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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年“错”词中读懂中国：南周的存亡，就是改革的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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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场：《南周》事件 微博成为最后的战场 各方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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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最新声明：我们将不惧失去任何东西 除了灵魂
我信你能修改别人写给新年的献词，我不信你能修改别人写给你的悼词。（ @李承鹏）
《南方周末》新年致辞遭篡改一事继续在微博中发酵，南周此次获得众多公知、媒体人与舆论的力挺，使其对此次的“壮举”有了更大的信心，更在1月5日发表新的声明。声明对支持者表示感谢，并继续呼吁官方彻查此次的“篡改”事件。
此外，声明中提到，2012年南方周末编辑部被改撤稿件共1,034篇。以“南周”每周一期的出刊速度（全年计52期），1,034篇意味着每期被改撤稿19.88篇，这个数字着实令人难以置信。如果是事实，那么主管宣传部门对言论的管制已经到了叹为观止的程度。
附《南方周末》最新声明
致读者及所有关心南方周末的人
亲爱的读者、可敬的业界同仁，和关心南方周末的人们：
谢谢你们！因为你们，我们还站着。
我们曾写下“我们在一起，就像一束光簇拥另一束光”，曾引用“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也曾自勉“站在民意的泥土上”。三天前，我们说出了真话，你们的声音正在验证我们所言非虚，而这是我们所能获得的最高奖赏。
“你们守护你们的生活，我们守护我们的报纸。”我们正在实践自己的诺言。
两天前，我们发布公开信，呼吁彻查事故。但两天过去了，事实真相并没有更加清晰，却有越来越多吁求真相的人被禁言。
我们希望以具有足够公信力的方式成立调查组，让真相告白天下。
三天前的事故，只是一个导火索，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南方周末编辑部被改撤稿件共1034篇。我们遭遇的是近一年来，报纸面临的无故审查、毙版、毙稿、被改写。
我们不惮于冒犯，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关系到新闻事业基本立场的问题。正因为问题之根本，我们必须做到直抒己见。我们的行为不是出于怨恨，而是出于人之为人所应有的尊严、责任和荣誉感。
我们依恃的是内心对正义、良知与爱的渴望。我们将不惧失去任何东西，除了我们自己的灵魂、与你们的信任；我们无意于赢得任何东西，除了证明我们问心无愧、与继续向你们证明的机会。
我们相信希望，而不是选择恐惧。
我们声明：
1、以具有足够公信力的方式成立调查组，彻底调查新年特刊出版事故流程及原因，并公开发布调查报告；
2、解禁和恢复所有因讨论此事被禁言的账号；
3、请勿以任何形式、任何手段，打击和控制讨论、参与此事件的各界人士；
4、我们保留进一步行动的权利。
南周编辑部
2013年1月5日14:10
在新年“错”词中读懂中国：南周的存亡，就是改革的存亡
多维新闻/1999年1月1日，一篇题为《阳光打在你的脸上》的新年献词，让《南方周末》——这份让人们“在这里读懂中国”的报纸走进了每个中国人的心里。而14后年的今天，同样是一篇新年献词，却让它站在了前所未有的争议浪峰。
“2000年前大禹治水”、“众志成‘诚’”、“历经半个多世纪共.产.党.人建国的苦难辉煌”……一段只有百来字的新年献词，有历史常识错误，有错别字，甚至还有文法错误。作为最具影响力的权威媒体之一的《南方周末》，会在作为重头戏的新年献词上，出现这种连初中水平的人都能分析出的低级错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而这样的低级错误，甚至让人们开始对其坚持“读懂中国”的价值核心和思想情怀的信心产生了动摇。
对于这场由新年献词引起的“南周风波”，有人给出了阴谋论的分析。以《南方周末》的水平不可能审校不出“2000年”那个常识性的错误，不能可能看不出“诚”字的错写，以及那些明显文理不通的漏洞。《南方周末》之所以原文照发，事后又在微博公开抗议，可能是有意要引发这场争论。只是，要引发怎样的争论，成为每个人心中最大的悬念。
仔细看过这段引发争议的新年献词，我们不难发现，除去那些显而易见的低级错误之外，整篇文章找不到一丝《南方周末》以往煽情有力的文风，其行文甚至给人一种“纪念碑体”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在我们看到去年新年献词中的“公民强大，社会才会强大”变成如今“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之后，愈加强烈；我们的困惑，也在业内知情人士做出关于献词被广东省宣传部勒令反复修改，宣传部长亲自操刀并违反编辑流程将错误频出的文字强加到报纸头版的爆料之后，逐渐演变为心灰意冷。
对于此事原委，或许我们不应妄作评判。真相不明之前，我们能做的也只有想象和猜测。按照阴谋论的分析继续下去，如果这场风波真是《南方周末》故意为之，那么它的目的，应该是引起大家对其连发表新年献词自主权都已失去的悲怆的关注。也可以说，这是国内仅存的良心媒体——《南方周末》在以一种无声的方式来抗议权力对其发言权的干涉。
一篇足够体现媒体良知和担当的新年献词被活生生的毙掉，而由一篇丝毫体现不出价值核心的低水平文章来强制代替。在新旧交替，新领导频频回应民意显示开放和善意之际，如此粗暴之举，不仅让我们无法感受到新一届政府开放新闻媒体的诚意，更是将长久以来不少官员利用权力凌驾媒体的内幕再次赤裸裸的暴露出来。而这，也无法不引起我们对未来中国新闻开放度愈加狭窄的担忧和焦虑。
也正是基于这种担忧和焦虑，有人发出了“南周的存亡，就是改革的存亡。封杀南周记者编辑微博，不仅是赤裸裸挑战言语自由，也是挑战国人忍耐的底线”的论调。个中语气或许过激，然而，这背后表达出的对于本应生而有之的言语自由的追求和向往却淋漓尽致。而在我们所有人对这起“南周风波”关注的目光背后，更多的也只是对于这个有着足够的温度和力度、良知和担当的媒体的守护。
我们为什么守护《南方周末》，因为我们可以“在这里读懂中国”；因为它“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因为它“站在民意的泥土上”；因为它“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更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放弃，因为我们爱得深沉”。
邓小平“不争论”难掩朝野纷争 中共与《南周》两败俱伤
多维新闻/2013年开年伊始，中国舆论即被《南方周末》新年贺词事件引爆。据《南方周末》工作人员称，该报以“宪政”为主题的新年贺词在已签版定样、编辑记者休假、完全不知情的状态下，遭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庹震命令，对新年特刊做出多处修改、撤换，导致报纸出现多处错误，并最终引起中国新闻业界的普遍反感。
据悉，“新年献词”是《南方周末》每年开年重头戏，多表达关怀社会、维护公义之意，因此该事件随后也在大陆网络上持续发酵，数十名在《南方周末》工作过的媒体从业者甚至在1月4日联署公开信，呼吁庹震承担责任，“引咎辞职”。公开信称，庹震曾经在《经济日报》社担任总编辑，在其任职期间，将一家本有希望在市场上一显身手的报纸，整到无声无息；其在新华社分管社办报刊期间，社办报刊风声鹤唳，万马齐喑。目前此事已经在中国大陆上遭到全面屏蔽，微博上包括“庹震”名字在内的相关词语也被设置为屏蔽词，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根据以往中共的操作手法，此事极有可能已然按照“不争论”的旧例走向“无声”。
中共对“喉舌”掌控不再得心应手
事实上《南方周末》作为中国大陆媒体中比较“敢言”的媒体，一直被认为遭受当局打压，而且陆媒遭受新闻审查甚至因此受到处理的事情也曾发生过多次。虽然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曾确定了以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决议，决定将文化产业作为国家战略并将发展成为国家支柱产业，但在决议发出的前后，先后发生了《新京报》、《京华时报》收归北京市政府管辖，广电总局对电视台下达限娱令、限广令以及由外资控股的新浪等门户网站基本不可能拿到传言已久的采访牌照的消息，《南方周末》在1998年由于报道湖南张君杀人案而被整肃的事情更是被业内人作为前车之鉴频频提及。
很多政治观察人士认为，在中共的传统媒体观中，毛泽东提出的“政治家办报”一直是最主要的方针，办报人要有党性，讲政治，是党的喉舌，是一个政治问题，一种“教导”或“驯化”民众的“治理术”。虽然也倡导“二为、双百”，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并不等同于西方观念中的“第四权力”概念以及媒体市场化、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等隶属“华盛顿协议”的内容。中共从战争年代开始就懂得如何很好的利用舆论宣传机器，这种现象也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80年代。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媒体观愈来愈多的被中国媒体从业者所接受，天然的向心力使得中共对于“喉舌”的操控不再得心应手。如2010年12月12日，《南方都市报》头版以“亚残运会开幕”为主题的图片，被海外媒体认为其实另藏含义。报道指，背景图以空凳子纪念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显然这已经超出了中共的容忍红线。
尤其是目前中国媒体的话语权正在不断增大，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为了迎合市场开始触碰政府底线时，而政府本能的产生抵触反应，却没有更好的调整措施，只能进行整肃、打压，因此，今天的中国的媒体界已经形成一种强烈的“对表意识”：对体制具有心领神会、闻风而动的本能，可以保证将每一点指示彻底贯彻到连当局都会惊讶的地步，今天很多的中国媒体已经学会如何在打“擦边球”后自觉回到传统轨道上了。
“不争论”被指过时
