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城对峙 中联重科与三一重工恩怨解读
-三一总部北迁被曝对中联重科不堪其扰
-三一总部迁京：难言之隐一走了之
-三一重工证实欲将总部迁往北京为加快国际化做铺垫
-三一回应迁址缘于对手干扰中联重科称其炒作
-三一中联战争：诽谤和恐吓不是战斗
中联重科詹纯新VS三一重工梁稳根
同城对峙 中联重科与三一重工恩怨解读
凤凰网/在长沙，中联重科与三一重工就如一对德比兄弟，两家公司隔湘江而望，市场你争我夺、舆论口诛笔伐乃至人才互相流动，都是见怪不怪。
同一座城市，同一个行业，同一个时代。
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企业家，不同的风格。
同城恩怨的故事有很多版本，蒙牛与伊利，海尔与海信，华为与中兴，雅戈尔与杉杉，当然，还有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
三一和中联是长沙的工业灵魂，产业需要集群效应，同一地域出现两家，甚至数家体量庞大的竞争对手并不奇怪，三一重工与中联重科近20年的角逐，几乎是中国工程机械 行业的成长史与变革史，而他们在关键时刻的关键选择，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工业企业家的密码。
来处
长沙城。1992年。
涟源人梁稳根对长沙并不陌生，不过这一次，他带来了几乎全部身家。三一的前身涟源焊接材料厂当时每年已经有过亿收入，梁稳根在核心团队会议上提出要“双进”：必须进入大城市——长沙、必须进入大行业——工程机械。这一意见引起激烈争论，大家觉得工程机械是个夕阳产业，而且国内只有国企在做，自己对技术和市场几乎一无所知，还如不进入热门的电子、饮料、日用消费品行业。
“我们就是要进入国企林立的地方。”梁稳根说，他认为那里恰恰竞争不充分，民企优势强，而且既然进口替代性强，说明利润丰厚。
同一年，詹纯新也走到了十字路口。
大学毕业后，詹纯新分配到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一呆就是12年，他的人生轨迹似乎已经确定，那就是随着岁月流逝，逐渐积累资历。但有一天，领导突然把他叫去，希望他出任副院长。这个副院长不好当，他主管科研和产业。换句话说，这个职位是要创收的。
詹与同事创办了中联重科的前身——中联建设机械产业公司，开始制造混凝土设备，“做不好，没有回头路可走，我这个副院长也当不成了。“
一个草根出身，一个系出名门，但是梁稳根和詹纯新都需要经过白手起家的痛苦历练。现实令梁稳根的梦想很快受挫，他卡在技术瓶颈上，三一曾把生产出的六台设备卖给了某省公安厅的一个工地，结果给对方造成很大麻烦，维修人员都不敢过去，怕客户打人。詹纯新这个副院长，只能领着7、8个人，在一间200平方米的“小作坊”，靠扳手、螺丝刀、锉床，敲敲打打。他的早期产品也出现过质量问题，不得不暂停生产，召回已售出设备。
他们产品都定位在混凝土机械，当时建筑工地遍地开花，但跨国公司长驱直入，市场主要集中在德国大象等少数几家公司手中，梁稳根和詹纯新有共同的对手，他们都选择了自主研发的道路。西方国家的混凝土机械技术并不完全符合中国需要，欧、美、日的建筑高峰期已过，外资技术适合本土，也就是小工程，多层建筑，但中国的楼越盖越高，采用进口技术的设备排量小，另外压力低，打不高，再加之外资普遍欠缺售后服务，中国客户非常不满意。
通过攻击对手的软肋，三一与中联的市场地位由此确定，两家公司年均增长速度都超过60%，外资节节败退。然而，他们命运方程式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已经在1992年成立的那一刻写成。
路径
同一条路，它们选择了不同的走法。
三一孤身前行，强调自主研发，滚动发展。“三一不去并购，不做房地产，是因为我害怕触犯‘王法’，那将使三一的事业不能继续。”梁稳根曾说。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曾力主三一进行产业并购。2004年，他甚至辞去三一重工总裁的职务，组建了一个几十个人的战略并购部，从事战略并购和战略联盟，总部设在上海金茂大厦。尤其把东北地区作为并购的重点。“按照我的想法，行业内的国有企业都可以收购。”向文波说，但并购之路走得并不顺利，梁稳根也在关键时刻定鸣金收兵。“我们深入下去发现，很多企业改制的决心并不大，各方面的利益很难把握。”梁稳根说，“房地产和并购与政府的关联度太大，市场化程度低，完全按照市场规则交易是实现不了的，但三一不愿意做灰色交易。”他认为作为民营企业，这不是三一所能驾驭的力量。
