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历史/陈永贵从大寨创业出名到当上国务院主管全国农业的副总理，被媒体追踪报道长达近20年。他在同记者长期、反复打交道的过程中，深谙新闻工作的重要性与作用，对记者的采访与报道给予过支持和鼓励。然而“文革”中，却对记者有了戒备，甚至反感和斥责记者，把记者赶出大寨，不准再来采访。据不完全统计，“十年浩劫”期间，被陈永贵以种种“理由”加以指责、训斥，或给扣上“反大寨”的帽子，或被当作“不受欢迎的人”赶出大寨，不准采访的记者，就有10多人。陈永贵为什么对记者那么反感？
“文革”前，陈永贵对记者心怀感激，非常热情
据报道过大寨的老记者和曾在昔阳县工作过10多年、备受陈永贵器重并担任过大寨接待站站长的刘树岗回忆，创业伊始时的陈永贵对记者的工作很重视，同记者的关系很好，待记者热情周到，亲如家人。记者到大寨采访，他让记者住在家里，自己还动手拉面、烙饼，以大寨最好的饭菜招待记者。记者采访时，他不仅主动介绍情况、提供材料，同时允许记者在村里到处转、随便看、找人聊。那时他比较虚心，能听进去人们对大寨的看法和建议。谁若给大寨写了稿子，他会挂在嘴边，常常念叨。上世纪50年代，《山西日报》记者李文珊采访大寨后，写了篇《先看统计表，生产步步高，粮食吃不了》的稿子，他得知后不断跟人说，李记者的稿子写得好，写得好！陈永贵还在1964年4月29日的《山西日报》上撰文说：“合作化以来，《山西日报》和《山西农民报》上发表了大寨不少材料，每当报上发表我们大寨一篇材料，就对我们有很大的鼓励”，“报纸给我们加了油，给我们很大的精神力量。”
“内参”报道使陈永贵对记者态度骤变
1964年秋收后，新华社山西分社特派采编主任李玉秀和骨干记者田培植前往采访，在按照原定计划采访的同时，他们从大寨“四清”工作队那里了解到大寨耕地面积不实、粮食产量有虚假等情况。于是，写了一篇“内参”稿，及时向中央反映了这一重要情况。
然而“文革”开始后，特别是1967年初，靠造反起家、夺权，并一举当上了昔阳县革委会主任、晋中地区革委会主任和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后的陈永贵，得知李玉秀发的这篇“内参”稿子，揪住不放，无端指责李玉秀写的“内参”，是向刘少奇“黑司令部”送黑材料，是大寨红旗杆上的虫虫，是妄图砍倒大寨红旗。遂于是年春天，把李玉秀押到大寨批斗了7天。白天强迫他上山修梯田，晚上回村接受贫下中农批判，向毛主席“请罪”，直至李玉秀因精神受到刺激，加之身体虚弱，在劳动时手臂被砸伤吊上绷带后才放他回家。山西分社也因李玉秀写的“内参”稿子，被陈永贵戴上了“反大寨”的帽子。在这种极其特殊的背景下，分社依然把报道大寨当作忠于毛主席、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件大事来抓，坚持派记者前往采访，使大寨的报道从未中断。但这一时期分社记者的采访和其他新闻单位到大寨采访的记者，却遭到了陈永贵等人的非议和责难。
陈永贵制伏记者的杀手锏
1967年11月21日，陈永贵在昔阳县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记者到大寨如何工作的问题”讲话说：“来大寨的记者很多，究竟哪个记者反大寨，我也记不清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记者是反大寨的，文化界的很多人也是反大寨的”，“有不少来过和没有来过的记者都反大寨”。
然而，后来陈永贵这篇“重要讲话”的记录整理稿，却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记者是反大寨的”，改成了“很多记者是反大寨的”。此举看似分量轻了许多，但其用心仍十分清楚。
在陈永贵看来，反大寨的记者不仅数量多，而且反大寨的花样也不少。他在1967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旧《山西日报》的走资派反大寨”，“旧《山西日报》的记者也反大寨”，这些人“不是一般的反，反得很起劲，他们背后捣鬼，还要串联，给大寨散布坏影响，简直搞得乌烟瘴气”，“现在走资派反不起来了，流毒还在反，流毒不肃清，就谈不上和工农有感情。那一小撮走资派的流毒非常深广，全省批得不深不透。新华分社的李玉秀，我们揪来批了7天。现在看来也不深不透，我们还要批判”，“有些记者不光在山西反大寨，在其他地方也反大寨。因为他们有条件到处跑，能向上，也能向下。”