当然，除此之外，“不争论”也被认为是中共打压不同声音的原因之一。所谓“不争论”观点，是邓小平1992年在南巡时提出来的。由于当时一方面受到六四影响，另一方面极左思想也开始回潮，在这个情况下，邓小平为了中国社会搁置争议，“一心一意求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就提出“不争论”，以使得改革进一步推进。但是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已经渐渐丧失了了改革“红利”，一轮新的“中国该往何处去”的讨论应该开启。中国社会各方需要把各种不同看法提出来，有一个争论，有一个妥协，可能会取得某种程度的一致。
不过目前这种声音依然停留在民间，在官方的管理层面，仍旧延续着对于新闻言论的审查和继续“不争论”的态度。包括此前由“薄熙来事件”而引起的整个社会对于左右大讨论，即使稍微触及“红线”，也被管理部门进行屏蔽和封锁，禁止议题继续走向扩大化。
有熟悉中国媒体操作的人士表示，从目前态势来看，《南方周末》与广东宣传部之间的矛盾由于此事正式被摆上了台面，接下来整个事件或有可能沿着两个方向发展。首先是“南方系”有进一步动作。如《南方周末》编辑部联署正式的声明，“逼宫”广东宣传部，要求庹震辞职，官方给出说法，继而引发整个中国新闻界的抗议。如果事件如此发生，那这场抗议会有多大，是否会切实影响中国发展历程，要从届时中共处理方式和手段进行进一步观察。
第二种可能性则是由于中共对于网络声音的大范围屏蔽，“不争论”继续，事件也就渐渐平息，成为中国社会大讨论的一个插曲而已，甚至仅仅是一场“茶杯里的风波”。而且这种可能性极大，因为此前很多可能影响中国社会进程的事件，最终都是以这种方式结束。至于《南方周末》如何处理，庹震何去何从，新闻审查制度是否会继续，那将在事态平息，民众不再关注之时由中共做出进一步处置。不过该人士认为，如果此事是以这种方式结束，那《南方周末》现任的编辑记者或将陆陆续续的离开该媒体，至于庹震，即使能在广东继续执掌宣传部，也留下了不好的名声，工作也必然受到影响，最终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
各媒体独辟蹊径寻找出路
据一位熟悉中国媒体现状的专业人士介绍，在中共的思维里，想最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公益性媒体和商业性媒体共存、类似于“一国两制”的媒体市场局面，公益性媒体负责舆论引导，资金来源主要靠政府摊牌或者财政补贴。商业性媒体负责民众娱乐、生活需要，也是现在中共所倡导媒体改制的主体，最终目标是走向市场，实现“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自我积累 自我发展”。
目前公益性媒体主要是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四大党媒及其下属报纸，被认为是代表中共声音，立场偏左。而商业媒体除了各地的晚报、都市报，还有南方报系下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凤凰网以及网易等门户网站，他们一般被认为代表偏右的声音。不过这位专业人士也表示，这种分类方法并不科学，仅仅是一个感觉上的表述，因为迎合中国民族情绪的由原人民日报国际版改制而来的《环球时报》就是改制很成功的公益性报纸。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大陆媒体从业人士虽然都对目前政府有“收紧舆论”的迹象有所不满，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在近十年来，中共对于舆论还是有所放开的，媒体能够参与的事件尺度也越来越大。原因正是是基于中国政府目标即是建立一个“一国两制”的媒体市场，所以当它发现业界出现过于保守的时候，会适当放松舆论，同样，当媒体出现过度自由化的倾向时，也会通过行政手段收紧调控，正如现在这样。
舆论场：《南周》事件 微博成为最后的战场 各方暗战
多维新闻/由于前一日的集体遭噤声，普遍认为《南方周末》事件会销声匿迹，但5日突然署名“南周编辑部”的公开信在微博平台被诸多大V们疯狂转载。内容含四点：1，望成立调查组彻查；2，望解禁所有因讨论此事被禁言的账号；3，望勿以任何形式打击、控制讨论；4，保留进一步行动的权利。该声明的原文很快被删除。由此，新的一个高潮开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此公开信，就好比向官方发出的挑战书。而与此几乎同时进入公众视野的，是南方报业集团其他子报刊物的联署声援。其中包括《南方人物周刊》、《南都周刊》、《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不仅要求广东省委宣传部一把手庹震辞职的声音颇为热烈，而且对其所列“罪状”亦是力透纸背。联署直指，“广东省委宣传部庹震部长自上任以来，多次粗暴干涉、打压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各媒体的正常宣传报道和舆论监督，独创违背宪法和法律的事前审查制度。庹震部长的所作所为，与信息时代的历史潮流和执政党转变自身作风的努力格格不入，已经成为阻碍广东新闻媒体发展革新、应对新媒体时代挑战的最大绊脚石。”
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被问及南周事件，不知是新人没经验还是怎样，一张娃娃脸的华春莹坦言，“中国不存在新闻审查制度”这一回答成了众矢之的。别说多数人都不信，就在一天前，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社评《有必要冷静思考事件》还明明写着“官方的新闻审查是中国当前媒体生态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此的矛盾，那么是谁更加官方，谁表上意呢？而有趣的是，《环球时报》的这篇社评又草草被撤稿，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不小心透露了中国有新闻审查的媒体生态？就连华春莹就南周事件的回答也未在外交部官方网站上呈现，这又是为什么呢？留下了太多遐想空间。
最后战场也成雷区
值得注意的是，自南周事发之后，纵然中国大陆媒体界风起云涌，但都是台下的，各大门户网站及报刊，集体有意识地避开了此事。不得不感叹，或许再多的声讨者、再大的战斗力也终敌不过一纸禁令。微博平台称为了唯一的、最后的战场。而随着南周事件的持续发酵，微博这一战场也成了雷区。截至多维新闻发稿前，新浪、腾讯等微博平台还是对“南周”、“南方周末”、“庹震”等语词限制搜索和强行屏蔽。诸多围绕南周事件所发的评论和观点，均只能采取含沙射影的做法才能免遭删帖厄运。
梳理一番，令众多大V们和民间意见领袖耿耿于怀的最大肇因，非庹震越俎代庖篡改莫属，紧随其后的，便是官方始终如一的媒体管控。知名网络作家@慕容雪村4日在其个人认证微博上写道，“为保卫一坨屎（网民对庹震的称呼），有关部门已经相继封杀了浦志强、徐昕、周泽等一大批敢言之士，相信还会有更多的人死在这前仆后继的路上，通过此役，有关部门成功地树立了‘特别能战斗、特别敢逆天、特别不怕犯举国之怒’的新形象。让希望者失望，让失望者绝望，让绝望者怒火万丈。岁时深寒，让我们一起翘望雪融花开。”
对此，曾多次在群体性事件中直接对抗中央的意见领袖且颇具号召力的网络博主李承鹏也按耐不住，通过个人认证微博连发4条微博，直言不讳地表示“力挺南周”，并将庹震部长之举以“如此令人震惊”聊表不解之意。
接着，这位拥有近660万微博粉丝的大V引用了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来表达对压制新闻出版自由及观点表达的不满。最后不惜直接向庹震喊话——“我信你能修改别人写给新年的献词，我不信你能修改别人写给你的悼词。”
诸如此类借微博这一最后的战场力挺《南方周末》的声音不绝如缕，相反地，借此契机挞伐南周者亦不乏其人。不过，后者对南周的指责和批驳，透露着一股浓郁的“宿敌”和伺机报仇意味。如左派代表、《乌有之乡》创办者之一的@张宏良4日在微博中以“南方系、法律党是怎么成为流氓的”为开头写道，“当他们批判政府是反对自由民主的专制集权时，会赢得老百姓的拥护而忽略其汉奸立场；可是，当他们享受着政府提供的高官厚禄而大骂被政府封杀的右翼人士反对自由民主时，当他们在作品首发式上大骂作品被封杀的左翼人士是专制走狗时，在人民群众眼里就变成了无耻流氓。”
如此表述还未能消除这位左派意见领袖对南周的不满，次日，张宏良不惜将“屎盆子”直接扣向了中国整个右派。“中国右派已经知道自己失去了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不可能在国内发起抗议活动，只能投靠美国，在西方国家发起抗议活动，利用中国‘官怕洋人’的怪圈，向中国施加压力。只是这样一来，中国右派便会越来越更加投靠洋人，越来越更加与中国人民不共戴天。”
同样作为左派代表的吴法天，也在微博上表达了对南周的愤慨。“有这样一份报纸，它虽然是省宣管的党报，但曾经让读者清风拂面甘之如饴。但不知从几时起，它剑走偏锋，语不惊人死不休，甚至不惜人身攻击和造谣。它号称言论自由，却成为右派公知们的一言堂，不能容忍异见；它号称追求新闻理想，却日益堕落为某些利益集团的舆论工具。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南周！”
因南周风波失分不值得
左派出位言词是被压制已久的一次爆发，还是意在借由南周事件收揽民意，在轰轰烈烈的微博战场上已经很难一句道破。然而，就在挺南周派与倒南周派在微博上你一拳我一脚地大展身手之际，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继呼吁《南方周末》冷静思考后，再次应时应景地对活跃于微博平台的公知们指手画脚。该报5日在题为《微博活跃者也应谦逊，莫高估了自己》社评中，虽然未提及言明“南周事件”，但鉴于近几日微博最热门话题非南周事件莫属，所以胡锡进欲露还休的做法，多少透露着面对中国当前舆论管制的无奈之感。
该文写道，“我们看到有些微博名人的谦逊和自我克制，但也有一些活跃人士表现得正相反。后一类人不仅把自己当成互联网上的意见领袖，而且以理所应当的全社会意见领袖自居。他们不仅表达意见，而且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国家必须接受的。接受他们的意见就是民主，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就是不民主。”此外，在将官方和微博活跃着各打五十大板之后，该报提出了折中的意见——“一方面，国家要重视社会所有意见，包括微博上的意见。与此同时，微博活跃人士不应高估自己对社会意见的代表能力，尤其不应高估在推动中国前进的合力中自己所处的位置。”就此，南周事件的最后一处战场，也被胡锡进打入“冷宫”。
值得一提的是，与《南方周末》一母同胞的《南方都市报》，也采取了类似于《环球时报》的做法，来间接表达自己对当前舆论生态的意见和建议。