并购则是中联重科的主旋律。詹纯新每年要看很多企业，他将之冠为“核裂变”战略。“随着我的产业做大了以后，需要另外一个个产业了，因为这一部分也是属于我的一个商业链，有并购机会了当然就水到渠成了。”迄今中联重科已完成了不下十次并购，其中既有英国保路捷这样的国际公司，也有湖南机床厂、陕西新黄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这样的地方国有企业。
最引人瞩目的动作在2008年9月，中联重科与弘毅投资、高盛和曼达林基金组成的财团，以2.71欧元的代价全额收购意大利全球知名的混凝土机械装备制造商CIFA的股份，为此中联重科不惜让自己财务报表更加沉重。
向其他公司出让股权似乎是三一不可逾越的底线，卡特彼勒等数家跨国公司都曾希望与三一进行股权合作，但得到的均是客气而毫无余地的拒绝。中联重科则在2005年4月引入PE联想弘毅投资，弘毅进入后帮助企业完成改制，并重组了董事会，得到资本市场认可。
2000年，中联重科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3年后，三一重工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他们并非是两条平行的直线，也开始向彼此的方向靠拢。
三一似乎有意重提并购，向文波曾在2009年人大会上鼓吹海外并购，认为金融危机给国内企业海外并购提供了绝佳的机遇，如果国家能在资金信贷等方面上支持有实力的装备制造企业进行海外并购，对提升整个装备制造业水平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据说这番话还受到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的质疑：“你对自己的管理能力有把握吗？分析过双方的文化差异了吗？了解当地的工会劳资关系吗？如果不能知己知彼，这种信心会让我害怕。”
而中联重科则走过一条漫漫改制路，增加了更多民营色彩。1999年中联重科改制为由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控股的股份制企业，在长达数年的改制过程中，中联重科及大股东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曾被赋予太多的想象空间。詹纯新先退后进整合资源，中联管理层终于将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30%股权收入囊中。
性格
三一是个富有攻击性的企业，湖南人的蛮霸气在它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引起外界最大关注与争议莫过于三一强势介入凯雷徐工并购案。2005年10月，凯雷从竞购徐工的30多家国内外企业中胜出，宣布将出资20.69亿元人民币等额的美元购买徐工机械82.11%的股权，另有对赌方案，最终合资公司凯雷徐工拥有徐工机械85%的股权。然而因向文波在自己博客上接连发表的题为《凯雷收购徐工是一桩违法交易》、《非实质性条款为贱卖国资提供通道》、《徐工为何要可以粉饰并购案》等几十篇文章，此交易因面临巨大舆论压力被叫停。
向文波是三一“第一嘴”，而梁稳根给外界的形象则低调内敛，曾有人以为梁的气质与企业气质存在巨大反差。然而，向文波所言可能也正是梁稳根心中所想，后者只是没有站到前台。在接受国内某杂志采访时，梁稳根曾首次评价徐工事件，让人感觉他不仅仅是局外人。
“徐工这件事，即使给三一带来任何损失，我们也不后悔，这是民族利益。当时我和向总一起散步聊天，私下里说的就是这个话。我们并不幼稚，相反我们知道可能有比想象中更凶猛、更大的黑幕在里面，也许有更高级别的人在参与，我们会得罪某个人。我们想到了，但是必须写(指向文波的博客上几十篇言辞激烈，质疑徐工贱卖的文章)。如果中国头号的工程机械企业只卖20亿，那整个行业的企业全卖掉才多少钱？对于徐工我们的想法是，上策，是我们收，我们最早出价低，是因为收购的资产中还包括大量不良资产；中策，外资收，有利于抵消行业内恶性竞争；下策，徐工不改制。但后来，我们就是要阻止。我们在行业内，我们知情，我们能不说吗？”
崛起过程中，三一的混凝土拖泵和泵车曾采用高价格、高利润、高赊销的方式作为营销手段，令竞争对手又怕又恨，最不能让对手，特别是国有企业接受的一种方式是，“它不择手段地挖人”。“三一的履带起重机、煤炭掘进机为什么起来得这么快，还不是因为它出高薪挖走了别人的核心团队。”数家同行都有惨被三一“挖角”的经历，辽宁抚顺挖掘机厂的整个团队都曾投奔到三一。