以派性画线取舍记者
陈永贵以派性为尺子衡量记者，在他看来，去大寨采访的记者大体上有三类，即支持派、中间派和反对派。
所谓支持派，陈永贵认为凡是和他站在一边、支持他造反夺权的记者，都对大寨有感情，都拥护大寨、宣传大寨。这样，过去和他不熟悉的记者很快向他靠拢，原来和他熟悉的记者更加近乎。对这些记者，他很热情，有的还委以重任，如新华社山西分社宋莎荫，曾写过影响深远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与人合作），陈永贵看他和自己的观点一致，笔杆子硬，就把已经下放到农村的宋莎荫调到昔阳任县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调研室负责人。从此，陈永贵、大寨和昔阳县的许多重要讲话、报告、总结、文件和报道，都由他起草或经过他修改定稿。后来，宋莎荫又在昔阳入党被提拔为《山西日报》核心小组成员。副总编辑。
所谓中间派，即在陈永贵看来不大支持他搞派性、不卖劲吹他的记者。对这些记者，他的态度是不热不冷，不远不近。
所谓反动派，即陈永贵认为和他观点不一致、不盲从、不听话、不好用的记者。广大新闻工作者满腔热情宣传大寨和陈永贵艰苦创业的精神，但不支持他的派性，陈永贵就说这些记者对大寨没感情，难对付，进而对他们怀疑、防备。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范银怀和陈永贵是老乡，曾参与采写《大寨之路》等重要报道，两人私交甚好。“文革”开始胡，陈永贵看他不支持其搞派性活动，便一反常态，怀疑范给李玉秀提供写“内参”的材料，说他“没有交情”、“太不够老乡啦”。后来范银怀去昔阳采访，走到哪里，和谁接触，都受到盯梢。《山西日报》老记者郝占敖，“文革”前，对大寨经验曾作过系统、全面的报道。“文革”中，陈永贵认为他在山西路线斗争中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就是不支持大寨，指责他过去把大寨当作“生产典型”宣传，“既然宣传大寨，为什么站在那一边？”遂把他过去报道大寨的功劳一笔勾销。后来，由于工作需要，郝占敖去大寨采访，陈永贵闻讯后说：“他来干啥，叫他回去。”在揭批查运动中，陈永贵又说郝“对大寨红旗没有感情，态度不端正，人不人，鬼不鬼，对大寨的稿子横挑鼻子、竖挑眼”。《山西日报》遂把他对郝的这些看法当作主要问题，对郝占敖清查了两年，知道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他才得以彻底解脱。
常驻大寨的山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王云生，一次从太原回昔阳时，顺便搭乘了共青团山西省委书记王银娥的小车。此事被发现后，昔阳县委便对他起了疑心，说他既然是来宣传大寨的，为什么来昔阳要坐王银娥的车？（“文革中王银娥和陈永贵观点不同）于是通知电台另派一位常驻大寨的记者，县里大亏王云生不欢迎，叫他走吧！无奈，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另派了一位记者接替王云生。1977年国庆节前，叶剑英元帅一行赴大寨视察工作，山西分社特派有经验的摄影记者周树铭前往采访，陈永贵一见周树铭，顿生疑心，对大寨的另一位负责人说：“你认识不认识这个人（指周树铭）？他就是在省里核心小组造反，闹着要参加省核心小组会议（相当于现在的省委常委会）的人。”此时正在大寨采访的分社记者冯东书见势不妙，即打电话告诉分社让周回去，另派一位摄影记者来，这才避免了一场风波。该事追溯到10年前，当时，按照中央规定，由于工作需要，分社曾决定周树铭以记者身份列席山西省核心小组会议，却因此被陈永贵说成是“闹着要参加省核心小组会议的人”。
节外生枝指责记者
1968年秋，山西省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召开，新华社山西分社派笔者和记者刘玉以及总社国内部杨玉良、余富棠四人前往报道。其间，有人得知，刘玉系《山西日报》总编辑吴象的爱人便放话称：走资派的老婆来开会、报道，还能宣传好大寨？（吴象“文革”初期被当作走资派一度“靠边站”）给满腔热情宣传大寨的记者猛地泼了一盆冷水。