该报5日发表题为《让无声者有声，让有声者多元》的社评，虽则以“人民日报推出评论版”为由头切入，但却因选用标题嫁接自南周1998年的新年贺词“让无力者有力，让悲痛者前行”一文，且正文部分多处意有所指，所以不免令人浮想联翩。比如文中写道，“媒体要保持生命力，必须摆脱过去那种简单粗暴的代言人角色，只有体恤不同阶层的处境，还原社会真实的意见构成，让无声者有声，让‘异质’者脱敏，才能构建公信力，才能有助于社会的进步。”同时在结尾处发出寄语：“我们期待，在开放包容的中国，无论是人民日报这样的党报还是为数众多的市场化媒体，都能够共享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能够共有一个更加宽容的平台。”
不过，不管是南方系的抗争，还是官方的噤声、左右派意见领袖在微博“战场”上的厮打，抑或是环球、南都“打擦边球”之策，都只是南周事件中的一个小小环节。更大的问题和集体焦虑在于，人们开始因此事对盛嚣一时的习李新政产生了反诘和质疑。不难想象，如果诸如此类的事件持续累加，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新政美好图景，会否随之发生裂变，也就不再仅仅是一句危言耸听了。
炎黄春秋临时恢复上线 新华视点两篇短评被指是暗批庹震
rfi/此前被封的《炎黄春秋》杂志网站周六（1月5日）已用一个临时网站暂时恢复上线。本台今天登录炎黄春秋网查询，证实确实可以正常登入浏览。该网站主编向财新网表示，将尽快拿到被收回的炎黄春秋网备案号，早日恢复营运。
《南方周末》新年献词被修改和《炎黄春秋》杂志网站被封两大事件引发舆论的热议。就此中国著名媒体人，曾经在南方报系工作10年的长平接受本台记者林兰的专访表示 ：
“这两个事情当然是有联系的。都是在维稳体制延续的情况下对媒体的打压，直接原因二者相同的一点就是：都在提倡宪政。炎黄春秋组织召开了一些讨论会，同时他们的新年献词和南方周末原来准备的新年献词一样，都是呼吁行政以宪法为基准，一步步走到宪政主义的道路上来。这是一种对“新政”的幻想、或者说是一种期待。
其实对“新政”的期待，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过分，也不先进。很大程度上还是沿袭了中国过去专制社会的传统。在过去两千年的历史当中，新皇上任通常都有一个休生养息的过程，出台一些有利于民生的政策，这是专制的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上台，至少到现在为止，可能连过去的皇帝还不如。
从这两个媒体的遭遇看，显然，至少到目前为止，“新政”的表现是非常糟糕的，没有任何改革的意愿和行动。”
有人从北京寄宪法给庹震
据中央社报道，有人把整本中国宪法寄给抽换南方周末稿件的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而新华社微博的2篇短评，则被认为是暗批官方的处理态度。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及新领导班子上任，即高唱“反贪腐”及“改作风”，并采取一些新作法，1个多月来引起中国大陆内外不少讨论，也给外界一定程度的耳目一新之感；但上述2起事件发生后，各界顿时对习近平的新举措产生怀疑。自称“朱晓晓朱”的中国大陆媒体人昨天在新浪微博发文并附上照片表示，他把一本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北京东单邮寄到广州的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收件人正是庹震。
“朱晓晓朱”还在他寄送的中国宪法内页，写上“赠庹部长：认真学习宪法、做好人民公仆”的字样，文末则署名“朱晓晓朱，2013年1月4日”，讽刺意味十分浓厚。
新华社微博暗批?
另外，新华社官方微博之一的“新华视点”，昨晚先后出现2篇短评，内容均引述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昨天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提出的“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但对这句话的解释，被不少中国大陆网友认为是暗批官方对这2起事件的处理态度。
其中1篇指出，这是“中央最新要求，也是大众心声”，但“无视问题、回避问题、压制问题”成为不少官员的管理惯性，“个别官员甚至还在制造问题，对这样的作风要坚决亮起红灯”。“多研究问题，少言不及义，就是中国最需要的正能量。”
另1篇则说，曾几何时，一些领导干部不敢直接面对、害怕甚至掩盖问题，不善于发现、研究和回答问题，“或搞一言堂，不允许百姓提出问题、表达不同声音”。纸包不住火，问题一拖再拖终归不是办法，甚或“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社会各界力挺联署护宪去庹：庹震绞杀言论堪比薄王治渝
凤凰网博客/末世未亡，现世再传劣迹。二零一三年初，《南方周末》刊发新年纪念特刊，全部付型版样已经审定，记者编辑休假。在编辑部不知情的情况下，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庹震妄动私念，狠删既定版面，篡改新年献词，并指令私添错误百出之特刊按语，铸成南周献词事件。
南周苦审查久矣。然而特刊选题经庹震审核批准，成稿按指令或删减或抽掉，付印大样也历经内外查验。概言之，庹震篡改之前，南周特刊无一字不经审验，审查意志贯彻始终。究庹震所为，假借审查官之外衣做掩护，但僭越办报流程之实不能欺瞒。
南周新年献词本有传统，用词立意皆成新篇，每每为时人传诵与钦佩。而庹震侵犯审查与新闻边界，不惮涂抹献词，格式化中国梦想，染指南周珍宝而谄媚上意，令人憎恶。其大禹治水之按语，用典、历史皆错，更有错别字贻笑坊间，颟顸之态徒增笑料。
大陆办报，制度环境早已众所周知，而天网般之事前审查制，则为庹震独创。南周及至广东媒体，皆不能幸免。虽然新闻无法，唯望宣传官员与媒体恪守界限，互有敬畏，始成舆论机关之职责与气象。南周非为私产，庹震待之如私物玩偶，阴狠跋扈，媒体人郁积在此，痛恨尤甚，今日诉诸全国读者。
新闻审查，如鲠在喉，传媒以委屈之态百般腾挪。庹氏入粤不足一年，奉行文阀大棒政治，视管理如绞杀，广东新闻界万马齐喑与薄王治下之当年重庆新闻界毫无二致。庹震之所以屡屡得逞，乃玩弄部长权柄，自相私授独裁独断于粤省。其褫夺新闻编辑权，视新闻界如无物，岂非欺岭南及中国无人哉？
南周蒙尘，亦非南周一家之损失。南方报业与中国改革风潮亦步亦趋。南方进，则中国进，南方败，则中国败。庹震毁版销报，腐蚀改革魂魄，非仅为吞并文字也。此一风向标亦可用于南方政系，想必也为改革世代所认可。此吾辈竭力告读者诸君又一也。
爆发南周献词风波之后，庹震四处周旋，勒令删除记者及南周编辑部微博，更呵斥南方新闻界噤声。借助公权收拾其私欲营造之残局，庹氏未能吓倒新闻界。各界民众齐声驱庹，早已不限于南周读者圈。祈望读者南北、内外，同声呼应，亦可略告慰于天下。
庹震破坏之事，壅塞于途。此人之于新闻界，早已与强梁无异。其钳制舆论，野蛮无教养之作态，更无益于国家，亦以执政党名义献丑于世界，于情于势于理，再难当省宣高位。庹祸不除，新闻界无新闻，所谓刷新政治，徒托空言。望天下读者以真名实姓周知附议，勉力成就。
愿意参与附署者，请把名字和身份、所在城市发到如下任一邮箱：
联署邮箱：[email protected]
北外教授展江：《南周》事件 国家领导人可能也很生气
IBTimes/中国知名媒体《南方周末》的新年特刊，受到省委宣传部门的压力而修改所引发的事件，引发了中国民间的普遍反弹，并形成2013年的第一次公共事件。对于该事件，美国《华盛顿邮报》、美联社、英国《金融时报》、法国国际广播集团（RFI）等外国媒体也纷纷集体关注。
中国知名媒体《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在编辑部成员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篡改并造成多处史实与文法错误。
对此，记者专访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
展江对《南方周末》新年献词遭篡改事件也表示强烈不满。”中国刚换了新的领导人，前一段时间的一系列事件，比如领导人私人生活的公开等等，都显示出一派新气象，公众都满心期待着，我们国家可以有一个更加宽松和开放的空间，不论是在媒体自由还是政治改革方面，但是南方周末这件事一出，一下子将公众的信心打入谷底。”展江说，此次对南周的干涉与中国政府宣称没有新闻审查的言论相悖，”这显然是告诉国际社会，中国食言了。”
展江分析说，《南方周末》是一个拥有传统优势的媒体，它所刊发的文字代表着中国言论的标杆。对于这次事件，我只能说，广州的这位宣传部负责人还是个”新同志”，他的这次篡改行为应该和中国最高领导人没有关系，可能只是他个人行为。我猜想，国家领导人可能对此也非常生气。
展江表示：现在，公众对此事件进行激烈争论是不是会带来什么影响还很难说，如果只是公众自己炒得很热，那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关键还要看高层领导如何看待此事。如果领导能够以此为契机，在媒体自由方面做出一些改革，那才是一大进步。
展江说：”中国一直在讲人权，讲民主，我倒觉得，中国还谈不上民主。”展江把公众所谓的“民主”称之为自由和法制。他认为民主代表着可以自由参与选举，这在中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比如最近缅甸开放报禁，媒体就认为是缅甸改革迈出的一大步，展江说：”在我看来，媒体不用把缅甸提的那么高。缅甸在19世纪60年代，当时的国王就曾颁布命令，媒体可以批评国家和政府。而且，缅甸之前在英联邦的统治之下，受到了很多有关民主自由的熏陶。现在缅甸解除报禁，只不过是改革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已。”
展江说，缅甸虽然是个小国，但是它并不贫穷也不落后。相反，缅甸在几十年前所发生的变化可能我国在未来才会慢慢实现。现在，拿我国和缅甸或者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比较，都没有任何意义。
如今，中国正在一点点的放开，中国能够一步步的转变观念已经非常不容易，我们应该积极地看待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在未来，中国应该落实新闻立法，并制定出确切的改革方针和政策，中国能在未来5-10年内落实立法就是很大的进步。
《南周》事件主角庹震被指为党制造敌人 迫使政治“摊牌”
多维新闻/对于理应直接表达人民心声的新闻媒体，实行严格的审查和监控，对微博新媒体更是高度防范，随时封号噤声，剥夺公民的言论权。这些制度和做法看起来是在巩固和强化执政党的统治地位，实际上恰恰是在加剧执政党和人民之间的对立，消解人民对执政党的信任，动摇执政党的执政基础。