“三一是个‘新闻企业’”。向文波曾说，三一擅长制造事件，从股权分置改革的“第一枪”到最近金融风暴中的“一元年薪”，近年来商业史的重大时刻，往往都有三一的声音。
中联是个绵里藏针的企业。詹纯新并非没有霸气的一面，但他的知识份子气质和国企出身给中联打上了更明显的烙印。
詹头脑清晰，思维缜密，善于表达，然而在并购意大利CIFA公司之前，他和中联重科都很少在媒体上出现。他为人礼数周到，对各种关系都用心经营，又善于保持距离，这是中联重科能够有惊无险走过MBO之路的关键。他也带有技术派的习惯，非常理性，追求完美主义者，容不得一丝一毫的闪失，几乎不允许自己和员工发生一点差错。他往往迫不及待地向员工灌输自己的价值观，数年前，中联重科不足千人时，詹曾提出一个拗口的口号“对对中联负责任的员工负责任”，为了传达这个观念，在一个可容纳300人左右的礼堂里，他把全厂员工分三拨，轮流讲演，每次三个多小时。
强悍如梁稳根，董事会开会，与他一同创业的兄弟们也可以对他拍桌子，每个人都能提不同意见，冷静如詹纯新，在成功上市之后也曾控制不住情绪，把自己关在房里号啕大哭。旁观者对他们的刻画与描绘都只是一个侧面。
一山能容二虎，但让二虎之间没有争斗却不可能。两家公司隔湘江而望，市场你争我夺、舆论口诛笔伐乃至人才互相流动，都是见怪不怪。
比较轰动的是“短信门”事件，2007年8月，中联重科的一台泵车由于违反操作规程，发生泵架断裂。据说“某竞争对手”大肆通过短信传播这一消息，时间、地点、单位、影响写的非常明确，攻击性极强。中联重科认为该竞争对手就是三一重工，在9月21号还曾以公函形式致电三一，三一则保持沉默。
“短信门”还只是段位比较低的对峙，在CIFA项目上，双方曾再次正面相遇，据说三一重工对CIFA的企业估值高过中联重科，中联重科则暗示其蓄意抬高价格。收购完成后，詹纯新不点名的公开说，“为什么有人价格比我们高得多，但还是我们做成了。这不是价格问题，是一种宽容，一种大气。”
技术上双方也是互相较劲，2008年12月，两家企业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相继打破世界纪录,中联重科刚把了超高性能混凝土送上411米高的作业平台，三一重工自主研制的世界最长72米臂架混凝土输送泵车也成功下线。
目前以资产盘子和销售额论，三一重工领先于中联重科，但他们也同时宣布，将在未来4至7年的时间里,实现年销售收入过1000亿元、跻身世界工程机械产业10强的目标。
关于这对“同城恩怨”的最善意预测，也许他们会成为麦当劳与肯德基，在竞争中找到基业长青的基因。
三一总部北迁被曝对中联重科不堪其扰
21世纪经济报道/“三一的发展得益于湖南这块土地良好的投资环境，三一不会彻底离开湖南。”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在十八大期间接受采访时的一句话，为总部搬迁埋下了伏笔。
11月22日，据湖南当地媒体披露，梁稳根在早前一天的内部早餐会上，突然宣布三一集团职能总部和各核心事业部将全部迁往北京市昌平区，长沙将只保留泵送事业部，不再作为总部核心。
当天，本报记者也从三一集团内部确认此消息，“两个月内完成总部核心职能部门的搬迁”。
中国工程机械协会会长祁俊表示对此并不意外，这是三一发展成为国际化企业的正常选择。而有知情人士则向记者透露，此次迁址从企业经营战略角度，确能为三一的国际化发展选择更好的平台。但另一重重要因素，也在于避开湖南当地日趋恶劣的同行竞争环境——三一集团和中联重科，这对工程机械行业的“斗气冤家”，在行业内有着公开的矛盾。
近年来，有关三一的负面新闻不断爆出并呈加剧态势，包括高管向文波在内的三一人士，或公开或私议“背后总有推手”。上述知情人士向记者表示，三一对此已到“不堪其扰”的地步，不想再牵扯过多。
三一突然宣布迁址
搬迁将涉及30多名副总裁及以上的高管及职能总部1000多名员工
此次需要搬迁至京的部门，为三一长沙职能总部，即决策和管理机构，主要包括“三办”和三一全部核心职能部门：三一重工董事会办公室、三一集团总裁办和三一重工总裁办，以及行政总部、人资总部、财务总部、经营计划总部等核心职能部门。据当地媒体报道，搬迁将涉及30多名副总裁及以上的高管及职能总部1000多名员工。
一位需要随行搬迁的三一管理人士告诉记者：“关于搬迁消息我们内部也是从个把星期前才知晓，此次总部先行去北京办公也是分步骤，对于涉及的人来说这个变化还是较大的。”
据悉，最迟在下月底前，上述三一“三办”的领导班子需率先完成搬迁，其它核心职能部门随后。而三一旗下核心事业部的具体搬迁方案目前尚未明晰，全国五大产业基地、六大事业部中，其中位于长沙的三大核心——路机事业部、港机事业部和起重机事业部据称也将全部迁往北京，长沙基地仅保留泵送事业部。