山西分社董荣贵是给大寨和陈永贵拍摄新闻照片最多的新华社记者，由于摄影对光线条件的特殊要求，一遇阴雨连绵的天气，就会影响照片的效果，甚至延误拍照。二敬业精神强、完成任务心切的董荣贵，不免流露出焦急的心情：“今天天气不好，拍不成了。”陈永贵听说后大为不悦，说：天旱我们盼下雨，照相的想要好晴天；天涝了，我们怕下雨。照相的为拍雨后的照片，又盼下雨，净和我们作对，这哪有大寨贫下中农的感情。
小题大做责难记者
当时记者到农村采访，为了采取第一手材料，要求和社员一起劳动，这在广大农村是平常事，然而记者的这一正当要求在大寨却行不通。陈永贵说：“俺大寨不缺劳动力，记者参加劳动，不但帮不了忙，反而会把我们的海绵田给踩硬了。过去，有的记者来劳动，笨手笨脚地干不了多少话，还踩坏了两颗萝卜苗，一个长成了就七八斤重，两个就是十多斤啊！”新华社总社又为摄影记者拍照时一不心碰坏了一颗树苗，大寨的一位干部不满地说，这是破坏树木，是对大寨的态度问题。
有的记者为急于了解情况，冒险悄悄进到村里，趁社员吃饭时到饭场看看，陈知道后批评记者说，这些人溜到饭场，探头探脑，鬼鬼祟祟，看谁家饭稠，谁家饭稀，当面不说，背后议论，说大寨人劳动强度大，吃得不好。
翻脸不认打压记者
《人民日报》常驻大寨的记者段存章，还在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时，就常驻大寨、报道大寨。为此，他把家从左权搬到大寨，数年如一日为宣传大寨、宣传陈永贵出了大力，可到后来，却落下个“反大寨”的罪名。原因是，大寨认为段既然是宣传大寨，为什么后来又要去晋东南、去西沟大队采访（那里的劳模李顺达和陈永贵观点不同）。1977年，段和记者颜世贵一起把写好的稿子给驻大寨联合报道组组长宋莎荫看，宋不看。
县里同意段参加联合报道组，可开会又不让他参加，还说他写的稿子不是联合报道组规定的题目，大庆代表团访问大寨时也不让段参加采访报道。
欲批记者张冠李戴
1967年1月，李玉秀在大寨接受批斗时，陈永贵问他，跟你一起写“内参”反大寨的还有谁？稿子是谁让写、谁让发的？摄于压力的李玉秀说，稿子是新华社总社同意写的，是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方实同志签发的。陈永贵听后如获至宝，认为新华社反大寨不光是李玉秀，还有方实一伙人，于是又下决心揪斗方实。这年3月山西分社为加强大亏大寨的报道，请求总社国内部农村组资深记者方堤同志来太原和分社记者一起去大寨采访。行前，分社特地向正在太原开会的陈永贵报告：总社要派方堤同志去大寨。陈一听机会来了，便对分社同志说，我们大寨对方实恨透了，他和李玉秀合伙搞“内参”反大寨，我们非要把他拉到大寨批斗不可。分社同志看他误把方堤当方实，急忙解释说，这次来的是方堤，不是方实，方堤是搞农村报道的，让发内参的是方实。陈执意坚持说：不，不，就是他，就是这个方实。为了澄清事实，分社有让李玉秀和方堤同志到宾馆当着陈永贵三面对证，真相大白后，陈永贵一时语塞，顿蕨难堪，冷场片刻，他把手一甩，说：不是方实，不是就算了，去，去吧！以后我们非要找到这个方实不可！
多个心眼堤防记者
陈永贵十分注意提防记者。1977年12月，他对昔阳县委一位负责同志说：“要学会识别人，（要）多长个心眼”“对记者呀十分注意……记者（是）毛鬼神。你们要有点心眼。他们掂我们的分量，我们掂他们的分量，昔阳一上钩，问题就大了。”同年，大寨公社为向公社一级核算单位过渡做准备，拟召开一个由有关方面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一位记者闻讯后向成员国提出要求，希望与会听听情况。陈永贵非但不同意，而且还对别人说：“不怕记者来座谈，就怕记者写内参。”这位记者的采访要求因此化为泡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永贵对记者的行踪更加注意，他说，现在昔阳有人告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一伙记者。据大寨的一位社员反映，1979年，陈永贵多次在大寨社员会上流露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不满，每当这个时候，他就给人打招呼：“给我到外边看看，有没有什么人听。”于是就有人到外边查看一番。