在目前的执政格局和司法环境中，执政党不可能有真正的敌人，至少不会有公开反对它的敌人。那些从外地涌到北京来的上访者，在他们被截访者强行送回他们家乡之前，他们都是抱着对执政党最高机关的充分信任来寻求他们在地方上难以寻求到的公道，正是基于这种持之不悔的信任，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徒劳奔波在家乡和北京的往返途中。知识阶层一样，在他们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和无数次希望的破灭之后，他们依旧固执地相信新的希望就在新的领导人那里。最近，公共领域的主要话题，都是围绕着对“新政”的期待而展开，从官媒上已经公开披露出来的改革信息中重新汲取信心。这个周而复始的过程被以往的历史曾经多次证明是一个无法兑现的过程，但是，知识阶层宁愿选择相信，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只有和执政党的合作，服从它制定的规则，才是生存的前提，也是改革的前提。
正是社会各界，从农民到市民到访民到大学教授到新闻记者到企业老板，都普遍认识到了，执政党的执政地位现在还不可动摇，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执政党来清理它自身的腐败，恢复社会的起码公道，保持国家治理的正常秩序，这样的信任是何等难得？早在1958年，彭德怀就由衷地感慨过，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太好了，要不早就上街了。正是因为有了人民这样的信任，执政党稳定执政六十余年，即使酿出文革动乱，人民依然无怨无悔，将国家继续交予它来治理。历代历朝在前，列祖列宗在上，历史上何曾有过这么听话的人民？这是执政党之幸？是民族之福？
近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家财富大幅膨胀，经济总量位居世界老二，全民本应普天同庆，为何反而不听话了？到处都是“刁民”和访民，群体性事件不断，维权抗争不惜流血牺牲，民间怨声载道，物议汹涌，善良忠厚的中国人民看起来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谁都清楚，执政党内部腐败严重，滥用公权，不讲信用，破坏法治，权钱交易，分配不公，肆意消耗人民信任。如果真有人民选举制度，执政党还能继续执政？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执政党才能避免已经觉察到的亡党亡国的危险。
在执政党的关键时刻，社会各界依旧保持着最大的善意和理性，他们没有采取和执政党为敌的立场，充分认识到在现阶段必须依靠执政党的领导，通过深化改革的方式，解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根本弊端，最后在宪政民主的轨道中完成中国政治转型，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法治和富强的中国。为此，知识界积极配合执政党十八大精神的贯彻和落实，通过各种方式，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设身处地地站在执政党的立场来思考改革路径，推动社会和解和共识。例如，许多学者提出了贪官有条件赦免、官员财产有限公开、历史的真相与和解、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实现司法独立、进一步开放言论等一系列积极稳妥的改革建议，这些建议充分考虑到了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和它现阶段能够改革的约束条件，愿意在执政党的领导下，积极稳步推进改革。应当说，这是“新政”得以实现的良好社会条件，执政党理应珍惜。
然而，在执政党没有敌人的情况下，有人却在蓄意为执政党制造敌人，刻意在执政党和人民之间培养对立情绪，不惜扩大事端，激化原有的矛盾冲突，肆意破坏十八大闭幕以来所形成的祥和气氛，迫使政治迅速进入“摊牌”状态。
此次“南周新年献词事件”，可谓典型案例，值得剖析，应当警惕。
（…此处有删节…）一篇新年献词，出现重大历史知识错误，并非不可原谅，不可原谅的是，这个部长甫一到任，即以超常手段围追堵截媒体，把他以前做死经济日报的经验均用到南周类这样的报刊，其所作所为，完全是马克思所批评的那样，以“警察手段”来对待报刊，动辄以撤职、撤版、开除、停用等不正当手段相威胁。这回看起来是越俎代庖、越级越线、直接操刀干预报纸具体写作和出版，实质是肆无忌惮地破坏新闻自由的底线，让新闻人忍无可忍，惟有辞职不干。而你不干，正中他的下怀，他就是明目张胆地依靠这种恶性手段，强行打造劣币驱逐良币机制，最后形成万马齐喑局面，让全社会只能发出一个声音。
其次，部长之所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改革前沿广东对一直秉于讲真话的南周痛下杀手，是携这些年来极左思潮泛滥之勇，尽显张春桥姚文元等文痞之本色，以日丹诺夫式的意识形态管制为宗本，罔顾时代变迁和人类思想进步，完全是在开历史倒车。（…此处有删节…）在现行的新闻制度下，党管新闻，党管报纸，已成惯例，但是，管到部长这样的程度，不说全国，至少在广东前所未有。广东办报，素有传统，几届党委均有默契，非放任不管，在大政方针下，总是要给报纸一点权力、一许空间、一些自由；哪怕稍有出格，无碍大局，睁眼闭眼；实在不行，事后交份检讨也就了事。这对维持改革大局，维护地方开放，显示领导开明，均是好事，何乐不为？而现在这个部长，全然不顾广东新闻传统和政治生态，不给媒体任何空间和权力，只能做传声筒，这不是在做官逼民反的蠢事吗？是不是要把广东的所有报纸都办成经济日报才罢休？
第三，在新任总书记刚刚完成新的南巡之后，社会普遍对改革抱有良好预期，全国各类媒体均有新的气象，包括人民日报这样的党报，不时发表鼓吹改革的言论，这是明智之举。有些改革的举措现在暂时做不了，但不妨先说起来，先把劲鼓起来，先营造出改革的舆论环境，为下一步实际行动创造条件。南周原准备发表的新年献词《中国梦，宪政梦》，题目好，内容更好，讲的都是十八大讲过的话，也是新的总书记在纪念宪法颁布三十周年时讲过的话。这些话，何错之有？为什么要被替换？难道党的宣传部长就是如此畏惧宪法实施？有人评论说，这不是献词之争，是改革之争。我看是说出了这个事件的要害所在。社会各界之所以千夫所指，同仇敌忾，一致谴责部长的所作所为，就是因为部长代表的是反改革反宪法的路线。这是一条真正的邪路，任何有良知有正义的人，都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它。
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是执政党的光荣传统，根据这个传统，执政党历来强调化敌为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何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却把这个传统丢的一干二净？现在不是化敌为友，而是化友为敌，是不惜一切代价地制造敌人。对社会上的不同意见，尤其是批评意见，一律视为敌对势力或异己势力，必欲去之而后快。对人民群众合法正当的要求，不是正确对待合理处置，而是用各种维稳方式强制打压。对于理应直接表达人民心声的新闻媒体，实行严格的审查和监控，对微博新媒体更是高度防范，随时封号噤声，剥夺公民的言论权。这些制度和做法看起来是在巩固和强化执政党的统治地位，实际上恰恰是在加剧执政党和人民之间的对立，消解人民对执政党的信任，动摇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像薄熙来、王立军这些曾经的执政党高官和现在广东的这个部长，他们在台上的每一天，都在为执政党制造出它的敌人，如果不加控制的话，他们是执政党所奠定的制度的真正掘墓人。
美媒：《南周》公开抗议是对北京摊牌 要高层就改革表态
美国之音北京（美联社）——一些中国新闻从业人员罕见地公开对抗一名高级审查者，此前一家以尖锐报道闻名的南方报纸被迫将其呼吁政治改革的新年献词改写对共产党的颂歌。
周四，广东省《南方周末》的60名记者因稿件在最后一刻被改而发表公开信，他们称，对稿件的改动没有得到编辑部同意。
周五，由该报35名前记者组成的另一批人更进一步，要求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辞职，他们称，庹震对稿件的改动负有个人责任。他们还表示，强大且可信的媒体对国家乃至执政党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媒体失去公信力和影响力，请问，执政党靠什么来发声？靠什么说服人民？”他们在公开信中写道。
中共机关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文还击，为政府辩护。该报社评称，媒体无法脱离国家政治现实而单独、浪漫地存在。这场口水战已在中国人气颇高的微博网站——新浪微博上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另一家显然受到中国审查机构压力的媒体是总部位于北京、支持改革的《炎黄春秋》杂志。周五，在中国大陆已经无法访问《炎黄春秋》的网站。该刊经常挑战审查制度，近日发表新年献词提倡政治改革。
《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称，周一，工信部在没有给出任何理由的情况下，下令关停该杂志的网站。周五，该刊工作人员发现网站已在中国被封。
近年来，中国媒体在某些类型的报道上越来越自由放任，比如对名人和体育明星的耸人听闻的报道。然而，对政治问题的审查依然很严格（尽管政府官员通常声称不存在任何审查），这些限制日趋招致新闻采编人员和公众的公开批评。
引发最新对峙的是周四《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事件。该报每年发表的新年献词以大胆闻名，已成为受欢迎和具有影响力的传统。
2013年新年献词的主题本来是宪政。原稿呼吁民主、自由和遵守宪法（提到1982年版宪法中有关司法独立和法治的承诺）。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一直因为惧怕其对权力的垄断受到削弱而不愿兑现那些诺言。
“中国梦本应就是宪政梦，”原稿是这么写的，依据是网上广为传播的版本，并经作者、该报编辑之一戴志勇在电话采访中证实。
这个版本后来受到淡化处理，作为该报纸与上级主管部门寻常审查流程的一部分，这个流程一部分是自我审查，一部分是与共产党审查者磋商。《南方周末》的采编人员称，之后，在发表前一晚，在一线记者和编辑不知情的情况下，该文遭到进一步淡化。
最后发表的版本称，在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近了。
新闻采编人员反对的，不仅仅是对文本的改动，还包括对标题和设计的修改。他们称，在一段明显是被审查者硬塞进报纸头版的话里，出现了一个涉及中国民间历史的重大错误：把4000年前的大禹治水故事说成2000年前。
周五，广东省委宣传部办公室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南方周末》前记者在要求庹震辞职的信中称，他给广东媒体业带来了30年来最黑暗的时期，广东向来拥有中国最大胆的媒体。