祁俊向记者表示：“很多企业的总部搬离其实影响不大，营销和生产基地还是留在地方，而地方上的态度是‘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只需解决税赋、就业两大实际问题即可。”
而新的三一总部所在地北京市昌平区，已表态热烈欢迎。目前，三一在昌平区已有两大产业园区。一为位于回龙观的三一产业园，规划用地总面积144公顷，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成为拥有生产建筑机械、起重机械、风力发电整机及关键零部件等25大类产品的11条系列生产线、年产值500亿元以上的世界级工程机械制造中心。目前已入驻三一重机、三一电气、三一科技、三一工程机械4家公司。
二为三一南口产业园项目，于2008年与昌平区政府签订项目投资协议，2010年7月开始投产。集团董事长梁稳根预计，“到2015年，三一北京产业园销售额将突破500亿元。”
主动选择：国际化平台
“如20年前三一从涟源迁址长沙一样，都为了企业更大的发展平台。”
三一集团总部“骤然”迁址，在内部所涉部门看来也是一个“革命性”的消息，“决策时间确实不长”。但在祁俊眼中，这一举措并无任何意外。
“包括工程机械企业在内的很多其它行业大型企业，都把总部、研发基地往北京、上海搬迁，三一并不是特例。作为一个国际性企业来说，身处
一个国际化都市，无论是人才优势、政策信息，还是交通便利、融资条件、企业形象等方方面面，都对企业更有吸引力。”22日，祁俊向记者表示。
对这一点，三一集团内部管理层人士也表示认可。本月中旬，在京参加十八大的梁稳根曾向媒体表示，“三一将力图在2012年实现销售额达到1000亿的‘五年目标’已经基本完成。10年后，三一的销售额至少实现3000亿元”。其中，“三一重工把国际化作为企业的第三次创业，今年的国际化收入将达到100亿元，只占销售额5%，我希望五年以后能占到40-50%”。
这样的发展目标下，以总部搬迁来推进战略调整，三一此举被业界解读为情理之中。其国际同行，拥有150年历史的瑞典工程机械巨头山特维克，也于今年10月初将总部从山特维肯小镇，迁址首都斯德哥尔摩。集团总裁兼CEOOlofFaxander告诉记者，“尽管面临很大阻力，但要推进公司向国际化迈进，不得不搬。”
被动避走：一山不容二虎？
“三一的领导觉得，太多的经历和情绪牵扯其中，让人不堪重负。”
不过，此次三一总部搬迁的背后，尚有另一层“难言”的缘由。“竞争对手对三一越来越狠，尤其是在一系列新闻事件背后，比如所谓的间谍门、裁员门、行贿门等，三一明确知道背后的推手是谁。”上述知情者告诉记者。“包括三一的领导觉得，太多的经历和情绪牵扯应付其中，让人不堪重负。”
其未点名的三一竞争对手，正是同城德比的国有企业中联重科。在市场争夺、营销方式、并购扩张等各方面，两家的短兵相接和交锋姿态，都不时被曝光在台前。
仅以今年数桩事件为例：2月，三一重工收购德国混凝土巨头普茨迈斯特后，中联重科表示自己才是最早拿到发改委“并购路条”者；4月，三一重工副总裁梁林河微博指出，中联重科为抢夺市场，采取过激销售策略，破坏行业健康，中联重科副总裁陈晓非随后回应，三一重工过激行为历历在目，希望其“先习做人，再思做事”；7月，三一旗下多个事业部爆发裁员风波，后有人士向记者指出“其竞争对手派出的律师指导策划、导致事态扩大”；9月，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主动重提事发近一年半的“行贿门”，为竞争对手所炮制，目的是阻击三一H股发行；11月，一份名为“三一重工涉嫌派遣间谍和技术手段窃取商业秘密”的帖子流传，中联重科承认乃其内部资料。
湖南另一家大型制造企业的人士在谈及三一中联双方关系时，亦向记者感叹“这两家简直斗得天昏地暗”。
对于此次三一总部搬迁，工程机械中国网援引消息人士透露称，“这与相关部门在三一与中联的长期竞争中不作为有关，比如三一不得不在考虑公司长远发展的同时花费大量精力去处理‘间谍门’等事件”，并表示，三一这张名片若“因不堪争斗的重负，而无奈搬家远避长沙，着实让人扼腕痛惜。”
不过对于这一说法，尚未得到三一集团官方的回应。包括向文波在内的三一高管在22日拒绝接受采访。
三一总部迁京：难言之隐一走了之
每日经济新闻/1992年，三一集团第一次搬迁，将总部从湖南涟源迁往长沙；20年后，它再次搬迁，将总部迁往北京。
11月21日，三一集团创始人梁稳根在内部早餐会上首次透露“总部拟迁往北京”的决定。搬迁之举将涉及30多名副总裁及以上的高管和职能总部1000多名员工。
据媒体报道，三一重工一位高管将公司上述决定解读为“出于国际化的需要”。但根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多方了解到的情况，搬迁背后或另有隐情。