无中生有赶走记者
1968年，山西分社记者王文学和总社记者安克仁，按照新华社总社的要求，前往大寨搞摄影报道。王文学因过去给大寨和陈永贵拍照两人比较熟悉，王这次到大寨后，陈永贵很快就对其采访作了安排。可这天上午，王文学上虎头山给陈永贵拍照时，陈突然问他：“你这次来，是另有任务吧？你是谢振华派来的。”这突如其来的怀疑令王文学莫名其妙，他立即解释说：“根本没有那么回事，谢振华是省军区司令员、省革委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我是新华社记者，是总社让来搞报道的，我怎么会是他派来的？”陈听后仍一口咬定自己说得对，王文学又说：“老陈，你是省革委副主任，你我都是共产党员，说话要实事求是，我可以拿党籍做保证，确实没有那么回事，我相信事实最后一定会搞清楚的。”那时，谢振华主持山西省的工作，陈认为他和自己的观点向左，他说王文学是谢振华派来的，意即王文学到大寨不是采访，是给谢振华党特务，为其搜集情报的。
于是一怒之下，把王文学赶走，不准他来大寨采访。事后，陈永贵对此仍耿耿于怀，在一次省革委的会议上重提此事。为澄清事实，谢振华后来派专人到分社调查，并让分社出具证明，说明王文学确系遵照新华社总社要求，履行记者职责到大寨采访，才使真相大白，这时，不肯认输的陈永贵一看自己错了，又改变口气说，王文学我俩关系很好，他怎么不给我说实话，他们那里的李玉秀写“内参”整我们，不给我说，太无交情了。
看不顺眼吓走记者
《山西日报》记者王宪斌，多次采访，报道大寨。一次，他听陈永贵对山西分社记者冯东书同志说三道四，表示不满，便说道：“老陈，东书不在这里，你对他有什么意见，以后当面提好了。”哪知此句好言相劝，却使陈永贵勃然大怒，从此，王宪斌再也不好去大寨采访了。《山西青年报》记者刘太乙，一次在大寨井台边见到铁姑娘李圆眼，想和她聊聊铁姑娘队战天斗地的故事，没想到阶级斗争观念极强的李圆眼马上向党支部作了汇报，说有个记者要和她交朋友。陈永贵听了不分青红皂白，就让刘太乙离开大寨，不准再来采访。后来，陈永贵还把此事当作“典型”，教育年青人要坚决抵制所谓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心怀不满再赶记者
1968年冬天，陈永贵认为山西分社报道大寨不力，很有意见。新华社军管小组的领导一听慌了手脚，立马把陈永贵请到总社征求意见，并让他在大礼堂给总社职工作报告。陈在讲话中大批记者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每一块得到改造，对大寨没有感情，等等，并要求总社直接派记者去大寨。那时陈居高位，总社军管小组惹不起，赶紧根据其“指示”，组成了由总社国内部主力记者张广友牵头，国内部记者杨玉良、摄影部记者安克仁和山西分社记者冯东书、金嘉声等参加的大寨报道组。报道组持新华通讯社采访介绍信，于1969年1月赶赴昔阳，报到后住在县招待所等候陈永贵接见。整整一周过去了，何时能去大寨、见到老陈，领队张广友几乎天天去问，却毫无结果。等到第八天，接见的消息传来，大家心中暗喜，可万没想到哪一个领着大寨党支部的同志单独约见张广友，其他几位记者连陈的面也未见到。陈向张广友询问了记者组的人员情况，当他听说记者组有冯东书、金嘉声两名山西分社的记者时，即恼羞成怒，说：“总社的，我们欢迎，分社的，不欢迎，他们不能去大寨，也不能在昔阳采访，请他们立即回去。”陈永贵的逐客令一下，谁也难挡。为了改进工作，冯东书和金嘉声离开昔阳前，专门拜访了昔阳县有关部门，听取他们对记者的意见，并明确表示：大寨，我们还是要宣传的，今后需要时，我们还是要来的。当记者步行5公里到大寨接待站找站长刘树岗征求意见时，他一时不知所措。过了一阵，才语无伦次地说，对冯东书没有意见，对金嘉声倒是有一点意见。有一次让他给大寨整个材料，他说没有时间，可给新华社写稿却有时间。
随着情况的变化，几年后，对大寨颇有了解和研究的冯东书再赴大寨。然而，1973年因实事求是报道大寨首次在虎头山上试种水稻成功并获得高产的消息，又一次激怒了陈永贵。他认为冯东书好提问题、发议论、不听话，于是冯被告知，以后不要再来大寨，不欢迎他。为活跃报道思想，山西分社经常召开业务会研究报道，有一次，冯东书在会上说：不能提“永远学大寨”这个口号。哪知这句寓意深长的话，竟使冯东书在1977年的山西“清查”运动中再次惨遭厄运。时任山西省委主要负责人甚至当面问冯东书：“你说过不能永远学大寨，你考虑过吗？