在上海的独立媒体观察人士赵楚称，这次干预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北京的拍板。党依然急于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南方周末》这个中国媒体理想的标志，已在党控制舆论的努力中成为一个靶子。
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学教授展江在自己的微博上写到，党对《南方周末》的明显干预，与中国政府宣称没有新闻审查的言论相悖。
“这显然是告诉国际社会，中国食言了，”他说。
周五，当外交部女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这一问题时，她说她不了解事情的具体情况，但补充说，“中国不存在所谓新闻审查制度，中国政府依法保护新闻自由，也充分发挥了新闻媒体和公民的舆论监督作用。”
香港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hina Media Project)的研究员班志远(David Bandurski)称，中国政府通常通过指导来控制媒体，审查并不以红墨水的形式进行，而是通过宣传部门官员和编辑之间的磋商来完成。《南方周末》事件中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宣传官员明显越权代行编辑之职。
“这种不告知编辑的干预行为，很严重，也很让人担心，”班志远称。
班志远称，判断这是一起孤立事件还是显示什么趋势还为时尚早，《南方周末》前记者的公开信就是向北京叫板，要求高层表态。
“这封信是在说，摊牌吧，告诉我们你们对于开放究竟采取什么立场，”班志远说。
《南周事件》凸显中国知识分子特点：爱用观念来裁剪现实
沙鸥 撰文
媒体为“公器”，如同旅馆，那就让不同的人在你旅馆的床上做不同的梦吧，《南方周末》要实现自己的梦想，不如大大方方的承认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作为官员供稿的正当性，给庹震付稿费。
官方和南方周末报社要做不同的“中国梦”，居然做出一场轩然大波，这是发生在中国的一个黑色幽默。
我当然知道，南周的编辑们和其粉丝们怒愤填膺的原因何在：维护媒体说话的自由，或者说，做不同梦的自由。官方说中国“没有新闻审查制度”是在说梦话，倒还是环球时报那篇不伦不类的社论更老实些。不管如何，不同的人要做不同的梦，你都要来管一管，而且还硬生生的把你的梦塞进我的脑袋，岂有此理？难怪南周们要生气。
平心而论，网传南周那篇由某个编辑所写的社论实在不咋的，除了题目《中国梦，宪政梦》有点生猛，文章内容基本上属于喊口号的黑板报水平，可见这么个大题目实在超出了那个小编的能力范围，就文笔而言，还真比不上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大人修改后的“梦”来得结棍。在我印象中，这是“党八股”第一次在文才上战胜“公知体”，这实在很让人纠结。南周其他的主笔都躲哪儿做梦去了？
由此引申出一个问题，庹震论述官方版的“中国梦”，为什么事先不向南周毛遂自荐，而非要在事后越徂代庖来这么一出？或者说，既然庹震与本报编辑的文才有高下之别，南周能否主动请庹震来说说“中国梦”是咋回事呢？
一种可能性是，南周作为宣扬“普世价值”的标杆阵地，与庹大人“道不同，不相为谋”，庹震的梦哪怕再妙笔生花，南周也是不愿登的。这类江湖规则，地球人都知道，也有无数左派学者的非议为证，同理，你要“乌有之乡”来做“普世价值”的梦，难度也基本上大过拉骆驼穿针眼。新君上台，现在各类媒体都在说建立“共识”的梦想，这无非是某派招安另一派而抛的一个媚眼，因为前提是你梦得向我梦靠拢。至于说媒体为“公器”，那就要看“公器”的梦是怎么做了。
另一种可能性是，庹震作为副部级的高官，管的就是南周一类的媒体物事，奉行“我的梦就是你的梦”的天下为我思想，如今自以为有上令在手，想咋就咋的，还用的着事先跟你商量？咱不图你那个稿费！结果引发一段公案，明明颇有文才，却被视为作恶多端的文霸，被称为“一坨”不说，还被愤怒的南周粉丝们掘地三尺，人肉出种种贪腐不法情事，最具杀伤力的说法是其曾对今上有大不敬言论，中国的网民实际上是很有政治才能的，深谙权斗者的痛处，非让庹大人的官梦做到尽头不可。由此可见，权力的傲慢粗暴不但伤害别人，更伤害自己，“官僚主义害死人”。
我的看法，这两者可能性都有。前者是众多南周及粉丝们不便启齿的原因，庹震所修改的社论如果说的是“普世价值”的梦，就不会是这个结果，而只能是某个美谈，一段“庹大人巧修社论”的佳话必然面世；后者是南周及粉丝们发难的口实，权力之面本来就生硬刻板，现今众人理正辞严，有各种现代性理论来背书，集体围殴而痛快难言，打的是庹大人的屁股，伤的是体制那60几年不变的老脸。
我称之为“不幸”，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种种政治梦代代相传，不食人间烟火久矣，总是喜欢用观念来裁剪现实，从而一厢情愿而没有尽头，60年前的历史就不说了，10年前胡温上台，同样被冠以“新政”之名，10年后却个个落得副祥林嫂模样；10年后，新君上台稍一动作，“习李新政”又喊得泪流满面。二是中国知识分子往往脆弱得像个没断奶的娃娃，现实情势稍有变动，立刻梦酣梦碎，一惊一咋，回味出无穷的悲喜情状，至少在公众面前如此。
另一种更大的不幸在于，如果上述关于“新政”的解读确有其事，那么南周“被社论”事件的发生说明体制的僵硬惯性一至如斯。你有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我有小家安康的“家园梦”，有何不可？你如以为别人意图以“宪政梦”来与你争夺政治话语权，也没必要如此简单粗暴，这岂不说明你的“中国梦”同样脆弱如瓷瓶？草木皆兵，自恐自吓；自己累死，民间遭殃。对官方来说，自信确实比黄金更重要。
以我这井底之蛙的见识，历史循环，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官方和反对者的脑袋。中国的进步在于一点一滴的细微改变，在于“润物细无声”，在于慢慢的把贪官的手从自己口袋中拿走，在于让街头上各种无奈无助表情逐渐减少，在于现实生活中已有的一切不凭空消失，在于你得让我做与你不同的梦。
任何政治上的戏剧性改变并不适合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至少对我这样的普通人而言。不管是谁，你要说你所设计的种种“梦”美如天堂，你首先得告诉我，历史上种种关于人类社会的美好设计经常从梦想走向它的反面是怎么回事，一个叫“理性陷阱”的思想命题是怎么回事。
中国人往往闹不明白，现实的进步和缺陷往往是难以言表的，能够评述的进步和缺陷往往已成为过去，成为历史。因为不明白，所以大家老是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于是翻来覆去的烙烧饼，以至于建设是为了可以痛快的破坏，最后一无所有。因此，在历史和现实面前，大家最好都谦卑些，承认自己的局限。我们需要的是日常生活剧目因不断积累而慢慢变好，而不是让我的生活为你眼中史诗般宏大的历史梦想剧背书。
最后，我想对南方周末说，媒体为“公器”，如同旅馆，那就让不同的人在你旅馆的床上做不同的梦吧，你要实现你的梦想，与其口水纷飞，不如大大方方的承认庹震作为官员给你供稿的正当性，给庹震付稿费。同时，我想对官方说，与其用整个体制的合法性来为某个官员的粗暴行为背书，不如堂堂正正的让该官员以个人身份在媒体上说说你们的“中国梦”是咋回事，从而让大家的“中国梦”做得更和谐些，皆大欢喜的不是？
《南方周末》事件中国左右两派观点两极 开放报禁有共识
RFI/在中国互联网上沸沸扬扬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虽然传统媒体基本保持沉默，在互联网上却引起了国家主义者与自由派的激烈争执。《南方周末》从上个世纪末到2000初，是中国大陆影响最大的新闻周报，也是自由派思想启蒙的重镇，影响力波及极广。在偏远省份的基层政府采访时，许多基层公务员可能对《南方都市报》、《财经》等并不了解，但都曾是《南方周末》的读者。
因此，此次《南方周末》与宣传官员庹震这次冲突事件后，网络上知识分子、媒体人和新闻学生的支持声音此起彼伏。
官方宣传机器则开动灭火，禁言南方周末支持者的微博，通过宣传体系下达禁令，切断媒体同行的介入。
例如杭州日报集团就发文，对近日网上热议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本报所有员工一律不参与网上发起的签名行动，对该事件不围观、不评论、不转发，相信上级部门会妥善处理。
之前，南方报业内部也有类似的禁令下达。
胡温时代中后期，中国知识界分化加速，对《南方周末》的今不如昔等批评愈演愈烈，但此次南周事件中，仍有许多《南方周末》的批评者站出来支持南周的抗争。
媒体人李思磐就说，“发现有许多愿意支持南方的人已对南方不满很久。这些貌似不同调或苛刻的声音很可贵；这危难时也是南方人放开怀抱体验复调的新闻自由的时刻。”
中国知识界的极左翼，以拥薄复毛为目标的国家主义者，则对《南方周末》有更严苛的批判，评论作者司马平邦的观点就是其代表。
司马平邦在其关于此事的评论文章中，将此事解读为，《南方周末》涉嫌有意“反动“歪解，更涉嫌利用官办媒体身份传播与《中共党章》完全相悖的政治价值观。
他认为，周末的年终献词在被广东省委宣传部负责任政治官员庹震及时纠正（删改）后，相关人员及势力在互联网上挑动民意，妄解真相;而庹震则是敢于坚持职责，忠诚使命，应尽快“加官进爵”。
司马平邦说；南方周末已经从一个靠中共宣传经费起家的全资党媒，直接变成为海外颠覆中国现政权企图忠诚效力的赤裸裸“反党、卖国”。
他呼吁，官方赶紧把“南方周末”的刊号收回，销毁。
司马平邦呼吁中共，在现存官办政治属性媒体（如新华系、人民系和诸省党报系等）从业者中搞一次彻底的政治价值观、个人财产及经济往来情况的检查，把不合格的党媒从业者坚决清除，缩小党媒规模，纯洁党媒队伍（更宜在此时机之上开始全面整党）。
司马平邦又说，“对那些热爱新闻事业且又怀抱不同价值观的原党媒从业者，宜允许、鼓励其转投其它所有制形式媒体，甚至可以成火车皮地批发到海外媒体去。”
让体制的归体制，市场的归市场，且放开报刊市场，至少让中国国内的诸种资本可以自由投资（其实杂志业现状已然如此），赔赚都算自己的。
虽然不能赞同他对南方周末的“卖国”的攻击，但司马平邦的“体制归体制市场归市场，放开报刊”建议获得了自由派们的赞成。“有了这条，党报如何恶心无所谓。”
东方卫视：《南周》献词的知识错误背后是社会言权受挫
东方卫视 作者：赵楚
《南方周末》新年献词知识错误事件正在演化为2013年度第一宗重大公共事件。不少国内媒体和外媒都报道了该文中有关大禹治水年代的知识错误，以及对成语等知识的误用。在这些知识错误背后，则牵涉到当代对媒体生存状况和媒体管控的痛切感知。由此引发的大规模网络热议其实是一种悲愤的抗议和绝望的抗争。这是此次事件最值得注意之处。