“在国外能告奥巴马，在长沙只能当（受气）小媳妇”。一位曾在三一集团工作多年的前员工显得颇有怨气。
记者昨日致电三一集团所在的国家级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询问相关情况及政府态度，但截至发稿尚未获得正式回应。
搬迁原因引猜想
按照三一集团决定，公司职能总部和各核心事业部将全部迁往北京昌平区，长沙基地仅保留泵送事业部。职能总部的搬迁被要求“两个月内全部完成”。
昨日（11月22日），该集团一位高管通过媒体透露，搬迁是出于国际化的需要。
但广州华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裁黄祖军表示质疑，要成为国际化工程机械企业，就得搬迁总部到首都？这样的理由非常牵强。如果搬迁只有“国际化”这一个理由，那就太没战略性了，也不是国际化的表现。
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的多位工程机械业内人士认为，三一搬迁不排除与它所处的竞争环境存在关联——可能与当地政府在三一与其兄弟企业的长期“内斗”中“不作为”有关，比如围绕“行贿门”和“间谍门”等事件，三一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去处理。
在上述三一集团前员工看来，三一所处的竞争环境，可能是它决定搬迁的主要原因。
华宝证券工程机械行业资深分析师王合绪直言，“与对手的竞争或许不是主要因素，但三一在作出搬迁决定的时候，肯定也会将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的，毕竟三一和中联重科‘斗’得太厉害了。”
三一与中联的“内斗”在业内并不新鲜。记者发现，最近两年随着工程机械行业整体趋淡，无论在销售策略，还是企业形象方面，双方的争斗都有升级之势。而在此过程中，当地政府鲜有公开充当“和事佬”的时候。
除上述因素外，王合绪表示，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还有一个边际投入和边际收益的问题，三一在湖南的投入已经相当大了，如果在北京加大一些投入，所获得的回报会更高。
在王合绪看来，三一搬迁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三一高管说是国际化需要，有一定的道理。在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将总部迁到北京肯定有积极意义。以人才资源为例，像三一集团这种大企业更需要高端人才，但二三线城市很难做到这一点”。
或对当地产业不利
三一集团的“出走”，难免会让作为工程机械重镇的长沙感到失落。
王合绪认为，三一的搬迁不可能是彻底的，比如其泵送事业部将不在北京，挖机事业部继续留在江苏或上海等地。至于更改注册地的意义，可能还是一个地方利益的问题，三一已成为一个全国性企业了，下一步进行国际化，其注册地改到北京也很正常。
“正是因为三一和中联等大企业激烈的竞争，才成就了长沙这个工程机械之都。如果三一走了，不仅对当地产业不利，对中联也不一定全是好事。”深圳远大前程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卓志建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不过，王合绪认为，这两家企业（三一和中联）的确是因为有竞争才发展得这么好，但三一搬迁以后，两者之间的竞争照样存在。另外，长沙以前是三一的总部，以后可能只是一个基地，但作为工程机械之都，长沙有很多基础性的优势不会因为三一的离开而消失。
三一重工证实欲将总部迁往北京为加快国际化做铺垫
证券日报/三一重工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总部迁京的具体计划暂不能公布，但此举是公司国际化的支撑
11月22日，三一重工有关人士向记者表示，公司总部迁至北京是已经确定的事情，这是三一国际化的一个支撑，“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而然的过程”。
据悉，三一1989年成立，这是其第一次创业；1992年，梁稳根和他的创业团队作出“迁都”决定，将总部从涟源迁往长沙，这是三一的第二次创业；现在，三一重工做出“迁都”北京的决定，公司将之称为第三次创业。
对此，中投顾问机械行业研究员谢家宸表示，三一重工迁至北京有利于与国际巨头联系紧密，除了业务合作，技术交流机会也更多。因此，三一重工也能进一步提升其技术水平，但北京消费水平较长沙高，则企业管理行政等费用也须相应调高。至于生产制造环节，成本变化不会太大。