为什么说这个话？是不是与不学大寨联系起来。”他还派工作组坐镇山西分社，非要冯东书把问题说清楚后，才能去大寨。陈永贵也发话：“给他（指冯东书）谈谈，以后不叫他来大寨。”在这些政治压力下，冯东书在分社检查了三次才过了关。
设立防线控制记者
陈永贵把大寨变成一个独立王国，去那里采访的记者，须先到大寨接待站报到并提交报道计划，然后住在招待所，等待接待站站长将记者的采访打算禀报给陈永贵或大寨党支部的其他同志来安排采访时间。此前，任何记者不得走村串户，不得找社员谈话，不得参加社员大会。记者要拍大寨党支部开会的照片，须经批准，进入会场拍完后立即走人。给记者哪怕是老记者或有名气的记者介绍情况，都是党支部认定的可靠的人；谈什么问题、讲什么事情，几乎口径一致。大寨接待站和大寨房子连着房子，可谓咫尺之遥，然而记者却不能逾越一步，只能耐着性子等待，等十天半个月是常事，等一个月也不鲜见。有的记者冒着完不成任务的风险，一气之下打道回府。不少常驻记者感叹：在大寨采访这么多年，在这个几百人的小村子，都认识不了几个人，能叫上名字的都是干部，见面后也只是寒暄几句完事。即使这样，陈永贵还批评记者在大寨“一不过问生产，二不参加劳动，三不关心群众生活”，“记者和贫下中农格格不入，没有贫下中农的感情”。
报道农业生产离不开数字，然而，在大寨要弄清这个问题却很困难。一次，一位记者为报道大寨秋季农业丰收，问大寨负责人粮食产量是多少？答：“不知老陈（陈永贵）是怎么定的。”每年打多少粮食，会计最清楚，可当记者问大寨会计时，却回答说：产量还不知党支部怎么定的。就这样，记者写大寨农业丰收的稿子，通篇没有一个数字。有时到第二年，记者还弄不清上一年的产量是多少。连昔阳县的年降雨量是多少，也不能由县气象局做主，最后还得由陈永贵说了算。
组织起来管住记者
“文革”以来记者对大寨和昔阳报道那么多，可陈永贵仍不满意。1967年，他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有些报道零零碎碎，讲几句话，加上大寨两个字，以后再搞这个让他们走。”后来，他还讲：“你们研究大寨、昔阳的问题，不要从表面上看当时就是那么一回事，实际上意义很深远……好多经验不是我们没有真正总结出来，宣传出去”，“大寨没有大庆报道得好，工业上人家有余秋里、康世恩等几个副总理，农业上就我一个人。没人家力量大，现在要好好报，要为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做准备，要写好‘大寨红旗’、‘大寨英雄谱’、‘昔阳经验’等，向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献礼。”于是，他要求县委，要把“在昔阳的新闻单位的记者，不论是中央的还是省地的，都要统一组织起来。统一写稿、统一审稿、统一发稿”。
1977年4月，昔阳县委根据陈永贵的指示和要求，把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山西日报》、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和《晋中报》等新闻单位来大寨和昔阳采访的记者召集在一起，宣布正式成立驻大寨联合报道组（此前，大寨的有关报道署名时曾用过这称谓），以承担大寨和昔阳的全部报道。报道组由宋莎荫任组长，所以成员有事离开大寨和昔阳须向组长请假。
报道组须根据大寨和昔阳统一的新闻来源、内容、口径，向国内外报道大寨和昔阳的经验。所有的稿子都得经过组长或陈永贵授权的人审定。谁若向报道组提供了有悖于要求的材料，就会被认为“别有用心”、“阶级斗争新动向”。
1978年3月，安徽等地农村率先改变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极“左”路线影响下的做法，触动了陈永贵的神经，他提出要联合报道组写文章，对此进行不点名的针锋相对的批判。但安徽要求农村改革的潮流，并非一两篇报道所能阻挡得住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寿命仅一年零八个月的驻大寨联合报道组，由昔阳县委于1978年12月13日宣布解散。