《南方周末》是当代中国媒体里伴随改革开放社会进程而崛起的新闻业重镇，由于其首开大规模深度调查性报道的先例，不仅对30余年来的社会变革有很大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一代代编辑和记者的努力，这份报纸培养了开花散脉的无数具有专业主义新闻观的媒体人，他们活跃在全国各种媒体上，不限于平媒，该报也因此被戏称为当代中国新闻业的“黄埔军校”。某种意义上说，撇开现实现在南周真正的报道和评论水准而言，这份报纸凝聚了当代社会很大一部分求良性变革、求确实希望的人群对媒体的希望，以及很大一部分怀抱炽热社会热忱和公益心的媒体人的新闻理想理想。这是本次知识错误事件及其背后过程引发如此叛逆的根本原因。
现代媒体不仅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了望哨和守护者，更基本的层面而言，还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最起码体面与尊严的承载者。当媒体被迫说谎，甚至权力的手直接粗暴地当众撕碎媒体最起码的工作流程，丧失尊严的不仅是媒体，更是整个社会。这不是一个媒体管理政策掌握的水平问题，管理水平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得以运行的基本原则问题和伦理问题。在中国社会，管理一度成为一种迷信，而管理被简化为焚书坑儒似的直接蛮横权力施行。这不是意见或观点之争，而是权力自身的性质和逻辑问题。权力可以代替经济的计划，可以代替学术，可以代替缜密的战略与政策思考，现在权力可以代替写作与新闻职业规范了。说到底，一个媒体没有基本自主进行采编活动的社会，要谈社会和公民的言权，那是虚妄的。而如果没有社会和公民的声音，一个社会会沦入怎样的情况，熟悉中国古代帝王专制、斯大林专政以及极左文革时代的人们应该并不陌生。
自有现代社会，媒体被称为第四权力，而且是性质与立法、司法和行政很不同的一种权力，因为媒体的声音直接代表社会动态的各种人群利益。更重要的是，媒体代表着一个急遽大变动时代里，社会对旧事物和新事物热忱的认知。改革开放的政策始自思想解放运动，而解放思想最重要的体现是当年媒体的活跃，无论观念的碰撞，还是政策理念的探讨，乃至对历史罪恶的揭露与新生事物的报道。就像一个健康者红润的脸色，健康运行的媒体是社会能够自治、自立和自存的主要标志。不能说南周完全达到了这样的媒体水准——事实上，近年来很多批评者对南周具体报道与评论的批评颇甚——但无可回避，南周这份报纸本身已经是当代中国媒体理想的一个象征性所在。因此此次事件激发的感情反应除了兔死狐悲的同仇敌忾，其实还有一个社会言权受挫后的愤怒。这是不能忽略的。
此次事件还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首先，南周一直以来的报格基调是温和的和理性的，对社会进步充满耐心和文学化的善意，因此南周遭遇这样常见的打压意义很特别，社会从中看到的是一种完全不合时宜，也不符合任何人利益的蛮横与无知；其次，长期以来，因为南周坚持对社会进步和社会公义的关怀，因此，这份报纸是当代新极左、新文革和新纳粹势力的眼中钉。那些公开呼吁文革“三种人”亮旗子、站出来和誓欲重燃文革内战烈火的人，一直对南周为代表的媒体恨之入骨，考虑到那些人活跃的网站甚嚣尘上，这种事件不得不令人对现实的走向做悲观的猜测，尤其是，在最高领导人第二次南巡风尘未落之际就更是如此。此事已经发酵，这种政治含义和后果并非耸人听闻。
作为公共事件，此次事情演化的现实轨迹也很值得思考：事件发生，引发微博议论，为了压制讨论，于是进行删除微博和网络禁言等一系列后续措施，可事实上，这些措施没有使事件降温，反而火上浇油，并直接暴露了权力与媒体和传播格格不入的两重逻辑。现在是WEB 2.0时代了，信息的传播形态和效率根本不是焚书坑儒时代可以想象。互联网时代再不可能对社会进行分而治之似的原子化。因为知识传播的速度太迅猛了，以至于任何片面的自上而下人力干预都会适得其反。
最后，作为老读者和作者，我谨向历年《南方周末》的采编、记者以及报社领导致敬。
华商报：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何以成为公共事件
华商报 作者：曹旭刚
新年伊始，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在网络上持续发酵，随着网络广泛传播以及环球时报等媒体的相关评论，此事无疑已成为2013年度的第一公共事件。
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已久有传统。虽则只是一家媒体在新一年里，基于价值立场和情怀的言说，但事实上已成为一个公共言说平台。从1998年新年献词中的“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到2006年的“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都重”，以及2012年的“像一束光簇拥另一束光”，这种带着诗意和悲悯情怀的演说，曾伴随着南方周末一纸风行的年华，进入到很多人的心里。
平心而论，这些献词延续的是一种中国文人的议政传统，表达的是对国家建言、关切民众福祉的一种情怀，所以2013年其包含新闻献词的版面，在编辑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主管者篡改，并发生一些致命的文字硬伤，会引起该报人士及读者的大范围批评。
正如《环球时报》1月4日的评论所言：“《南方周末》的这件事，是媒体管理模式遇到挑战的突出例子。这种挑战其实一直在积累。”今日之中国，媒体接受管理与指导，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的现实，但也能看到，这种管理并非没有相关的规范。《报纸出版管理规定》第五条就规定，“报纸出版单位负责报纸的编辑、出版等出版活动。报纸出版单位合法的出版活动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扰、组织、破坏报纸的出版”。
近年来，由于转型时代的到来，利益纠葛的复杂多元，宣传主管部门在管理媒体问题上，遭遇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可是情况越是复杂，越是需要管理部门开动脑筋，积极探索科学而有效的管理模式，因为只有管理尊重科学，尊重传媒规律，才能最大程度地履行好管理指导职能，才能让媒体为社会进步承担应有的责任。
胡锦涛、习近平、李长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经不止一次强调，领导干部要善用媒体、善管媒体、善待媒体，要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中央领导同志为何不断强调如何管理媒体，就是因为，在现今的形势之下，媒体管理是一项意义重大而又深具挑战的重要命题。甚或可以说，如何对待媒体，也在某种程度上，昭示着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
当然，没有人天生就是专家，尤其是手握权力的官员，在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中，尤需时刻保有一颗谦虚谨慎的心，尤需一种不断学习、不断总结经验得失的态度。到底该如何对待媒体？面对这个宏大的问题，是不可能有现成答案的，所以，在没有把握好的情况下，务必要有所节制。
无疑，舆论与广东相关主管部门的冲突，反映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即我们的媒体管理思维，已到了亟待改革的关键时刻。正如1月5日新华时评中所说：“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而刻意回避问题也恰恰是改革攻坚期我们所遇到的一大难题。比鸵鸟更甚之的是，将头埋进沙子后还用公权力恫吓和压制私权利，造成问题扩大化。改革就要直面问题，改革就是解决问题。”《南方周末》献词事件的法式，也正说明我们已无法回避真正的改革。
还需要重申的是，媒体不是洪水猛兽，类似《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或许有时候所说所言，对某些领导干部而言，会有些刺耳，但是，“忠言逆耳利于行”，媒体行使的是宪法赋予的批评权，这个国家的点滴进步，离不开媒体富有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有鉴于此，无论如何艰难，相关管理部门，都必须努力探索出一条符合时代要求的道路，都必须用“海纳百川”的心态，来对待媒体的工作。
希望此番“献词”风波，能让包括主管部门、媒体在内的全社会，都有所启迪。只有拥有一个良好的媒体生态和一个包容开放的舆论氛围，我们的国家，才能在“中国梦”的践行道路上，行走的更加稳健。
寄语《南周》：80年前的“中国梦” 1933年的新年献词
傅国涌 撰文
不久前，中共新任总书记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南方周末》2013年新年献词准备以“中国梦，宪政梦”为题进行解读，但被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枪毙”。三大党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1月4日同时刊文阐述“中国梦”，消毒“宪政梦。正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梦想，《南方周末》和官方要做不一样的“中国梦”，无可厚非。80年前，《东方杂志》发起的“于1933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征文就显示，中国人对“中国梦”的解读丰富多彩，五花八门，何必要求亿万人都做同一个“梦”。
1932年11月1日，创刊近三十年、久负盛名的《东方杂志》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出约四百多封征稿信，胡愈之在信中说：
“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东方杂志》之所以发起“于1933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旨在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
（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
（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由此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规模空前的“新年的梦想”。征“梦”活动激起热烈回响，截止到12月5日，共收到160多封答案，其中部分是《东方杂志》的读者。1933年元旦出版的《东方杂志》（总第三十卷第一号）以83页的篇幅一下子刊出142人的244个“梦想”（不算以漫画形式做“梦”的丰子恺），其中包括了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茅盾、俞平伯、郁达夫、张申府、陈翰笙、金仲华、张君劢、邹韬奋、周谷城、宋云彬、李圣五、陶孟和、顾颉刚、章乃器、周作人、杨杏佛、马相伯、林语堂、夏丏尊、叶圣陶、俞颂华等大批人们所熟知的知识分子。