总部举迁北京
据媒体报道，11月21日，三一集团董事、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在内部早餐会上突然宣布，三一集团职能总部和各核心事业部将全部迁往北京市昌平区，长沙基地将仅保留泵送事业部。据悉，职能总部的搬迁被要求“两个月内全部完成”。
但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三一重工消息人士表示，关于搬迁具体的计划和安排暂时还不能公布。
11月10日，梁稳根在十八大新闻中心接受采访时说，“三一的发展得益于湖南这块土地良好的投资环境，三一不会彻底离开湖南。”不到半个月，梁稳根就做出了离开湖南的决定。“如果没有国际化，三一最多就是个大一点的个体户而已，”消息人士向记者提起梁稳根此前一直强调的三一发展战略。
11月10日，在京参加十八大的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表示，已经实现销售额1000亿的三一重工，未来十年的销售额将升至3000亿元。对此，有声音称，将总部迁至北京，也许是其为了实现更大的目标。
对此，谢家宸向记者表示，北京是国内拥有国内外业务资源的最多的城市之一，以北京为业务据点便于三一重工扩展其国内市场占有率，同时凭借北京广泛的国际业务资源，三一重工能够加速国际化进程。虽然三一重工是民营企业，其仍旧受到中央政府的重点关注，想必政策支持是其选择北京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上述消息人士否认了政府给予政策优惠的说法。
加快扩张海外步伐
2012年三一重工的中报显示，公司从国际市场的营业收入为32.67亿元，同比增长176.71%。在工程机械行业低迷的今天取得这一增长，这要归功于三一在海外推进的一系列并购和投资。
2012年1月份，公司斥资3.24亿欧元收购全球混凝土机械第一品牌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此次资产交易主要是三一重工的控股子公司三一德国联合中信产业投资基金共同收购普茨迈斯特股东KarlSchlechtStiftung及KarlSchlechtFamilienstiftung持有的100%的股份。其中三一德国收购90%，中信基金收购10%。在德国时间2012年4月16日三一重工及中信产业投资基金与普茨迈斯特的两大股东在德国完成了普茨迈斯特股权转让的交割手续。
三一重工表示，双方强强联合，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研发创新能力、国际运营管理经验和国际营销、服务水平，确保公司在全球混凝土机械领域的绝对领导地位。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管理和技术方面，主要是普茨迈斯特帮助三一。三一为普茨迈斯特拓展渠道，开拓中国市场、降低成本、提供资金支持。
2012年2月，三一重工还与世界领先的起重机制造商奥地利帕尔菲格集团合资设立两家起重机子公司，进军全球起重机市场和海外战略布局。其中，三一重工下属全资子公司三一汽车起重机械有限公司与奥地利帕尔菲格集团子公司PalfingerAsiaPacificPte.Ltd在长沙签订合资协议，共同投资建立三一帕尔菲格特种车辆装备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和销售随车起重机产品。资料显示，三一帕尔菲格投资总额9亿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为3亿人民币，双方各出资1.5亿元，各占50%的股权。
此外，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SanyBelgiumHoldingS.A.与奥地利帕尔菲格集团子公司PalfingerEuropeanUnitsGmbH共同投资建立PalfingerSanyInternationalMobileCranesSalesGmbH，主要从事三一汽车起重机产品的销售和服务。PalfingerSany投资总额400万欧元。注册资本为200万欧元，双方各出资100万欧元，各占50%的股权。
2012年上半年，公司产品在南非、东南亚、拉美等海外新兴市场表现优秀，挖掘机、履带起重机出口同比增长超过100%，汽车起重机出口同比增长超过60%。
不过，三一的国际化并非一帆风顺。三一集团的风电项目在美国遭到了抵制，虽然三一不满美国此举将奥巴马告到法庭，但业内人士称胜诉的可能性较小。
