即有许多人都难以平衡的事：上海高层贪腐；太湖污染；在穷人问题日益严重的时刻，上海居然两度主办“百万富翁博览会”；以及山西那种近乎奴隶制的黑砖?事件。
再次，则是藉著中国的发展，它在国际社会活动日增，但它的国际行为是否合乎负重任的定义，却也有极多争议。也就是说，中国已不能从单纯的市场和原料角度展开国际活动，而必须从更高的道德高度来发挥和平与人为善的角色。
而最引起讨论的，当然仍在于中国发展力道渐增，人民的期望也水涨船高，但庞大的官僚体系在清廉和效能等方面却赶不上时代要求，有时甚至成了掣肘的力量，这时候政治与司法改革、民主监督、言论自由等问题遂告出现，而如何在自由民主上有所增进，也就成了最大且最新的考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过去近三十年，中国靠“拿来主义”而有了进展，但到了现在，它已累积出许多问题。过去中国可以“摸著石头过河”，现在则必须为自己的未来搭桥。这是“新的历史起点”，它和过去相对较为单纯的改革开放完全不同，而是必须依靠自己的思考、制度设计与实践而去解决的挑战。
也正因此，“新的历史起点”、“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乍听官腔官调，但这些话语和口号，其实都是自觉在谈上述问题——官腔官调不过是把问题做出某种修辞包装而已！
根据这样理解，我们已可清楚为十七大定位。它是过去改革开放的总结，也是改革开放遗留问题的总面对。胡锦涛从“六二五”讲话起就在为十七大定调，十七大因而是个面对问题的总宣示。十七大之后其他会议由于将讨论到更具体的决策，或许才更值得注意。
十七大后，中国“摸著石头过河”的阶段已告结束，更有“国家目的性”地替未来造桥，则成新挑战。替未来造新桥，这将是难度极大的工程，它考验的乃是中国官、民、学、智库、科研工作者，及媒体等系统。因为解决目前纷至沓来的问题须依靠高度的创造性与知识性。设若中国能顺利解决当今难题，始可望替未来可持续、可分享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十七大所提出的“问题意识”，重要性大过人事异动！
中国近代史反覆波折，真正的“国家建造”始终不完整，十七大所要面对的问题千头万绪，这或许才是中国“国家建造”最关键的阶段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