根据编者在《读后感》中统计，就地域来分，上海78人、南京17人、北平12人、杭州8人、广州4人、天津、济南、安庆各2人，武汉、徐州、西安各1人，全部来自大城市，而且集中在沪、宁、杭，“却不能便因此证明通商口岸的人们太爱做梦，而内地人就没有梦想。”就性别来看，男性占138人，女性只有4人，编者禁不住感叹“很可惜的我们接得女性投寄的梦太少了。”这同样不能表明女性没有梦想。从年龄上看，大体上35岁以上的中年人占最多数，最年长的马相伯先生已94岁，依然“还有着伟大的梦”。就职业来看，编辑、作家39人、大学教授38人、记者12人、教育家9人、艺术家3人、学生3人、律师1人，共计105人，其余官吏12人、职员4人、实业家3人、银行家2人，读者自发来稿13人、未详的3人。
在12月5日之后收到的“梦想”包括了梁漱溟和朱自清，他们的三个“梦想”刊登在《东方杂志》1933年第二期的“梦想补遗”。在144个做梦者中知识分子至少有107人，占75%以上。何况，即使是官吏、实业家、银行家几乎也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这未免让编者感到遗憾——
“当我们发出通启时，颇注意到职业的普遍。但是征求的结果则使我们失望。应征者的大部分乃至几乎全部，都是所谓‘文化贵族’。自然智识分子是比政治家，军人，资本家那些实际活动家更富于憧影与幻想。社会的环境特许他们得享受‘梦的生活’，而且能把他们的‘梦的生活’发表出来。可是此外，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工人及商店职员，应该不至于没有幻想。可是现实对于他们的压迫太大了，整天的体力的疲劳，使他们只能有梦魇，而不能有梦想。即使有一些梦想，他们也决没有用文字描写的能力和闲暇。这实在可以算是最大的国耻啊！”
尽管有着种种的遗憾和局限，毕竟那么多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参与了做“梦”，这144人的247个“梦”“虽然不能代表四万五千万人的‘梦’，但是至少可以代表大部分智识分子的梦了。”无论是“甜梦”还是“苦梦”，“好梦”还是“恶梦”，“吉梦”还是“噩梦”，“奇梦”还是“妖梦”，“夜梦”还是“白日梦”，那都是一个个足以跨越时代的梦想，七十年后依然令我为之驻足、为之动情，也让我在回望旧梦时，进行一次新的反思。
知识分子的梦想并不始于1933年，但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这么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流知识分子集体“做梦”还是第一次，在“那个昏黑的年头”，《东方杂志》主编胡愈之的设想说得上别出心裁，无论如何，他都为20世纪留下了一份真实可信的记录，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
暨南大学教授周谷城梦想“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东方杂志》文艺栏编辑徐调孚梦想“未来的中国没有国学，国医，国术……国耻，国难等名辞。”这些都只是特例，不是普遍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梦想的中国”乃是可望不可即的乌托邦，一个“大同”社会：
柳亚子梦中的“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全世界成功为一个大联邦”，“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
不约而同，女作家谢冰莹梦见的也是“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
郁达夫描画的“乌托邦”：“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
百岁老人、时为《时代画报》编辑的章克标说：“一切的梦想，一切的梦，是一种超越的飞跃，所有界限和藩篱，须是完全撤除，国家这种界限，在任何人的梦想中或梦中是不配存在的。”
复旦大学教授谢六逸向往“没有阶级，不分彼此”的未来中国。铁道部一科长吴嵩庆所梦的是“废除军备，国界，种族而臻于大同。”光华书局编辑顾凤城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没有阶级，没有种族，自由平等的一个大同社会。”
开明书店编辑索非的乌托邦是“走上‘无治‘之路”，是“平等”、“自由”、“博爱”。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理想中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的。”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授韦丛芜“梦想着未来的中国是一个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凡成年人都是社员，都是股东，军事、政治、教育均附属于其下，形成一个经济单位，向着世界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的目标走去。”
读者伊罗生称“将来的世界是无国界的大同世界”。读者何法的“白日梦”之二是“新式‘洪秀全’复活，率领了新‘太平军’‘天朝’的历史一页一页地翻开”。之三是“大家熙熙攘攘，大同世界”，没什么国界。中华书局编辑周宪文说得更细：“那里没有法律，也没有军警可是国民从无争执，国里没有货币，没有工资，可是国民都很勤力。”
《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梦想的中国“连现在众所公认为好东西的慈善机关及储蓄银行等等都不需要，因为用不着受人哀怜与施与，也应不着储蓄以备后患。”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姜解生梦想“全国的人民都住在庄严伟大的公共住宅。他们底工作每天只有四小时或六小时。等到全国的电钟放出了上工的声号，他们已一秒钟不差地到达各人群底工作地点。”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的梦想“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
山东正谊中学的徐伯璞梦想的大同世界“以三民主义为原则”，“宣传中国的王道，发扬中国的文化”。徐州女师的俞觉所梦与此相似，也是三民主义救中国，“德感四方，各国来归，实现了中山先生的大同世界。”
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李权时说得最为明白：“我理想中的未来中国是须合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一段事实的。”法政学院教授钱啸秋梦中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吃饭不是各办各的，而是持票赴农村公共食堂去吃。”
在某种意义上，古老的大同之梦是和空想社会主义连接在一起的。柳亚子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
谢冰莹梦想的也是“没有国家，没有阶级，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上海法学院教授朱隐青梦想着“无阶级专政的共产社会。”“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联邦社会主义的国家”甚至成了资本家、裕丰纱厂老板毕云程和银行家俞寰澄的梦想。失业三年的读者周毓英梦想“主办一个月刊定名《社会主义》，与全国青年作思想上的往来，毫无顾虑的讨论一切学术问题，思想问题，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我办月刊不在取政权，可能范围内还要帮助政府，帮政府革命，梦想当道不干涉。”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虽自称“我并没有什么梦想，我不相信有什么叫做‘梦想’的”，他心中的未来中国却是“一个伟大的快乐的国土”，“我们将建设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不过他们的“社会主义”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并不是同一个词。暨南大学教授李石岑梦想经过多年军阀混战、多次暴动之后，中国“走上科学社会主义之路”，“那时红楼梦，纳兰词及曼殊大师的名画之类，都在被焚毁之列。”《读书杂志》特约撰述员严灵峰直接预言“1917年10月的俄国的戏剧在中国复演”。
尽管这些“梦”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热切地憧憬着一个无阶级、无国家……的大同社会。古老的大同空想根植于中国文化深处，绵延数千年不绝，没有经历过类似西方那样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洗礼，生活在20世纪的知识分子依然只能沉醉其中，如《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一般，最多只能想到“熙熙然如等春台”的境界，不会想象出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我以为政治制度是没有关系的，问题完全是在人在人。”所以如实业家穆藕初那样梦想“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的竟然寥寥无几——
只有光华大学教授诸青来梦想着“本国人民不论属于何种阶级，信奉任何主义，均有参政权。各党和平竞争，绝对不用武力。”《人民晚报》编辑宓汝卓的“应许言论绝对自由，决不讳疾言医。”大夏大学教授梁园东“梦想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而不要再是一个以政府为中心的社会。”“如果政府是不得已的……他至少是一个不怕人讲话的政府。现在我们往往因为讲话，触犯了‘我们的政府禁律’”。燕京大学教授张君劢以一篇题为《中国今后之出路》的长文作为《东方杂志》的答案，提出了军人“不得对于政治问题，发表意见”、军队服从公民代表等看法。律师张耀曾的梦想几乎是一篇论文，他提出以村或市的各同业公会作为“政治之根源”。马相伯老人梦想“未来的中国既非苏俄式的一党专政，亦非美国式的两党更替，乃民治的国家，法治的国家。”“根本大法，保障人民应有的天赋人权：即身体自由权，财产所有权，居住权，营业劝，思想发现于外，言论出版集会权，并信仰‘无邪术害人’的宗教等权。”