三一回应迁址缘于对手干扰中联重科称其炒作
羊城晚报/三一核心高管就“北上”疑云独家回应羊城晚报记者：经营以外的事情牵扯了我们的精力
中国市值最大的上市民企之一，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企业，创始人曾是中国首富……拥有这些光环的三一重工，上周突然曝出其集团总部将要由湖南迁往北京的消息，一时震惊四方，揣测纷纭。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家敢于起诉美国总统的中国工程机械龙头企业要迁离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热土？此前，三一高管集体对外界保持静默，羊城晚报记者为此赴湖南调查，并独家采访了相关企业的核心人士。
三一：对手总在找麻烦
11月21日，有媒体称：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在公司早餐会上宣布，公司最晚在年底之前将总部搬迁至北京。之后，网络上不少传言表示，三一此举目的有二：一是公司出于国际化的需要。“性质和目标就跟1992年三一从涟源迁到长沙一样。”三一某高管如此表示。而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在湖南“不堪竞争对手之扰”。
在业界看来，作为民营企业的三一，其管理机制、决策机制更为灵活，然而却在今年成功收购德国大象之后，首次出现了净利润低于主要竞争对手的情况。与此同时，近年来围绕着三一的各种负面新闻不断，这些事件相互之间是否有其内在的联系？是否是三一北上的重要原因呢？
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时，三一的一位核心高管无奈地表示：很多很多经营以外的事情牵扯了我们的精力。“其实湖南省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对三一是很重视的，各方面也是很支持的，可是竞争对手总是制造麻烦，我们也不能总是为了这些摩擦去找领导。现在实在是忍无可忍。搬个小家都不容易，何况是这么大的一个家要搬，国际化是一方面，不搬带来的困难也不是不能克服，但是很多事情实在让人无法安心，我看梁总像是下定决心了。”
上市融资计划被破坏？
这位高管拿出厚厚一沓A4纸递给记者说：“你看看，这里是几年来对手在网络上散布的各种谣言，没有一件是真的！你看把三一说成什么样了？除了没有嫖娼贩毒，天底下的坏事大多干尽了！”
该高管气愤地表示：去年3月份有媒体报出三一要发行H股集资30亿美元后，4月份，赶在港交所对三一进行聆讯之前，对手炮制了所谓的“行贿门”事件，不但破坏了三一的上市融资计划，还将根本不是三一客户的一些领导的名单拉出来，引发了多方对三一的不满。由于上市计划未能按期完成，三一前期支付给所有中介公司的几百万元的费用打了水漂！
而今年以来，三一又陆续爆出“裁员门”、“间谍门”等不利消息。三一这位高管称，他们花了很多精力去查证，发现很多证据表明是竞争对手在幕后策划的。他们向公安部门举报后至目前还没有下文。更让他们气愤的是，近期甚至出现有外地（常德市下属县级市汉寿）公安人员以“商业间谍”的名义到长沙抓捕三一员工的情况。
中联重科称三一“迁都”或是炒作
有媒体报道称，三一的“出走”，与当地个别部门在其与中联重科的竞争中“不作为”有关。而三一也曾经表示，在各种不利的传言中，有竞争对手的影子。为此，羊城晚报记者联系了被指为主要竞争对手之一的中联重科的某位高层领导，就湖南省目前的企业生产经营环境以及三一对中联的指控对其进行了采访。
该人士表示：“湖南的投资环境非常良好。中联多年来的发展，与湖南省委、省政府的重视与关怀密不可分。每当企业发展遇到重大问题时，都是省里主要领导亲自协调，统筹安排。同样，湖南其他工程机械企业哪家没享受过与中联重科类似的待遇？如果没有湖南的良好土壤，如果没有湖南省对工程机械行业的重点培育，湖南又怎会诞生几家世界级的工程机械企业？”
关于竞争：彼此学习痕迹明显
在谈到与同行的竞争关系时，中联重科这位负责人高度评价了双方的竞争关系，他表示：产业聚集必然带来竞争加剧，竞争又会促进产业健康发展。湖南工程机械行业的快速崛起，与竞争密不可分。如果没有竞争，中联重科日子可能会非常好过。但没有竞争不会有今天的中联、三一。80%的因素，是因为有两个企业竞争，才形成中联、三一这两个大企业。虽然竞争让我们感受到各种烦恼，但在竞争中也在共同进步。从目前双方发展的路径的变化看，彼此学习的痕迹明显。