“法治梦”在247个梦中连零头都不够。
南京国立编译馆的刘英士的“梦”并没有那么悠远而不着边际，他说：“未有人民不健全而国家不衰弱者！未来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我们的‘梦想’，而决定于我们的行为。……未来中国的国家身份，仍旧是和它的构成分子的知识，能力，和道德相称。”《中学生》杂志编辑叶圣陶的梦也比较实在：“个个人有饭吃，个个人有工作做；凡所吃的饭绝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绝不为充塞一个两个人的大肚皮。”北大教授李宗武则一口气写下十个希望，包括“中国的军人不要只能内战，不能抗外”；“军事当局不要只知剿共，不知御侮”；“学者们不要相率勾结军阀，联络要人”；新闻记者“不要成为御用的宣传者”；“中国民众能监督政府，使政府不为少数军阀所私”等。大阪商科大学周伯棣的第一个梦想是：“个人以研究经济问题为职志，不偏不党，以‘学究’的立场研究实际的经济问题，研究有得，忠实的揭示给民众。”上海市政府参议武育干的梦想是：“那时的中华民国是一个真正名符其实的‘民’国，不是实际上的什么‘军’国，‘匪’国，‘官’国，‘×’国。”民国元勋、实业家冯自由做了一个“好梦”、两个“噩梦”，他说：“在这政治败坏国势危殆生产衰落社会不安的今日，凡属稍有思想的人们，难免胡思乱想，做出种种的怪梦。”
像杭州《民国日报》记者胡健中那样梦想“未来中国是一个纯三民主义的国家”，“梦想做一个舆论界的权威”终究只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做梦者，包括身居高位的，几乎都通过“梦”表达了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借说梦对当政者作了极为尖锐的批评。外交部长罗文干梦想着“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梦想“永远做太平盛世的国民”。上海银行张水淇的“梦想”如同匕首、投枪，他梦想未来的中国“……没有靠了枪杆压迫无武装的人民贡其膏血的英雄。……政治之设施决之于国民的公意，公意一决，个人不拿阴谋鬼计来破坏。”“理想只是理想，现实的中国，恐怕是罗马的末期！哥铁的蛮兵逐步侵略我土地，奴隶我同胞；而拥武力的群雄只谋如何巩固其自身之地步，我们善良的百姓，只能挣扎于内乱外患的悲境中。”《读书杂志》特约撰述员彭芳草借梦想抨击国民党当局只会向国际联盟求救的“无抵抗主义”。作家傅东华“梦”中穿过“民族门”、“民生门”，到了“叫人令人不寒而栗”的“民权门”，“我被剥了裤子，验过阴毛中并未夹带违禁品，又被用Х光照过心里并无危害国家的意思，这才放我过去。”
对畏民如虎的国民党当局作了辛辣的嘲讽。林语堂以“我不做梦”的口吻对现实作了一番并不“幽默”的批判。画家钱君匋说：“未来的中国是一团糟”。作家巴金说：“中国是没有未来的”。虽然他同时也希望——“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写我愿意写的文章，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不受人的干涉，不做人的奴隶，不受人的利用。靠着自己的两只手生活，在众人的幸福中求得自己的幸福，不掠夺人，也不被人掠夺。”
也有人不相信梦想，更有人直言自己没有梦想，俞平伯说：“我没有梦想”。茅盾说：“对于中国的未来，我从来不作梦想；我只在努力认识现实。梦想是危险的。”安徽大学教授周予同说：“我们早已空无所有。现实的生活窒息到这样的程度，连你皱眉叹气捱磨各自的生命的耐力都没有了。东北三千万人民固然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我们又在谁的枪刺下受罪呢？”孙伏园说“只有回忆没有梦想！”中央大学教授凌梦痕认为“理想的国家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我生平从没有做理想国的梦”。
有人甚至做着“开明专制”梦、“独裁”梦，俞平伯认为：“绝对的开明专制的阶段是必需的。中国历史上当得起这个名字而无愧色的只有秦政。然而他是失败了。”读者孙伯鲁梦想一个墨索里尼式的人物出来“用独裁的手段，来救中国目前的危机。”
在一百多个“个人生活”的“梦想”中，缺乏的是公民梦，唯有楼适夷一个人梦想“做一个未来中国的公民，为着这国家的建设与成长，而尽我所能尽的力量，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享受。”而最多的就是那永远不灭的田园梦——
《晨报》记者茅震初“想凭我的智力和劳力到田园中去过活。”他的故乡湖州山明水秀，在那里种粮食、蔬菜、果树、花木，养蜂、养鸡、养鱼，唯一的交通器具是船，“每当皓月悬空，波影散乱的夏夜，划着一叶扁舟，临风驶去，岸旁杨柳拂过我的头，掸过我的肩，蝉声一路相迎，水声在船底低唱，仰着天，双手打着桨，……”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田园生活图。俞觉的梦想也是到湖山秀美、民风淳朴的故乡，“买平屋三四间”，“春秋佳日，或函邀异方友朋，遨游本地山水；或赴他乡访旧，领略胜境”。《生活周刊》编辑艾逖生梦想有一日“放弃一切”，“效陶渊明的‘归去来兮’，到乡村里去，好像诸葛亮的躬耕南阳，做个十足道地的老农，自耕自食。……”章衣萍梦想“回到山里去砍柴，或者耕田都好。”施蛰存“只想到静穆的乡村中去居住，看一点书，种一点蔬菜”。银行家俞寰澄也说：“我只想做一个略具知识的自耕农。我最酷爱田园生活。”“何处是修竹，吾庐三径。”是铁道部次长曾仲鸣的“梦”。
“我和我的夫人在山明水秀的乡村办一个半耕半读的新小学，以度其‘诗一般的人生’。”是教育部科长吴研因的“梦”。即使“在欧洲住了八年”的北平中法大学教授曾觉之一方面也梦想“独善其身，优游山林的高人逸士的生活”。
鲁迅曾以他惯有的笔调嘲讽他们：“至于另有些梦为隐士，梦为渔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其实也只是豫感饭碗之脆，而却想将吃饭范围扩大起来，从朝廷而至园林，由洋场及于山泽”。其实，从“大同世界”梦到这些山水田园梦，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有一个解不开的乌托邦情结（倒不是为了“吃饭”这么简单），使他们很少愿意去梦想费事的、烦琐的法治，对做公民的兴趣微之又微，桃花源里做隐士的志趣却千年不灭，他们虽不满现状，却普遍向往着大同世界，总想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一步到位，毕其功于一役。要么逃避、退隐，要么就追求宏大的大同空想，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而对渐进的社会改革，对点点滴滴的进步向来就缺乏足够的耐心，甚至不屑一顾。殊不知人类文明的每一进步都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1933年新年的“梦想”从一个侧面暴露出了中国知识分子致命的缺陷，那是传统农业社会造成的先天不足，武昌中华大学教授陈时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是世界大同。我的梦想，自然是趋于这一途”。这句话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神往于“大同世界”，他们的身体走进了现代，他们的脑袋还留在古代，终究只是传统中人，要成就独立的现代人格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说梦者当中没有鲁迅，1933年元旦，他在收到《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当天，就写下了《听说梦》一文（4月15日发表在《文学杂志》第一号）。这位什么也不相信的清醒者说：“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中之真。”
在万马齐喑的年头，这么大规模做“梦”自然要闯祸，这些“梦”不仅直接批评了现实的黑暗，暴露了国民党治下丑陋的一面，而且做“梦”本身也触犯统治者的禁忌。1932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请胡愈之来主编《东方杂志》，胡提出条件，“每月领一笔钱，在外面租一个办公的地方，”编辑人员和作者稿费都由胡承包，稿件取舍也由主编负责，不必经过总经理，王云五答应了。”胡愈之从10月16日出版的总第29卷第4号开始接手，不到20天就筹划了“新年的梦想”特辑。商务印书馆经历了近代以来的风风雨雨，深知其中利害（在军阀统治时代曾谢绝出版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王云五受不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压”，要他别这样编，他不干，“这样就崩了”。半个世纪后（1982年），胡愈之这样回顾这段往事：
“第二年一月里，我出了题目《新年的梦想》征稿，发表不满意国民党的文章，有些国民党人也写不满意的文章。王云五看了这个特辑，很生气，对我说，你这些东西不得了呀，商务印书馆要封门的呀！你能不能少发这样的东西？我说，不行，编辑权在我，不在你。
他说，那就只好取消合同了。那时我性子急，就说，你取消就取消。这样合同就取消了。”
到1933年3月16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30卷第4号，胡愈之一共编了9期，前后只有五个月。他因“梦想”而丢失《东方杂志》这块有影响的言论园地，几乎印证了社会学家陶孟和所说的“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后来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人批评他，“其实不必那么急躁取消合同，可以少登一点那样的文章，也能起影响，因为《东方杂志》是个大杂志。”（陈原《记胡愈之》，三联书店1994年版）
鲁迅以为“本来可以连梦想这样的特辑也不必搞”，他在《听说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产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
胡愈之离开了《东方杂志》，“梦想”并没有结束在“漫长的冬夜”，无论如何，那总是一个有过梦想的年头。如果知识分子们少一点“大同世界”的乌托邦之梦，少一点田园牧歌之梦，多一点法治之梦，多一点公民之梦，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梦”才有可能不再是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