对于应当如何公平竞争的问题，该位人士表示，道德和法律一直是中联重科坚守的底线。如果面对不公平竞争，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寻求法律的保护。我们要教育好员工。只要两个企业的高层，遵纪守法，讲规范，就不可能出大问题。
关于“间谍门”：建议去问公安
当记者表示希望他能针对三一指控中联在竞争中采用不正当手段压制三一发展给予具体的回应时，他表示：“天地良心！三一收购大象时根本没‘路条’，我们按规定报批首先获得‘路条’，要不是政府协调让我们放弃，他能办成吗？政府在财政跟土地上给了三一很多，还说不作为，这是昧良心！这个门，那个门，真是遭受如此陷害为啥不诉求法律起诉对方？”
对于去年中联是否策划“间谍门”令三一失去香港上市的机会，以及是否有汉寿公安到长沙抓捕三一员工的问题，他表示：建议去问公安。此外，对于三一的北上计划，该位人士表示，到现在三一也没有高管正式对外宣布什么，因此“迁都”一说，不排除是三一将此事拿来炒作。
中联重科净利首超三一
作为目前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内的两家重要企业，同时也是湖南企业，三一和中联重科确不分伯仲。据最新三季报，两家公司几乎所有重要经济数据都非常接近，显示双方的竞争已近白热化的程度———主营业务收入：三一是406.99亿元，中联是391.08亿元；净利润三一是72.3亿元，中联是83.02亿元；总股本三一是75.9亿股，中联是77.1亿股，股票价格截至上周末分别是8.89元与8.17元。两家的总市值分别是675亿元与630亿元，相差不足7%！更为重要的是，从今年半年报开始，中联重工在历年主营收入低于三一的情况下，净利润首次超过了三一！
（羊城晚报记者韩平）
三一中联战争：诽谤和恐吓不是战斗
（文/仇勇）
我很希望三一重工的遭遇是中国商界里的最后一次。
显然，这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三一突然决定迁离长沙，是有着巨大的不得已的苦衷。梁稳根，这位中国2011年内地富豪榜上的首富在过去几年过得并不快乐，他首次向本刊记者剖白内心的隐忍和愤怒。
三一将矛头指向同城的另一个竞争对手：中联重科，称一系列“行贿门”、“裁员门”、“间谍门”风波，都是后者推波助澜或者导演的结果。早在数年前，梁稳根就已是中央候补委员的热门人选——在旁观者看来，如此殊荣显然足以让梁这样的民营企业家在中国商业环境里游刃有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一直长期身处于被有组织的不实举报、谣言和负面报道的冲击之中。诸如“资金链断裂”、“携款潜逃”、“关联交易非法谋利”、“企业涉黑”、“侵占土地”、“偷税漏税”、“公开行贿”、“偷窃技术”等等指控不绝于耳。甚至于，梁的家人也受到诬陷和攻击。“在对手那里，三一除了贩毒、卖淫几乎坏事都做绝了。”梁对《环球企业家》说。
这家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甚至不敢在长沙总部召开董事会。11月8日，梁稳根乘火车前往江苏昆山秘密召集董事会，各位董事则由长沙等地辗转而来。如此行事乃是迫不得已——梁确信自己的行踪一直被监视。在董事会上，三一董事个个怒火中烧，梁稳根揶揄地说：“受欺负不丑，作恶才丑，三一要学会唾面自干，别人唾在脸上不要自己擦干，而应让风自然吹干。只有这样，对手才能解气。”
由于担心被监听，梁通常不在公司召开任何重要会议，实在有需要，就选择在办公室外长长的露台上或者三一园区内一处池塘中央的亭子内开会。
一家企业在改革开放已逾30年的中国商业环境里仍遭遇如此不堪的状况，真是让人乍听下来不禁觉得匪夷所思。
政商勾结的恶果，就是会让中国商业滑向坏的市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三一不是第一家受到这样的非公平竞争待遇。难怪周鸿祎会大声疾呼，希望早日结束“拼爹年代”。
除了比对手更坏、更狠，还有没有别的正道可走？
也许可以重读一下18世纪朝鲜王朝的第一商人林尚沃的故事。这位信奉“财上平如水，人中直似横”的生意人，一生受尽磨难和竞争对手的攻击、陷害，却始终没有与权力媾合，始终坚守商道。当朝廷权贵向他暗示索贿时，林尚沃的回答是：如果需要报效国家，他愿意奉上一切，而不是向官员私相赠与，以求得更大利益——这显然是最安全、最正确的做法。梁稳根可能也有这样想法，在今年7月的一个场合里，他两次向国资委主任王勇提及希望将三一交给国家。
这一次，三一被迫以“迁都”的方式试图摆脱这类困境，这是三一的悲哀，也是中国商界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